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疯

它在一座桥下，我起初根本没注意到它：一辆木制拉拉车，大小跟个柜子差不多，下面装了两只轮子。车前有木制的手柄，车身上贴满了各种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徒步走西藏》是其中一篇的标题，下面的照片里是一张男人的笑脸。我四下看看：桥依然静静地立在那儿，戈壁在铁路桥的阴影之外灼烧，远近不见一个人影。

我决定等一会儿，读读这些剪报，于是将手扶在车顶上，弹起了手指。忽然，车里有了动静：咕隆隆的几声响，我又听见一声叹气声。紧接着，车身对侧开了一小扇门，照片上的男人出现了。他的个子很小，没准儿还没有小象高，年纪看起来跟我爸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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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举起双臂，“啊，老外！”很浓的南方口音。他掀了掀头上的帽子，咧嘴一笑——嘴里的牙不齐。

我也笑起来，在他身边，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巨人。

“走了多久了？”我问。

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某个地方，注视了一会儿说：“今年是2008年，我是1983年开始走的，那也就是……”

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捂住了脑袋——这个人徒步的时间几乎等于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

我跟他说到我八个月前从北京出发，准备走回德国的家乡。他脸上一亮，喊道：“德国啊！康德啊，尼采啊！”

他的声音在桥底下激起几波回音，在他又喊出一句“哲学”时，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们一起继续走。他提议把我的背包放到手推车上，我非要坚持自己背着。他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德国人，总是这么严谨！”短促的笑声让我联想到了德国民间传说里的护家小神。

他叫谢建光，果然跟我爸爸一般年纪，家在浙江的一个小村里。“文革”期间，他上了小学，之后当了木工学徒。他伸出双手：两根食指都没了。“这样的活我可不想一直干下去！”他说道，笑起来。

十八岁时，他被查出患有某种心脏疾病，得动个风险不小的手术。术后，他又在家乡待了几年，二十四岁时，便扎好行李上路，去云南看山。

现在，他在路上的时间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木制的拉拉车就是他的家，他吃在这儿，睡在这儿。需要钱的时候，他便找个地方帮人下田收割，或者下矿，但近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和记者时不时给他提供些帮助。

“我只上过五年小学，”他一边说，一边动了动食指残留下来的一小段，“但我已经在大学里面做过演讲啦！”

“康德和尼采也不是人人都知道的，谢老师。”我说道。

他摆摆手，“哎呀，别这样叫我，叫大哥或者大叔比较好！也有人直接管我叫‘天下第一疯’。”

但我看得出他喜欢我这样叫他，谢老师。经过一家小餐馆，我请他吃饭。他坚持要付账，因为他年长。但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

“你女朋友是很重要的啊，”在我们埋头吸溜着面条时，他说，“冬天你困在天山走不动了怎么办？零下三十度，满山遍野都是雪。那你坐火车吗？还是搭汽车？”

“那我就等着。”“那她也会等着吗？”我不说话了。我也可以跟他说说我跟小象夏天的计划——她来找我，或者我去找她。

但我只点了点头。

“你们这些德国人啊，”我们吃完了面条，谢老师点了支烟叼在嘴里，“你们就知道遵守你们那些原则啊、规律啊，时间长了是没有好处的。你想走路回家，我可以理解。我要是有本护照的话，就跟你一块儿走，但必须每一步都是要走的吗？”

我有些迷茫地望望他，“当然每一步都是要走的啊。”

“人家女孩子等你一年、两年、三年。但如果你五年之后才走到家，她已经不在了，你怎么办？到时候，其他人都像欢迎英雄回来一样欢迎你，但那又有什么好的？”

谢老师吧嗒地享受着嘴里的烟，他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头发、胡子都很长，但很整齐，身上穿着一件带领的衬衣。我突然意识到，他的样子比我可文明多了。

我们一起走到快进村的地方，交换手机号后便各走各的了。谢老师要找个停放拉拉车过夜的地方，我得进村碰碰运气。我们站在路旁，傍晚的暮色沉落到田间。我听见蟋蟀的叫声，某处还传来羊群哀怨的咩叫。

谢老师伸出一只手。他整个人都和上午不大一样了，护家小神的那份精怪劲消失了，他变得严肃了许多。“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他提醒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