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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哐当哐当的声响，火车朝嘉峪关方向行进。坐在我对面的男人正端着大红色的方便面盒，吸溜溜地吞咽着。“红烧牛肉味”。我的脑海中忽地闪过毛泽东的画像，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
我头靠在凉意通透的车窗上，戈壁在窗外飞驰而过，看的时间越长，我眼中的它就越显可怕：赭黄，干燥，无边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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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吆喝，卖饮料的列车员正推着小车朝这边来。我买了瓶可乐放到太阳穴上，头在起伏跳动，脸颊肿着。
我望向窗外，努力勾画着自己和谢老师从这里走过的场景，却没成功。
“雷克，”临别时，他说，“你是我最喜欢的流氓！你长这么高的个子，满脑子就知道原则啊、规律啊，结果居然被小蜜蜂吓跑了——我喜欢！”
“你又笑我，谢老师！”
“不不，我是认真的。照顾好你弟弟，跟他说，他也要好好照顾你！”
鲁比，我看一眼手机。有一条短信是北京的同学丽萍发来的：人已接到，在宾馆睡了一觉，已经送上了去嘉峪关的火车，车程共三十三个小时。
我喝了一口可乐。窗外连绵起伏的戈壁滩，有如一汪石化了的海洋。望着那僵固的浪涛层叠，我才渐渐明白，为什么自己对它的畏惧在走路时还少几分：迈着小步前行的我，还未见其广、其阔。
回到嘉峪关，我待在宾馆房间里看了一整天MacGyver（《百战天龙》，1985年美国首播的动作探险连续剧）。城里在建一座新的炼钢厂，来了许多外国专家，宾馆里住满了德国人。
他们到这里已经几个月了，钱挣得不少，身边的城市依旧陌生，他们身上有一份类同于天祝的英国学生所有的迷惘。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酒吧：德国工程师，他们的菲律宾籍女友们，一位女翻译，还有我，感觉有点像嘉峪关全体外国人民大会。菲律宾女子们跳舞，德国男人们将啤酒瓶端放在胸前，灯光迷暗，音乐嘈杂，墙上挂着喜力啤酒的广告。
我举可乐跟他们碰杯，脑子里想的是戈壁、绿洲、长城、关楼，还有等明天弟弟鲁比来了，这些我都要一一带他去看。
火车站，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出租车载我到旅客出站口，我请司机稍等，便匆匆跑向出站口。
四处都是人，箱子，背包，还有无数每一列火车上都少不了的大编织袋，唯独不见鲁比。
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大大的黑色背包，短裤，拖鞋，我认出了那件橘黄色衬衣。他站在车站前的宽台阶上，双手插在裤兜里，俯望着黄昏中的城市。
“小鬼！”我叫他。有时，我会忘了自己现在的样貌。他把我由上至下着实打量了一番，然后咧嘴笑着说：“哎，哥们儿，你先是来晚了，然后还把自己搞得跟Chuck Norris（查克·诺里斯，美国武打演员，常蓄大胡子）几乎一个样儿！”
接下来的几天如同度假。我们待在宾馆，要外卖，看碟。跟德国工程师们一起打发时间，参观城里的各个景点。在长城的终点，我们俩爬到土城墙上面走，惹来了麻烦。一个男人吼我们下来，还生气地教育我们说，这样做属于破坏文物。我知道他的话句句在理，自觉难堪极了，便假装不懂中文。“你就装吧，”他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说道，“我在车站看到你了，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晚上，我们坐在出租车里，环岛周围围了一群人，看样子像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围观的人特别多。
第二天，我向另一位司机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交通事故，十八岁的小姑娘。”
“她怎么了？”我想到了莉莉。
“被一个喝醉酒的人给撞了！人家本来还有一周就要去南边念大学了，昨晚跟男朋友坐在草坪上，一个醉鬼开车冲了过去，”他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头跟身子都分家了。”
我翻译给鲁比听，等我说完时，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里瞅了我两眼，我觉察出了他眼神中的愤怒。“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他问我，接着又自己回答说，“开车那人的爹是高官！”
“噢！”我应了一声。
他检验般地瞅了我一眼，“你会说中文，也该知道我们这儿都是怎么办事的吧？”
“你是说，肇事的人不会被判刑？”
“当然不会啦！家里掏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
“他妈的。”
“对啊，他妈的！你想想人家姑娘的父母现在什么感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
几天之后，我们离开了嘉峪关。火车嗒嗒开了一个半小时，朝向西北，然后在一个名叫玉门的地方把我们扔了下来。几排街道，一片老屋。我们走进我之前寄放拉拉车的宾馆，宾馆在城边，背靠戈壁。
“你说我们在这儿能不能也弄到一辆‘黄瓜’？”鲁比问。我回答：“当然啦。”但其实自己并不确定。
黄瓜——我们这样叫农民运货用的三轮车。两年前，鲁比来中国找我的时候，我们也买了一辆，从杭州骑到了上海。三轮车是雨蛙般的绿色，在六天之内坏了六次——我们的黄瓜。
寻找的过程并不容易，玉门虽有一个农机市场，但它隐藏在巷子深处，货品种类少，价钱高。
“说不定我们真得打消这个念头了。”鲁比说着，一面怏怏地四下望去。
我知道，他其实更想跟我一起走路。
“我可是答应了爸爸的，”我说，“路很远，天又这么热，况且你还不习惯这样走路。”
我们面前出现了两个出售三轮车的人，正发问般地直直盯着我们。我们俩头上扣着草帽，也是爸爸的建议之一，他担心这里的日照太强。
“这完全不能算黄瓜！”鲁比指着那辆不怎么结实的三轮车抗议道。
“为啥？”“因为它是蓝的，不是绿的。”四百块，我们买下了这辆蓝黄瓜。
我坐在车后的载货架上，鲁比蹬着车穿城而去。路人那一双双紧随着我们移动的眼睛，比平时睁得更大了。我们进超市买羽毛球拍，得到了两个免费赠送的西瓜，回到宾馆，倒在床上，喝酸奶，看碟。
“上路之前，有一点我们得先说好，”我说，“一旦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或者就只是不想走了而已，你必须马上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坐车找宾馆休息，好吗？”
他点点头。“那现在就赶紧好好享受吧！”我说，“明天不光会热得要命，到处是灰，而且也没有干净的白床单了。”
鲁比笑起来，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不想看电视剧了，他也不在乎我们说好的约定——他要进戈壁。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拉拉车固定在蓝黄瓜后面。爸爸打来电话，声音里透出几分忧虑：“你们俩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孩子们。”我没告诉他，这时的我们因为看了通宵电视剧，困极了。宾馆的几个工作人员站在门口看我们打包，我们轻抬了抬头上的草帽道别，他们笑起来。
我们不走国道，选择了一条穿行村庄的路。我走路，弟弟蹬着黄瓜。一片又一片绿油油满盈盈的农田，高过两米的向日葵冲着我们低垂着头。有人指错路，害得我们走入一座废弃的工厂，途经一片大麻田，两人又一齐会意地笑起来。
我们把手机固定在车把上放音乐，几乎清一色朋克。音量有些小，还夹杂着嗒嗒碰撞的声音。
然而，太阳直射我们的草帽，五只轱辘轻声地吱呀着，这时候听这样的吉他重奏却很好玩。
第一天我们走了三十公里，第二天四十，脚下的路延伸进入一条狭长的绿色河谷。多数时间里，戈壁滩似乎还离得很远。有时，我们见到那碎石滩在绿茵中耸露一角，仿佛要将这富饶的田地活活缢死。
我们在小饭馆吃饭，在农民家过夜。从市场上买来的西瓜在蓝黄瓜后架上滚来滚去，直到被我们塞进肚子里为止，我们的包里随时都有杏干。
有一次，我们停下来看三位牧民如何将羊群赶过河里的浅滩。他们先试着大声吆喝了一阵，后来干脆抱了一只羊羔放到对岸，等着它可怜巴巴地咩咩叫起来。果然，羊群动起来，通过了河滩。
傍晚将至，我们还在路上。太阳悬在前方的空中，射出一面光扇穿透云层，渐染深红，落下天边。手机里传来一首Lokalmatadore（本地大牌，德国朋克乐队）的歌，此外，四周一片悄然。我们嘴里嚼着甜甜的杏干，气温不冷不热。
鲁比盯着我笑起来，“原来这八个月，你就是这样过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