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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丹待了一天，这座小城和武威一样充满了绿色，生机勃勃，只是小一些。市中心的公园里竖着一座纪念碑，雕塑的人物是两个白人：Rewi Alley（路易·艾黎）和George Hogg（乔治·何克），以及一群孩子。二战期间，他们曾在山丹生活过，并在这里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
后来，何克被锈钉戳破了脚，感染了破伤风不幸身亡。艾黎返回北京，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忠实的朋友定居下来，开始写作，他曾经获得北京市及甘肃省政府授予的“荣誉居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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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黎的晚年生活应该过得相对安逸吧，因为直到逝世，他都保持了一种很引人注意的特质：胖。
过了山丹有一个蓄水湖，我顺着湖边走，在地面上印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青蛙、鸭子呱呱叫着，太阳照射水面，好似照在一面蓝色镜子上。我捡起块石头扔进水里，湖面上激起的波纹扩散开去，一圈一圈越来越弱。
“牵驴的老太太，当然啦！”祁家店的村民们说，“她也从这儿经过了呢，从嘉峪关过来的，跟你一样，走路！”
我问那女人看起来是否像有病的样子，他们一致摆起手来，“她才没病呢！不然怎么能走这么远的路？估计是要去哪儿上香吧。”善意的笑容漾开来，“你们老外总是有些我们没有的想法。”
我在庙里过夜。庙在村口池塘边上，老庙被破坏了，这座才重建不久。
两位老爷爷坚持找来插线板，把灯泡接到院子里，“你真的要在外面睡？”他们问。我想都没想便说：对，我要睡外面。
庙门朝南，空气中有一股浓浓的沃土的气息，远处的雪峰是那伴随我已久的祁连山。围着头巾的牧羊女吆喝着羊群到塘边汲水，接着，又赶着它们去了别处。现在，我和我的庙，就我们俩。大地无声无息，村里传出的各种声响也渐渐轻下来。这边或那边传来吱呀的门声，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又是几声狗吠，垫子铺在灯泡下方的石板地上。夜，来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被叮得四处是包，冷得不住打战。我挣脱开睡袋凉丝丝的拥抱，一下子跳起来，在院子里无助地来回蹦跳着。第一缕阳光射入围墙，我立刻站进它的光束里，合上眼睛。暖意慢慢潜入我体内，那感觉让我想到了自己在北京用过的热水袋。寒冬已至，城内还没开始集中供暖，我便灌个热水袋塞进被子里。
脸上的皮肉在跳，这是对另一群池塘居民的纪念。傍晚时分，它们便嗡嗡群集飞起，狩猎开始。猎物，是血。到了我这儿，它们满载而归。
在电话里，朱辉听完了哈哈大笑起来，“我说吧，你之前把冬天的东西寄到我这儿来，说不定太早了点。你倒好，索性睡在山脚下，只有薄睡袋，还在池塘边？哎哟，小雷！”我又听见了他那低沉的笑声。这笑声在几个月前减缓了保定那四十公里的煎熬，那时候，我的头发还短。
铁轨的路基指明了方向：左边是田埂小路，右边是国道，两条都往西去。我选择了幽静的小道，穿过一个个村庄。群山的大幕之前，人们在田间劳作，但只再迈出一步，便是满目荒芜。农田不见了，路面上满盖着沙，我眼里只有绵延起伏的戈壁。铁路桥足有两米高，还有栅栏网隔断。我能听见铁轨另一侧车辆行驶发出的声音，但没有路过去。
我又在尘灰中走了整整半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通向对面的通道：一节埋在铁轨路基下的水泥管，或许是供雷雨天气排水之需的吧。问题来了：这水泥管高只有一米多一点，约莫二十米长，管内还堆满了粪便。
我半蹲下来，抓紧登山杖控制平衡，抬脚迈开第一个鸭子步。背包的重量将我朝下压，我脚前，是两坨已经风干的排泄物。我突然想，小象要是看见我现在的窘样，一定会笑出泪花的。
好不容易才又来到管外，我小心翼翼地直起腰。双腿不住地打战，后背全湿透了。我在路边踉踉跄跄地走着，还能感觉到脸上肌肉的挛动。远处有一个停车场和几栋房子，我便朝它们走去。“餐厅”，一块牌子上写着。我走进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老板朝我走过来，用英语问道：“How are you？”
这里常来外国客人，他笑着说，接着也跟我讲起了那个牵毛驴的女人。对啊，她也来过。不不，她肯定不老，走路的样子还很精神呢，她要去东部沿海地区卖她的驴。
餐馆里没什么人，有几个男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打牌。柜台前面立着几盆大大的植物，蛋壳倒扣在土里做肥料。菜单贴在墙上，所有价格都被改过。中国的日常消费越来越贵，连在戈壁滩里也不例外。
我花十二块钱点了份炒面，瞟了一眼时间：三点刚过。门外，戈壁滩被日光炙烤着，到下个有人的地方还有二十多公里。“你们这儿有床位吗？”我问老板。他神色飞扬地用英语答道：“Yes，we 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