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上山路，兰州海拔一千五百米，到永登县就已经达到两千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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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北走几天便是乌鞘岭，我还得从岭上翻过。刘爷爷一边说，一边伸出三根手指咧嘴笑开了，他的脸就像一只干瘪的皮匣。

三千米，我想起了自己在华山顶上吹风挨冻的样子。那里的海拔大约只有乌鞘岭的三分之二吧，要是把华山和乌鞘岭重在一起，它也就是个可怜兮兮的小坑而已。

我跟刘爷爷讲了自己在华山赛跑的事，不得不承认空军小伙子们还是比我先到山顶。他听着，欣然笑起来。刘爷爷是一名退役军官，与其他退休老人一样，他也在公园里享受着这样一个春日，只是头上颇为年轻的太阳帽和身上的军装让他显得比别人矫健许多。我们站在露台上，望着城里的楼林幢幢。时不时有一列火车哐啷啷地驶过，拉着刺耳的汽笛。我脑子里还惦记着那三千米海拔，这个数字听起来高得吓人。

武胜驿紧紧扣抓着公路，如鹰巢一般。山峦倒影之下，淡青色的云雾缭绕。镇上总共不过十几栋房子，还有座清真寺。我找了一家旅馆要了间房，走进餐馆，却闹起了肚子。

罪魁祸首是那碗面。起初，身体里某处咕噜叫起来，一阵冷战紧接而来，从颈背直灌脚底。我手脚冰凉，肠子似乎在肚里蜷缩成了一个拳头，这感觉可是我的老相识了。我撂下筷子，又朝面碗掷去一瞥，摸出几张纸币塞到老板手里，快步小跑回街上。旅馆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狭长的墙壁上铺着瓷砖，墙边有一条沟，卫生纸需要自带。

灯光通明，没人，这点还不错。我讨厌上公共卫生间，但更讨厌还得摸黑找空位。连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也有些公厕没灯，要辨认何处有人便只能靠闪闪的烟头了。

过道上传来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停留片刻后，又渐渐远去。我舒了口气，这臭烘烘的王国还归我独有。突然，那脚步声变响了。

一具笨重的身体咚一声将门撞到墙上。可怜的瓷砖，我正想着，胖子已经站进了屋里，他喘着粗气，活像一只搁浅的鲸鱼。我低下头，暗暗希望他找个离我越远越好的位置，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后赶紧消失，如厕所箴言之所在。

但现实相反。

他一摇三晃地向我逼近，脚重重跺地。瞅也没瞅我一眼他便径自在我旁边停下，把手伸进了裤子里。我一下子慌了：周围到处都是空位，但他偏要挨着我站，瞄准我旁边的墙？

屁，吐气，一阵雨。我背包徒步两千多公里，留起了胡子，寄了条带鱼到德国，上过报纸杂志。我现在蹲在这沟上，面前的胖子在晃，肥肉在抖，呼吸在震。他斜冲着墙上撒尿，液体冲击壁面分散成为毛毛细雨，朝我落下。

旅馆的浴室不过是一间空屋，墙上有个孔，孔里流出来的水带着消毒液的氯味，这样反而更好！我抹上香皂，直到把皮肤都搓红了才停。身上的衣服也索性一起洗了，反正现在的气温穿短裤也还太凉了。

然后我去小卖部买了饼干和可乐，德国人治疗拉肚子的偏方。随便说给哪个中国人听，他们都会笑岔了气。

我最先见到的，只有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小塔，雪白轻盈得有如一团奶油，旁边交叉串联的经幡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我又进入藏区了，我在村子里听见接连不断的齿擦音和许多“呃”，自己却丢人地连藏语的“你好”都不会说。但也没关系，村里人仍然很高兴来了客人。这里房屋的窗框都是黑色的，能在阳光下吸收热量，有自然的隔热功能，但总被游客们浪漫地当作诗情画意的体现。我来到天祝藏族自治县，进了城，果然所有指示牌都是汉藏双语的。

晚上，我跟着三名英国学生进了一家酒吧。他们是我在街上碰到的，两男一女，浅色皮肤，个个都跟弥撒侍僧一样腼腆。他们笑盈盈地说，他们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当英语老师，除了他们以外，天祝没有别的外国人。究竟怎么来到了这里，似乎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但酒吧在哪儿他们倒是知道。

这家藏族酒吧灯光幽暗，屋顶门栏上都雕着花，到处挂满了纱巾和装饰性的花花草草。老板名叫欧珠，蓄着小胡子，身形略有几分敦实，脸上一直挂着种老板式的神情，让我联想到新乐洗浴中心的董哥——两人身上都有种凭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并且颇引以为豪的气息。

我们坐在大垫子上，手里端着一杯茶，其他人都在喝啤酒。交流断断续续，因为英国学生的中文不太好，换用英语交谈也没让情况有多大好转。但这都无所谓，撬开啤酒瓶盖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一张张脸上都泛起了红光。

或许是这高原气候，或许是藏人的酿酒技艺，或许是刚换到新环境还需适应，也或许是他们对藏族人举国闻名的酒量还未有耳闻。

散局时，两名男生费尽力气才把烂醉如泥的女生塞进出租车里。欧珠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明天跟我进山，看牦牛！”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白牦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