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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7
我们的朋友们具有读者心目中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永恒性。无论我们又把《李尔王》翻开了多少遍，也不会发现那好心的国王会同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的叭儿狗重聚，饮酒作乐、推杯换盏，把所有的悲哀置于脑后。爱玛也再不会振作起来，被福楼拜慈父般适时的眼泪中咸涩的同情拯救复活。任何一个受人喜爱的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他们在书页间有了什么样的发展，他的命运早就在我们脑中定了形。而且，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遵循我们为他们的命运所规定的这样或那样逻辑的、必然的模式。因此，X就永远也写不出那首不朽的乐曲，因为它与我们所熟悉的他的二流作品相差甚远。Y也决不会杀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Z都决不会背叛我们。我们将这一切在脑中安排妥当，而我们越少见到某个人，每次凭听说去检验他是如何顺从遵循我们的意向时，都越满意。任何一点对我们规定的命运的偏离都会给我们一次打击，不仅会以为它是异常的，而且还会以为那是不合伦理道德的。我们于是宁肯根本不认识我们的邻居。那个退了休的热狗摊主，没淮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他刚刚发表了一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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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了这么多，是为了说明法洛的信让我怎样迷惑了。
我知道他的妻子死了，可我当然希望，在他鳏居期间，仍是从前那个呆板、稳重、可靠的人。现在，他在信中写道，到美国做了短暂访问后，他又回到了南美洲，并且已决定把他在拉姆斯代尔掌管的所有事务，全部移交给该市的杰克温德马勒，一位律师，我们俩都认识。摆脱了黑兹的那些“复杂事”，他好象特别地松快了。他娶了一个西班牙女孩。他戒了姻，体重又添了三十磅。妻子很年轻，是个滑雪冠军。
他们将去印度度蜜月。用他的话说，他正在“建立一个家庭”因此他此后不会有时间关心那些被他定义为“很奇怪、很恼人的”事情。忙碌者团体——好象是他们委员会的总部——
告知他，小多丽黑兹的下落仍属未知；还告诉他我正跟一个名声很不好、离了婚的女人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岳父是个伯爵，异常富有。多年来一直租用黑兹房子的人，现在想把它买下来。他建议我尽快找到多丽。他摔断了腿骨。信里还附了一张快照，在智利的大雪中，他和一位穿白色羊毛衫、肤色微黑的女郎相视而笑，溢彩流光。
我记得我一边走进公寓一边说道：好啊，至少我们现在该去找他们了。——这时，另外一封语调干巴巴的信开始对我诉说道：
亲爱的爸爸：
一切好吗？我已结婚，要生小孩了。我猜他会是个大个头。我猜他正好会在圣诞节时到来。这封信很难写。我遇到麻烦事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还债，也没钱离开这儿。狄克在阿拉斯加找了份好工作，正好是机械方面他那个专业的。我就知道这么多，但这确实好极了。原谅我迟迟不给我们家的地址，可你也许还在生我的气，但狄克不该知道。这个小镇还不错。没有喷云吐雾的低能儿。请给我们寄张支票来吧，爸爸。有三、四百，或再少些我们就能对付得过去，别的任何东西都好。你可以把我以前的旧东西卖掉，因为我们一旦到了那儿，金钱就会滚滚而来。请给我写信。我经历了许多悲苦和艰难。
爱你的多丽(理查德.弗.希勒太太)
28
我又踏上了那条路，又坐进那辆蓝色的旧轿车，又是独自一人。我读信时拚命抗拒着它在我身心中引起的巨痛，丽塔还未醒来。我看了看她熟睡中的笑靥，亲吻了她湿润的额头。就永远地离开了她，留了一张温柔道别的宇条，并贴在她的肚脐上——不然她可能会看不到。
我是说“独自一人”吗？不完全如此。我有我黑乎乎的小密友陪着我，刚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就排演起理查德.弗.希勒暴死的场面。我从车后找出一件又破旧又脏的灰毛衣，把它挂在一根树枝上，这片林间空地悄无声息，我是从现在已离远的高速公路再穿一条林荫小路，才驶到这儿的。死刑的执行略有些美中不足，我觉得开枪时扳机有些生涩，我还想是否要给这个神秘的家伙上点油，但最后认定我没有时间了。把那件早就死了的旧毛衣扔回车上，现在它身上又多了九个弹孔；而后给温热的“密友’再压上些子弹，便继续赶路。
信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她给的地址是“科尔蒙待，公众拯救处”(不是“弗吉尼亚”，不是“宾夕法尼亚”，无论如何——我隐瞒了一切，我的爱)。查问之后才知这是一个工业小镇，离纽约市大约八百英里。最初，我打算日夜兼程，后来仔细想了想，还是在黎明时分，在离小镇几英里的一家汽车旅馆休息了几小时。我已确定无疑，那个魔鬼希勒一定曾是个汽车商，可能在比尔兹利，他用车带过洛丽塔才认识了她——就是那天，洛丽塔去恩普罗小姐家，路上，一只轮胎坏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惹祸。遭了枪杀的毛衣死尸，躺在车后座上；不管我怎样拨弄它，它总是显出各种各样与特拉普——希勒极为相似的轮廓——他肉体的粗俗肥胖、猴爽温和。于是，为了与这祖俗和丑陋形成鲜明对比，我决心让自己打扮得出奇的英俊潇洒，同时，在闹钟六点钟规定报时之前先把钟上的那个小旋纽摈了下去。然后，带着一名绅士要去决斗时所有的决断和谨慎，我检查了我的书信文件，洗了澡，在我孱弱的身体上喷洒了香水，刮了脸和胸，挑了一件丝质衬衫和一 件干净的内裤，又穿上透明的灰褐色短袜，庆贺自己还在衣箱里带了些精致的衣服——比如，一件带真珠质纽扣的马甲，一条乳白色开司米领带，等等。哎！我不能承受我吃下去的早饭，但，我把那种肉体上的需求当成不合时宜的细校末节，于是从衣袖里抽出一条薄纱手帕抹了抹嘴，然后带上一大块灰乎乎的冰，以防万一心脏出了毛病，还在嘴里含了一片药，把实心的死神塞在裤后袋里，我干净利索地走进科尔蒙特的一间电话亭(它的小门呀、呀、呀地叫着)，把电话挂给那本烂糟糟的电话簿里唯 一能找到的希勒——弗尼彻保尔，嘶哑的保尔告诉我，他确实认识一个理查，是他的一个表兄的儿子，他的住址是，让我想想，凶手街10号(我还假造不出这样的名称)。呀呀呀，飞又叫。
凶手街10号，是套分租住房，我在那儿访问了一些消沉的老人，还访问了两个长头发的性感少女，鲜艳如熟透的革莓、却又邋遢得今人难以置信(见鬼，真是难以理解，我体内古老的兽性又在窥探穿薄衣衫的女孩儿，等谋杀结束，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可以不必在乎之时，我或许能把她们搂在怀里，紧紧地抱一会)。不错，狄克.斯基勒确实在那儿住过，可结婚时就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商店里可能有人知道”，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一个敞开的门口里说道，
我恰好站在近旁身边是两个细胳膊、赤脚的女孩子以及她们神色暗然的老祖母们。我进错了商店，根本还没开口，一个审慎的老黑人就摇起头。我又过马路进了一家很萧条的杂货店。听了我的问话，一位顾客帮我招唤起来，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是从什么木头板后面，就是从另一个门口喊出来：猎人路，最后那间屋。猎人路在几英里以外一个更污浊的地区，垃圾堆、臭水沟和虫灾的蔬菜园遍地皆是，还有简陋的小木屋，灰蒙蒙的细雨，血红的泥浆，远处几个冒烟的烟囱。我停在最后那间“屋”前——一间用护墙板搭起来的小屋；离这条路更远些的地方，还有两、三处这样的小屋，周围杂草枯叶丛生。锤声从屋后传来，有好几分钟，我一动不动坐在我的破车里，破旧，又脆弱不堪。到了行程的终点，到了这灰暗的目的地。终点，我的朋友们：终点，我的恶魔们。时间是两点左右。
我的脉搏刚刚还是每分钟四十，这会儿正是每分钟一百。小雨点噼噼啪啪打在车顶上。我早已把枪挪到右裤兜里。一条难以形容的劣种狗从屋后走出来，惊异地站住了，然后便开始很温厚地朝着我汪汪地叫，它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长满粗毛的肚皮上沾满了泥巴，它来回小小走了一圈，又汪汪地叫了一遍。
29
我走下车，把车门“砰”地一声摔上。在这片阴霾的空漠中，这一声响显得何其乏味，何其直露！汪，那狗马马虎虎地叫了一声，我按了门铃，铃声在我周身震响。没人来。我按铃。还是没人来。这无意义的重复是从多深的地方而来？汪，狗叫道。一阵急跑，又一阵疾走，接着，门呜、呜地打开了。
高了两英寸。一副粉边眼镜。新做的头发，高高堆在头顶上，露出鲜红的耳朵。多么简单！这一刻，三年来我一直在召唤的死亡此时是那么简单，就象一块干朽的木头。她很明显是怀着身孕，肚子很大。她的脑袋好象小了(两秒钟过去了，但让我再给他们一点生命能承受的僵立时刻)，她那布满了浅色雀斑的双颊凹陷了，裸露的小腿和双臂失去了所有微黑的健康肤色，于是那淡淡的汗毛露了出来。她穿了一件棕色的无袖棉布裙，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拖鞋。
“呵——呵！”凝滞了片刻，她又惊又喜地喊出来。
“丈夫在家吗？”我嘶哑着嗓子问，拳头在口袋里握紧了。
我当然不能象有些人想的那样把她杀了。你知道我爱她。那是一见钟情的爱，是矢志不渝的爱，是钻心刻骨的爱。
“进来吧”，她那样快活地说道。多丽.希勒紧紧靠在粗糙的朽木门上，尽最大的可能缩紧身子(甚至还稍稍踮起了脚)，好让我过去。她低下头对门坎微微笑了笑，双颊下陷，颧骨突出，一双乳白色润泽的臂伸开来贴在木门上，就这样呆了片刻。我走进去，没碰着她那凸出的娃娃。多丽的气味，另有一种微弱的油煎味。我的牙齿象白痴一样打颤。
“不，你留在门外。”(对狗说)。她关上门，跟着我和她的大肚子，进了那个玩具房的客厅。
“狄克在那边”，她说，用一只没有绷网的网球拍指划着，把我的目光从我们站的这个昏暗的客厅兼卧室引向厨房那边，穿过厨房的后门，一直引到一副很原始的远景上去：一个陌生的黑头发年轻人穿着工装裤，立即缓刑，正背对着我站在一架梯子上，把什么东西钉到他邻居家小木屋的旁边或就钉到邻家的屋墙上，那个邻居，是个除酸工，只有一条胳臂，就站在地上往上看着。
她从远处解释这情形，有些不安(“男人终归是男人”)；她会把他邀过来吗？
不会的。
她站在这间斜屋中间，用手腕和手打着我熟悉的爪哇人手势，“嗯？”她向我，用幽默且礼貌的简捷表示，让我在摇椅和长沙发之间选择一个。(长沙发晚上十点以后就是他们的床)我说对她的手势很“熟悉”，因为有一天，在比尔兹利，她用的是同一种手腕的舞姿欢迎我参加她的舞会。我们俩都坐在了沙发上。真是奇怪：尽管她红颜已褪，我却明明白白地发现，这发现又实在太晚了，她此时多么象——一直多么象——波提切利笔下那个赤褐色的维纳斯——一样线条柔和的鼻子，一样眩目的美貌。口袋里我的手指轻轻松开了，重又攥紧，手帕里卧着的，是我尚未派上用场的手枪。
“他不是我要的那个人，”我说。
她眼睛里溢满的欢悦顿时消隐了。她的眉头紧皱，就象在过去那些难过的日子里：
“不是谁？”
“他在哪儿？快告诉我！”
“听着，”她说，脑袋歪向一边，摇了摇。“听着，你不要再提那件事。”
“我当然要，”我说，有一会儿——很奇怪，整个会面仅这一会儿是宽容的、可忍的——我们都愤怒地看着对方，仿佛她仍然属于我。
一个明智的女孩，她控制了自己。
狄克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以为我是她父亲。以为她从上层社会的家里跑出来只是为了去餐车洗盘子。他什么都信以为真。我为什么还要抖出那些污秽的往事，让他们的日子此现在更难呢？
但，我说，她必须明白些，她必须做个明智的女孩儿(以她那瘦弱的褐色躯体里赤裸的心鼓)，她应当明白，如果她期望得到我的援助，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至少得对情况有个清楚的了解。
“说吧，他的名字！”
她以为我很久以前就猜到了。那是个(她险上泛出顽皮而忧戚的微笑)那么令人激动的名字。我决不会相信。她自己几乎也不相信。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秋日里的小美人。
这太无关紧要了，她说。她建议我别再想它了。我想抽支烟吗？
不，他的名字。
她极为坚决地摇了接头。她觉得找他算帐已经太晚，而且，我永远也不会相信那令人难以相信的令人难以相信的——
我说我最好告辞，问候了她，见到她很高兴。
她说这确确实实毫无用处，她决不会说的，可又一想，毕竟——“你真的想知道他是谁吗？好吧，是——”她细细的眉毛弯起来，干裂的嘴唇噘成一个圆，她轻慢、自信，愚弄、郑重、不无温柔的神态，用一种无声的低音呼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聪明的读者早已猜到了。
防水布。为什么豪格拉斯湖上的一道闪光在我的脑中掠过？我，同样，一直知道，又从未意识到。没有震动，没有惊讶。很快，融解发生了，一切都豁然洞开，都变成了贯穿这本回忆录中我编织的所有枝杈图案，目的就是让成熟了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怀着这种特别的，不合常理的目的，为了最后——她仍在讲，而我已融化在金色的平和中———通过一番逻辑鉴别的满足得到金灿灿的畸形平和，与我最有敌意的读者也应该体会到了。
她还在滔滔不绝。现在已经畅欲言。他是她为之神魂颠倒的唯一男性。狄克呢？噢，狄克是只小羔羊，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不过她指的与此不大一样。我当然及末考虑到这一点？
她尊重我，似乎是顷刻间领会列这个令人难以置信——
并且竟有些令人厌烦、混乱又全无必要——的事实，就是冷淡、文雅、瘦削，穿天鹅绒外套、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四十岁的体弱多病者，对她那青春期女性身体上的每个毛孔，每个斑点都了如接掌、崇爱万般。她暗然的灰色眼睛上，戴着形状奇特的眼镜，我们那段可怜的浪漫史刹那间从我眼中闪现出来，徘徊片刻，而后消失了，象一次乏殊的聚会，象一次只有最干巴巴、惹人讨厌的人参加的雨中野餐，象一次无聊的训练，象一块沾着她的童年的干泥巴。
我设法挪动了一下双腿，躲开她的手能拍到的地方——
这是她说话时的习惯动作。
她求我别再犯傻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她觉得，我曾是个好父亲——授予我这么个称号。多丽.希勒继续说着。
嗯，我知道他曾认识她母亲吗？他其实是个老朋友？他曾和他的叔叔一起去过拉姆斯代尔？——噢，多年以前了——而且还在妈妈的俱乐部发表过演说，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拉着多丽光光的手臂，把她抱到膝上，亲吻她的面颊，她才十岁就迷上他了？我知道两年后，他正在那家小酒馆写出她将在比尔兹利演出的戏时，他看见了我和她？我知道吗——她可恶至极骗我相信克莱尔是个老妇人，可能是他的一个亲戚或偶尔是生活伴侣——还有，噢，韦斯的《日报》登出了他的照片时，那是次多么惊险的逃脱。
《布赖斯地报》却没有登。是啊，多有趣。
真的，她说，这世上只是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如果有人把她的经历写出来，没人会相信。
说到这儿，厨房里传过来轻快又安适的响声。狄克和比尔呼噜呼噜走进去找啤酒。透过厨房的门，他们看见了来访者，狄克走进了客厅。
“狄克，这是我爸爸！”多丽喊道，声音苍凉而响亮，让我震惊，完全是陌生的，新异的，苍老的，悲哀的，因为那年轻人，是个退伍军人，耳朵很不好使。
清亮的蓝眼睛，黑黑的头发，红润的面颊，没刮胡子的下巴。我们握手。深思熟虑的比尔，显然很以能用一只手臂创造奇迹为骄傲，把他开好了的啤酒全拿了进来。他想退出。这是单纯的人们很得体的礼貌。劝君留住。一条啤酒广告。事实上，我愿意他在这儿，希勒夫妇也同样。我坐到颤微微的摇椅上。多丽不断递给我果汁软搪和土豆片，她自己也起劲地嚼着。两个男人都看着她那穿天鹅绒外套、薄斜纹呢背心，虚弱、怕冷、瘦小、老派、年纪不老却病恹恹、可能是个子爵的父亲。
他们以为我是来住下的，狄克紧锁双眉，显出他的思索颇费周折，而后建议他和多丽睡到厨房里一张备用的床垫上面。我轻轻摆摆手，告诉多丽，多丽又特别大声地嚷给狄克说，我是去雷兹伯格，顺路来看看，那儿会有一些朋友和崇拜者好好款待我的。这时，我们发现，比尔仅剩的几个手指中的一个在流血(毕竟不是个创造奇迹的人)。她弯下身子去看他的手，两个乳房间那条幽暗的小沟女人味十足，那样子我从没见过！她把比尔带到厨房去包扎。有几分钟，只剩了我和狄克。他坐在一张硬椅上，抓挠着两条胳膊，蹙着双眉。我有种无聊的冲动，想用我坚硬的长爪子把他汗津津的鼻翼上的粉刺挤掉，他有双漂亮而忧郁的眼睛，美丽的睫毛，雪白的牙齿。喉结很突出，毛茸茸的。他们为什么不好好刮一下呢？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多丽在那长沙发上放纵交欢至少也有一百八十次了吧，很可能还要多；在此之前，她认识他究竟有多久？没有妒嫉，真是奇怪——一点也不妒嫉，只是觉得难受、恶心。他这会儿开始挠他的鼻子。我肯定，他最后开口时，会说(轻轻地晃一下脑袋)：“呵，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黑兹先生。她真的是，她就要作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啦。”他张开了嘴巴——呷了一口啤酒。这使他镇定了些——他又继续喝，直到嘴角泛出泡沫。他是只绵羊羔子。他抚摸过她佛罗伦萨人的乳房。他的指甲黑乎乎，参差不齐，而那指骨，整个手腕，以及粗大的腕关节，却比我的强健得多：我这双可怜的扭曲的手，伤害过太多太多的肉体，我无法为它们感到骄傲。法国式称号，多塞特乡下佬式指关节，奥地利裁缝式扁平指尖——这就是亨伯特.亨伯特。
很好。如果他不开口，我也可以保持缄默。确实，我可以在这把驯服的、吓得要死的摇椅里好好休息片刻，接着就开车直捣那畜生的老巢，不管它在哪儿——扳开手枪的机头，扣动扳机，此后就可以尽情欣赏那扳机的美妙的颤动：
我总是那个维也纳巫医忠实的小追随者。此刻我却对可怜的狄克感到过意不去了，因为我已睡眼迷离，生硬地阻止了他说他所能想起来的唯一的那句话(“她是个了不起的孩子……”)。
“那么，”我说，“你要去加拿大？”
厨房里，多丽正大声地笑比尔说过的什么话或做的什么事。
“那么，”我使劲喊，“你要去加拿大？不是加拿大”——
我又重喊——“我是说阿拉斯加，当然。”
他慢慢地嘬着那只杯子，一本正经地点了下头，答道：
“嗯，我猜他的手让锯齿拉伤了，又在意大利丢了右臂。”扁桃树上盛开了美丽的紫红花，一条被风吹掉了的超现实主义的手臂悬吊在那片点彩画似的紫红色中。一个卖花女不停地“嗒嗒”地拍那手臂。多丽和手上缠了绷带的比尔出现了。我突然想到，她那朦胧的、棕色的、苍白的美，一定使那残废人激动了。狄克如释重负地咧开嘴笑着站起来。他认为，他和比尔该去继续接那些电线了。他想黑兹先生和多丽都还有满腹的话要锐给对方。他想我走之前他还会再见到我。为什么这个人想得这么多，刮胡子却那么少呢，而且对助听器这么不屑一顾。
“坐下吧。”她说，手掌啪啪地拍了拍两胯。我又坐进那黑色的摇椅里。
“这么说你背叛了我？你那会儿去哪儿了？他现在在哪儿？”
她从壁炉台上拿过来一张很有光泽的凹面快照。老太大穿一身白，粗壮，满面笑容，罗圈腿，裙子很短；老头子随随便便穿了件衬衫，长须飘髯，脖上挂着表链。她的公公、婆婆与狄克的哥哥一家住在朱诺。
“你真的不想抽烟吗？”
她自己抽起来。我是第一次见她抽烟。可怕的亨伯特从前是严格禁止她的。在一片蓝色的烟雾里，夏洛特.黑兹飘乎乎爬出坟墓。如果她拒绝，我就去求助艾弗里叔叔找到他。
“背叛你，不。”她把烟伸到炉边，食指迅速在上面弹了弹，跟她母亲过去一模一样，然后，也象她母亲那痒，噢，上帝，用指甲刮去了下唇上卷烟纸的碎片。不。她没有背叛我。我仍在朋友们中间。埃德沙曾警告过她，丘喜欢小女孩，有一次甚至差点儿被抓进监狱，事实上(很不错的事实)，他也明白她知道这一点。是的……手掌托着胳膊肘，吞云吐雾，微笑，又喷出烟雾，弹弹烟灰。往日的情景越来越清晰。
他洞悉——微笑着——所有的事，所有的人，因为他不象我和她，而是个天才。了不起的家伙。诙谐风趣。她把我和她的事坦白给他时，他笑得全身都颤动了，说他早就想到了。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告诉他，是非常安全的。
嗯，丘——人们都叫他丘——。
五年前她的野营地。奇怪的巧合——……带她去了一个度假牧场，从埃丽法特(埃尔芬斯通)驾车去有一天的路程。
名字？噢，很蠢的一个名字——杜克.杜克牧场——你看真是蠢透了——但无论如何现在无关紧要了，因为，那地方消逝了，人也散了。真的，她说，我想象不出那牧场是多么繁茂，她的意思是，牧场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个室内瀑布。
我还记得那个红头发的家伙吗？我们(“我们”，很好)有一次一起打过网球。嗯，那地方属于红头发的哥哥的，但他那年夏天把它让给了丘。丘和她到那儿时，人们非让他们举行了一次加冕仪式，看——下了一场可怕的大雨，那会儿你正过赤道呢。你知道。
她的眼睛转了转，不想再往下说了。
“请你接着讲。”嗯。他打算九月份带她去好莱坞，为她安排一次试镜头，根据他的剧本改篇的一部片子——《金色海峡》里，有个打网球的场景，可以让她在里面扮演一个小角色。也许，还会让她兼演弧光灯下网球场上那激动人心的女明星中的一个。哎，可惜总没到这一步。
“那个猪现在在哪儿？”
他不是猪，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只不过酗酒、吸毒。而且，当然，在性爱方面，他完全是个畸形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奴隶。我真是不能想象(我，亨伯特，不能想象！)他们在杜克.杜克牧场都做了些什么。她拒绝参加，因为她爱他，他便把她扔了。
“做了什么？”
“噢，那些事古怪，肮脏，又奇特。我是说，他带来了两个女孩，两个男孩，还有三、四个男人，他让我们全都脱光衣服，缠扭在一起，由一个老太婆把我们拍成电影。”(萨德。的贾期廷最初只有十二岁)。
“具体做什么？”
“噢，那些事……噢，我——真的我”——她说出的“我”，象一声压抑了的哭喊，她象又临近了那疼痛的源头，因为我说不出话来，便把一直上下摆动、瘦骨嶙峋的五个手指平摊开来。不，她放弃了，她肚子里怀着孩子，她不想再具体视什么了。
这可以理解。
“现在是毫不重要了，”她说，一边用拳头敲打着一个灰色靠垫，然后又仰靠到长沙发上，将肚子挺出来。“疯狂的勾当，污秽的勾当。我说不，我决不去(她以一种全然漫不经意的态度，用了一个极难听的俚语，精确译成法语就是“挑逗”)你那些畜生男孩，因为我只要你。这样，他就把我一脚踢了出来。”
再设什么可讲的了。一九四九年那个冬天，费伊和她都找了工作。差不多有两年，她。——噢，只是四处飘泊，噢，在些小地方的餐馆里打工，后来她遇到了狄克。不，她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她猜是在纽约。当然，他那么有名，如果她想去找他，立刻就能找到。费曾试图再回到牧场——而牧场已不在了——它被烧成一片灰烬了，除去一片烧焦了的废墟，一无所剩，真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她闭上限睛，张着嘴巴，仰靠着靠垫，一只肿胀的脚放在地板上，木质的地板是倾斜的，如果上面有个小钢球就会滚到厨房里去。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我并不是故意让我心爱的人痛苦。比尔的小木棚那边，一台刚刚修好的收音机已开始歌唱死亡和愚笨，而她满面憔悴，成年的、瘦削的手上青筋暴突，雪白的臂膀上满是鸡皮疙瘩，耳唇很薄，腋窝里乱蓬蓬的，她就坐在那儿(我的洛丽塔！)，才十七岁就已憔悴不堪，怀着的那个孩子，还在她肚子里就已开始做着成为一个大人物的美梦，而且已在梦想着在公元二○二○年退休——我看着她，看着她，就象我明白地知道我要死了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世上我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世上我所能希冀的一切。她不过是一阵紫罗兰柔软的清香，是性感少女的枯叶，往日里，我曾那样痛哭着把自己缠绕在上面；她是黄褐色的深谷边缘上的一声回响，深谷那边，白色的苍弯下有一片遥远的树林，褐色的树叶阻塞了小溪，嫩绿的野草中卧着最后一只蟋蟀……然而，感谢上帝，那回响还不是我唯一顶礼膜拜的东西。过去我在蓬乱如麻的心绪中，用以纵容我那辉煌的罪孽的，现在已减缩得只剩了它的本质：偏狭而自私的恶习；而我现在已消除了这一切，并诅咒它们。你可以嘲笑我，可以威胁逐出法庭，但我仍要高喊出我的真理，直到将我窒息，将我掐得半死。我一定要让世界知道，我是多么热爱我的洛丽塔，这个洛丽塔，苍白的、被玷污了的、怀着别人的孩子而已显出身孕的洛丽塔，但仍然是那灰色的眼睛，仍然是那黑亮的睫毛，仍然是金褐色的皮肤，仍然是卡门西塔，仍然是我的洛丽塔；改变你的生活，我的卡门，跟我来吧，到天涯海角，我们将永不再分离，俄亥俄？马萨诸塞的荒野？不要紧，纵然她的眼睛暗然如近视的鱼眼，纵然她的乳头肿胀，溢出乳汁来，纵然她那美丽、年轻、鲜嫩、天鹅绒般纤软的三角区被玷污了，被撕裂了——纵然这样，我只要看一眼你那忧郁的面容，听一听你那年轻沙哑的声音，我仍会万般柔情翻涌，我的洛丽塔。
“洛丽塔，”我说，“这可能与咱们刚才所谈的全然不相干，但我还是要说生命短促，从这儿到那辆你很熟悉的旧车只有二十、二十五步的距离。这段路很短，走了这二十五步吧。现在立刻就走，坦然地走过去吧。从此以后，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
卡门，你愿意与我同行吗？
“你是说，”她说，张开眼睛，轻轻抬了抬身子，象伺机出击的蛇，“你是说，只要我跟你去一家汽车旅馆，你就会给我们[我们]那些钱。这是你的意思吗？”
“不，”我说，“你弄错了。我要像离开你偶然碰到的狄克，离开这个可怕的窝，跟我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生生死死我们都在一起”(这些话说明了那个意思)。
“你疯了，”她说，面部表情变了。
“好好想想，洛丽塔。没有绳栓着你。除了，也许——呵，没关系。”(一个停顿，我想说但没说出口。)“不管怎么说，即使你拒绝了我，你也仍会得到你的……嫁妆。”
“不骗人吗？”多丽问。
我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有四百元现款，还有一张三千六百元的支票。
她小心翼翼、犹犹豫豫地接过我这分薄礼；很快她的额头就泛出美丽的粉红色了。“你是说，”她说，语气很重、很沉痛，“你给我们四千元？”我用手蒙住脸，滚烫的热泪第一次潸然而下。我感觉到泪水流过我的手指间，流下面颊，灼痛了我，我的鼻子阻塞了，而泪水却止不住。这时，她轻轻地摸了摸我的手腕。
“你别再碰我，否则我就要死了，”我说，“你真的不跟我走吗？你一点来的希望也没有吗？只回答我这一点。”
“没有，”她说，“没有，亲爱的，没有。”
以前，她从没叫过我亲爱的。
“没有，”她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迟早还要回到丘身边去。我是说——”
她在找合适的词，而我心里替她补充了(“他撕碎了我的心，而你不过撕碎了我的生活。”)
“我想，”她继续说道——“扑”——那个信封掉到地板上——她捡起来——“我觉得你真是太好了，给了我们这么多钱。一切都能解决了，下星期我们就能动身了。别哭了，求你。你应该明白。我再给你倒点啤酒。噢，别哭，我很难过，我负了你那么多，可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我擦干了脸和手指。她对着那礼物微笑。她很激动。她想去叫狄克。我说，我一会儿就走，根本不想再见他，根本不想。我们都绞尽脑汁去找话题。不知怎么，我一直看见——它在我湿润的视网膜前颤动着，泛着柔和的光——一个容光焕发的十二岁的孩子，坐在门坎上，砰砰地玩着装在空罐里的鹅卵石。我几乎要说——试着找些轻松些的话题———“有时候我想，那个麦库小女孩怎么样了，她变好些了吗？”——
但我止住了，怕万一她接着说：“有时候我也想，那个黑兹小女孩怎么样……”最后，我又转到钱上来。那个数目，我说，差不多相当于她母亲那所房子的净剩房租；她说：“几年前，它不是就卖了吗？”没有(我承认我曾这么告诉过她，是为了断绝她与拉市的一切联系)；律师以后会送来有关财政情况的全面记录；前景很乐观；她母亲拥有的一些小额股票日趋增值。是的，我确实觉得我该走了。我该走了，该去找他，毁灭他。
我无法承受她嘴唇的抚摸，所以当她挺着凸起的肚子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时，我不住挪着碎步往后退。她和那条狗给我送行。我很惊奇(这是个夸张的修辞手段，我其实并不如此)，那辆在她是孩子时、是性感少女时，曾带她兜过风的旧车，这会儿就那么冷漠地驶出了她的视线。她只说它越来越浅，象紫色的了。我说那是她的，我可以乘公共汽车。她说我犯傻，他们将飞往朱庇特到那儿再买一辆。我说，那么我就花五百元把她这辆买下来。
“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成百万富翁了。”她狂喜地对着那条狗说道。
卡门西塔，我需要你……“最后一句话，”我用糟透了的英语谨慎地说，“你能肯，肯定——嗯，当然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嗯——将来的某一天，任何哪一天，你或许会来与我一起生活？如果你能给我些微希望，我将造一个崭新的上帝，并用沙哑的哭喊感谢他”(大体如此)。
“不，”她微笑着说，“不。”
“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亨伯特.亨伯特说。
而后，我拔出了自动手枪——我是说，读者可能认为这是我做的一件蠢事。但我不曾做什么。
“再见——啦！”她喊，我甜美、不朽、死去的美国之恋；因为当你读到这里，她已死去，又已化作不朽。我的意思是，这正与所谓的证词完全一致。
我开车走了，我听见她正用响亮的声音朝狄克叫喊；那条狗象是肥大的海豚开始跟在我的车旁放开大步慢跑。但他太笨重，太老了，一会儿就停住了脚。
此时，我正在蒙蒙细雨中赶路，天将尽了；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正全力以赴地工作，但对我不断的泪水，它无可奈何。
30
下午四点左右我离开了科尔蒙特(经X公路——公路号我不记得了)。如果我没受一条近路的诱惑，黎明前我就能到达拉姆斯代尔了。我必须先驶到Y公路上去。黄昏时，我到了伍德拜因；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明，过了伍德拜因，我就可以离开X铺石公路，经过一条横向的土路，转到Y铺石公路上去。从地图上看，这条土路大约只有四十英里。要不然我就只得顺着X公路再往前行一百英里，然后经过曲折婉蜒的Z公路，才能到Y公路和我的目的地。然而谈到的这条捷径越来越难行，越来越凹凸不平，越来越泥泞不堪。摸索着，磕磕绊绊乌龟般缓慢爬行了大约十英里后，我试图调转车往回开，这时，我那辆老旧不堪的梅尔莫斯又陷进泥泞里了。四周那股漆黑，那般闷热，又是那般今人绝望。车头灯低低地俯视着一条宽阔的水沟，水满极了。周围如果有阔地，也一定是一片黑沉沉的荒野。我耗尽力气想拯救自已，可两只后轮是在稀泥里悲哀地长鸣了九声。我一边咒骂这苦境，一边脱下华贵的衣衫，换上一条宽松裤，套上那件满是弹孔的毛衣，艰难地往回倒开了四英里，可我没有一点力气、再回去取雨衣。这些事使我确信，我的心脏基本上还是健康的，尽管最近的几次诊断结果均不太理想。午夜，一期救险车把我的车拖了出来。我于是又开回到X公路上，继续前行。一小时后，到了一个无名小镇，这时，我已筋疲力尽。
我把车停在路边，黑暗里，抓起那只老朋友似的酒瓶，大口大口喝起来。
雨已停了一会儿了。那是个漆黑、温热的夜，是在阿巴拉契亚的某个地方。不时有车从旁边驶过，红红的尾灯渐渐远去，白亮的头灯渐渐逼近，只是小镇却死一般沉寂。没有人在人行道上遛达、笑闹，不象那些悠闲的公民在亲切、温和又腐败的欧洲那样。我独享这单纯的夜和我的奇思怪想。
路边，一个废电线收容箱里的东西真是很特别：污物、废纸，没有垃圾。雪利酒般红通通的字母标出的是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一个巨大的温度计上刻着一种轻泻剂的名称，高居在一家医药商店的门顶上。鲁比诺夫的珠宝公司陈列了许多人造钻石，只用一面红色玻璃镜反射出来。一只绿光闪烁的钟悬在“吉费.杰夫洗在店”里，在亚麻色的深渊里来回摆动。街道的另一边，一个汽车修理厂在梦中说——跪拜平滑；然后又改说，盖尔弗雷克斯的润滑。一架飞机，同样装饰着鲁比诺夫的宝石，在天鹅绒殷的天堂上空飞过，留下嗡嗡的响声。这样夜色苍茫的小镇，我不知已见识过多少！而这个仍不是最后一个。
让我放松一下吧，他实际上已等于被我杀了。街对面远处，霓虹灯以比我心跳慢两倍的速度眨着眼：那是一家餐馆的招牌，图案是一把巨大的咖啡壶，差不多每隔一秒钟它就突然现一下它艳绿色的面目，而每次显现完，紧接着就出现粉红色的字母：“美味食品”。但咖啡壶在下一次露面之前，它那个嘲弄人眼睛的潜伏阴影仍然清晰可辨。我们在演皮影戏。这个鬼影幢幢的城镇离“着魔猎人旅店不远。我又藩了泪，沉浸在无可挽回的过去中。
31
在科尔蒙待与拉姆期代尔之间(在纯洁的多丽.希勒和快活的艾弗叔叔之间)的路上，我在一个孤零零的小镇停下来休整片刻，又回顾了我的情形。现在，我那么透彻明晰地看清了我自己和我的爱情。以前的种种努力，比较起来看，都显得模糊不清。两年前，在一时形而上的好奇中，我曾经为求得一种古老、天主教式的治疗方法，把新教徒枯燥的无神沦理论教给了一位讲法语、勤勉的神父，我希望能认我的罪恶感中演绎出“超人”的客现存在。在严霜覆盖的魁北克，在那些凛冽的清晨，那善良的神父以最温柔、最解人意的态度给我治疗。我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非凡的协会感激不尽。哎！我仍不能够超越简单的人性，无论我找到了豺么样的精神慰藉，无论给我一个什么样磐石般实在的来世，也不能使我的洛丽塔忘掉我强施于她的那罪恶的淫欲。除非向我征明——向现在的我，今天的我，征明，连同我的心，我的胡须，我整个腐败的肉体——一个名叫多洛雷斯.黑兹的北美小姑娘，被一个狂人夺去了童年，但这在无限的生命历程中，一点点也无关紫要，除非这一点能够得到证明(如若能够，那么生命也就成了一个玩笑)，我找不到什么能医疗我的痛苦，我只有忧郁的心境和诡辩的言语所产生的局部缓解。
一位诗人的话：
人性中道德感是义务，
我们必须内灵魂付出美感．
32
在我们第一次旅行中，有一天，——我们第一次环游伊甸园——我想静静享受我的幻想，因此决定不去理会那些我禁不住感觉到的事实：对她来说，我不是她的男朋友，不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是知己，甚至根本不是人，而只是两只眼睛或一只肌肉发达的脚——只提些可提及的东西。有那么一天，我收回了除夕夜对她的许诺（不论是她那颗有趣的心衷情的什么———滑旱冰、或她想单独去看的午后电影)后，碰巧从侧置的镜子和半开的浴室门巧妙的结合中瞥见了浴室中的她脸上的表情，那种表情我无法确切形容……是一种无助的表情，是那样的纯粹，它仿佛又渐渐变为一种很惬意的茫然，仅仅因为这是极端的不公正，她委屈到了极点——每一极限都有它的先决条件——这是给中立者的启蒙。当你牢牢把往极限表现在一个小孩子脸上是高高扬起的眉毛、启开的双唇，那你可能会更了解我有预谋的淫欲到了怎样的程度，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绝望使我不能跪倒在她可爱的脚下，感动得眼泪汪汪；使我不能允许她到外面实实在在的世界，和那些又脏又危险的孩子混在一起玩闹，不能让她希望从中得到任何快乐而牺牲我的嫉妒。我还有其他一些一直压抑着的记亿，现在，它们自己挣脱开来变成无手无脚的痛苦的怪兽。有一次，夕阳即将隐没，在比尔兹利的一条街上，她转身朝向小伊娃.罗森(我带着两个小天使去听音乐会，跟在她们后面走，紧紧的身子几乎碰到她们)，她转身朝向伊娃，那样安详，那样庄重地应答着那一个说的话，什么宁可死掉，也不去听米尔顿.平斯基谈音乐，他是本地她认识的一个男学生，我的洛丽塔评论道：
“你知道，死为什么那样可怕？是因为你自己操纵着它！”这话震动了我，两只膝盖机械地上下移动着；我简直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宝贝脑子里都在转些什么，而且，很可能，在那幼稚的陈词滥调的背后，她心中还有一个花园，一道曙光，
一扇宫殿的大门——朦胧、神秘的区域，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在痛苦中痉挛的手，是明确、彻底被禁止在那片区域以外的。因为我常常发现，象我们，象她和我这样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每当我想谈谈她和一个老朋友，她和一位父亲，她和一个真正健康的情人，我和阿娜贝尔，洛丽塔和高尚的、纯粹的、明朗的、被她奉如神明的哈罗德.黑兹，可能已经谈论过——一个抽象的想法，一幅面，画点彩画的雷普金斯或剪了头发的波德莱尔，上帝或莎士比亚，任何坦率真诚的话题——每当我试着谈及这些话题时，我们都会变得异常尴尬。好主意！她会用老一套的无礼、傲慢和厌烦来掩饰她的脆弱，而我则用令人作呕、假惺惺的语调陈述我绝望、超然的论点，引起我的听众激烈的无礼举动，致使谈话再也进行不下去。噢，我可怜的、感情受到挫伤的孩子。
我爱你，我是个怪物，但我爱你。我卑鄙无耻，蛮横残忍，等等等等，但我爱你，我爱你！有些时候我知道你是怎样的感觉，而知道更是要命啊，我的小宝贝。洛丽塔小姑娘，勇敢的多丽.希勒。
我回忆起某些时候，让我把它们称为伊甸园的冰山期，当我饱享了她的肉体之后——在神话般疯狂的运动之后，我只剩筋疲力竭，青筋暴突——我会把她搂在怀里，最后终于满含柔情地悲叹一声。(她的皮肤在霓虹灯光里亮闪闪的。
从石子铺的院里，霓虹灯透过窗帘的空隙照进来，照得地的皮肤熠熠闪光。她的黑漆漆的睫毛在颤动，她暗淡的灰眼睛比往日更茫然——一点不差，在一场大手术之后，小病人仍还没从麻醉药中清醒过来)——那温情会越来越强烈，变成羞耻和绝望，而且我会用我冰冷的手臂摇动我孤独恍惚的洛丽塔入睡。我会埋在她温暖的头发里悲叹，我要随意地抚弄她，默默地祈求她的恩惠；当这充满人情味、苦闷却毫无自私地温情到了顶峰(我的灵魂这时正悬在她裸露的身旁，正要悔悟)，刹那间，很滑稽又很可怕，那肉欲又猛地袭来———“噢，不，”洛丽塔会说，对天堂无奈地叹口气，接下去，便又是温柔，又是天青色——这一切又立刻成为泡影。
二十世纪中期，关于孩子与父母之间关系的那些观念，已深受教条式胡言乱语和精神分析学叫嚷的标准化特征的污染，但我仍希望，我是在对毫无偏向的读者讲这些话。有一次，阿维斯的爸爸在外面按汽车碉叭，意思是爸爸来接他和小宝贝回家了，我觉得我得邀他到客厅来坐坐，他就坐了一会。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阿维斯，一个身体笨重、相貌乎乎、感情丰富的孩子，走到他身边，而且直截了地坐到了他的膝上。现在，我已记不得我是否提到过，洛丽塔对陌生人总露出一种勾人魂魄的微笑，浓密的睫毛遮盖着眯起的眼睛；她的面庞闪烁着一种梦幻般甜密的光辉，这当然并不说明什么，但却是那么美丽动人，那么惹人喜爱。——滥施殷勤，粗鲁的读者会这么说。嗯，她就那么站着。伯德先生转着他的帽子，说着话，而且——是的，看我有多蠢，我把著名的洛丽塔式微笑的最主要特点漏掉了，具体说就是：当她那温柔、甜美、笑颜的光辉展示出来的，它从来就不是对着屋里的客人，而是徘徊在它自己遥远清澄的空间，这么说吧，或是带着凝滞的温和徜徉在偶然看见的物体上——现在，她就是这样：当胖胖的阿维斯侧着身子向她的爸爸走过去时，洛丽塔温柔地对着一把水果刀笑着，她靠在桌边用手指试了试刀刃，突然，当阿维斯双手攀住她父亲的脖子和耳朵，那父亲很随便地伸出—只手臂，搂住那又笨拙又庞大的后裔时，我看见，洛丽塔的微笑蓦地失去了一切光彩，变成了一片冰冷僵硬的小阴影，那把水果刀从桌上滑落下去，刀的银把打在她的脚跟上，发出一声怪响。这一下可痛得她透不过气来，于是低下头，脸上扭出一副怪相，很难看，这是小孩子在眼泪流出前的预备表情，接着单脚着地一跳一跳地走了，阿维斯立刻追着她进了厨房，去安慰她。阿维斯有这样—个胖大的、红脸膛的好爸爸，还有一个圃脸蛋的小弟弟，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妹妹，有一个家，两条龇牙咧嘴的狗，而洛丽塔却什么也没有。与这件小事相关的还有一件事——背景同样是比尔兹利。洛丽塔正在壁炉边读书，伸了个懒腰，胳膊还高高举着，就咕哝了一句：“她到底葬在哪儿？“谁？“噢，你知道，我被害死的妈妈。”你知道她的坟墓在哪儿，”我说，控制住自己约感情，进而把那墓地的名称告诉了她——就在拉姆斯代尔城外，在铁路线与观湖山之间。“另外，”，我又说，“你以为用这么个定语很合适，可这种事故的悲剧性却减弱了许多。知果你真的希望战胜你脑中死亡的观念”——“哇，”洛丽塔哼了一声，用“哇”代替了“好哇”，慢吞吞走出了房间，我酸痛的眼睛便一直久久地瞪着炉火。然后，我捡起了她的书，是给年轻人看的一种通俗读物。有一个阴郁的女孩玛丽恩，与一般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她的继母是个年轻、乐观、善解人意的红头发女人。她告诉玛丽恩，她的亡母是个英勇的母亲，因为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便故意掩藏起对女儿的厚爱，不让女儿想念她。我没有哭喊着冲进她的房间。我总是喜欢不受干涉的精神卫生。现在，我在自己的回忆中辗转反测，为自己辩护；我记得在这样或类似的情况下，我总是安慰卑劣的自我，而总是忽视了洛丽塔的心境，这已成了我防习惯。我的母亲是穿着湿淋淋的铅色衣衫，在一团翻漆的薄雾中(我就是这样生动地想象着她)，气喘呼吁奔跑上莫利奈特的山脊时，被一声霹雳击倒的。那时我尚在襁褓中，回想起来，无论心理医生怎样蛮横地责难我后来颓丧的生活，我也无从承认在青春期中曾有过一般人所说的渴望。但我承认，一个有我这般想象力的人，不能为自己辩护说根本对一般的感情毫无所知。也可能是我过于相信夏洛特与她女儿以前那种不正常冷冰冰的关系了，所有这些争议中最难堪的就是这一点。在我们奇特的、充满兽性的同居生活中，我智力平平的洛丽塔渐渐清楚池意识到，即使最悲惨的家庭生活也比乱伦的同居要好得多；而乱伦，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是我能给这个流浪儿最好的东西。
33
重访拉姆斯代尔。我从湖那边渐渐驶近了它。炎热的中午耀人眼目。我开着这辆沾满泥泞的车子，透过远处松树的缝隙，辩认出湖水闪闪的亮光。我驶进了那座墓地，在那些长短不一的墓碑间穿行。你好，夏洛特，有些坟墓上，插着苍白的、半透明的小国旗，旗子懒懒地在四周常青树下，在无风的空中低垂着头。吉.爱德，真倒露——指的是吉.爱德华.格拉默，是纽约一位三十五岁的办公室主任，他是刚刚进入这个行列的，被控告犯有谋害他三十三岁的妻子多梦西的罪行。爱德为争取干净利索，就用大头短棒猛击他的妻子，而后把她塞进小汽车。可事情还是败露了，县里的两名警察在巡逻时，看见格拉默夫人崭新的大型蓝色克赖斯勒(是她丈夫送她的结婚周年礼物)发疯似地冲下山坡，那山坡恰好在他们巡逻的范围之内(上帝保佑我们的好警察！)。汽车擦边冲过了一个电线杆，冲上一个长满荆棘、野草莓和野菜的路堤，最后车翻了。当那两名警察把格拉默夫人的尸体搬出车子时，车轮仍在温柔的阳光下缓缓地旋转。起初，这极象是一起很平常的交通事故。唉，只是那妇人被猛击过的身体与只受了轻微损坏的小汽车极不相称。我要干会漂亮得多。我继续往前开。又看见那座白色教堂细长的顶尖和那片广阔茂盛的榆木林，真有意思。我忘记了，在美国郊区的街道上独自一人步行比独自一人开车更惹人眼目，竟把车扔在路上，谨慎地徒步走过草坪街342号。在伟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我有权放松一下自己，有权来一次精神反当的感情解放。琼克大愿已关上了它白色的窗板；朝向人行道的一个“此屋出售”的白色招牌上面，不知谁系了一条深黑色丝绒发带。
没有狗在叫。没有园林工人在打电话。爬满藤枝的门廊里，也没有坐在那儿的“对门”小姐——而今孤独的步行人气恼的是两个梳马尾辫，系着同样圆点花纹围裙的年轻女子停下手里的活，直盯着他看：无疑她早就死了，这两个可能是从费城来的她的两个双胞胎侄女。
我该不该走进我的旧居？象屠格涅夫一部小说里写的，一首激烈的意大利钢琴曲从一扇敞开的窗子里涌出——是卧室的窗子：是什么浪漫的灵魂在这今人销魂的星期日，当阳光照耀在她可爱的腿上，在从未有钢琴淙淙作响的房中弹琴？忽然间，我发现，在我曾修剪过均草坪上，一个金色皮肤、棕色头发的性感少女，九岁或十岁，穿着白色短裤，正用她那充满野性魅力、深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说了句讨好的话，表示我没有恶意，一句老派的赞美辞，你有多么美丽的眼睛；但她却迟迟疑疑往后退去，音乐也戛然而止，而后一个面容黑粗、全身汗水淋漓的男人走出来，愤怒地瞪着我。我刚要解释，猛然间，一阵极度的窘迫袭来，我意识到我满是泥巴的祖布工作服，我肮脏破烂的毛农，我胡子拉茬的下巴，我叫化子一样充血的眼睛。一句话也没说，我扭转身，步履艰难地沿来路走回去。人行道上一条熟识的裂缝里长出了一株翠菊模样苍白的花。这时悄悄地，“对门”小姐又复活了，由她的两个侄女推到了门廊里，仿佛这是个舞台，而我是个名星演员。我飞快地奔向我的车，心里祷告她千万别叫我。那是怎样一条陡峭又窄小的街道，是怎样一条深远的长街。一张红色的罚款票夹在刮水器与挡风玻璃之间；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撕成两片、四片、八片。
我觉得我是在浪费时间，就又抖擞精神，往闹市区那家我五年以前曾提着一只新箱子去过的旅馆驶去。我定了一间房，用电话订了两个约会，刮了脸，洗了澡，穿上一身黑衣服，下楼到酒吧喝了点酒。一切如故。酒吧里仍旧弥漫着那深暗、压抑的石榴红色灯光；多年以前，这样的灯在欧洲就仅出现于低级旅馆里；不过这里是为制造一种融融的家庭气氛。我仍坐在那张小桌旁；从前，我刚做上夏洛特的房客时，曾想过，要温雅地与她共饮半瓶香槟以示庆祝；谁知这竟征服了她那凄楚可怜的心。一个圆脸盘的男侍者正在万分小心地将婚宴用的五十杯雪利酒摆在一个圆形托盘上面，这也还跟从前一样。这次演奏的是土豆幻想曲。差八分钟三点。过门厅时，我得绕过午饭聚餐后正千恩万谢彼此道别的一群夫人们。突然其中一个大叫了一声，认出了我，向我猛扑过来。她是个胖妇人，穿着银灰色的衣服，小帽上有一根细长的灰色羽饰。是查特菲尔德夫人。她面带假惺惺的微笑向我袭来，因怀着那恶的好奇心，面孔闪闪发亮(我是不是对多丽做了弗兰克.拉萨尔，一个五十岁的机器工，在一九四八年对十一岁的萨莉.霍纳做的事？)很快，我就把她那劲头十足的欢欣压了下去。她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怎么会——？我特别欣慰地告诉她，我的继女刚刚嫁了一位聪明又年轻的采矿工程师，他在西北部做秘密工作。她说她不赞成早婚，她就决不会同意她的菲立斯，现在十八岁了——。
“唆，是的，当然，”我平静地说，“我还记得菲立期，罪立斯和营地。是的，当然。顺便问一句，她跟你说过查理.霍姆期在那儿诱奸了他母亲管辖下的孩子的事吗？”查特菲尔德夫人已经破裂了的笑容现在完全消失了。
“真不要脸，”她大声喊叫，“真不要脸，亨伯特先生！那可怜的孩子刚刚死在朝鲜。”
我说她不认为“vient de”带个不定式，表示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比英文中的“gust”带过去式时更利索吗？可我得走了，我说。
又过了两个街区就到了温德马勒的办公室。他欢迎我来，只慢慢伸出手，把我整个的手都握在里面，那么强有力，彻底的一握，他以为我在加利福尼亚。难道我没在比尔兹利住过码？他的女儿刚刚进了比尔兹利大学。关于——？我把有关希勒夫人所有必要的消息都告诉了他。我们做了一次轻松愉快的公务式会谈。我出来后，走进九月灼热的阳光里，活象个心满意足的乞丐。
既然一切障碍都己消除，我就能够毫无顾忌地为我来拉姆斯代尔的主要目的而全力以赴。我一直以我为之骄傲的那种有条不紊将克莱尔.奎尔蒂的面孔掩蔽在我黑漆漆的城堡里，他在那儿等着我带理发师和牧师去：“醒来吧，你的死期已经到了！”我此时已没有时间讨论人相学的记忆法——我正在找他叔叔的路上大步如飞——但还是让我草草记下这一点：在我朦胧、晕沉沉的记忆里，保留着他的一张可恶的面孔。瞥了几眼，我发现它同一个乐呵呵、令人讨厌的酒商很象，他是我在瑞士的一个亲戚，手持哑铃，穿着有臭味的斜纹毛衣，肥胖的手臂上汗毛浓密，还有一小块秃顶；有一个长着一张猪脸、又做佣人又当情妇的小娘儿们路伴他。总之，他是个于人无害的老流氓。实际上，他是太无害了；与我的猎物不能混为一谈。这么想着，特拉普形象在我心中模糊了。它完全被克莱尔.奎尔蒂的面孔吞没了——那面孔是一张镶在相框里、摆在他叔叔桌上的照片，逼真极了。
在比尔兹利，医术高明的莫尔纳大夫曾给我做了一次牙科大手术，仅留下了我的几颗上牙和几颗下牙。换上的假牙依附于假牙托，后者又靠一根纤细的金属我固定在上牙床上。整个安排是一个杰作，我的虎牙仍完好无损。然而，为了掩饰我秘密的目的，找一个合理的托辞，我又对奎尔蒂大夫说，为了减轻面部神经痛，我决定把剩下的几颗牙也拔干净。一整副假牙得花多少钱？假定我们把第一次约会订在十一月某一天，手术得需要多长时间？他那名声很响的侄子现在哪儿？有可能戏剧性地一次就把它们统统拔光吗？
奎尔蒂大夫穿着白色工作服坐在桌子角上，头发灰白，理的是平头，有一副政治家常有的宽而平的脸庞。他正在构思一个辉煌的长期计划，一只脚悠闲地，诱人地摇着。他将先给我安一副临时性的牙托，等牙床长好，再换成永久性的。他想看看我的牙。他穿了—双镂空的杂色鞋。一九四六年以来他再没见过那恶棍，但他想他可能在老家，格里姆路，离帕金顿不远。这是个宏伟的梦想。他的脚晃着，他凝视的目光充满灵感。这大约要花六百元钱。他提议他立刻就行动，手术开始前把第一副牙托准备好。我的嘴对他来说是个装满了无价之宝的辉煌洞穴，但我不准他进去。
“不，”我说，“我想了想，还是让莫尔纳大夫来做吧。他要价更高，当然他比你更高明。”
我不知哪位读者以后会有机会说这样统括。这是一种很美妙、很朦胧的感觉。克莱尔的叔叔仍坐在桌子上，仍是一副神思恍惚的表情，只是他的脚已不再摇那装满玫瑰色期望的摇篮。然而，他的护士，一个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长了—双悲剧性碧眼的女孩却很丧气，她冲着我身后扑过来，好把门“砰”地摔上。
把弹夹送进弹盒。使劲往里送，直至听到或感觉到它们的契合。性能良好。容量：八颗子弹。泛着阴森森的蓝光等待发射。
34
帕金顿一个加油站的服务员，清清楚楚对我讲了去格里姆路该怎么走。为了确定奎贝蒂是否在家，我想给他挂个电话，但听说他的私人电话最近接不通了。这意味着他已经离开了吗？我开始往小城以北十二英里远的格里姆路开去。那时，黑夜已笼罩了四周，我沿曲折、狭窄的公路行驶，一长串矮木桩，鬼森森泛着自光，借我的灯亮，指绘我这个或那个转弯。我能认出路这边是一条黑洞洞的河谷，另一边是一道长满树木的斜坡；前面，蛾子象飘洒的雪花，从黑暗里涌出，飞进我探照灯的光束。行到第十二英里的时候，一座头兜模样奇异的吊桥耽搁了我一会儿，过了桥，右边，赫然耸出一块被冲洗得发白的礁石；又走了几辆车长的一小段距离，还是沿同一侧，我离开了高速公路，转驶到那条砾石铺筑的格里姆路上去。几分钟内，四周是一片阴湿、黑沉沉、茂密的树林。然后，就到了佩沃庄园，一幢带角塔的木质房耸立在一片圆形空地上。窗子里透出黄、红的灯光；车道里乱糟糟堆了半打车。我在林荫里停下来，熄了灯，悄悄地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他身边会围着他的亲信和妓女。我不得不窥见到那摇摇欲坠的城堡里面正在欢闹的“骚乱的青年”，这名词是她一本杂志里的一篇小说名，茫然的“纵乐”，一个邪恶的成年人，还有香烟、毒品、保镖。至少他在里面。我可以明天早晨再来。
我悄无声息地开车回了小镇，我这辆破旧又忠诚的车子，那么忠心耿耿，几乎是欢欣地为我服务。我的洛丽塔！
放手套的那个夹层的底处，还留有一只她用了三年的小发夹。还是那群苍白的蛾子，纷纷被我的车头灯从黑暗中吸引出来。黑乎乎的谷仓，还是在路边这儿、那儿地堆着。人们还是去看电影。我正找宿处，路过一个露天电影院。在一片塞勒涅的辉光中，与茫无边际的无月之夜形成对比的，是一只巨形的银幕斜斜地悬在沉寂的田野上空，真是神秘极了，上面，一个扁细的鬼怪正举着枪，接着，从渐渐模糊的那个世界歪斜的角度看，他和他的武器全化成了一汪晃动的洗碗水，一会儿，一排树木就把那画面挡住了。
35
第二天早晨大约八点钟，我出了失眠旅馆，在帕金顿又消磨了一段时间。种种事情不成功的幻觉纠结在脑中。想到自动枪里的子弹蛰伏了一个星期，也许已经不好用了，我就把它们取出来，另装了一批新的。上次给丘姆上的油太多了，
现在怎么也弄不掉。我只好用布把它包上，它象负伤的翅膀，又用另一块布包上一把备用的子弹。回格里姆的一路上，暴风雨陪我行了大半程，到佩沃庄园时，太阳又露出笑脸，火烧火燎，鸟儿在湿漉漉的树林里嘁嘁喳喳地欢叫。那幢设计精巧，略显陈旧的房屋仿佛立在冥冥的梦中，就如同我的大脑；因为当我的双脚踏上这片松 软、不安全的土地时，我禁不住意识到，我的酒精刺激做得太过份了。
对于我按门铃的回答，是一阵谨慎，嘲讽性的寂静。不过车房里停着他的车，一辆黑色的敞篷车。我试着碰了下门环，仍是无人。我怒气冲冲低吼了一声便去推门——真太妙了，门竟“吱”地开了，象中世纪的童话故事。我在身后轻轻将门带上，穿过一个宽敞、丑陋的大厅，同时使劲往邻近的起居室里看，看见许多用过的玻璃杯散落在地毯上。我断定主人仍在主人的卧室里蒙头大睡。
于是我举步上楼。右手抓住口袋里裹着的丘姆，左手扶着楼梯的扶手。我察看了三间卧室，其中一间显然是夜里有人住过。楼上一间藏书室，满是花。另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光滑的地板上立着许多宽大纵深的镜子，还有一张北极熊皮。还有许多房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很妙的想法。如果，或者当主人从林间散步回来，或从哪个秘密洞穴钻出来，对于一个面临重要任务而心神不定的持枪手来说，应该防止其游戏伙伴将自己锁在某间屋里。于是，至少有五分钟我满楼转悠——头脑清醒的神经错乱，发了疯的镇静，一个迷了心窍、顽固的猎人——哪只锁上有钥匙，就把它转下来，用空闲的左手揣进口袋。房子因为很古旧，没有现代迷宫，没有设计许多秘密机关，因此唯一能从里面反锁的浴室，是为了计划生育的秘密需要。
说到浴室——我刚要去查第三间，主人就浑身湿淋淋地从里面出来了，身后留下一条细细的水流。走廊里的那个椅角根本藏不住我。他脸色青灰，眼睑松驰，几根稀疏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还是能被认出来，准确无误；他从我身边扫过，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浴衣，和我那件很相象。他没发现我，要么就是当我是什么熟悉的，不关痛痒的幻象没理我——他继续往前走，给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象个梦游者，下了楼。我把最后一把钥匙揣进口袋，尾随他到了门口。他半张着嘴，半开着前门，从一条阳光的缝隙里偷偷往外看，那，神态就好象他认为他听见了一个不那么热诚的来访者按了门铃又溜走了。然后，仍然不去理会那个停在楼梯上穿着雨衣的幽灵，主人从客厅穿过大厅走进一间小巧、舒适的内室；我则穿过客厅———放宽了心，知道他跑不掉了——离开他，到一个装饰得很象酒吧一样的厨房里，小心翼翼揭开油腻腻的丘姆，谨慎地别把油蹭在铬壳上——我觉得我是上错了油，它怎么乌涂涂的，脏得可怕。与往常一样，我一丝不苟地把赤裸裸的丘姆装进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干净套里，然后直奔那个小房间。我想说，我的脚步很轻快——很可能太轻快了，也许不会成功。但我的心砰砰乱跳，象快活的老虎；这时脚下突然踩碎了一只酒杯。
主人在东方风格的门廊里见到了我。
“你是谁？”他问，嗓音很高，很嘶哑，两只手唰地插进晨衣的口袋里，两只眼睛盯住我头顶东北方向的一点。“你莫非是布鲁斯特？”
很显然，直到现在，他还蒙在鼓里，完全处在我的所谓掌握之中。我可以随心所欲。
“很对，”我乎心静气地回答。“我是布鲁斯特先生。开始以前我们先谈谈。”
他看上去很高兴。他污涂的胡子抽动了几下。我脱下雨衣。一身黑西服，一件黑衬衫，没系领带。我们在两张安乐椅上坐下。
“你知道，”他说，一边“嚓嚓”地抓挠挠他肉鼓鼓、粗糙的灰色面颊，邪笑了一下，露出编贝一般的牙齿，“你并不象杰克·布鲁斯特，我是说，相似处并不特别突出。有人告诉我，他有个哥哥也拥有一家电话公司。”
要让他落入圈套，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忏悔和愤怒的日子……看看他圆胖的手背上那些黑黑的汗毛……用一百只眼睛巡视他的紫红色丝衣，他多毛的胸膛，那似乎已朕兆出了伤口，那一派狼藉，和那痛苦的哀乐……要记住这个半兽、没有人性的骗子奸污了我的爱人——噢，我的爱人，这是无法忍受的天赐之福！
“不，恐怕我哪个布鲁斯特也不是。”
他歪了歪脑袋，似乎更高兴了。
“再猜猜看，矮胖子。”
“呵，”那矮胖子说，“这么说你不是为那些长途电话来找我麻烦的吧？”
“你确实打过一次长途，对吗？”
“你说什么？”
我说我说过我认为他说过他从没有——
“人们，”他说，“泛指的人们，我不是指责你，布鲁斯特，但你知道，擅自侵入这种该死的房子，连门也不敲一下，这是荒唐的。他们用客疗，用厨房，用电话。菲尔往费城打电话，帕特往巴塔哥尼亚打电话。我拒绝付钱。你的口音很有意思！老兄。”
“奎尔蒂，”我说，“你还记得一个小女孩叫多洛雷斯.黑兹，多丽·黑兹吗？科罗拉多的多丽.多洛雷斯？”
“当然，她可能打过那些电话，当然，任何的地方，天堂，
华盛顿，地狱峡谷。谁会在乎？”
“我在乎，奎尔蒂。你知道，我是她父亲。”
“胡说八道，”他说，“你不是。你是外国来的文学掮客。
有个法国人曾把我的《骄傲的生灵》译成《椅子的骄微》。可笑！”
“她是我的孩子，奎尔蒂。”
他这种状态，任凭什么也不能把他带回到过去了，但他反复无常的态度又不那么令入相信。她的眼睛警觉地倏然一亮，给他添了八分生气，但立刻又黯然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孩子，”他说，“父亲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转过头找什么东西。拍拍口袋，又想从椅子上站起来。
“坐下！”我说——嗓门显然高得出乎我的预想。
“你不必对我吼叫，”他以奇异的女性口吻报怨道，“我不过想抽支烟，想得要死了。”“你就要死了，无论如何。”
“噢，啧啧，”他说，“你开始让我厌须了。你要什么？你是法国人吗，先生？想喝点什么吗？我们到厨房去喝点烈性酒———”
他看见了平躺在我掌中的那只黑色小武器，好象我正要把它奉献给他。
“嘿！”他拖着长声道(现在开始摹仿电影里那些下流社会的呆瓜)，“你拿着一只漂亮的小手枪，你要什么价？”我打掉了他伸过来的手，他的手刚好碰翻他身旁矮桌上的盒子。盒子里跳出一把香烟。
“在这儿呢，”他欢快地说。“你还记得基普林说过：女人就是女人，而下士是一支香烟。现在，我们需要火柴。”
“奎尔蒂，”我说，“我要你注意了，你的死期已到。我们都知道来世也可能是极端痛苦、精神错乱的永恒世界。昨天你已抽完了最后一支姻。注意，好好想清楚你眼前的处境。”
他不住地把德罗姆牌香烟拆开，大声地一点点嚼着烟丝。
“我愿意试试，”他说，“你若不是澳大利亚人，就是德国的流亡者。你非得与我说话吗？这所房子不是犹太人的，你知道。也许，你最好还是离开，别再冲着我比划那支枪。琴房里我可有一只老斯特恩.路加。”
我把丘姆对准他穿着拖鞋的脚，扣动扳机，咔嗒一声。
他看着脚，看着手枪，又看看他的脚。我又试了一次，仍是糟透了，子弹射出去，随着一声微弱的、幼稚可笑的响声，钻进了厚厚的粉红色地毯。我朦胧地觉得它只是慢慢地溜了进去，可能还会溜出来。
“懂得我的意思了吗？”奎尔蒂说，“你应该再小心些。把那东西给我，看在上帝的份上。”
他伸过手来取。我把他推回到椅子里。那种强烈的激动已渐渐消退。是消灭他的时候了，但他必须死得明白。他的样子影响了我，手中的武器也好象又软又笨。
“好好想一想，”我说，“想想多丽.黑兹，你绑架了她——”
“我没有！”他大叫，“你完全弄错了。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反常者手中救了出来。给我你的证据而不是对着我的脚开枪，你这个丑八怪，你。证据在哪儿？别人犯了强奸罪，
我不负责。荒唐！我向你保证，那次愉快的旅行只是一场愚蠢的特技表演，但你把她又弄了回去，是不是？好了，我们喝点什么。”
我问他想坐着死，还是站着。
“呵，我想想，”他说，“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顺便提一句——我犯了个错误。我很抱歉，诚心减意。你知道，我并没有玩弄你的多丽。老实告诉你吧，我实际上阳萎，这真让人伤心，我给了她一个美妙的假期。她遇到了许多出色的人。你知道——”
突然间，他猛地跃起，重重地向我压过来，把手枪逼得通地钻进了一个带抽屉的柜橱底下。值得庆幸的是，他虽然进攻猛烈，却没多大力气，我不费劲就把他推回到椅子上去。
他呼哧呼哧喘了一会，把双臂抱在胸前。
这回你挺行的，”他说，“你先去歇着吧，过会儿再来收拾我也不迟。”
他的法语挺有进步。
我四下里看看，也许，如果——也许我能够——两手与膝盖一起着地？——要冒这个险吗？
“怎么回事？”他问，紧紧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俯下身，他没动，我俯得更低些。
“我亲爱的先生，”他说，“别拿生死闹着玩。我是个剧作家。我写过悲剧、喜剧、幻想剧。我曾把《贾斯廷》和十八世纪其他性剧本拍成私人电影。我是五十二部成功的电影剧本的作者。我了解所有法则。这事让我来解决。哪儿有个拨火棒，我怎么不去找一个来，然后，我们就把你的财产钓出来。”
他说着，就忙乎乎、大惊小怪、狡猾地站起身。我伸手在橱底下摸索，同时密切地注视他。突然之间我发现，他早就发观我尚未发现丘姆正躺在橱下的另一角。我们又开始搏斗。我们抱在一起，在地板上滚得天翻地覆，象两个无助的大孩子。他袍子下面是赤裸裸、淫荡的肉体，他压在我身上时，我觉得象要窒息。我又压到他的身上。我们又压伤了我。他们又压住了他。我们压住了我们自己。
我估计，等这本书出版被人读到时，也得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一九五五年再加上八十或九十年，活得长些吧，我的爱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一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搏斗的场面。不过我们之间的扭斗，既没有凶猛的拳击，也没有打飞的家具。他和我是两个用脏棉花和碎布填塞的假人。这是一场无声的、软绵绵的、不成任何招式的搏斗，是在两个文人学士之间进行的，其中一个被毒品搞垮了身体，另一个心脏患病，且喝多了杜松子酒。当我终于再次把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当那电影剧本作家终于又坐到他的椅子上，我们两个都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即使刚刚决战了一场的斗牛士或斗羊士也不会如此。
我决定察看一下手枪——我们的汗可能弄坏了什么机件——我决定先把气喘顺，再进行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为了填补这段空白，我建议他自己宣读他的死亡判决书——我用韵文写好的。“诗式的判决”这个词可能正好用在此地。我递给他一张整洁的打字稿。
“好吧，”他说，“主意妙极了。让我把眼镜取来。”(他想站起身)。
“不行。”
“听你的。要我大声读吗？”
“对”。
“我要读了，还真是用韵文写的。”
因为你捉弄了一个罪人
因为你捉弄
因为你捉
因为你趁机利用了我的不利条件……
“很好，你知道，真是好极了。”
……当我赤身裸体
站在联邦的法律和刺痛人眼的星星面前
“噢，妙哉！”……因为你趁机利用了一种罪孽
当我无助地抛酒着泪水和脆弱
当我怀着最美好的希望
梦想在一个山区与洛丽塔结合……
“不懂。”
因为你趁机利用了我内心深处
本性的无知
因为你欺骗了我——
“有点重复，什么？我念到哪儿了？”
因为你骗取了我的赎罪
因为你夺走了她
在她的年龄少年正在玩勃起肌
“变下流了，嗯？”
羽绒般温柔的一个小女孩仍戴着婴粟花
仍吃着玉米花在彩色的黄昏里
那时黄褐色皮肤的印第安人取走
了他的谷物
因为你偷走了她
从她白眉毛高贵的监护人手里
刺穿了他沉重的眼睑
撕扯了他的袍子，黎明时
让猪猡去践踏他新的不幸
爱情和紫罗兰的可怕
悔恨的绝望而你
把玩腻了的洋娃娃撕成碎片
又把她的头扔弃
因为你做的这一切
因为我一切都未做起
你只有死
“嘿，先生，这无疑是首好诗，就我所知这是你最好的一首。”
他把它叠好，又递还给我。
我问他死前是否有重要的话要说。自动枪再次为此人待命。他看着它，长叹了一声。
“我说，麦克，”他说，“你喝醉了，我又是个病人，我们把这事推迟吧。我需要安静。我得治一下我的阳萎。下午朋友们要来找我—起看球赛。这场持枪的滑稽戏变成了一件吓唬人的讨厌事。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无论在哪一方面——性欲、自由诗、枪法。如果你对我有怨恨，我准备做出非凡的改正。即使是一场老式的决斗，用剑，或用枪，在里约或别的地方——都行啊。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没处在最佳状态，但实在话，我亲爱的亨伯特先生，你不是个理想的继父，而且我也没有强迫你的小小的被保护者跟我走。是她让我把她带到一个幸福一点儿的家里去的。这所房子不象那个我和好朋友们共有的牧场那么现代。但它很宽敞，夏天冬天都很凉爽，一句话，很舒适，我打算回英国或佛罗伦斯去，不再回来了，所以我建议你搬进来住。它是你的了，无偿地。
只要你别再拿那把枪指着我(他令人憎恶地发誓)。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古怪的东西感兴趣，只要你有兴趣，我可以提供给你，仍是无偿地，作家里的玩物，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畸形人：一个有三个乳房的年轻女子，其中一个真是第一流的好乳房，这是个稀有又可爱的自然杰作。现在，理智些吧，你只会把我打伤，可你就得在监狱里日益憔悴下去，而我将在热带的气候条件下恢复健康。我向你保证，布鲁斯特，你住在这儿会很快活。酒窖里藏酒很多；还有我下一个剧本的所有版税——现在银行里我没有多少钱，但我打算去借——你知道，象那个头脑冷静的巴德说的，去借，去借，再去借。还有其他的好处。我们这儿有一位顶顶可靠，最易受贿赂的打杂女工，维伯莉萨夫人——名字很怪——她每星期从村子里来两次，当然，今天不是她该来的日子，她有女儿，有孙女儿。我知道警察头目的一两件隐秘事，这使他成了我的奴隶。我是个剧作家，我曾被称为美国的梅特林克，梅特林克.施梅特灵，我是说：得啦！这一切都不值一提，而且我也不敢肯定这么做对不对。永远也不要用草药和甜酒。现在把抢扔掉，做个好人，我认识你可爱的妻子但不熟。我的衣服你可以随便拿去穿。噢，还有一件事——你会喜欢的。我收藏着一套完全独此一家的性爱大全，藏在楼上。只说其中的一种：精装的对开本《巴格拉什岛》，探险家兼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韦斯写的，她是个非凡的女性，这是本卓越的著作——把枪放下——里面有八百张照片，还有些雄性器官，是一九三二年她在巴达海的巴格拉什岛上研究过并收藏起来的，都是些很具有启发性的照片，里面还交织着蓝天下的爱情——把枪放下——另外，我还可以为你安排去观看死刑，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椅子是漆成黄色——”
嗖。这一次，我打中了什么硬东西。是一把黑色摇椅的椅背，它与多丽.希勒的那把不无相似处——子弹打在前背上，椅子立刻摇晃起来，那么快，那么起劲，这时，不管谁进了屋，都会为这两种奇观惊得目瞪口呆：那把摇椅在恐惧地拼命摇晃，而我紫红色的靶子刚刚坐过的那把扶手椅，也已空空的没有了活物。他的手指胡乱在空中抓挠，屁股飞快地抬起，嗖地逃进了琴房。紧接着我们就在门里门外又踹又拽，气喘嘘嘘；琴房门上有钥匙，这被我忽略了。不过这次我还是胜了，反复无常的克莱尔突然挪动了一下，就坐在了钢琴前，很粗暴地弹了几个强有力的和弦，琴声轰鸣，歇斯底里，他的下巴颤抖着，伸开的手指紧张地往键上狠砸，鼻孔里发出一种声带的喷气声，这在我门搏斗中还从没出现过。他仍然唱着那些让人不堪忍受的高调子，一边试图用脚开开钢琴近旁的一个象水手用的箱子，但没成功。我的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胁，他从椅子上抬起身，越抬越高，象又老又病、头发灰白的尼金斯基，象老费斯弗尔，象我过去的一些恶梦。他把身子抬到非常的高度，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撞破了空气——空气里仍颤动着那宏大、沉重的音乐回声——
一声嚎叫，他的脑袋向后仰去，手压向额头，另一只手抓住腋窝，仿佛遭了大黄蜂的蜇咬，他很快站住，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穿晨衣之人，急匆匆奔进大厅。
我三步并两步，象袋鼠似地跳跃向前，追着他穿过大厅，保持着笔直的身子，笔直的腿，紧跟在他身后跳了两下，然后我象跳芭蕾那样奋力跳到前门和他之间，目的是阻止他，因为门没有关严。
突然间，他开始走上宽阁的楼梯，神态严峻而痛苦。我换了方位，不再追他上楼，一连串射出三、四发子弹，速发速中，而每一次射中，每一次那可怕的东西射中他，他的脸都扭成一副滑稽荒唐的样子，好象是在夸张疼痛；他慢下脚步，眼睛转了几转便半闭上，发出了一声女气十足的“呵！”只要一粒子弹打中他，他就剧烈抖动，好象我在挠他痒痒；每一次我缓慢、笨拙、瞎乎乎的子弹打中他，他就用假冒的英国口音压低嗓音说——同时骇人地扭动着、颤抖着、傻笑着，尽管如此，仍用一种奇怪的超然，甚至温和的口吻说道：
“呵，疼呵，先生，够了！呵，钻心的疼，我亲爱的朋友，求求你，住手吧！呵——很疼，非常疼，真的……上帝！啊！这真是可恶至极，你真的不该——”他到了楼梯平台上，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但他仍坚决地继续往上走，尽管肿胀的体内带着那么多铅弹——我感动苦恼和沮丧，我明白我不但不能杀了他，反而给这可怜的家伙注人了暂时的能量，似乎那些子弹是药物胶囊，一种猛烈的万灵药性正在发生效力。
我再一次压上子弹，两只手黑乎乎，血乎乎——我碰到了什么东西，那上面被他浓浓的血污染了。接着，我追着他上了楼，那些钥匙象金子一般在我口袋里叮铃作响。
他步履艰难，从一个屋走到另一个屋，鲜血如涌，试图找—扇开着的窗子，又摇摇头，仍企图游说我放弃谋杀。我瞄准了他的头，突然间，他退进了那间主人的卧房，原来耳朵所在的地方进出了一团盛大的紫红色。
“滚开，滚出去，”他说，咳嗽着，愤怒已极。真是恶梦般的奇迹，我看见这个血污淋漓，却依然神采奕奕的人上了床，把自己裹进乱糟糟的毯子里。我站近些隔着毯子朝他开枪，于是他躺倒了，嘴唇上面开出了一个大大的、满带不成熟涵意的紫泡，开成玩具汽球那么大，而后破灭了。
一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噢，绝不是那种一般罪犯感觉的短时间眼前发黑；相反，我想强调这一事实，对他流出的每一滴鲜血我都负有责任。但，突然间发生了瞬间的变化，我象是站立在那间夫妻卧室里，夏洛特病奄奄躺在床上，奎尔蒂病得很重。我手里拿着他的一只拖鞋，而不是手枪——我坐在枪上。然后我又坐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稍稍定定神，看看表，表面的玻璃已掉了，可指针仍在走动。
这一场悲剧持续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安静了。我根本没有如释重负之感，相反，一个甚至比我希望摆脱掉的那个重负更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了我的身，重重地压住了我。我不能过去碰他，证实他确已死了。看上去他是死了：四分之一个脸己被打掉，两只苍蝇团团围在边上旋转，开始意识到自己交了天大的好运。我的手不比他的手好多少。我到隔壁浴室里使劲搓洗。现在，我可以走了。当我重又出现在楼梯平台上时，我惊奇地发现一片轻松快活的聒噪果真是从楼下客厅里传来的嘈杂人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声，而刚才我还以为是我的耳鸣。
我发现那儿有一群人，很显然是刚到的，正兴高采烈地喝着奎尔蒂的酒。一个肥胖的男人坐在安乐椅里；两个黑头发、面色苍白的小美人，无疑是姐妹两个，一个大一个小(小的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挨在一起，拘谨地坐在一张两用沙发上。一个面色红润的蓝眼睛小伙子正把两杯酒从酒吧式厨房里拿出来递给她们。厨房里，两三个女士正在一边聊天，一边把冰块敲得当当响。我在门口站住，说：“我刚刚把克莱尔.奎尔蒂杀了。“你真是太好了，”那面色红润的小伙子说道，一边把一杯饮料递给那个大点的女孩子。”“早就该有人这么做，”那肥男人说。“他说什么，托尼？”一个憔悴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从酒吧那儿问道。“他说”，红面颊的小伙子答，“他把丘杀死了。嗯，”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从一个角落里站起身，他刚才一直在那儿弓着腰翻找什么案卷，他说，“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该在哪一天把他干掉。“不管怎么说，”托尼道，“他最好还是下楼来，如果我们还想去看球赛，可就不能再等了。“谁给这个人倒一杯酒，”那胖男人说，“喝啤酒吗？”一个穿宽松裤的女人问，隔着老远朝我递过来。
只有那两个坐在长沙发上的女孩子，都穿着一身黑衣，年纪小的正拿手指拨弄着戴在雪白颈项上的一件亮闪闪的东西，只有她们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那么年轻，那么淫荡。音乐暂停了一会，突然，楼梯上响了一声。我和托尼大步走进大厅。正是奎尔蒂。他已经挣扎着移到了楼梯平台上，我们看见他站在那儿，摇摇晃晃，喘息不止，接着就缓缓地倒了下去，这一次是永远倒下去了，一堆紫红色。
“快点，丘，”托尼哈哈笑了一声说。“我相信，他仍然——”他又进了客厅，音乐一下子淹没了剩下的话。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由奎尔蒂筹划、演给我看的具有独创性的戏剧终结。我心情沉重，离开了这幢房子，穿过斑驳的光影，向我的车子走去。车的两边停着另外两辆，我费了不少劲才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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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事情就太单调、太平淡了。我慢慢地开车下了山坡，忽然间，发现我正以懒洋洋的速度往帕金顿相反的方向开。我把雨衣丢在小房里了，把丘姆丢在浴室里了。不，那不是我会喜欢住的房子。我茫然地想，如果有哪个天才的外科医师能用一双妙手使已成一团死肉的奎尔蒂，“无名的克莱尔”起死回生的话，他是否会改变他的职业，甚或改变全人类的命运。对此我并不关心；总的来说，我希望忘掉这乱糟糟的一切——当我确信他已死时，它给我的唯一满足是，我从此不必在精神上一连几个月地守着一个令人痛苦、使人厌烦的恢复期，这中间，会有各种各样无法细说的手术和旧病复发来干扰，而且，’也许还会有他的鬼魂的干扰，我这方面还得努力分辨他是人是鬼。没有这一切，我很感宽慰。托马斯那儿有些好东西。很奇怪，触觉对人们来说远比不过视觉重要，可它在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即若不是唯一的——回到现实世界的途径。我满脑子挤满奎尔蒂——全是流血事件前那场扭斗的感觉。
路正向一片开阔地延伸，我忽然想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作为一种象征，或任何相似的原因，而只是作为一种新奇的体验——既然我已无视了人性的法律，我同样也可以无视交通规则。于是我横开到高速公路的左边，看看感觉如何，还真不错。是一种令人很舒适的消融感，其中有扩散了的触觉因素，又因想到没有什么能比存心在公路左边行驶更近于消除自然的基本法则，这感觉愈益增强了。从某方面看，这是一种精神的渴望。我靠公路奇异如镜的左边前行，稳稳地，象在梦中，每小时车速不超过二十英里。交通并不拥挤，不时有车从我弃给它们的那一边驶过去，开车人很粗鲁地冲我鸣喇叭。迎面而来的车，先是犹豫不决，后又突然转向，最后惊怒地大叫。不久，我发现就要进入居民区了。闯一次红灯就象我小时候偷着咂一口大人不准喝的葡萄酒。这时，混乱的局面终于出现。于是，我受到了跟踪，又受到了护送。接着在我前面，我看见两辆车正摆出阵势，要把我的路彻底堵死。我优雅地转了个弯，驶离了公路，通通地颠了两、三下后，驶上了一个草坡，驶进了惊慌失措的奶牛群里，我就轻轻摇晃着在那儿停下。一种令人费解的黑格尔学派综合论，联系着两个已死的妇人。
不久，我就被逮下车。(嗨，梅尔莫斯，万分感谢，老朋友)——而且，的确，我盼望对着无数只手臂投降，他们移动我，搬我出去时，我一点点合作也不付出，就那么悠然地、舒舒服服地、懒懒地把自己缴出了。我象个病人，从我的虚弱无力和警察与救护人员给我的绝对可靠的援助中，我得到一种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