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

我在北京待的四天既真实又虚幻，有如回忆一个频繁反复的梦境。飞机着陆时，天刚蒙蒙亮。

我坐着机场大巴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城区，奥运宣传牌随处可见。小黑来给我开门时还穿着内衣，就像个幽灵一样，整个家里乱得几乎无处落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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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带着小子在湖南，我就一直工作。”他一边说，一边打着哈欠又倒回床上。

他儿子出生的那天，我在于家石头村迷了路，一晃都快三个月了。那天，我们通了好几次电话。我在山里探找着通向国道的路，小黑正从离我不远的地方开着车向南开车狂飙一千公里，回家迎接儿子的降临。

“你屋里搬进了一家公司，”他躺在被子底下嘀咕了一句，“现在比以前还没劲。”

今天是周末，使馆不上班。星期几对我而言似乎早已失去了意义，连我自己都对此感到惊讶。

无事可做。小黑平时都在夜里工作，白天，我们就一起看碟，玩游戏，好像我从没离开过一样。楼下院子里一切如前：老头儿、老太太欢喜地招手，水果摊儿老板娘开着我胡子的玩笑，卖DVD的小贩说了句“好久没见啊”，便将一沓动作片递到我手里。

我在西安买的治脚气的药膏遭到了小黑的嘲笑，“你听我的，那玩意儿没用！我是南方人，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要怎么办。不然，你说它为什么叫‘香港脚’而不叫‘北京脚’啊？”

不一会儿，我的脚泡在了一盆绿色液体里。药水很刺激，皮肤一阵阵火辣辣的疼。“半小时！”小黑说着，一边笑嘻嘻地把游戏机手柄塞给我。

时间刚过一半，我已经疼得受不了了。

第二天，我在大使馆申请护照时，双胞胎姐姐打来电话，她娇嗔地责怪着我回了北京居然没跟她联系。姐妹俩想找我去她们家玩儿，她说。她说这句话的声调语气几乎让我的心滑进了裤裆里。

姐妹俩？

填表格，交照片，付费，一切似乎都是自动进行的。我来到她告诉我的地址时，手心里都是汗。她打开门，妹妹站在她身后。屋里洒满了阳光，她们脸上的微笑一模一样，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

我们坐在沙发上，随意聊着些关于她们住的房子的事：一切都是姐姐婆家出钱置办的，她老公收到一辆跑车作为结婚礼物，妹妹就住在楼上，房子结构一模一样。我听着，拨弄着她们的头发，抚过她们背部的曲线。我能感觉到她们的每一呼，每一吸，她们俩就像猫一样。

突然，妹妹站起来走开了。

一个小时后，我靠在公车站牌边，手里端着个蛋糕——是妹妹送的。在姐姐和我重新穿好衣服时她才回来，还带了个蛋糕给我。站着等车时，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魔鬼，一个需要饭食和活人供奉的魔鬼。蛋糕上有很多奶油，我讨厌奶油蛋糕，把它扔进最近的垃圾桶里，上了公交车。

站在小黑家的楼梯间里，我又看见了墙上的那些字，它们被人用白漆涂了一遍，但还隐约可见。我真是个白痴。

“你简直就是个白痴，”小黑说，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他看我的眼神中夹杂着几分同情，还有几分嘲讽，“你先干了这么个事，然后还跟你女朋友说？”

“她不是我女朋友。”我答道。他只应了一声：“嗯。”我想到了那一万块钱，想到了那些尖叫的妓女，想到了一切怎么变得这么复杂。电话里，小象哭了。

坐在回西安的飞机上，脚痒难耐，皮肤长条长条地脱落。不用担心，小黑说过。科隆市市长办公室发来一封邮件：回巴特嫩多夫的途中，我能否绕道科隆呢？北京和科隆可是友好城市。

我的座位靠窗，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妇。老太太怕坐飞机，老爷爷伸出一只手放到她手上，她充满感激地望着他。我闭上眼睛，身体陷进飞机座椅里。我真是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