眩晕

我在鼠年的第一个清晨醒来时，耳朵里还回荡着前一夜的巨响。鞭炮声好似战场上的大炮轰炸，还有无数汽车防盗警报尖声尖气地夹杂其中。昨晚其实很好玩儿，但我那万发年年红的响声几乎完全被淹没了。它只噼里啪啦地爆响一气，我在将近两点钟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在纠结它是否真有一万发的问题。

出租车突突嗒嗒地载着我们穿行在这个还半梦半醒的城市，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某家宾馆的一间套房里。一屋子人个个面带倦色，哈欠连天，显然一夜都没合眼。饱满的麻将碰撞声回响在房间里，一张张钞票在桌上来回换着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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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递给我一瓶啤酒，我摇摇头，自己倒了杯可乐。“雷克不喝酒！”柯儿说，那语调听起来仿佛这是件多么好的事，其他人却都不得要领地看着我。

我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举起可乐喝了一小口，坐到沙发上。可乐里的碳酸早已经跑没了，还是温温的。我突然想起了经营火锅店的杨家兄弟俩，他们那儿的可乐是加热了喝的，就在外面寒风凛冽，桌上的菜肴冒着热气的时候。“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俩当时跟我说。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我终于打起精神准备离开运城时，已经是一个多星期以后了。

“我明天就上路了。”最后一次聚餐时，我举起杯子向大家宣布，并还信誓旦旦地说，离开他们，离开运城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虾壳在我的盘子中堆成了一座尖尖的小山，香辣味，美味至极。

柯儿带我回我的房间。

我问她要不要进去坐坐，她只淡淡一笑，摆了摆手，“行啦，瞧你那样儿！好好走，走快点儿，回到她身边去！”她竖起食指命令我说。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又暖，又柔，然后在我脸上轻轻一吻，转身走了。我感觉到，终于，这才是一个好的道别。

第二天，我睡过了自己计划动身的时间。就如三个月前，我在北京睡过了头一样。天空很蓝，背包很重，我感觉自己和二十六岁生日那天出发的时候一样虚浮、无力。

煎熬过两个小时，我终于到达了城西郊的盐湖，运城的象征。我站在那里，远眺白茫茫一片，如同我搭帐篷过夜的雪地一般。远处，隐约有一些黑点可见，走近才发现，那是采盐工人们。他们靠着长而灵活的传送带，将盐从湖里采集上来，再堆到高高的盐山上。我自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受关羽庇佑：在一个流传千年的传说里，关羽曾在这湖边显灵，降伏了阴谋破坏盐场的厉鬼。百姓为了感激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这是关羽从武将化身为神的最关键的一步。

一条窄窄的小径直达湖对岸。干吗不去看看呢，我想。不多会儿，我穿行在盐山与干土之间，穿行在停放着的自行车与蒸汽腾腾的废料堆之间。阳光照射到白色围绕的水面上，我几乎可以想象这里曾是一幅多么美似童话世界的景象。

前方等着我的，是从南面截断山西高原的山脉。它们看上去并不算非常雄伟，反倒更像盖在白雪之下的丘陵。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翻过这些山岭，在另一面朝下望的感觉会是怎样。

我能看见古代的皇城开封和洛阳吗？我犹豫不决地驻足了一会儿，掏出定位仪东按按西弄弄。手指滑过屏幕上的刮痕时，我想起了孤峰山的那段下山路：滑溜溜的岩石，我一踉跄，摔的那一跤，夜里无助的寒战，结冰的鞋子，还有那段背着雪碧瓶的路程。

不就是山吗，我才不管呢，我心里这样想着，转身西望，一马平川直至天边。黄河在后方流过，以它汹涌的波浪分割开山西与陕西，相邻的两省读音如此相似，令人颇为恼火。中国人站在德国行政区地图前，猛然发现德国有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还有下萨克森州的时候，大概也是类似的感觉吧。或者是发现德国原来有两个名为法兰克福的城市，还有无数名叫新城的地方。

而我，现在要迈着大步，从山西进入陕西。

接下来的四天，我穿行在漫天尘土之间，山一直在左侧陪伴着我。我的前方，一条条地平线接连不断地舒展开来，睡意未消的村庄一个个显露出来，全都好像刚从盛宴狂欢中苏醒过来。

不过事实上倒也基本如此：过年可不仅仅是过大年三十那一晚上，人们一直要庆祝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吃好喝足玩儿尽兴。“玩儿”可以指代很多方面，中文里的这个“玩”字几乎包含了所有能给人带来乐趣的活动：孩子们玩球，大人们玩扑克牌、打麻将、去郊外玩、上山玩、玩摄影，或者唱歌跳舞看电影。只要是与工作无关、能让人休闲放松的，都可以算“玩”。

当然，男女之间也能说“玩”。

这几天的徒步就美得几乎可以用“玩”来指代：天刚亮我就上路，中午时分找家面馆吃饭休息。如果附近没有地方落脚，我就到一棵树下躺下，吃几片背包里的饼干。天气已经暖和起来，我不用戴帽子了。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小小的蜘蛛正顺着我的裤脚向上爬，它比一枚图钉大不了多少，伸着细腿，在我裤子褶皱间撑爬，看起来被冻得够呛。看见它我很开心，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位信使。

在永济城里，我住进了建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干部宾馆。宾馆的楼身好似三个巨大的混凝土盒子紧挨在一起，深色的窗户，宽敞的停车场。院墙内园林环绕，汽车道穿梭其间，好似一根根试探的手指。

站在有警卫看守的大门前，我感受到了一种类似来到中国第一天时的不安。那一天，北京的空气所带给我的震惊还未完全过去，我站在电影学院的大门前，茫然不知所措。怎么会有身穿制服的警卫呢？我拖着行李走到一位保安面前，操着教科书上学来的中文，问他我能不能进去，我是这里的语言交换生。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保安只纳闷地瞟了我一眼，就挥挥手示意我通过，并没检查任何证件。当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明白，每个大门入口处的保安几乎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得到这样的工作所需符合的，仅仅是一定的身高标准，以及愿意为挣不多的钱站到腿麻脚软。

这里也不例外。我随意地挥挥手，门口的两个保安也朝我挥挥手，我冲他们笑笑，他们也笑笑。我走入院内，进入了庞大的混凝土盒子——这家现已对普通民众开放的国家干部宾馆。

睡了一夜，我似乎又有满满的精神上路了。只有一次，我停了下来：一群孩子正围着一架战斗机嬉戏玩耍。那是一架喷气式单引擎歼-5战斗机，中国空军昔日的骄傲。孩子们的乐趣显然在于，在两侧机翼上又蹦又跳地尖声争抢飞行员的位置，看起来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他们的这种玩法多半也不是第一次了，飞机的上半部分机身已经被蹭得油亮亮的了，好像每天都被孩子们用双手和衣物抛过光一样。

接着没走多久，我便到了万固寺。塔有几分歪斜，山峦终止于寺塔伫立的位置，黄河的泥沼延绵开来。

我爬上一个小山坡，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竹园之中。竹身淡绿，微散着竹子的芬芳，尖部相互重叠交错，在我的上方形成一片篷顶。若是没有地上的雪，我肯定会以为自己在四川，小象的家乡。在那里，湿暖的空气中好似一直飘溢着饭菜香。你知道北方也能长竹子吗？我给小象发去一条短信，但现在还早，她一定还睡着。

塔门前，一群年轻人围在一起讨论着票价的问题，卖票的妇女一脸无奈的表情。她头顶上挂着一块价目牌：每人两元。见到我走近，几个小姑娘有些害羞地咯咯笑起来。她们大约十七八岁光景，显然个个都为这趟郊游精心打扮了一番。还是他们在集体约会？我掏出一把纸钞放到柜台上。售票员正伸出手指准备数出一张票的钱时，我摇摇头，指着身后那群年轻人说：“他们跟我一起的。”

几分钟后，我心惊胆战地坐在三十米高的台子上，开始问自己我干吗要上来。我不敢往下看，只好盯着旁边刻满了各种爱情誓言的墙壁。

“你得去那边，雷大哥。”坐在我旁边的小姑娘说。她手指西边的地平线，眼睛里闪着光。

天地与那里的朦胧雾气混为一片，“黄河就在那儿，河对岸就是陕西了。”我正试图辨认出什么，突然，几个女孩兴奋的叫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两个男孩站了起来，在台子上来回踱步，好像他们并不是在没有护栏的三十米高的地方。

我两腿发软，手指紧紧地抠着台阶沿，又坚持了几分钟，我便以今天还得赶路为借口，爬回了塔内。

双脚终于再次踏到了地面。我撞见一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便问他有没有人从塔上掉下来过。他双手在胸前合十，微笑着摇摇头，“佛祖保佑我们！”

通往山谷的路一片寂静。我穿过一个个弥漫着炭香的村庄，嘎嘎的鹅叫、汪汪的狗吠四起。

转过身，万固寺塔火柴般地矗立在远处。从这里看去，它不算高，还有几分歪斜。方才在塔顶所见的雾蒙蒙的地平线，已将我融成了它的一部分，这是种奇妙的感觉。塔顶的一个个小点是人影吗？我眯起眼睛想辨认清楚。是刚才那些年轻人吗？虽然他们根本看不见我，我还是举起一只手臂挥了挥，但愿佛祖真能保佑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