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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声把我吵醒,是赵先生,他的样子好像一只猫头鹰。
“你还在这儿呢!”他叫起来,那语气听起来不像好事。我看一眼手机:九点刚过。四个小时前我才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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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舞了一下手表示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脸消失在门槛间。我又一个人在他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啤酒瓶和烟盒,一片混乱。
昨天晚上,赵先生说能让我睡他的办公室,两串肉串之间的空当,拍拍肩膀,就这么定了。
我也不需要多想,不只是因为我觉得睡在政府办公室颇有意思,而且我今晚反正也到不了武威了。
没过多久,我站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门外,镇政府的走廊里是一片幽深的黑洞,门内坐着赵先生、我还有两个农民。两个农民身上的外套都有些褪了颜色,脸被烟气围绕着。我坐在赵先生提供给我过夜的板床上,手里端着芬达,不停地瞟向窗外,屋里空气的味道有如一块在烟草与酒精中浸泡过的海绵。
起初,他们还因我不喝酒而有些不满,但啤酒瓶一瓶接一瓶地打开来,不满声也越来越小。
划拳一刻不停:伸出手指,嘴里喊出几个数字,神色坚定地举杯仰头,目光愈加混浊。
其中一个农民显然在跟酒做斗争,每次喝之前,他都先将杯子端到胸前,直直地盯它一眼,才把酒倒进肚里。
赵先生带我去洗手间时,我才了解了情况,“他们俩争田,闹翻了,”他说,撒尿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有些晃动,“本来两人是邻居,但一个赚得比另外一个多。我们国家如今就是这样。”他转过头看着我,笑起来,“现在,我得来解决这事儿!”
通往武威的几乎是笔直的一条路,它从我脚下延伸出去,愈见窄细,直到天边。晕黄的尘土像纱巾般罩盖在路面上,热浪使得空气点点闪亮起来——沙漠不远了。
我满身是汗。
太阳还没升到最高点,我突然发现身边出现了一片阴影。我转过身,看见一个穿运动服的小伙子,干瘦得像根火柴棍,他略显笨拙的姿态和上嘴唇边的绒毛让我想起了北京小区的看门人。
“Hello!”他情绪不高地瞥我一眼,用英语说道。“Hello!”我回答。字词的回音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沉默中其实带了一个问题。一个我已经不再陌生的问题,每次碰到新的人总是一样。
“我们可以说中文。”我说。他脸上的微笑表明,一块沉重的包袱落下了。
他叫齐羽添,明年考大学。准备考哪一所呢?那还得看成绩。他很勤奋,没时间想女孩子的事,喜欢看欧洲足球。中国足球简直就是悲剧,他抱怨道,言语中那种忧虑,我也常从小黑嘴里听到:中国的百万球迷无奈地自问,一个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怎么可能连一支像样的球队都没有呢?
一位骑摩托车的人在我们旁边停下,他友好地笑着跟我握了握手,递给小伙子几张纸币,又呼啦啦骑着摩托驶去。“回去的钱,”齐羽添数了数,将它们塞进裤兜里,“我爸爸想让我跟着你走一天,学英语。”
我们一起走了大概二十公里。有时,公路两边的草地在阳光下泛着光,或是有风拂过杨树沙沙作响,我的这位朋友都会略略矜持地伸出手臂,说出一句“我的家乡美吧”之类的话。
起初,我还不信他。这样的句子就像是学校灌输的,现在要在老外面前显摆一下:美丽的家乡,幸福的人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问他想不想搬到南方去,那儿冬天不冷,美食丰富。他只一脸意外地看着我,“中国肯定有很多地方比武威美,但我是在这里长大的。谁都觉得自己的家乡最好,不是吗?”
我想到了小象每每说起四川时的骄傲,想到了小黑在北京成天抱怨自己的工作和他想回南方的愿望,想起了朱辉说,他出了新疆就不吃羊肉,别地的羊都不够肥香。
我自己的家乡呢?一想到巴特嫩多夫,我首先想到的便是灰蒙蒙的天空。这片灰吞噬掉了其他的所有色彩,除去那硬砖楼面的淡红。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忍受那里的生活呢。也许这一天,就是我到家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