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

我到达乌鲁木齐时，朱辉还没来，只有申叔叔在。我站在城南一家宾馆门前等他，他骑车过来，一见我，他满脸惊诧：“小子，瞧瞧你都成什么样了啊？！”

我勉强挤出一个歪斜笨拙的微笑，最近这几天，我整个人都被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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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晨，我在一个后院醒来。那里的时间似乎停止，尘埃、红砖，还有大幅标语。我跟收留我的人家道别，前夜听我诉苦的阿姨送给我一句话带着上路：“时间会证明一切。”

出发的时候，天空又清又蓝。我从风力电站的一个个风轮边走过，穿过桦树林，有时也能看见山。后来，我拐入一座山谷，空气变得混浊阴霾起来。我知道，城市不远了。

身边转眼间满是车辆，公路变宽了，送我走上一座又一座桥。我的下方有水渠、铁轨，还有一条六车道高速路，一块大牌子上写着“创建和谐天山”几个字。

接着我便走进了城，路将我带至一条延伸向远方的大道，两旁的树木早已抖掉了所有叶子，树枝几乎都光秃着，地面上铺盖满橘色、黄色的落叶。

申叔叔站在我面前，他来接我去城北，机场附近，他家在那儿。

他问我：“你吃早饭了吗？”

我摇摇头，于是他带我走进一家小馆子，点了份饺子放在我面前。

我无精打采地拿起筷子在盘里拨弄了几下，申叔叔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开口说：“我最近读了篇文章，文章里说，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有二十万个适合做伴侣的人。”

我没吭声。

“二十万，科学计算出来的！”他指指我面前的饺子，“快吃！”

这一天，我在城里走了11.9公里。申叔叔在我旁边蹬着自行车，跟我说话。他反复说到那个二十万理想伴侣的科学理论，又充满憧憬地为我设想起我再见到自己家里人的情景，假如我还是决定回家看看的话；他还跟我说起乌鲁木齐的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离大海的距离比它更远。

我没有一直在听，我看着街道上的往来车辆、房屋还有树叶。天变清澈了，也变蓝了。我恍惚觉得回到了自己近一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秋日，仿佛我又转回了原地。我看见购物归来的老两口，慌忙望向别处——不能让申叔叔看见我哭。

下午，我们站在另一家宾馆门前，宾馆是申叔叔选的，他认识这里的老板。

他帮我卸下拉拉车上的行李，我没准备留下多少东西：登山杖、水桶、洗脚盆、固定背包用的带子、修理工具和那两张凳子。

储备食物反正已所剩不多。

申叔叔问：“你想看看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吗？”

我摇摇头。

他拉着拉拉车走了，我和自己其余的行李待在房间里。

晚饭时间一到，他就来了。我说自己不饿，他对此全然不理。

我们进了一家维吾尔餐馆，有抓饭、羊肉和葡萄干。

他想看看小象的照片。我把钱包放到餐桌上，钱包里有一张我们的照片，是我上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在慕尼黑的自动照相机上照的。照片是黑白的，我俩的表情都傻透了。看见它，我的心猛一扯。

“也没多好看嘛！”申叔叔说着，笑声有些过分响亮，“像她这样的，到处都是！你看这鼻子，确实不怎么美观。”

“申叔叔，谢谢你，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应道。

这天晚上，申叔叔把我送回宾馆后，我又出了门，给小象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要去慕尼黑。她的回复是，我去不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站在小巷里，周围很暗，从几扇窗户里透出灯光，还有几扇蒙上了雾气，有人在煤炉上烤羊肉。行人往来，成群结对或独自一人，我孤单地站在中央。

申叔叔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叫我快回宾馆，几分钟之后，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怀里抱着一只小狗。

“来，我老婆的狗。”他说着，把它放到地上。

这狗简直就是一根神经质的棕色肉肠子，我坐在床上，它就在地上蜷作一团，不断试图跟我的腿交媾。申叔叔坐在沙发上，欣慰地看着我。

“你终于又笑了，小子。”小狗把我整只手都舔得湿答答的时候，他说。

第二天早上，他拽着我去吃早饭。等我吃完，他便指了指我的头说：“小子，是时候了。”

我咽了咽口水，我知道它迟早会来，但自己还没准备好。“我做不到。”我哀求道。

四十五分钟后，我的头发和胡子都被剃掉了。坐在理发店里，我身边围着好几个人，一个个都兴致盎然地看着老板用推子推掉我剩余的碎发。镜子里，与我对视的这张脸孔晒黑了，眼窝深陷，我突然觉得头很轻。

我朝四下望去，有些无助地找申叔叔。他一惊，笑起来说：“原来你还真是个小伙子啊！”

朱辉打来电话，他的火车刚到，正在过来的路上。

一见我，他便大声笑了起来。“小雷！”他喊道，“从北京到这里这么短的路，你花了一年才走到。现在我们终于见面了，你还哭丧着个脸？”

他带我去商场买些新的衣物，运动鞋、外套、裤子和衬衣。

将它们都穿到身上，我看着镜子里的我，觉得比上午在理发店里更加陌生。

这是我在新疆的最后一晚，我们一起进了一家门面很大的火锅店。“火锅，跟当时在固城一样！”朱辉说着，眼睛一闪一闪。我们总共六个人，他还请了自己的朋友。

我们吃着，喝着，申叔叔表扬起我的好胃口。我说到自己一年前怎么从北京出发，因为我想经历点什么；说到我起初怎么认识朱辉，怎么认识申叔叔，后来怎么跟谢老师、跟我弟弟走戈壁滩；说到小象，说到我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说到我明天要飞去找她，就为至少再见她一次。

等我说完，朱辉的一个朋友站起来，端举着杯子，已略有醉意。

“我们的德国朋友雷克，”他说，“我很高兴我们中国有一个姑娘能让你产生这么真挚的感情。但愿她能听你解释，无论你以后留在她身边，还是回来继续走，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举起杯子跟他碰碰。火锅在我们中央翻腾，桌上其他人都注视着我们。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便说：“谢谢，哥们儿。”

我的飞机上午起飞，朱辉、申叔叔和我站在乌鲁木齐机场大厅里，他们俩坐出租车送我过来。

“你还会回来吧，小子？”申叔叔问。

我说我不知道。

“这样吧，”朱辉说，“先回去看看再说，其他的一切反正也跑不了。”

在飞机上坐定后，我给谢老师打电话。运气不错，一下就接通了。

“谢老师，我在飞机上。”我说。

“小流氓！”他心情愉快地叫道。那一刻，那感觉又回来了——和他一起走在路上，脚下是整片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