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可欢？

在隆德待了一天后，我又继续上路。走过一片草丛边，我突然花粉过敏起来，鼻涕直流，眼睛发痒。自从两年前来中国后，我的过敏就没再犯过。为什么偏就今天犯了？

一个老农民走到我旁边坐下，于是我向他抱怨起来。他抽着烟，只不解地盯着我看。花粉过敏是个什么病？过了一会儿，他失去了耐心，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他孙子打电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一个小男孩，他立马就明白了我说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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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敏就是，他宣布道，人碰到某种植物就会不舒服！是他从电视上看来的。

不舒服？普通的植物会让人不舒服？老农民笑着环视了一圈，这里可到处都是植物。风吹拂过它们的枝叶和茎秆，满目绿色，它们怎么会让人生病呢？小孙子一脸骄傲的神情，他爷爷则觉得此说荒谬至极。我抽出一张雪白的餐巾纸擦了擦鼻涕，站起来，逃离了这片绿地。

到达沙塘镇的时候，我四肢无力，一个头有两个大，要了一个位于里院的房间，屋里有炕。

房间让我很满意。肚子咕咕叫起来，于是，我走进一家餐馆。正要点菜，一扇门忽然开了，一个醉醺醺的男人走出来。他高声叫嚷着几句我完全没听懂的话，便连推带搡地把我弄进里屋，而我则累得没了反抗的力气。

满屋的烟味顷刻扑向我，五张涨得通红的脸，桌上摆着面和白酒。有人怪声怪气地喊道，我是他们今晚的客人。我讨厌这样的情况，我很不情愿地跟他们聊到希特勒，聊到种族区别。

夸耀奉承的词句满屋横飞，拍拍肩膀，德国坦克那可叫个牛逼。不知什么时候，话题转到了北京。

啊，你是电影学院的？嘿嘿！那你肯定也泡过表演系的姑娘了？

十只混浊的眼睛期望满满地望着我。这些男人都在五十岁上下，不容易的一代人。他们身上没有老人的慈祥，但也缺乏80后的一代人所有的自信，他们处在闫老道长和玩滑板的小黑之间的某个位置。人们常常都能察觉出，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并不觉得特别舒服，尤其是在某些具有一定威胁性的事物出现时。比如，老外。

我在电影学院干得可欢，他们问我。

通常，我可能会微微一笑置之，但此类情况我已经经历过多次，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我不干这样的事。”我声称。

碰到那些来到他们国家睡他们女人的老外，中国男人的怒火能有多高，我已经从北京楼道上的涂鸦领教到了。这或许让他们想起了那个中国经济尚未发展的年代，当时的外国男人对于中国女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出国的可能性。但那个年代早已过去，如今，酒吧夜店门前的豪车都是中国人开的。我曾经问过小象以后想不想加入德国国籍，她笑笑说，就算有这样的机会她也得再好好考虑考虑。

尽管如此，有一类人依旧存在：生活在中国，迷失了生活方向也丢失了灵魂的老外。他们用“那些人”来指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与这个国家唯一的联系，便是这里的女人。

“我没时间搞这些。”我说。五张充满着醉意的脸上同时出现了失望但又满意的神情。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不仅觉得头大，而且觉得一个头有好几十个大。我在炕上睡错了方向，上身躺在了热的那一边。作为奖励，我现在似乎能感觉到自己脑壳的内层。费尽力气，挪向门外。

一切都无以言表：头痛，昨晚的对话停留在我头脑中的回音，还有最后那张非拍不可的合照。

照片上是我和那群醉汉，我们站在屋里，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有些褪色的瀑布。

幸好早晨的空气还有些清神的效果。我在笔直的公路上突破了两千公里，便架好相机开始跳舞。一位农民饶有兴致地望着我，跳完后我问他：“怎么样？好吗？”他答道：“好！”

我离开宁夏，再次进入甘肃。一块标示牌都没有，自己差点都没觉察，但中国移动没把我忘了。手机上有一条自动发送的短信：甘肃欢迎您。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

静宁城位于马路下方的山谷中。我第一次在公路上看到它时，已是深夜，整座城市看起来有如一个灯火通明的海盗据点。我给小象发短信说我想她，我更想经常跟她打电话。

在静宁待了两天，我接着上路，一切都是绿的。我在小卖部买了一根巧克力味的雪糕，想起了彬县和平凉之间那个属于我的桃花谷，那里现在会是什么样呢？

雪糕化了，顺着手指流下来。我心里想，其实只要有冰淇淋吃，无论干什么都是在度假。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太阳挂在天上，春天正在绽放出自己的艳丽，我在进行一次小小的郊游。

忽然，不计其数的自行车冒了出来，骑车人都身穿彩色的骑车服，戴着头盔，一个接着一个嗖嗖地从我身边经过，那样子木讷透了。他们超过了一辆超载的运草料的车，换作在德国，他们可能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我一边在心里这样想着，一边朝他们挥挥手。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来玩的嘛。但只有一个人飞快地朝我举了一下手示意，没有一个停下来。

“一群呆子。”我小声嘟囔着。手上因为化掉了的冰淇淋有些黏糊糊的，双脚带着我穿行在春天里。

在一座小庙，我遇到了张师傅，他每天都来庙里换香。香存放在一幅半遮半掩的神像前，我不知道这里供奉的是什么神。

“这座庙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我问。他却皱了皱眉头。

这是土地神，他说，是专管他们这个村子的神。他把香仔细地摆放起来，好让它们一根接一根地烧下去，这样，土地神才能香火不断，直到张师傅第二天来再点上新的。

他的工作完成后，便请我去他家里喝茶。我们离开小庙，深一脚浅一脚地并排朝赭色的山坡上爬去，他背在背后的双手让我想起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

我惊讶地发现，他家住的竟然不是窑洞，问他为什么，他咧嘴笑笑说，老婆想住间更现代的房子。

家里老婆说了算。她的王国里铺着地砖，一尘不染。她指了指炕，请我坐下。欣喜地发现炕还有几分热，我在手边摸到一个靠枕，便顺势向后躺了下去。

等我醒来时，一群小孩子正冲我笑着。

包得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茶，我又坐了一会儿。临走时，张师傅指给我看通往废墟的路。

由黏土捣砌而成的四方盒子立在山顶，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塔楼，看起来就像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堡，或是一段长城。

“它也是长城吗？”我问道。张师傅摇摇头。他不跟我一起上山，我们在此道别。

爬到山顶，绕着方盒转一圈，我找到个口子钻了进去。墙内除了几株枯草以外一片空荡，颇像一个废弃已久的足球场。我站了一小会儿，又钻出墙外。类似的废墟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但我还是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吃晚饭的时候，我才从几个村民口中得到了答案：这些废墟跟长城没有半点关系，它们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听到“军阀”这个词，我的脑袋便顿时嗡的一声：这段清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曾是我汉学历史课的一场噩梦。

“山高皇帝远”这个说法既不褒也不贬，意思就是，这种情况之于人民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在1911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它就对大多数人有弊。皇帝不再“远”，而是被废黜了。

与皇帝同时消失的，还有秩序。

1911年冬天，清王朝在被国内外各方势力威胁数十年之后，最终彻底灭亡。中华民国随之成立，一个国家也就需要一位总统。

他叫孙文，又名孙中山，留着大髭须的他出生证明上的出生地是夏威夷，但无人能判其真假。

他担任总统的时间不长，因为手里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军权。

他的接班人袁世凯也留着大髭须，但这位总统不仅体形较敦实，野心大得多，此外还有兵权在握。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派遣将军督理各省军务，于1915年登基称帝。这一切其实并不完全出人所料，古往今来，旧的朝代衰退灭亡后，新的统治者握稳国家大权之前，不都经历过一个混乱时期吗？袁世凯所做的，无非是历朝历代开国元君之所为。只不过，他仅在短短几个月后便宣告失败了。各省军阀对袁称帝的作为深感不满，纷纷弄权使计，起义讨伐。由此，这片后来打响国共内战的土地便被动荡不安所笼罩。

山中的这些碉堡的废墟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村民们自发修建了这些碉堡来对抗土匪和逃兵，因为这时，再没有谁会顾及他们的生命安危。每当危机来临，他们就带上家当上山，躲进这些黏土碉堡里，直到村里又风平浪静为止。

我坐在小餐馆里吸溜地吃着面条，回想起碉堡中间空荡荡的平坝，几百人战战兢兢地挤在里面。墙外，他们那没了皇帝的家乡正陷入一片混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