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前方接连分布的绿洲城市如同晾衣绳上的衣物般排列于山岭和戈壁之间,武威是第一个。到了那里,地图上带星形标记的荒僻地区也就不远了。

经过一段陡斜的下坡,路在平地上伸展开来,景象如前:路上行驶的车辆比在高原上多,周围显现出一片片农田和小树林,山下几乎已是夏天。我在田埂旁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正有一群人嬉笑着围在我周围。女人们都围着头巾,没准儿是回族人。我还在迷糊之中,便也没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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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申叔叔时,我距离武威还有半天的路程。

他在路的另一侧与我反方向而行,身上衣服颜色很鲜亮,头戴头盔,自行车上载着大包行李。

他注意到了我,于是停下来,隔着过往车流冲我招手。我也朝他挥挥手,然后,一场照片之役便拉开了序幕:他摸出相机,我掏出广角镜头,他翻转摄像机,我调整长焦镜,汽车司机们一张张诧异的脸孔在我们之间晃来晃去。过了一会儿,我走过马路跟他搭话。

他今年六十岁,刚退休,名叫申周玉,我叫他申叔叔。他家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离朱辉的家乡不远。但他其实是河南人,十六岁时因为大西北工作机会多,能挣口饭吃,就去了那里。

他成了一名铁路机械师,当年那个子不高的小伙子如今变成了一个手掌宽大、胸腔浑厚、嗓音低沉的男人。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结了婚,养大了两个儿子。退休的时候,他脑子里萌发出一个念头:买一辆自行车环游中国。现在,他正往南去,然后转向东,最后向北。

“所有地方,都要去!”他大声说道,眼眸的闪亮超过汪秦和朱辉。虽然已经不再年轻,戴着自行车手套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但他知道:这个春天,是属于他的。

申叔叔和我站在原地聊了很久。互相告别时,天已渐入黄昏,这也就意味着我得尽快进城,找个住的地方。但有一个问题:进武威城之前,我可不能错过白塔。原塔虽然早已倒塌,人们现在见到的不过是复制品而已,但塔所在的位置意义重大,不能不去看看。因此,我拐下大路,走在田园村间。我来到门口时,售票处已经关门了。我敲敲门,一个面色疲惫的男人出来瞧了瞧,便招手让我进去。远近一个人也没有,我独自在此。我慢慢穿行在这些白色建筑之间,它们其实并非一般的佛塔,而是窣堵坡。大大小小上百座,如森林一般,幽蓝的暮色蕴含着一缕历史的气息。

这里,便是1247年西藏与蒙古使团相会之地,他们会聚的目的是为协商西藏与强大的可汗国之间的关系。我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个大胡子男人的模样,身裹兽皮,挥舞着马刀,相互对吼重要的词句,端着木杯喝酒,不过也许只是我电视看得太多了。这场严肃的谈判以一层师徒关系的建立而告终,西藏喇嘛成了可汗的老师,作为交易,蒙古人获得入驻西藏的许可。

天空染上了蓝紫色,几颗星星羞答答地闪烁其间,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片废墟。废墟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由易碎的砖瓦堆叠而起,残缺不全,还有几处长出了几株植物。这是原来的窣堵坡群遗留下来的最后部分,没人知道它们究竟建于何时。紧接着,我见到了那些塑像:陶瓷和金属做的小塑像,其中几个看样子像喇嘛教的菩萨,另几个像观音,似乎还有一座道教太上老君像也在其中。人们把它们带来这里,摆放在废墟的壁龛中。

这些人来这里既不为历史也不为政治,他们为的是自己的信仰。他们带来小小的塑像,路上也不为那几百座崭新的窣堵坡所动,哪怕为它们付了门票。他们目标明确地来到废墟,放下塑像,喃喃地念过几句经文后,便又离去。是汉族人、藏族人还是蒙古人?还是各种血统都有一点?毫无半点踪迹可寻。

到最近的小镇大概还要四个小时,我好不容易走到镇边的时候,早已过了午夜,甚至连马路上的霓虹灯都已经熄灭了。既找不到旅馆,也不见小卖部。无奈,我只好在唯一还卖吃的的地方停下——烤羊肉串摊儿。摊位的一半在屋里一半在街沿上,被电灯泡混浊的黄光照着。

我放下背包,找了张桌子坐下。老板下了单后,过来坐在我旁边。当他得知我来镇上的目的时,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这里没有旅馆,我得去武威。老板娘充满同情地点点头。还有多远?我问。他说,三十里。我丧气地将肉串塞进嘴里,暗暗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一个过夜的地方,比如后屋的一张木板床,但我又不敢开口问。黑暗中,出现了一个男人,他到隔壁桌坐下,点了一打肉串。见到我,他心存猜忌地扬了扬眉毛,“这老外在这儿干吗呢?”

“这老外懂中文。”店老板笑着答道。立刻,他已经坐在了我对面。

“我姓赵,”他说,皮夹克,一张脸方正阳刚,“在镇政府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