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戈壁滩？

我来到酒泉，尽管淋巴结肿着，我还是得看看这座城市，于是便走进一个公园，酒泉市名来源于此。

一口四方石泉，水底有几枚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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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泉当然是新建的啦，”导游说，“但水还是以前的水！”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几百年后，年纪轻轻的将军霍去病在这泉里倒进了一壶酒，与将士同饮。霍将军抗击匈奴有功，酒是汉武帝御赐的。

“霍去病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导游抬了抬眉毛说，“瘟疫。”我在脑海中勾画起这位年轻将领的形象，他带领自己的部下穿越沙漠，与匈奴人搏斗，最后病亡，他死时还不到我的年纪。“他是哪里人啊？”导游想了一会儿，说出一个城市名，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那是山西煤区的一座城市，距此两千公里，六个月，当时我跟我的记者朋友在城里转悠的情景，现在想来恍隔千年：临汾。

酒泉公园很大，园中央有一个湖。我绕着湖边走了一圈，平台上有一排塑料椅，恰在绿绿的树丫投下的阴凉里。一个长发男人正在弹吉他唱歌，几位老人喝着啤酒。我找地方坐下，静静听着，是首情歌，其他人交谈得很小声。我喝着茶，想起了山西。

那时候，我的感受是怎样的呢？那时候，这座戈壁滩中的城市在我眼里有多远呢？

手机振动，谢老师发来一条短信：他在嘉峪关等我，奥运火炬后天将在那里交接。

我能走到吗？

摸出定位仪：还有三十公里。

谢老师手拿一面小国旗，我们站在嘉峪关宾馆的大楼前。昨天晚上，只有这里还有空房。半个停车场都停着警车，谢老师的拉拉车夹在当中。现在是早上七点，宾馆门前的大街上已经站满了等着观看火炬传送的人们。谢老师一脸欣慰地笑着，塞了一面国旗到我手里。

身着绿色背心的志愿者在人群前站成长长一排，将街道隔离开。公安警察来回巡视，发出指令。圆嘟嘟的小朋友们骑坐在爸爸肩上，许多都在额头上系着红丝带，要么就在脸上贴有一颗心，一张张小脸激动极了。要不要我也把他举到肩上，让他看得清楚点，我问谢老师。

结果挨了他笑嘻嘻的一通骂。

音乐声宣告着第一辆车的到来：车身红得像可乐瓶包装一般，车上搭着的舞台上，身穿短裙的女孩跟着电子乐的节拍蹦来跳去，声音有几分刺耳。彩车围着转盘转了一圈，“呜啦”，舞者们喊出一声。但我们个个望眼欲穿的火炬手还没来，一切都没多大意思，谁都想第一个看到他们。

但他们没来。

没人告诉我们，我们站错了路口，甚至连宾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知情，不然，他们昨晚也不会专门封上了临街的每一扇窗户——为了“安全起见”。

我望向身边的人，一片失望的海洋。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个孩子哭闹，只有他们头上的红丝带和贴纸显出几分迷茫，我们大家真的全都为此这么早起了床？

我给一位老奶奶拍了张照。她的额头上贴着一颗心，两手各举着一面小旗。她脸上全然不见失望的表情，却正好相反。她属于经历过毛泽东各种政治实验的那一代人，她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革”。很可能她知道，什么都不发生未见得是坏事，事情总有变糟的可能。

我回去睡了一觉，又和谢老师在步行街碰头。他坐在长凳上，正跟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争执着，我老远就听见了他吼叫的声音：“我又不是傻瓜！”

西装男人打断他：“就是！你就是傻！为什么你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呢？你这样拉着你的车走路，靠别人施舍生活已经多长时间了？你是个没用的人，一个傻子！”

“我不是傻子！”谢老师瞥了我一眼，神色尴尬。

我坐到他旁边，对西装男人说：“我的谢老师不是傻子。”

那男人先惊讶地盯了我一会儿，又用手指着谢老师说：“他就知道走路，别的什么都不做！”

“那又怎么样？我也这样。”他脸上露出几分不解，“你……你也徒步？”

“对。”“那你肯定是记者什么的！”“哈哈，当然啦，所有老外都是记者！”“不然你干吗背着相机？”“我喜欢拍照。”“但是他，”西装男人亮出了王牌，“他又不拍照，只知道走路，是整个社会的负担！”“谢老师可是哲学家！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能碰见他有多幸运。他在大学里做过演讲，国外都有他的粉丝！”那个男人面露惊色地瞟瞟谢老师，但我还没说完，“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钱还不够多！对于你来说，房子和车子最重要。但这些，谢老师的粉丝早就有了，所以他们才会觉得他很有意思。”

那男人还准备说什么，但还是作罢了。

“或许你家孩子什么时候能上所好大学，”我接着说，“到时候他就能跟你讲讲，你今天在这儿碰到的是谁。”

他站在那儿，不吭声了，我差点起了怜悯之心，“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问。他走后，谢老师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国外也有粉丝？”他自嘲地笑起来。

“对啊！我博客的读者都觉得你棒极了。”“什么呀，”他说，“我也没什么好的。”但脸上含着轻快的笑。我们坐在板凳上，商铺的门都敞着，从一些店里传出了音乐声。男男女女拎着购物袋经过，年轻的一家三口走进快餐店。午后的阳光暖暖的，我们头顶上的树枝投下一片阴凉。谢老师吐出一个烟圈，微蓝色的烟团渐渐变白，直至消散在这夏日的空气中。

第二天我起床时，他已经先走了。我沿着出城路向西，这条路途经嘉峪关关楼，还有长城。

两处我都已经去过，在那个我从西安坐着火车一路来此的夏天，但当时，我什么都不懂。

周围的碎石滩就是戈壁，连这都是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后，我才知道的。

“戈壁滩？”我反问道。她笑起来说：“难道还有另一个戈壁滩不成？”

后来，地图摆在眼前，我才明白了嘉峪关的重要性，也明白了六百年前，人们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修建关隘：这里，是河西走廊上一道绝无仅有的峡口。峡口的南边耸立着祁连山脉的座座雪峰，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关隘恰在其间，在一条由河流与山岭夹构而成的天然狭道上。整整好几个世纪，嘉峪关都代表着中原世界的尽头。

我缓缓从关楼旁边走过，楼身是赭色的，高大雄伟，楼脚与长城相连，城墙隔断了整条山谷。

曾经，在这防御建筑还完整无缺时，每一个想由此处进出中国的人，必经嘉峪关。

现在，城墙几多斑驳，关楼也向游客开放了。我走到公路与长城的相交点，仿佛过往的车辆将这古老的黏土活生生地铣削开了一般，令人不忍目睹。我停下脚步。

两年前第一次来这儿，我从长城的终点走到关楼，足足走了几个小时。那天的天空灰蒙蒙的，比今天更阴些，城墙外侧的土地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畏惧：在高温下沉闷孵化的碎石蔓延至天边，除此之外，城墙外什么都没有。唯一透出一丝生机的，似乎是空中飘移的云了。

这种感觉，现在又来了。我知道，这里才是戈壁滩真正的起点，我之前走过的都与前方等待着我的不能相提并论。

我想到的不是土库曼斯坦，不是伊朗，也不是穿过东欧的路。我现在所立之处，是古中国的尽头。这里粗糙险峻，灰茫茫一片。云朵划出道道弧线，移过大地，它们早已在这里，在所有的城墙与人类到来之前。

我的手机振动了，谢老师，“小流氓，你在哪儿呢？我都快到戈壁滩对面啦！”

他笑起来，我想象着他拉着他的车，走在这片戈壁的广阔之中，突然，一切不再如此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