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声

脚痛。在平凉七天的休整也没有多大帮助，修鞋真是个错误，我把袜子叠在一起塞进后跟时心想。修鞋师傅为了使里衬光滑些而贴上了一小块牛皮，但它的样子依旧如我周围的景色一般：颜色深褐，凹凸不平。脚更痛了。

现在是上午，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崆峒山慢慢推入了我和平凉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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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要离开一个待我不薄的地方，总是不容易。

“那你为什么要走路啊？”临别时科科问我，从那闪着几分狡黠的神态中，我已经猜到了她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骑自行车我也会啊，只是我更喜欢走路。”

“为什么？”“因为……走路更慢。”这样的解释对她没有任何说服力，但我也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说法。我最后一次揉揉她的头发，并答应她妈妈，如果杂志刊登我的采访的话就寄给她们一本，之后，我离开了平凉。

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停下来歇歇。我在一片草地上伸直了双腿，看着天上的云朵在我头顶船一样地划过。小科科问我为什么走路时，我有一点没告诉她：走路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对的地方，做着对的事情。一路走来，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似乎都有一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我对它们不再感到陌生，或许这才是走路最美的一点。

这天晚上，我睡在一家小店里屋的床上。小店在山里，国道边，三名货车司机与我同坐一桌。这一趟，他们要把足有二十吨的婴儿车运到哈萨克斯坦边境，返程再换运棉花。他们对戈壁滩的印象可不怎么样：不光漫无边际、没劲透顶，而且每年都有司机在沙漠里丢掉身家性命。

我对他们消极的描述表示抗议，他们笑了起来。我们中间的餐桌上，面条和鸡肉正欢乐地冒着腾腾热气，这里离沙漠还远着呢。

司机们发动他们的卡车消失在夜色中。我跟老板一家道过晚安，便钻进了睡袋里。我睡的其实是张木板床，一块帘布将它和房间的另一边隔开，但这样也比睡外面要好得多。

然而，我没考虑到电视机的问题。不知是谁叫嚷着要来遥控器，舞蹈音乐的声波一下子淹没了整个房间。几句小声的赞许后，音量越来越大。我塞上耳机，但一点帮助也没有。

屋中间的帘子一次又一次被拉开，一张又一张神情惊异的脸低下来瞅瞅我。

两个小时后，最后一位客人离开了，电视机被关上了，老板一家也终于能睡觉了。我听见他们在帘子那边小声嘀咕着，孩子们被带上床，爸爸妈妈也躺了下来，灯灭了。

这份安静就似一片飘零的树叶。

忽然，一声烦躁不满的声音传来，小婴儿扯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

也许还不如在外面搭帐篷好呢，我机械地摆着腿，心里想着。头似乎和肩上的背包一样重。

那年在法国走路时，我几乎每夜都是在外面睡的，虽然连顶帐篷都没有。我在田间，在公车站点，也在谁家的阳台下醒来。大多数时候，整个人都因为着了露水而湿乎乎的，还有小虫子和蜗牛来做客。哪怕那样也好，那感觉就像我真能顺着奥厄河漂进大海里一般。

小象说，我还不如关掉博客卖掉相机，让走路成为纯粹的、自我的事，她不喜欢这与走路相关的周边的一切。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又跟我说话了，我觉得很高兴。哪怕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她的笑声少了。

安国乡有座陵墓，墓的尖顶微翘着。要不是年长的管理员解说，乍一看，我都没发现它的穆斯林风格。从白顶不难辨出，这是一座回民墓。

“都是新修的。”他说道，指的是这些房屋。一栋栋都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新修建的。足足八百年的时间，它们立在这里，守卫着一名穆斯林传教士的遗骸。后来，“文革”来了……

“是被汉族人破坏的？”我问道，估测的成分大过提问。

不料他摆摆手，“才不是呢，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陵墓就这样散落在全乡，到处都是！”

他干巴巴地笑了两声。虽然那是一阵低沉悲伤的笑，但我对他心怀感激，因为有那么一刻，它盖过了历史那压抑的沉默。

走出安国没多远，我便离开了甘肃，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国共有五个这样的省级地区，每个都由一个少数民族自治管理：藏族在西藏，维吾尔族在新疆，壮族在广西，蒙古族在内蒙古，回族在宁夏。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除了省以外，全国还分布着许多自治州和自治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治并不意味着在文化方面完全不受限制。甘肃与宁夏的省界毫无任何出众之处，我从一块牌子下方经过，牌子上简明地写着四个字：“进入宁夏”。之后，我在回族自治区的草地上打了个小盹儿。

夜幕降临时，我还走在山路上，同时为中午睡得太久而懊恼起来。路边有家孤零零的小饭馆，我要了一盘面，问他们是否有房间可以让我过上一夜。服务员摇摇头，我还是到采沙场问问吧。

整整两万吨，门外传来机器的轰鸣，但我仍无法想象这个数目到底意味着多少。“确定是两万？”我又问，周老板骄傲地点点头，每天两万吨。

周老板经营这家采沙场。我们坐在他办公室里聊天，他哥哥也在。这两兄弟比阳泉的杨家兄弟俩年轻些，但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他们都是老板，都穿西装外套，而且都属于那种精力旺盛得似乎连睡眠都显得多余的人。

我靠在沙发靠背上。“今晚你就睡这沙发。”周老板大方地说。肚子饱饱的，脚刚洗得干干净净地穿在拖鞋里。我手里的茶杯中飘散出一缕中国南方的味道，一切都再好不过了。

我说到欧洲、亚洲，说到环保，说到教育的重要性，片刻不休。

周家兄弟俩坐在我对面不住地点头，是真的表示赞同还是出于礼貌，我不知道。

“感谢你为中国思考了那么多。”周家弟弟说。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喝茶，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我将睡袋铺到沙发上，头倚着扶手，闭上了眼睛。机器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觉得自己不光能听到它，甚至还能感觉到它：从山里穿出，穿透屋内的地板后又沿着沙发腿爬伸，最后灌入我的耳朵里。它是两万吨沙石发出的长长的叹息，每天在这里被挖出，又在别处被消耗。我合上眼睛，就在这一夜和前夜的噪声在我头脑中融为一个号哭不止的巨型婴孩时，我心想，那这样的一座山又有多少吨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