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王国

天亮了，我爬到帐篷外。风劲减弱了些，但帐篷布依然紧绷着，拉拉车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环视四周，红褐色的火成岩直至双眼能及之处，马路空荡荡的。我试着探寻昨天扔出帐篷的罐头，踪影全无，一定是早被风刮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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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支护送队伍的陪伴下抵达了哈密：十几个小男孩跟在我身边跑跳欢呼着。阿布杜已经到了，还为我订了个房间。

连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了，我筋疲力竭地径直倒在床上，床单的白朝我扑面而来。就在躺倒的那一瞬，甚至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躺下，我已经睡过去了。

第二天，阿布杜带我在城里转转。他背着一个材质颇好的斜挎包，包里装着相机，骑在一辆对他而言太过小的轻骑摩托上。准备出发，他递给我一个头盔，冲我咧嘴大笑，然后我们便嘎嗒嘎嗒地上路了。

哈密是一片绿洲。我看见了棉花田和葡萄架，戴着彩色头巾的女人，还有坐在帷帐下卖饼的大胡子男人。

“这种饼子叫馕。”阿布杜说。我说它的味道让我想起家里，阿布杜笑了笑。

“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家啊？”他问。我们坐在咖啡馆里。我面前摆着一份店里自制的冰淇淋、一块核桃糕、一杯酸奶。我说出了关于这些甜点的一项事实，阿布杜骄傲得涨红了脸：这是我在整个中国吃过的最好吃的甜点。他自己什么都没吃，摆了摆胳膊打发走服务员——斋月。

“你不想你家里人吗？”他问。

我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就算想，我也不能回家。”

“为什么？”

我想到自己徒步的原则，不确定应该怎么跟他说比较好。

“今天，我属于这里，”最后，我说道，“明天，我又属于别的地方了。”

他脸上浮起一个笑容，慢慢地摇摇头，“今天，在这哈密古国，你是我的客人！”

曾经，哈密真的是一个王国。从十七世纪末直至1930年，维吾尔贵族世家统治于此。哈密回王的半自主政权受到了大清朝廷的庇护，交换条件只是每隔几年进京上贡。

1911年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成立，后来又渐失民心。随后几年的动荡，哈密王朝亦受到不少撼动。1936年，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西线红军正端着枪躲避马家军队毁灭性的攻势，昔日的哈密国只还剩下了最后一座王陵。

直到今天，它依然立在那儿，并以其中伊斯兰式、蒙古式及大清式合为一体的建筑风格而闻名。我们到达寺内，阿布杜张开双臂，深吸一口气，连他的步态在我眼中都似添了几分高贵。

“你有什么感觉？”他问。我的回答是：太宏伟壮观了，这雕纹，这木柱，这细塔，还有这宁静。

“这里就是我的家。”阿布杜说。我看着他，明白他之前在咖啡馆里说的话句句发自真心：虽然在内地的西安上了大学，但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回新疆，“回到这个全世界最美的地方之一。”他笑着说。

拉拉车轮胎坏了，路上的碎石可够它们受的，不光漏气，连整个车轴都弯了。

我们找了家自行车铺，他们可以帮我换山地车的轮胎，但开价太高。我心不在焉地还价，跟修车师傅说只要他能保证新轮胎不会有问题，我也愿意付他要的价钱。

“我的活计绝对一流。”他头也不抬地说。

“但我可要拉着它走戈壁滩呢。”他点点头，操起工具忙活起来。

第二天早上，拉拉车又坏了。还没走出哈密城，它已经开始晃悠起来，新轮胎的辐太松了。

我毫无成效地一阵捣鼓，最后还是把它拉到了路边一家店铺。铺子里的老人翻出工具，耐心地拧紧了所有的接口。

终于再次站在公路上时已是下午，天色已晚。远处，一团黑色的烟雾悬浮于大地之上。阿布杜跟我提过：吐哈油田。

吐哈控管吐鲁番与哈密地区的石油勘探及开发，这是一座戈壁滩里的人造城，四方城内的公园、街道和楼房均为油田员工日常生活所建。

我在石油勘探公司的宾馆要了个房间，坐到窗边，打开一听阿布杜最爱的瓒瓒可乐（健力宝公司出品）。维吾尔人生产的食物人们可以放心购买，他这样说，因为维吾尔族人都很诚实。在乱糟糟的内地，买东西的时候可得多长个心眼。他的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近几周来，全中国都处在一桩食品安全案引发出的震惊之中：石家庄某集团旗下的奶粉受化学物质污染，已致多名婴儿生病。

我给小象打电话。她正跟父母在欧洲旅游，打电话不太方便。接通了，咔嗒一声响，她的声音听上去很疲倦。

“你已经跳过舞了？”她问。

我跟她说还得等到明天，我距四千还有四公里。

“噢。”她应了一声，我们没聊很久。

第二天，我走完剩下的四公里，便把拉拉车停到路边，开始等。一辆辆货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中也夹着几辆小汽车。我坐了一会儿，一个可以陪我跳舞的人也没等来，便自己跳了起来。左蹦蹦、右跳跳、转个身、摆摆手、踢踢腿，伸手指向按着喇叭驶过的车。

跳完后，我如释重负。这舞并不欢乐，我不过在履行自己对自己的一项规定而已：每一千公里跳一次舞。然后，我拖着拉拉车，继续走在这片维吾尔族人的土地上。途经沙漠和幽碧的绿洲，正午，我倒在枯树的阴影下睡觉；晚上，我在荒僻无人的地方支起帐篷。放眼一望，足见几公里之外。天黑下来，四周变得如此安静，我连自己吃东西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看见星星悬在空中，手电筒灯光里，一只大蚊子正如加利恩帆船一般，航行在我的帐篷内。

哈密的这一边，一切都变了样，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国度。我在村里遇见了误以为我是维吾尔族人的汉族人，也遇见了无法交流的维吾尔族人，因为他们不懂汉语，我不懂维语。

其中也有人出现得不是时候。一天下午，我拖着拉拉车朝着一段长坡爬去，正因为车又坏了而憋了一肚子火气。车轮吱吱呀呀地摇晃着，几乎不能再往前走了。这一次，是球轴承。我的怒气烧了起来，放开嗓门吼到头疼。戈壁滩围绕着我，一闪一闪。

一辆货运摩托在我身旁停住，司机穿着运动裤和一件薄军装，留着板寸，颇像个足球流氓。

他脸上堆着笑，操着维语对我一通叽里呱啦。

我继续走。

摩托喷排着臭气，嘎嗒嘎嗒地跟在我旁边，他正大声嚷着。我转过脸看着他，本想用个表示反感的表情把他赶走，可他满不在乎地继续说着，一个个词语甩向我，咧嘴笑着。

我焦躁至极，因为拉拉车，因为他，因为这所有的一切！

他骑过我身边，在前面几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把车熄了火，一边朝我走来，一边冲我招手，手里有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

有那么一会儿，我还尝试着说服自己满足他的愿望，在本子里写几句话，“别烦了，你这个笨瓜！”怎么样？

但取而代之地，我停下脚步，直起腰，以一种毁灭性的眼神直直地盯着他，嘴里接连喷射出一个个音节。它们应当构成的，是不满的咆哮、愤怒的发泄。

果然，他不出声了，满脸惊诧地向后退了一步，放下拿着笔记本的那只手。我胜利了！

我接着朝前走，拉拉车摇摆着，我能感觉到体内肾上腺素的流动。

半小时后，我坐在路边，满手是油。拉拉车的各个零件摊摆在地上，只有先把它拆开了才能修。一个轴承脱落了，我拿着工具一阵敲敲打打，同时还得尽量不要引来过多的注意力。我在一个村子里，可不想又被一群好奇心过旺的观众包围。

刚过了半分钟，就有两个男人站到我旁边，用普通话讨论着我在做什么。

紧接着，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咔嗒咔嗒的摩托。我抬起头，笔记本维吾尔族人又立在我跟前。

“他是德国人，”另外两人对他说，“正在修他的拉拉车。”

他用不够流畅的普通话回答道：“我知道，刚才我们说过话了。”

我停下手上的动作，瞧了他一眼。他笑起来，眼神中不带半点讥讽。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汗。“要帮忙吗？”他问。我说：“不用，谢谢。”又回给他一笑，“你的笔记本呢？我刚才忘记写了。”现在，我知道应该写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