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之中

高昌古城外，有维吾尔族小朋友在嬉闹，其中几个的发色浅得泛金。一见我，他们都咯咯笑起来，我也回以一笑。当他们听说我不懂维语，但会说普通话的时候，我又听见了那个词：阿甘，久违了。

太阳火辣辣地停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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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行李留在售票处，走进了四四方方的废墟里。一片易碎的棕色，多处已经没了房屋的轮廓，有的只是一个个无甚形状的土堆。走在灼热之下，我无法想象这里曾是一座王都。

玄奘西行途中曾长留于此，当时的高昌是丝绸之路上最繁盛的枢纽城市之一。几百年后，蒙古人将它摧毁得如此彻底，以至后来人们都放弃了对它的修复。

我想找块阴凉地休息一下，但根本没有。在这座昔日城市的灰土方块间转了一阵后，我朝着城中心走去。那里立着几栋较高的房屋，其中一座很像佛教的窣堵坡，外壁上布满了小龛格。格里肯定有过各式各样的雕像和壁画，几处还有些模糊的印迹。

一位长胡子维吾尔族老人正坐在地上吹笛子，神色倦怠。天很热，我静静地听着笛声，眼盯着空荡的龛格。

一个旅行团出现，他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拨除我自己以外的游客，团里有个导游。高昌古城的历史从她口中滚滚而出时，我带着几分犹豫站在一旁。然后，我问她龛格里的工艺品都上哪儿去了，“文化大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人者？

她摇摇头，多数都是本地人干的。一些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毁掉它们，还有人来这里挖找可用的建筑材料，或者把这里当作了自家仓库。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那吐峪沟的石窟呢？也是被当地人破坏的？”

她点点头。

旅行团离开了，笛声也停止了，我来到一个出售纪念品的摊铺前。摊铺就架在废墟间，长长的布帘拉成一块顶盖，帘底下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纱巾、小挂件和首饰。

几个小贩坐在货物间的椅子上，他们一发现我，便开始朝我又挥手又招呼，想让我买点什么。

但我眼里只有他们布帐下的阴凉。

这里，只有他们、我、废墟、太阳、阴影。

我飞快地从几张茫然的面孔前跑过，站到布帐下，长吐了一口气。

一个戴着回民小帽的胖男人首先反应了过来，他冲我笑笑，推给我一张凳子。

“幸好你没在夏天来，”他说，“那才真热得让人受不了呢！”

“噢。”我颇感震惊，同时在努力摆脱两个女人想让我买几条纱巾的纠缠。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惯用方法便是告诉他们我徒步旅行，就算想买也不行，带着不方便，这个办法比跟他们久久争辩不清好得多。

“徒步？”她们望望我，脸上写满了不相信。

那胖子倒很泰然，“男人嘛，就该有些经历。”他说道。这几乎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解释了。

我在布帐下坐了很久，跟小贩们聊天。他们中有汉族人、回族人，也有维吾尔族人，个个都对现在的生意状况失望不已。

缘由是奥运会。

“所有人都跟我们说，今年，来中国旅游的人数会飞涨，”胖子说，“那我们当然得做好准备啦，下了更大的订单。”

“结果呢，一个人都没来！”他老婆愤愤地说。

我想到自己八月份在北京延长签证有多难，事实的确如此：外国人根本来不了，因为中国几乎不发签证。国内的人也来不了，这段时间外出旅游太麻烦，政府在方方面面都加大了安全管治的力度。

我们坐在布帐底下，喝暖壶里泡的茶，吃葡萄干，一直聊到太阳下坠。日光不再烫人，只还柔暖地洒溢着。

又来了一个旅游团，人数不少，肯定能坐满一辆大巴。团员个个戴着帽子，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相机，带有几分出神地环顾着四周。

“韩国人。”胖子说，其他人也跟着点点头。

这群韩国人经过我们面前，前往窣堵坡的广场，我又听见了维吾尔族老人的笛声。几分钟后，他们看完了，原路折回。那些眼神是缺席的，他们没看见我们。

我们跳起来，叫着，挥着手，将纱巾和首饰朝外递去，没有任何作用。

两个小姑娘离开队伍，朝我们这边走了几步，但立刻就被队里的人唤了回去。我们又喊了几声，旅行团走了。笛声停止了，一切又安静下来。

“瞧他们那样儿，好像我们卖的是假冒伪劣的东西一样，”一个女人说道，绕着手里的纱巾，“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附近生产的，我们还得交摊位费。”

“破韩国人。”我说道，努力不去想自己跟纪念品商贩做出过多少次轻蔑的手势，以示我的厌烦。

这天晚上，我到了布尔汉家，摊铺上的一个维吾尔族人。高昌古城外的村子里没有旅馆，他说我可以去他家过夜，吹笛老人也一道。

我们来到一扇大门前，走进内院，院里的葡萄架下摆着一张床。一个小男孩朝我们跑过来，布尔汉的儿子，他的普通话说得比爸爸好。

我们走进屋里，脱了鞋坐到地毯上。布尔汉搬来一张矮桌，小儿子端来茶，茶里有大块大块的冰糖。我回想着自己上次喝这样的茶是什么时候：在巴黎的大清真寺里。

吹笛老人几乎不会说汉语，他脸上含着笑，在抽烟。布尔汉紧锁着眉头，讲起了他的困境。

生意做不下去了。去年他还雇了几个小姑娘穿着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供游客拍照，收入不错。

现在几乎没有游客来，这些小姑娘也不干了。他还有这个吹笛人和他的摊位，但这两项收入远不够维持。

晚饭是热奶泡馕、炒鸡肉和蔬菜，鸡是布尔汉的父亲听说我来了亲手杀的。

“我父亲是村里的阿訇。”布尔汉说道，声音中流露出几分骄傲。阿訇应该与阿拉伯语中的伊玛目相当吧。

我正努力拼凑着客气的词句致谢，他却摆摆手，“我们维吾尔族人就是这样。”

他父亲对他很不满意，他说。作为村里的阿訇，父亲很受全村人的敬重，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用不道德的方式赚钱。

“不道德？”我问。

布尔汉放低了声音，“那些穿传统服装的小姑娘，这可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还是你们那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德国，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

他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就有问题。”

饭菜好吃极了，鸡肉细嫩，奶泡的馕从外暖着心。吹笛老人和我专心地一口接一口地吃着，布尔汉只闷闷不乐地在碗里挑了几筷子。

“我本来想去内地，兰州，说不定。我有一个表哥在那儿开餐馆，我要是去了，肯定挣得不错。”他叹了口气，“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太危险了！”

“危险？”“是，内地城市人太多，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跟我们这小村里可不一样。”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父亲希望我也跟他一样，当农民。”

他又沉闷地望了我一眼。

上床睡觉的时间到了，吹笛人以一个庄重的手势跟我们道了晚安，布尔汉指给我看电灯开关和洗手间。

我把垫子铺在地毯上，躺了下来。地板很硬，如果在刚开始徒步的时候，我一定睡不好，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多了，就像走路带来的疼痛感也少了许多一样。

我等着，等到一切都安静下来，然后给小象打电话。

她问：“你在宾馆吗？”她想视频聊天。

没有，我说，我在村里维吾尔族人家。

“那就改天再说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