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

起初我还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穿行在山坡与小村之间，走入愈渐黑暗的夜里。房屋灯光接连点亮，一位裹头巾的妇女跑着穿过马路，把一袋葡萄干塞进我手里。拉拉车基本能走了，我也不觉得特别累。

但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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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天空的颜色，从某扇窗里透出的灯光，或许是那股我刚开始几乎没有注意到的气味。

它越来越浓。我继续走，不住四下张望，我还思考着这味道究竟从何而来，它已经浓烈地将我席卷。

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大人们在长途行车后抱着我进屋的时候，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经过低声交谈的亲戚，我紧紧闭着眼睛，无须睁开都能辨认出外婆家的房子。那是一种特殊得不容混淆的味道：木柴、布料，夹杂着书的味道。我被放到床上，小心翼翼睁开眼，便看见墙上那幅让我又喜又怕的山羊的画。

此时，在这荒郊野外，正是这种已被我遗忘多年的气味。

我穿过村子，感觉到自己身体沉重起来，脚步也慢下来。我想到了妈妈，想到了那幅山羊的画，那是夏加尔（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名叫《我和村庄》。

经过一段碎石滩后，是三道岭煤矿，之前得横穿铁路。伴随着拖得绵长的汽笛声，一节蒸汽火车头拉着一排车厢驶过，跨过铁道，公路变成了黑色。

远处，一座座深暗的厂房塔楼高耸，让我想到山西矿区，想到工人们戴的面罩，和那条注满了牙膏般的河。

我沿着这黑色的路走下去，空气中弥漫着煤灰的味道，随后，我看见它躺在夕阳的金辉中：矿。既没有隧道也没有矿井，不像山西的煤矿般藏在山里，它是露天的。我的目光顺着烟雾缭绕的黑色峡谷投向远方，它直至天边。路和轨道交错，我看见满满的卡车缓缓穿行其间，好似在深深的伤口里蠕动的蛆。

三道岭不只是座煤矿，它还是一座有几万人口的小型城市。我走进一家挂牌上没有名字，只有“旅馆”两个字的旅馆。房间很干净，价钱很实惠，网速很快，工作人员很热情。为此，我将它评为我徒步途中的最佳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笑起来：他们这儿不为盈利。酒店是矿主开的，主要接待客户或领导，少有游客。

第二天下午，申叔叔到了，从乌鲁木齐骑车而来。自从在武威相机一战后，我们常通电话。他提醒我注意某些难走的路段，以及各地不可错过的美食。

这次他来，是为了陪我走这里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风口。这段路上，北风经过山岭间隙后风力猛长，有时甚至能对卡车或者火车形成威胁。我又想起了谢老师的话：注意自己的死脑筋牛脾气，当心戈壁滩的风。

申叔叔的声音回响在大厅里，他喊着我的名字，双臂张开，头戴一顶扁平帽，比我记忆中壮得多。

“终于又见啦，小子。”他说着，给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我们在三道岭待了一天。

有人跟我提起过矿地里永恒的火，申叔叔找到一位愿意带我们下去看看的司机。天刚黑，我们便朝峡谷矿地开去。山丘间的小路上，时而有施工机械的大灯迎面射来，紧接着一阵轰鸣，半空中尘土飞扬。到了矿地底，司机关上车灯。黑暗罩在我们头顶，我看见了它们，地下，灼灼发亮，红热地灼烧着，喷出火焰。那是些一燃烧起来便无法熄灭的煤堆，有如地狱入口。

“当心脚下，小子。”申叔叔抓住我的胳膊说。我们站在谷底，被黑暗寂静与尘土包围着。几百米外，施工机车的大灯有如一颗颗星星，一声饱满的汽笛剪断夜幕。

火车。我瞅瞅申叔叔，他是一袭宽厚的黑影。“对了，”我问道，“你说，我们能去看看蒸汽火车吗？”第二天早上，我们俩站在煤矿装载处。

申叔叔拿着一盒烟，递给一双双沾满煤灰的手，我在一旁友好地咧嘴笑着。几句交谈，有人笑起来，紧接着，我们已经站在了车头里。

咔嗒咔嗒、嘟嘟、呜呼。锅炉门唰啦一下开了，我手握铁锹，也被允许给它喂煤。我们在蒸汽机车的车头里，行进于戈壁滩上，那感觉仿佛随时会有印第安人，抑或土匪强盗闪现偷袭一般，我此刻的欢乐无法言表。

申叔叔咔嚓地按着快门，笑着。他不明白我的激动，这样的机车，他曾修理了四十个年头。

我们离开三道岭时，风很大，空中还斜飘着细雨。申叔叔抱怨脸颊上微有些肿胀的感觉，于是用围巾把头包了起来。他蹬着自行车跟在我身边，有时还大声唱起歌来，车后架上的小国旗在风中扇动着。

茫茫戈壁在将自己完全展开前，显得不慌不忙。我们路过店铺、旅馆、加油站，在一家小餐馆吃午饭。餐馆是三个女人开的，我们是店里唯一的客人。饭菜并不特别可口，但交谈很愉快。

她们三人都来自南方，多年前为了生计来此，店里生意还行，总比在家乡好得多。

“我们那儿人太多了。”她们说。我们吃完后，又说我们可以进屋休息一会儿。

“休息？”申叔叔跟我惊讶地互望了一眼。申叔叔解释说，我们还得赶路。“就半个小时。”她们眨眨眼睛，爆发出一阵另有深意的笑声，回荡在墙壁之间。“哎呀！”我们俩又站在路上时，申叔叔叫起来，“你明白她们刚才想干什么吧？”他头朝后一仰，闭着眼睛笑起来。

那是几声响亮的笑，哈哈哈哈，似乎发自战鼓内部，能一直传至地平线上的天山，漾出频频回音。

我们走进戈壁。

我跟他说到小象。“如果你对你女朋友是认真的，那她父母非常重要，”他说道，重复了一句我已听过数次的话，“在你们国外，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事，在我们这儿，结婚是两家人的事。”

我应了一声“噢”，又跟他讲了自己见小象父母的经过。听我说完，他笑着摇起头来，“小子，你自己也知道你全搞砸了吧？”我没出声。“不过也没什么，”他安慰我说，“谁还没点自己的问题。比如，我老婆就不想让我骑车出来！”

她觉得这想法又蠢又不安全，怎么都说不通，于是，他只好偷偷买了辆自行车私自跑了出来。出城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去往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路上了。

回来的路上，他遇到暴风雪，得了重感冒，所以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朋友家住下，把病养好，洗好衣服，擦亮自行车，然后他才出现在他老婆面前，又懊悔又骄傲。

“那她生气了吗？”我问。

他笑起来，“当然生气啦！那也没办法啊，这回又是一样的。等我回了家，就得收拾家务，擦窗户，洗窗帘。”

路上，我们见到了可谓完美的绿洲，它有如海中的热带小岛般坐落在戈壁滩上。树木、深草、天空倒映在池水上面，还有一座废弃的瞭望塔——童话一般。

两匹马和一头驴站在池塘边。我们走近时，那头驴扬起一团沙尘，飞快地朝我们冲来，径直停在我们面前。噗，一个屁。它耷拉下脑袋，一副不屑理睬的神情。我们俩站住，申叔叔小声说：“别动，谁知道它想干吗！”

世界静悄悄的，我听到一只苍蝇吱吱乱舞的声音，猛地意识到，这可是很久以来的头一次，苍蝇可不会轻易飞进戈壁滩里。

驴又发出一声呼噜，踢踏小跑地回到两匹马旁边，趴了下来。

那模样好似在说：“欢迎来到我的绿洲。”

这天晚上，我们陷入了一场与漫长上坡路的斗争中，我累得几乎倒下。但申叔叔说，坡顶有个收费站，说不定我们能在那儿找个地方过夜。

我们到坡顶时，周围漆黑一片。收费站浸在刺眼的光线中，后面立着几间板房。我们挨个儿问过去，申叔叔又掏出烟来请一圈，几句低声交谈后，我们有了睡觉的地方。

除去几张上下辅，木板房里空荡荡的，房间正中吊着一只灯泡，几个男人一声不吭地进进出出。申叔叔指指一上一下两张床，这是我们的。

我在上铺展开垫子和睡袋，走到外面刷牙。一个男人弯着腰站在脸盆前面，电动牙刷的声音突然显得很响。

工地上的人们睡得早。

有人关了灯，我只还听见几句小声的嘀咕，一切便安静下来。

没过多久，第一声呼噜响起，第二声也紧接而来，整个房间被填充满了，床似乎都在振动。

我把头埋进睡袋里，没用，它们就如割草机一般。所有的贵重物件都在身边，我摸出手机，把耳机塞进耳朵里，好些，但还是不够。

呼噜吞噬了这夜。

我打开手机，选了莫扎特的小提琴音乐会，望向窗户。报纸粘贴在窗栏上，收费站淡冷的灯光照射进来。小提琴的旋律之上盖着呼噜跌宕起伏，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我是最后一个醒来的，耳机线绕作一团，一根挂在我脸上。申叔叔站在我面前。

“你看看我的脸怎么样？”他问。肿胀的部位更突出了。

我们没有立即离开，申叔叔担心天气。前方便是通往乌鲁木齐路上的第一个风口，长约五十公里，天色不妙。

他跟收费站里的人讨论了一阵，怏怏地望一眼天空，说：“我们在这儿待着天也不会变好，出发！”

白黑相间的细长云朵飘过我们头顶。我们经过一块路牌，上面画着几个鼓胀的风向袋，我们的衣服被吹得咔嗒直响。我们几乎不说话，风声大得每一个字都需要吼。时而有一阵劲风刮来，好似威胁着要把拉拉车彻底掀翻。

数小时后，我们看见了戈壁滩中的另一间板房。申叔叔指指那个方向，又指了指自己裹起来的脸。他的双眼显得疲惫不堪，我知道他难受。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几个字写在房子墙上，房前地面上布满了玻璃碎片。一个男人打开门请我们进去，什么都没问，端来茶和甜瓜。申叔叔小心地揭下围巾，他的整张脸都红了，肿得高高的。

他沉闷地又望了我一眼。

“你得去看医生，申叔叔。”

“我知道。”

离别的场景很伤感。我们站在路边，等过路车捎上他和他的自行车。风依旧在呼啸，无法交谈。我的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我忽然发现自己从昨天晚上起，就再没听到他响亮的笑声了。

一辆白色货车停了下来，快速地讲好价钱，我们把自行车抬到车上，申叔叔坐上了后座。他拉下脸上的围巾，挤出一个疲惫的笑脸，“你自己可要当心，小子！”他说完，紧紧握了握我的手，然后，他走了。

我独自一人，跟这风，一起走。定位仪上标示着我今天的目的地——红山口服务区，山坡上立着的几栋房子。直线距离还有十七公里，但我现在已经累了。

我握紧了车把手，迈步走了起来。

还有九公里，我彻底精疲力竭。我坐到凳子上，喝了瓶水。公路又直又长，陡斜的上坡路。

我望进戈壁滩里，在那棕褐色的远处，傍晚的暮光与空气中的尘雾缭绕而生的迷蒙中，我看见了骆驼。它们逐一排列着，两两之间距离相当，果然和我在西安看见的丝绸之路纪念碑上的一模一样。

申叔叔说，遇到沙暴的时候，骆驼会躺到地上，头避开风的方向，等着，等风暴过去了再走。

我从拉拉车里拿出苹果、饼干和水放到车箱外的相机旁，又翻出手机备用电池，塞上耳机，翻看播放列表，停在Sepultura（神碑合唱团，巴西重金属乐队）的Ratamahatta上。我的目光顺着路面望去，小如蚂蚁般的车辆在日落的光线中奋力爬向坡顶，那坡，好似没有尽头。

Sepultura，我按下播放键，再按下重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