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

“他是我弟弟。”有时候，鲁比会这样跟人说。这两个字已经被我重复了如此多遍，他都能背下来了。他很愿意跟别人说，因为听众的反应多少都有几分茫然。

他指着我，说：“他是我弟弟。”收留我们过夜的农民满脸不解，看看他，又看看我，后来干脆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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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往西北走可得小心啊，”他说，“从这里到安西，只有戈壁滩！”

“有多远啊？”虽然我已经从定位仪上知道了答案，但还是问了一句。

农民皱了皱眉，“一百五十里肯定是有的。”

三个西瓜，十几升水，四个馕，几听罐装玉米和茄汁黄豆。手机电池充满了，也就意味着有音乐可听。前方是辽阔无际的戈壁，我回想起了自己在火车上看到它的可怕模样。

这是一个没有阴影的世界。黄土覆盖着路面，我们经过一列坟丘。途中，我指着一个鼠洞说，捉老鼠只需要一个塑料瓶就够了。

谢老师最后还是把他的捕鼠秘诀透露给了我：瓶子从中间剪开，里面放点吃的，开口朝上埋进土里。老鼠一掉进去，就肯定出不来了。用刀捅死，烤着吃。鲁比做出满脸恶心的表情摆了摆手，跟我第一次听这故事的反应一样，我眼前突然出现了谢老师满意的笑容。

我们不吃老鼠，我们有罐装玉米，路面上还滴答留下了一串串西瓜汁。这会儿我们也不听朋克了，改听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乐。伴着Wann Wird's Mal Wieder Richtig Sommer（《夏日何时再来》，1975年德国畅销金曲之一）的旋律，我们来到一座高速路跨线桥。桥栏旁有一块阴影，正好可以停下歇息，吃点杏干。我们把杏核吐出去，地面上有个洞，谁能吐进谁就赢了——我一次也没中。

“笨瓜。”鲁比笑着说。他说得没错：我是笨蛋与傻瓜，合二为一。

这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很小的居民点过夜，地方小得不过是路边的几栋房子而已。小卖部老板让我们睡在他家后院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窗户，有炕、洗衣机和电风扇，还有控制电灯开关的拉线。

幽暗，酷热的一夜。我们躺在炕上，汗一直流，风扇咔嗒作响却没有一丝凉意。黑暗中飘移着一个形单影只的红点，有如一颗遥远的星星。

“你觉得你还要走多久？”黑暗中，鲁比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低沉。我突然反应过来，飘移的红点原来是洗衣机的指示灯。

“两年，”我说，“也许三年。”

第二天的四十公里，我们一路唱过去，天气比昨天更热，我们的歌词大都与“身在沙漠，无奈屎意渐浓”有关。黄瓜吱吱呀呀的，但还是乖乖朝前跑着。

日落时，我们到了绿洲城市安西。它给我们送来一缕清风，还有谷物树木散发出的香气。我们看见一条小溪，还有孤单单的一只蚊子，在手电筒亮亮的灯光下舞蹈。

紧接着，两只、三只、整整一群，暴风雪般地扑面而来。我一巴掌拍到脖子上，感觉手下磨碎了许多昆虫尸体，我朝鲁比喊道：“快换衣服！”

还没来得及翻出外衣长裤，我们已被叮得体无完肤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抵达安西对我们来说才如此了不得。几天没洗澡，衣服盖满了灰，筋疲力竭，浑身是包。我们走进一家大宾馆，停放好黄瓜和拉拉车，要了一个带浴室和空调的房间。

“住几晚？”前台工作人员问。我回答：“先住一晚吧。”

打开房门，见到雪白的床单，我们俩都兴奋地乱蹦起来，冲进浴室，直到脚底流出的水再度透明为止。然后，我们瘫倒在凉意绵绵的床上，薯片，可乐，DVD，再完美不过了！

懒懒地待了两天后，我们终于又出了门，去市场买水、罐装玉米、馕。还买了两张塑料凳，一把超大的遮阳伞和一床薄凉席，用来铺在地上以便躺下休息。

“说不定我们的羽毛球拍还是能派上用场呢！”鲁比说。我附和一句：“那是肯定的！”但自己都不相信这话了。

回到宾馆，重新躺回床上。

在我们整装出发的清晨，前台接待提醒我们说，沙暴快要来了，“你们今天真的还要走吗？”她问，“天气可不大好。”

我望向门外的天空，蓝蓝的，很平静。我耸耸肩，鲁比也跟着耸了耸。

于是，我们上路了。

还没出城，沙暴就来了。街上的人们个个竖起衣领，低头快步小跑，车辆消失在远处。灰白的旋风卷带着尘沙从空中降下，在楼房和街道间摸索着移动。我见过这样的旋风，它是沙暴到来之前伸出的试探的手指。

“还真有沙暴。”我说。鲁比脸上漾起一丝笑，看得出来，他正为此兴奋着呢。

这场沙暴跟我第一次经历过的不同，它不只是黑霾的云朵翻腾于大地之上，而是整片天空都变了颜色。它从各方涌来，撕扯我们的衣服，卷起所有石子。就在这时，鲁比转过来冲我喊了句什么，风声嘈杂，我没听清，他于是兴奋地竖起了大拇指：“太棒了！”

我们来到一座加油站，站前架着几个卖瓜的瓜棚，摊主招手叫我们进去。我们把车靠在角落里，坐了下来。脚下堆满了成熟的水果，棚外，沙暴翻腾汹涌，我买了两个哈密瓜。

“再多拿几个，”老板娘说，“我们这里的瓜可是方圆最好的！”

重新上路时，鲁比和我都有点犯恶心。老板娘不停地塞来各种水果，我们俩的肚子已经圆鼓得再也吃不下了，她又拿来瓜干。这么美味这么香甜，莫过于瓜洲的瓜。光照抽走了一切，只留下了它的馥郁，我俩一直吃到头脑发晕。我买下一袋作为带给小象爸妈的礼物，接着又脚步不稳地上路了。

走进沙尘暴里。

我们担心起黄瓜来。每走一公里，它的咿呀声就变响了些。刹车早已经不好用了，两根皮带压在车轮轴上，由刹车柄控制，它们也随着每公里的行进愈见松弛。

我们走在路基上，穿行在戈壁中。路基约有一米半高，两侧都是斜坡，底部每隔一定距离就埋着一根水泥管道。沙暴呼啸着，噼啪作响。

夜幕降临时，天蒙上了一层深蓝色。我们抬着黄瓜和拉拉车，顺着路基一面的斜坡下去，想找个地方搭帐篷。

风狂暴依然。我们从拉拉车里翻出鲁比的帐篷，突然，他的垫子不翼而飞，分明刚刚还在这儿，肯定是被风刮走了。

把帐篷桩敲进碎石，我背对着风跪在地上，鲁比蹲在我对面，脸上表情变了形。我们一起用力，将帐篷向下压进地里。风吹得它前后乱倒，我们费了一阵工夫，才终于把它搭起来，但它立得不稳。风从侧面吹打底部，每一道缝的线口都承力过大，随时都有被撕开的危险。

我们把它重新收起来，塞进拉拉车里，又拿出了我的帐篷。虽然我的是一顶单人帐篷，但它足够结实，能抵抗住这风暴。好不容易竖了起来，它像只小猫一般在风暴面前蜷缩成一团——我头一次为没在买帐篷的时候节约而感到欣慰。

鲁比揉了揉眼睛，我说：“小是小了点，但还能凑合。”他晃了晃脑袋。我又将拉拉车和黄瓜的车轮压到帐篷桩上，额外加固。“我的眼睛不舒服。”鲁比说。我把垫子铺到帐篷里，让他躺进去。

我来负责我们的行李和食物。一声呻吟咽回去了一半，作为回答。

夜，我坐在帐篷里，弟弟平躺在我跟前。风在吼，帐篷在抖动，电筒照亮了一小方黑暗，我手里拿着水瓶。鲁比的眼睛红红的，肿了。他正看着我，我从他眼中却不见一丝忧虑。我小心地用水给他冲洗眼睛，就在他一动不动听任我摆布时，我突然明白过来，所有这一切对于他和对于我而言全然不同：他无须担心，跟哥哥一起在路上，他知道，只要我在，一切都会好的。

“会好的。”我对他说，水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下去。我觉得不安。电筒灯光微弱，我们被黑夜中怒吼的沙暴包围着，方圆三十公里全无半个人影。我真是个笨蛋，但这话，我没跟弟弟说。

这一夜过得有如高烧一般，我们俩汗淋淋地挤在帐篷里，两人中间放着行李，又闷又热，帐篷布贴在我脸上。

鲁比也没法入睡。

“妈妈如果能看见我们现在的样子，肯定会笑的。”他说。我想了一会儿，回答他：“嗯，她现在肯定正看着呢。”

第二天早上，风暴依然没有过去。鲁比钻出帐篷，已经完全睁不开眼了。两只眼睛都高肿着，还不停地淌着泪，看起来就像只受伤的海豹。

糟糕，我心想，嘴上却说：“一切都会好的！”然后把眼罩和他的墨镜递给他，让他戴上，保护好眼睛。我拆下帐篷，收拾好行李，然后对他说，履行我们约定的时刻到了。

“我知道。”他叹了口气。

“这里离敦煌还有至少八十公里。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或者招过路车载我们过去，这一段路我以后退回来再走，或者你躺到黄瓜上，我推着你走。”

“这可不好办。”他紧了紧外衣帽子。戴着眼罩和墨镜，只有他的嘴巴和鼻子还露在外面。

他咧嘴一笑，“也就是说，你推着我走？”

“对。”“我就躺在车上，什么都不用做？”“对。”“那太好了！在敦煌的宾馆里是躺，在这车后面也是躺，反正是一样的！”

逆风，有雨。鲁比脸朝车后斜躺在黄瓜的后架上，拉拉车绑在后面。我把定位仪固定在车把上，双手奋力在风里推着车前进，眼睛直盯着显示屏。

四小时后，我们走了九公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被拧干的毛巾——一个笨瓜的计划。

鲁比在他的遮掩物下哧哧地笑了起来，他有个好主意。

我走在黄瓜边上掌握方向，他坐在车座上蹬着走。我依照路的坡度和风告诉他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如此，我们便轻快地咯嗒嗒朝前走着。

突然，一条刹车带掉了，第二条也掉了。风变了方向，呼啦啦直直从我们背后吹来，力大得将我们接连推上了几段上坡路。有几次，我不得不将身体的全部重量压到车把上减速。还有几次，我跳到黄瓜前面，伸手结结实实顶住它，直到鞋摩擦路面，速度又降下来为止。

前面有下坡。

我一开始还没看见它，公路只似在某个点上停止了。风吹着我们向前，我得迈开大步才能跟得上。鲁比茫然地坐在车座上，没什么反应。忽然，我眼前突现一片几公里宽的洼地，路从中笔直地穿过。

我还在思考着对策，我们的车速已经快了起来。我尝试让车减速，但已经太晚了。

那一瞬，我做下了决定。

“快让开！”我喊出一声，一脚已经踩到了车中架上。鲁比还不明情况地抗议着，我们的旅程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公路左侧啪嗒啪嗒地向坡下冲去，鲁比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风在狂吼。我瞟了一眼定位仪：时速二十公里，还在加速，二十五公里、三十公里。黄瓜嘎吱嘎吱地叫响着，随时都会散架一般。我惦记起我的拉拉车，希望它还在后面，但又不敢往回看。

远处，一辆卡车正朝我们驶来。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卷作一团的胳膊、腿还有车轮，咕噜滚下路基，砸在戈壁滩的石面上，摔得粉碎。

“你听到我喊‘跳’，就使出吃奶的力气跳出去！”我大声喊道。鲁比没答应，反倒问我：“我们的速度很快吗？”

我又瞟一眼定位仪：时速三十五公里。

“还好，”我骗他，“是风！”

卡车划了个大大的弧形避开我们。来到洼地对侧，我们的速度也减慢下来。我感谢命运让我不必再跟爸爸解释，为什么他的小儿子眼前挡着一块布，在戈壁滩里横飞了出去。

终于，我们停了下来，我的双膝打战，满额头都被汗打湿了。

“刚才怎么回事儿？”鲁比问。我们在路边靠着黄瓜坐下，我才鼓起劲来跟他描述刚才的情形。

“……那也就是说，大约十公里的路你没有走。”他总结道。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他把手放到我肩上。在为我们俩平安无事的感激中，在为我全程步行的计划破灭的失望中，夹杂着另一种情愫。我花了些时间才领悟到那是什么：轻松。我打破了自己的一条徒步规则。

也许，早该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