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身轻如燕，落脚如风。我穿梭在油绿的大地上，拉拉车咕噜咕噜跟在身后，那感觉就像在梦里。
早该想到给自己做一辆拉拉车的！我在博客里叫它“Caboose”，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船上厨房”的意思，也可以指“屁股”，而它对我而言其实是“Kabutze”（我自己造的词，“拉拉车”），含在其中的“Butze”指的是孩子们在林子里用树枝搭盖的小房子。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拉拉车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光可以运行李和水，还能装上无数甜瓜。
我走在太阳花田间，整片田野满盈盈的。自从有了拉拉车，我每天能走三十公里，有时还更多些。而且因为不用再自己背行李，我也不常觉得累。在一个名叫南华的小镇，我停下休整。
旅馆在四楼，透过房间窗户便能望见遥远处的山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热浪压得整个小镇昏沉嗜睡，一切都进行得慢悠悠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一家小餐馆里。餐馆是一对四川夫妻开的，他们教我说四川话里各种傻乎乎逗乐的词，让我以后说给小象听，我尽量不去想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正午的灼热几近把人烤焦。我站在一家小卖部门口，正埋头在冰柜里翻找着可以解暑的东西，两辆自行车在我身后停了下来。车两侧挂着大包，还带着水壶和地图。看见我，骑车人一脸惊诧，因为我跟他们一样，是老外。
他们是波兰人，没费多少周折我便得知，但由于没有共通的语言，我们起初的交流不怎么顺畅。一群村民已经围拢在我们周围，个个新奇地观察着我们奇怪的音调与手势。
最后，我们拿起地图当辅助工具，我这才好像一句句渐渐听懂了他们的意思，在确认自己完全听明白之后，我冲着围观的人群高举双手。
“乡亲们！”我说。几个人嬉笑起来。这是炎热的一天，在这个小地方。这里的人们以种田为生，也向过往旅客出售些食品饮料，道道院门前的地面上都满盖着尘土。这里，少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赶快回家搬凳子去，”我说道，“到路边找个阴凉地儿坐下，今天，大家可有好戏看啦！”
我指向那两个波兰人，“他们俩，是骑着自行车从希腊过来的！”
“噢！”人群里有人叫了一声。
“不光是他们两个人！他们跟着一个东欧团，二十个人，从雅典出发到北京支持奥运！”
“噢！”
“还有呢！他们的车队在路上遇到了二十个德国人，也从雅典骑车到北京！”
“哇！”
“这还没完！这两支车队又遇到了另外四十个从法国巴黎骑车到北京的人，还有给养车、客车，等等！”
一双双迫不及待的眼睛盯着我，我发现我的听众们还在等着我接着往下说，这才双手一拍，说：“就这么多啦！一大群骑车的老外！”
“八十个从希腊来的法国人？”有人笑着喊起来。
“他们得多喜欢骑车啊，我上南华去可都是坐车的！”
两个波兰人走后，我又在小卖部门前待了一会儿，吃冰淇淋。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个人从这儿过，跟你一样。”我以为他说的是那个神秘的骑驴女人，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听人说起过她，但小男孩摇摇头，“是个叔叔，拉着个大木车，跟那边那个一样。”他指着我的拉拉车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了。我摸出手机，“谢老师，你有没有看见那群骑自行车的欧洲人？”
他笑起来，“那群红人？看见啦，场面很壮观呢！”“红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正在这时，有人指向公路：闪闪反光的自行车，蜷曲的身体，松紧有致的小腿肌腱。骑车人个个身着正红色专业自行车服，呼啦啦从我们身边飞驶而过，声音有如大群麻雀。
“这一队是法国车队。”我为身旁彻底沉迷在这场演出之中的人们解说道。一位妇女扭过头问我：“你们那儿的所有老年人都这么精干吗？”
路很长，直直向前，两旁树木林立。我拖着拉拉车慢慢穿行在热浪中，时不时有一辆卡车或拖拉机从后面超过我，除此之外，四下悄无声息，欧洲自行车手一小队一小队地朝我驶来。
他们由远处的几个彩色小点慢慢变大，接着，我便能看清头盔、车服，以及那些蹬转不停的脚蹬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Hello！”我叫道，“Salut（法语‘你好’）！”但他们大都只从我身旁嗖嗖驰过。
有一支队伍停了下来，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美国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我们拍了合影，互换了地址。有人问了一个让所有人焦心的问题：沙漠是不是就快到头了？我回答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只走过几小段。一群人个个都轻吐了口气。
后来，走到距北京三千公里的位置时，我还在戈壁的碎石滩里。傍晚的空气清凉了许多，整个世界都蒙上了几层淡逸的色泽，微微的一阵风吹干了我的衣服。把三脚架架到路面上，我翻出拍录像用的小相机，它却没法开机了。
我无助地乱按一气，在脑子里思量着如果不能录像，我还要不要跳舞。但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我从拉拉车里拿出垫子、西瓜、刀和勺子，坐到路边，迟早会有欧洲人骑车从这儿路过的。
“你是说安德烈！”莎洛塔不信，“不可能！”她爽朗的笑声惹得两个同伴都睁大了眼睛。
我在晚上过夜的村子里认识了他们三人，他们是从雅典出发的。坐在小卖部的屋檐下，我跟他们讲起了自己头天晚上跳舞的经过。
我足足等了几个小时，才终于有一位骑车的老先生出现，单独一人。他留着髭须，来自波兰，他的名字是安德烈。我费了一会儿工夫，才用英语、法语，最主要还是连比带画，跟他描述清楚了情况：我想借他的相机拍我跳舞的录像，最好也要他跟我一块儿跳。
我左右胡乱摆了几下，“Dance！（来跳啊）！”我喊道，又问他难道不想一块儿跳吗？他只摆摆手，但他那大胡子已经兴致勃勃地跟着动了起来。“Juste comme ça！（法语‘就像我这样啊！’）”我又说道，波浪式地舞起了胳膊。
突然，他在我身边又蹦又跳。
漫漫马路上，就我们两个人。他骑车从西边而来，我走路向西而去，在这里，我们碰上了。
风轻吟着抚过戈壁，没有音乐，我们仍在跳舞。挥舞着手臂，摇摆着双脚，我们在公路上蹦跳着。一个波兰人和一个德国人，在中国，庆祝这一时刻。
“这不可能是真的！”莎洛塔说，“安德烈这人相当古怪，向来独来独往。他从一开始就一个人骑车上路，我们好多人都从没跟他说过话，你跟他一起跳过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