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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里，坐在桌旁啜着可乐，听周围人如何谈论我。他们的话题其实不在于我，而在于我的筷子，筷子是金属的，闪亮闪亮的。
它们是我从哈密一家超市里买来的，在中国待了将近三年后，我才隐约意识到一次性筷子可能不够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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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旁边桌坐的三个男人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时不时斜瞟我两眼，沉浸在对我随身携带银筷的缘由的各种猜测中。其中一人突然猛一拍脑袋，答案天衣无缝而且简单至极：怕被下毒！一旦饭菜有毒，我立刻就能发现，因为银筷子一接触到毒素就会变色！至于谁可能对我下毒这个问题，他们选择跳过。
饭馆老板和他的几个朋友坐在另一张桌旁，啤酒瓶堆着。他的高嗓门回荡在四壁间，他去过德国两次，那儿的人都会三四种语言，肤色比其他欧洲人黄些。
“噢。”同桌的人叫道，他暗暗满意一笑。我全身瘫软疲倦，没吱声。昨天那段上坡路的艰难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我将每一千米分成一个小节，不是走，而是一路跌撞。我挣扎着向上，胳膊被拉拉车的重量向后扯拽，耳朵里重复着一首歌，我眼盯定位仪显示屏，倔强地默数着每一米的减少。每走完一千米，我就一屁股瘫坐到板凳上，倚靠着拉拉车，吃个苹果或一块饼干，喝一口水，又跌撞着继续走——下一个一千米。
中途有位司机停下车问我是否需要帮忙，他愿意捎我一程，还有我的拉拉车。我看他时眼很模糊，似乎隔在一层雾后。
“不用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果真摇起头来。
红山口的旅馆脏得令人恶心，但我连感到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与其称之为房间，不如说那是两个正在攀比谁更简陋的洞。我要了另一间，有床，有门。先将蜘蛛网抚开到一边，然后铺开垫子，好心的手递来一个插线板，灯便灭了。
翌日的晨光斜射入窗，坐在饭馆老板桌边的一个妇女站在我跟前，身上的衣服显得过紧，那脸庞或许还曾有过几分姿色，但现在硬邦邦的。
“别听他瞎说，”她指着餐馆老板说，坐到我对面，“所有人都知道他从来没出过新疆！”
“嘿！”餐馆老板愤愤的声音传来。其他人都笑起来，又给他斟上一杯酒。
我看看钟，快十一点了，我该赶路了，也没兴致聊天。
那妇女问了我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问题。年龄？今年二十七。职业？如果非得选一项，学生。结婚了没？没有，但有女朋友。到中国多久了？快三年了。喜欢这儿吗？喜欢。为什么要走？为了玩儿。
之后，她又想起了什么——谢老师最喜欢的问题。我也从不同的嘴里听到过，男女老少都有，酒店老板、路旁旅行团、网上的人、理发店店员或者警察。
“你不觉得孤独吗？”
通常，我都用些普通的解释或者索性说些空洞的套话回答。“还行。”或者，“我有手机啊，可以随时给朋友打电话。”
但这其实不是真正的答案。
我的目光在这小餐馆里环转一圈：朦胧的玻璃窗渗着阳光，棕榈沙滩的大贴画、客人们、店老板、他的啤酒以及他在笑的朋友们。
然后，我吐出了那句自己一直重复的话：“没那么严重。”
其实，我早已不知孤独是什么感觉了。无论正在做什么，我总觉得冥冥中一直有两个人守在我身边：我那从未谋面的亲生父亲还有妈妈。
距离鄯善还有几百公里，风力减弱了些，天空透出一股寡然无味的蓝色，一朵朵小云飘移着，好像小舟一般，戈壁滩一如既往地广阔、空荡。我走在国道上，走过一段尚未通车的高速路，又拖着拉拉车踩过咯咯作响的碎石。
我想起妈妈。
想起她走后不久林子里的那个新年夜，一个个难熬的夜晚过去，我醒来时除了害怕，什么都不记得。
想起那个我猛然发现自己整整一天没有想她的时刻。
想起巴黎，想起走回家的路，想起在慕尼黑上大学的日子，我随便瞎选的专业中文后来成了救命稻草。
想起北京，想起形色印象与浮华交织的混乱。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有学识，我买了许多大部头的书。读到《荷马史诗》，里的所有英雄一遇事便哀怨连天，我觉得惊异极了。帕特洛克罗斯死了，阿喀琉斯悲痛欲绝。英雄倚坐岸边，欲哭无声，诸神降临，赐予他眼泪。整书八百多页，我读完时，学会了哭泣。
我在戈壁滩里一家补胎铺过夜。店主人是两对来自内地的夫妻，他们从陕西来到这里谋生，生活费越来越贵，孩子们要上大学。我不禁想到山西煤区的胡阿姨，她的耶稣像，还有她在北京念书的儿子的照片。
他们请我吃晚饭，白菜和面条。发动机嗡嗡转动，一个大塑料桶里储着水。我问哪个司机会专程开到这里找他们修车。他们笑笑。没有哪个司机愿意在戈壁滩里拖着爆掉的轮胎继续跑，而且，陕西人的补胎技术可是全国出名的。
他们想念家乡。这外面很孤独，土地也不好。他们养过狗，至少有五六次，但每一只都或早或晚开始拒绝进食，全都饿死了。
“这戈壁滩煞气太重。”他们说。
到达鄯善市郊时，有一个年轻人在路边等着我。“你就是诺诺吧？”我问他，他有些木讷地点点头。
诺诺是一个自哈密以来和我邮件往来的陌生人的名字。我们的邮件里夹杂着英语和中文，主要是关于我愿不愿意让人跟着我走一天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无所谓。诺诺到底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
现在，他站在我面前。一个戴着眼镜和帽子、背着背包的瘦小伙子，朝我伸出一只手。他在微笑，而我，则因为自己终于走完了这一段戈壁，市郊的马路上飘着饭香，也因为头顶的夕阳金灿柔和，也跟他握了握手，回给他一个微笑。
他叫吴江，医科刚毕业，来自陕西。我从那里走过，他知道，他跟我说自己能来新疆无比开心。我回了几句客套话应付，没说自己其实偷偷希望来的是个年轻女孩，不是他——不过或许这样更好。
我们找好房间后，来到街角的小吃摊旁。一家维吾尔族人在卖馕和羊肉串，我点了特大份烤串、泡黄瓜和可乐，便一屁股坐到塑料椅上。
烤肉香。路灯下，蚊子嗡嗡飞来飞去，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张戳破的台球桌嬉闹，吴江坐在我对面。
“来，说说！”我对他说。
他说到自己的专业和以后的工作，虽然当医生很辛苦，工资也不高，但他不介意。他从小就知道自己以后想做一名医生，还有一件事他也早就知道：他想来新疆看看，看看这里的浩瀚与荒芜。若不是家里人反对，他很多年前就来了。
“我当了二十四年的乖孩子，别人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时我父母说新疆太危险了，我就听了他们的话。”他笑起来，“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视频。”
我的视频。从上路第一天起，我每天都给自己拍照。相机端在正前方，手臂伸直，到现在为止已有将近一千张照片。我把它们粗略剪辑后，放到网上——初版。
原来是由于那段视频啊，我还得给它配段合适的背景音乐。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视频时是怎么想的吗？”吴江问我，咧嘴笑起来，“我想，一个老外可以在新疆徒步，那我为什么连坐火车去都不行呢？”
我猜到了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毕业后，他便给我写邮件，买了张车票到新疆，瞒着家里人，背上背包，戴好帽子，去了火车站，坐在火车上，他才给家里打电话。
“我想做两件事情，”他说，“看看新疆，跟你走一天。”
“明天你就有机会啦，从这里进城还有三十公里呢。”
他的脸闪亮着。
这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不知什么时候，话题换到了女朋友上。我的正跟父母在欧洲旅游，已经好几天没有联系；他的刚刚跑掉了。
这是一段复杂的故事，似乎一切都事与愿违：不在同一个城市，双方父母反对，两人都没钱，也没有时间，最后还有情敌出现。吴江后来又见过她一次，就在几天前，在西安，然后他就坐火车来新疆了。
“也许你该忘了她。”我说着，已觉得自己的话不堪入耳。他点点头，没作声。
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他正坐在床上写日记。看见他我很高兴，和当时看见朱辉一样。“走？”我问。我们收拾好拉拉车，吴江的背包绑在车顶，就像谢老师曾经想把我的绑在他车上一样。然后，我们跟宾馆老板和烤肉摊的维吾尔族一家道过别，便出发了，走在新疆早晨的空气里，朝着绿洲城市鄯善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