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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5日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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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才踏上停机坪，戈壁的风沙又袭向我。回到之前住的宾馆，有人问我是不是长胖了。
我笑笑，我的身体需要囤积点脂肪。
中国人不爱吃罐装食物，我也不爱，但走路的时候很方便。因为担心出城后买不到了，我便买了许多罐装玉米和黄豆，还有八宝粥、饼干、牛肉干和几件矿泉水，把拉拉车塞得满满的，又将方桶灌满水，晚上洗脚用。那副没用过的羽毛球拍被鲁比带走了，阳伞不知被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带上那两张凳子，没准儿还会有客人来访。
收拾好行李，我便早早上床睡觉。
一个女人在楼道里来回跑动，吵醒了我。她在检查所有的窗户是否已经关好，“沙暴！”她喊着。
这时，我也听见了，掀开窗帘，只见褐色的旋风，树干被风刮得耷拉下来，枝梢折断了，沙砾噼啪地砸在玻璃窗上。
风暴在城外的沙丘补足了能量，俨然成为一只凶猛的黑色巨兽。我穿着内裤站立在窗边，试着想象自己此时和拉拉车在外面找避风处的窘状。这应该算是真正的沙暴了吧。我又倒回床上。
小象打来电话，我跟她说今天走不了，有沙暴。
“噢！”她应了一声。“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停。”我说。“小心点！”她提醒我。
第二天早上，天空重又放晴。我跟宾馆工作人员道过别，便拖着拉拉车上路了，穿行在一层薄雾细沙之中，身着橘色背心的人们正忙着清扫路面上的断枝。我转往北行，途经一个月前鲁比和我卖掉黄瓜的路口。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冷不丁意识到自己的目光正在搜寻着刹车不灵的蓝色货用三轮。我想念起鲁比来。小象在成都，父母身边。谢老师在我前面离得很远，新疆某一处。
我给他发去短信，说自己终于要开始追赶他了，接着，我踏上一条漫漫林荫道，离开了绿洲。两侧的树尖聚拢在中央形成绿荫篷顶，盛夏的熟郁飘漾在空气中。我顺着路望去，想起了自己徒步的第二天：那条通过卢沟桥后的秀美林间道。那时候，我还暗暗奢望一路如此。
走过绿洲，戈壁突显出来，一切依旧。我迈步向前，车把捏在手里。轻风抚过，赭黄的戈壁滩心平气和。
我见到骆驼和长城废墟。伴着震耳的隆隆响声，一辆大货车在我身后停住，司机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一旁谨慎地冲我眨眨眼，旋即朝我伸出一只手。
他在这条路上已经看见过我三次了，每次他都按按喇叭，冲我挥挥手。这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停下车来，问我会不会说中文。他塞给我一个哈密瓜，笑脸一扬，“拿着，哥们儿，没准儿咱们还能再见呢！”
他发动轰鸣的汽车，又朝我招了下手，开走了。
剩下我站在浓浓的灰雾中，干咳几下，手里抱着个哈密瓜。一路上，我因为这些卡车司机不知冒过多少回光火，噪音、浊气、完全不顾及他人的驾驶方式，还有无休止的喇叭。
天气闷热，从敦煌出发时带上的四十升水消减得很快。我拖着拉拉车，走在戈壁里。饥饿感不很明显的时候，我吃一罐玉米，觉得饿便吃一罐黄豆，很饿的话就两样一起吃。
一天中最美的，莫过于落日将整个世界都镀上金色的时刻，之后，空气慢慢凉爽下来，连这戈壁也显得温婉和善起来。我一直走到天边烧得通红，才找地方搭帐篷，离路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最好还得是平地。
等我搭好帐篷，太阳只剩天边耀眼的一条细线，余下的天际徐徐过渡，深蓝至黑暗。星星闪耀着，多得让我觉得好似站在圆球之上，旷大的空间，球在正中。
四天后，我到了柳园，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街上拦住我，“你也没我想的那么高嘛！”他说着，笑起来。他的姐夫在敦煌见过我，消息比我来得快。
我又想起了那个神秘的牵驴女人。
我在小居民点待了一天，上街散步，跟村民聊天。这里不是绿洲，他们说，这座城市全靠附近的矿井和沙石场，生活用水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疏导过来的。
对我来说，无论怎样都好。火车站旁，我坐在阴凉处，望着站前的广场，餐厅、宾馆的广告牌上写着的字，退休老人在树下聊天。我不禁问自己，若有一天真要离开中国，我会不会哭呢？
第二天出发时，我不再是一个人。一个男人站在角落等着我，他一袭黑衣，神情中夹杂着几分独有的执拗。
“我跟你一起走，德国朋友。”他向我宣布道，口音浓重。他叫雅库布，维吾尔族人，是哈密的一名卡车司机，他想跟我一起走戈壁。
我瞅了一眼他的脚：黑皮鞋。阳光射在身上，刺得生疼。我在拉拉车里装了许多食物，够吃一个多星期。雅库布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么都没有。
他的目的地就是哈密，他说，三百公里。他想跟我一起走，要是什么时候累了，他就拦辆过路车。
“所有卡车司机都是我朋友！”他的语调高高扬起。于是，我们走进了正在灼烧的戈壁。
我觉得他有些古怪，这个人，他到这荒郊野外来做什么？想对我做什么？
我停下喝水，也递给他一瓶，他没接。现在是斋月，太阳下山后他才能吃喝。我看一眼定位仪：十点刚过。我们身处戈壁滩中，阳光烫人。我的舌头和上腭粘在了一起，嘴里干得恶心。
我又迅速喝了几口，把瓶子塞回拉拉车里。本来还想吃点什么，但我还是忍住了，相机也很少拿出来。这人我之前从未谋面，这里，还只有我们俩。
我们继续走着，他好像不知道渴和饿，也不知道累，但话不少。
他说他想去俄罗斯，说维吾尔族人在这里生活不容易，说他家投资的铜矿后来才发现铜太少，压根儿赚不回钱；说他当卡车司机，辛苦得很，钱还挣得少。
“要是去了俄罗斯可就不一样了，”他说，“或者去土耳其也行！但在这儿，在中国，生活不好过。”
有一次，他指着远处的两团灰雾说：“那边的，也是卡车。”
“他们干吗不在路上开？”我问。他诧异地望我一眼，“节约过路费啊！还能躲过警察检查！”
“那不危险吗？”
“当然危险啦，还有人送命呢，车子陷进沙里，又没带够吃的。最可怕的是冬天，这外头零下三十多度，年年都有冻死的。”他又笑起来，“不过，我们维吾尔族人出不了事，出事的都是不熟悉情况的汉族人！”
这让我想起了西藏，想起了藏民们脸上的骄傲。许多外地人不适应高海拔，只能叫嚷着头痛缩在床上，但藏民们完全不以为然。
雅库布在我旁边走着，一刻不休地说话，三句不离维吾尔族人的生活状况。我了解到，维吾尔族人总是比汉族人好客。
突然，我恍惚看见雅库布眼里一闪。
我有些发晕，渴饿交加。我很想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但更想先甩掉这个同伴再说。
“你一般每天花多少钱？”他很直接地问，从旁瞅瞅我。
“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我说。我不想跟他谈论这个话题。
但他很执着，“等你到了哈密，什么都比这儿贵。”
“我可以省着花嘛。”
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并排走了一会儿，然后，我又听见了他的声音：“那现在呢？现在你身上有多少钱？”
“这算个什么问题？”我的手将车把抓紧了些。
“就是问你有多少钱？”
“两百。”我嘴上说着，脑子里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里除了我们俩，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远处，一辆卡车的影子缓缓朝我们移动过来。我加快脚步，沙丘从我身旁滑过。天气很热，我感到眩晕。我瞟了一眼定位仪：今天已经走了二十多公里，几乎没有休息。我暗暗希望能找个搭帐篷的地方，但这个奇怪的维吾尔族人得先消失才行。
我听见他跟在我身后嘀咕着什么，声音单调低沉，像是在祷告，似无休止。又过了一会儿，我停住了。“雅库布，”我从牙缝间挤出一句，“你在那儿说什么呢？我不懂维语！”
“我在算你的钱。”“啊？”“你的钱！我在算呢！”“你别闹了！”
他不知所措地盯着我，随后一阵沉默。我们一个字没说地继续走，影子越拉越长，太阳落下来，整片戈壁滩都笼罩在金光里。我开始想为什么偏偏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招惹了这样一个人，穿着皮鞋跟在我后面，还计算着我的钱。
我得甩掉他。
红色的卡车停了下来，两个男人跳下车。他们拍拍雅库布的肩膀，朝我笑笑。我们怎么会在这里，他们想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还有什么打算。
雅库布脸上出现了一种几乎含带着慷慨的笑容，他解释说，我是他的德国朋友。我努力挤出笑脸，暗暗希望他们能把他一起带走。
但他们自个儿接着上路了，他们走后，雅库布转身对我说：“我朋友！”
“我知道，雅库布。”
我不笑了，我注视着脚下的路面，努力克制住眩晕感，脑子里思量的全是吃东西，喝水，还有睡觉。还有两千步，还有一千步，然后我就拐个弯，拖着拉拉车走进碎石滩里，不管雅库布干什么。然后我要告诉他，他不能跟我一起走。
我斜瞟了他一眼，他的样子并不疲倦，连汗都没出。
“德国朋友！”他突然停下脚步说，“很高兴能跟你一起走，但现在我得告辞了。”
终于，我心想，“噢！”嘴上却说。
“我就在这儿等着，哪个朋友路过就让他捎我一程。”
“那好吧，雅库布，祝你好运！”
“需要好运的是你，不是我！”他的一只手伸进裤兜，掏着什么，“我刚才算了一下，你的钱到哈密可不够！”
还没见他从裤袋里掏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我已经知道自己彻底误会了他。
“不不不，雅库布！”我急忙喊起来，连连摆手拒绝他要给我的钱，“我真的不能要你的钱！”
又说了好一阵，我终于说服了这个小个子卡车司机，我们的友谊比金钱重要。
我陪他一起等下一辆过路的卡车，司机们看见他，招了招手。那个庞然大物在腾起的灰雾中站住，门开了。
“后会有期，德国朋友！”雅库布说。我答道：“后会有期，维吾尔族朋友。”
我们握握手，相视一笑。他上身一摆，跃进了驾驶室里，关上门。卡车再次发动，起步，轰隆远去，我的目光也跟随着它。
我拖着拉拉车，慢慢走向戈壁滩深处，找到一个无风的好地方，我搭起帐篷，前面放张板凳。因为早就饿坏了，我打开一罐黄豆和一罐玉米。两分钟不到，它们通通进了肚子。
我刚躺进帐篷，绞痛就来了。身体正中的位置，肠道一阵扯刺。我后背连起鸡皮疙瘩，疼得直发抖。
一定是那豆子，我心想，慢慢摸爬到帐篷外的夜色下。
戈壁滩一片寂静。我在帐篷前反复做着下蹲，抬头，望见天空群星闪耀。疼痛却丝毫不减，我把上身压到板凳上，将两个指头伸进喉咙里，什么都没有。
这个戈壁滩的夜，我孤单单一个人，抠着嗓子眼不住地咳嗽，想到了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