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一段被湮沒的歷史

——《博古與毛澤東》讀後1

今天大陸的青年人大多不知博古（秦邦憲)何許人也，而五六十歲以上的中老年對博古的名字稱得上是耳熟能詳，蓋因建國初原來只在黨內高層中傳達的有關王明（陳紹禹）、博古的錯誤一下子被公開化，把原先沒有點名的兩人的名字在《歷史決議》上補上，並收入《毛選》。到了「文革」時期，「兩條路線鬥爭史」大普及，毛、周、康生等都會在講話中提到王明、博古的名字：博古是反對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等等，經過長期、有意識的灌輸和教科書、文學讀物和戲劇影視的反復濡化，博古早已被符號化，是和王明一樣的中共歷史中的「反面人物」，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頭子」。由於博古是「四八烈士」之一，又在中共七大上作了「深刻的檢討」，他的名聲就好於王明，最新的圖像符號是前些年播放的「紅色經典」電視劇《長征》，對其定位是「犯了重大錯誤又不失對革命事業忠誠的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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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福銓在2009年出版的《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引用只注頁碼)對延安整風後形成的，以批判博古等錯誤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史、長征史等歷史定説提出質疑，作者是博古的侄兒，依據他從長輩處聽來的「故事」，在一系列重大史實方面，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若能成立，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寫相關歷史敍述，但是該書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和歷史著作，特別是它未能如同-般歷史著作那樣引用有關文獻和其他文字材料，作者又是博古的後人，這些因素是否會影響到該書內容的客觀性、真實性，都是需要細加研判的。

一、秦書對傳統定論提出反駁

秦福銓第一次對幾十年來圍繞博古的傳統舊論提出反駁， 計有以下幾個方面：

(1)毛在江西的「個人崇拜」

此書首次提出這個問題，秦書舉例：羅明等在江西蘇區經常把「領袖毛主席」掛在嘴邊，博古等認為，這是毛放任對他的「個人崇拜」。站在博古和中央的角度，毛在江西的「個人崇拜」確是事實：《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引用當事人的材料，説明在當時中央蘇區軍民只知朱、毛，不知博古、王明，此等情況很容易被博古等認為在中央蘇區，黨的生活不正常，黨員只知個別領導，而不知黨的集體。更早一些，毛任湘赣邊區書記，黨內對毛有「書記專政」之批評，然而「個人崇拜」一詞卻是50年代蘇聯批斯大林後才流傳的，何以在30年代的中央蘇區就有這個詞？將此詞彙前移置江西時期，恐是作者和編者所為，也是不恰當的。

從秦書看，毛的實際影響力在長征前一直都是很大的：

1.他提出任何意見，中央都得仔細對待。毛提議撤出中

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時，一定要帶上婦女和機器等大物件，博古只能同意；

2. 毛甚至想抓誰就抓誰。1931年12月，國民黨26路軍將領季振同等率部投奔紅軍，不久季振同、黃仲岳就對毛有不滿之言，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覺，以季、黃要投降國民黨為名，下令李克農逮捕他們，周恩來同意毛的意見，項英反對也沒有作用，最後導致季、黃等被殺；

3. 寧都會議後，毛情緒不佳，撂挑子，「小病大養」，

「專找拼命工作的副主席項英的差錯」（頁25)，中央無可奈何；

4. 經常散播對中央的流言蜚語，中央只能聽之任之，束手無策等等。

是什麼原因造成毛的自大？該書認為，關鍵是臨時中央沒權威。在一段時期內，臨時中央只是上傳下達的辦事機構，特別是在財政上依賴江西蘇區，而一方面軍前委自作主張改變了税制，加之中央提款員兩次被劫，使得中央的財政非常困難，在中央蘇區那邊就沒了威信。1935年國民黨「中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也提到這個問題，該書説，丨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第三國際已停止中國黨之津貼，黨之經濟，全賴匪區供給，故留俄派對實力派，又不能不低首下心，此為留俄派全盛時期中之一大缺憾」，2此恰和秦的書形成互證。但是，「中統」此説並不準確，1931年後，莫斯科對中共仍有經費支持，只是不像過去那樣定時，才導致臨時中央對江西蘇區的財政依賴性加強，國民黨當時並不知道莫斯科一直斷斷續續資助中共。秦書説，臨時中央權威的建立是在寧都會議停止毛的軍事指揮權之後，共產國際來電明確臨時政治局為臨時中央，情況才改變。

(2) 反「羅明路線」與「反鄧毛謝古」問題

在傳統黨史中，博古的一個重大錯誤是反「羅明路線」 與「反鄧毛謝古」，毛説這是「指雞駡狗」，是針對他的。毛還具體指出，「反鄧毛謝古」，是張聞天寫的文章，羅邁(李維漢)負責落實。毛説的並不錯，反羅明路線確實是針對毛的，但本書披露事情的起因卻和過去的説法不一樣：第一，羅明一口一個「領袖毛主席」，讓博古聽了氣惱；第二，毛讓前委秘書長古柏領導三個中心縣委，以地方為優先考慮，截留税款，影響國庫收入。最後，羅明不顧群眾，遇敵就跑，這樣就被認為是「右傾」，並被升格為「羅明路線」，挨了一陣批。其實也多虧了這場「鬥爭」歪打正着，原來與毛素無淵源的鄧小平從此就一直被毛認為是自己人，得到毛的重用。

(3) 陳雲在「王明路線」時期的角色

陳雲頗似周恩來，為中共幾個歷史時期的領導人，歷經幾十年風雨而不倒，如果説周恩來是「不倒翁」第一，那麼陳雲應是「不倒翁」第二了。與周恩來相比，陳雲還多一個優勢，就是「工人」出身，因而長期受到莫斯科信任，從1931年9月進入臨時政治局，到整個王明路線時期，都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1935年春還奉命離開長征隊伍，轉道上海前往莫斯科彙報遵義會議，以後留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

作，一直到1937年11月，才與王明、康生等一同回到延安。

有關陳雲與王明路線的關係，陳雲本人倒是頗為坦率，他在毛上台後，特別是40年代後説過，那個時期中央犯的錯，他都有份。但是具體材料並沒有，一般只能以陳雲在這一時期擔任的幾項工作加以推論，如陳雲一度負責中央特科，到江西後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的黨團書記及副委員長，於是判斷陳雲與核心層決策沒有太多關係。新書提供了新的資料，這就是作為臨時政治局成員，陳雲與博古一道前往蘇區，他與博古等在許多看法上是一致的，例如：他們都同意加強中央權威，反對毛的「個人崇拜」，秦書的這一説法應是可信的。1935年夏，博古的弟弟楊琳(秦邦禮)與陳雲等同船同車前往莫斯科，陳雲到達莫斯科後，與王明等也相處較好(王明回憶錄中可見反映），以後陳雲也沒如康生那樣去控訴王明。1962年夏之後，在毛的「一言堂」下，陳雲以養生為重，避其鋒芒，直到毛去世。作為歷史見證人，在關鍵時刻出面説話，例如陳雲和潘漢年是老戰友，又在1935年夏一同前往莫斯科，1955年潘案發生，毛大怒，周恩來、陳雲都不方便為潘説話，但在毛去世後，陳雲為潘漢年的歷史做了重要證明，若無他主持公道，潘的平反不會那麼順利。

在上海臨時中央、中央蘇區和東北解放戰爭時期，陳雲還有一個老朋友，就是張聞天，他們同為1931年9月的臨時政治局委員，又在六屆五中全會同為政治局委員，以後張聞天長期受毛排斥=以至於張有話不敢直接對毛説，而是託陳雲與高崗幫他轉説，而他們也願意幫他轉達，只是毛對張聞天成見太深，對張的一些請求往往置之不理。又是幾十年後，1979年12月，中央為張聞天平反，陳雲在杭州，特意致電中央請將張聞天的追悼會後延數日等他回京舉行，果然是陳雲親自參加了張聞天的追悼會。

(4) 長征前夕博古中央是否考慮把毛甩下？

舊説：博古企圖把毛留下，讓他自生自滅。伍修權在《我的歷程》中寫道：「當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康克清回憶錄》中説，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準備出擊」的命令後，康克清與朱德談到了毛澤東、陳毅是否參加長征的問題。朱對其妻説「這一次，他們總算讓毛澤東一起走啦。」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裏》一書中，也回憶了長征出發時因為中央縱隊編隊名單上沒有毛澤東的名字而領不到物品的具體經過。

但是秦書卻説，是毛主動要求留下：1934年10月初，毛派警衛員胡昌保、吳吉清給博古送來急信，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蘇區，還提出可把中央機關的老、孕、重傷患等一起交給他留下，同時要求把羅炳輝和九軍團的二十師也留下。周恩來專程前往于都勸説毛，大雨中警衛在外守護一夜，周與毛通宵長談，毛才改變主意，同意隨大部隊轉移。

(5) 湘江之戰的失敗責任的問題

舊説：湘江之敗，責任全在長征之初博古中央帶着瓶瓶罐罐，致使突圍隊伍行動遲緩，才遭此重大失敗，此為經典敍述。此説還有重要細節做墊托，80年代初，聶榮臻的回憶錄問世，提到一關鍵細節：湘江之敗，博古幾乎崩潰，舉槍要自殺，被聶制止，此情節後來還上了電視劇，影響很大。

秦書提出：湘江之戰的失敗責任在毛。博古原先的計劃是將機關人員分散到各軍團去，但毛不同意，因為機關人員中有老、女、病、孕、編到大部隊，行走不便，他們也不願分散到老鄉家裏去，有些農戶也不願接受。毛的意見是將他們集中，編成縱隊西征，博古等最後接受了毛的意見。

「兩頂轎子」，專指「紅章」縱隊和「紅星縱隊」。「紅星」是中央機關、軍委機關人員，「紅章」是中央政府工作人員。該書説，博古反對多帶物資，遭毛的反對，毛的意見是「擇要隨行」（頁98)。另外現在的「轎子」一詞還專指毛之長征乃坐轎而行，80年代，索爾茨伯里(Harrison E.Salibury)的

《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Tfoe Lo%Mfln:k Tfce L/wtoW Story)

被譯成中文，有「擔架上的陰謀」一節，毛之長征坐轎，才廣被人知。

秦書説：到達湘江之前，發生挑夫罷挑要求發錢回家， 不願再西行，博古急電葉劍英，發銀元讓挑夫回，並要求將所有輜重一律抛棄，兩個縱隊合併為一個中央縱隊，不願西行的，可以發回家路費，但此令未得執行，遭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小三人團」抵制，挑夫走了，輜重還得帶上，葉劍英只能讓八軍團的新戰士當挑夫，一天走不到四十里，「本來五千挑夫挑的東西，現在一個軍團一萬多人來挑也走不起來」，兩個縱隊三天只前進1〇〇華里，紅九軍團為保護這兩個縱隊，也被拖着走不快，首尾相差160華里，還得派紅五軍團34師死守在文市，以致延誤渡江時機，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失敗。

(6)遵義會議周扶毛上台與勸博古下台

此為本書最重要的內容。舊説對周在遵義會議之前為會議做的準備工作，完全不提。此書第一次披露：是周向博古提議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大轉移進行一次初步的總結，博古信任周，讓周主持會議，並向周提出，此次會議應糾正「政府比黨大，有禁不止」，在政治局內搞「中央三人組」小宗派的問題。所謂「中央三人組」是指編在「紅章縱隊」的毛、張聞天、王稼祥，「天天聚在一起」，常常不聽中央號令，自行其是(頁105)，被認為是在博、周、李德「三人團」之外的「小三人團」。

秦書認為，周恩來對遵義會議起了關鍵作用。首先，周在會議前夕，將跟隨毛上井岡山的「湘東嫡系」紅九軍團二十師調上來，替代去年九月由項英挑選的忠誠可靠的幹部組成的原中央警衛營(頁123)，「明擺着是武力威脅，不達目的就動武」（頁123)，後經周的解釋和寬慰，才使博古的心結釋然。第二，周臨時改變與博古商定的會議議程，支持張聞天的發言，還通過自我批判，把會議引到對中央的批判。第三，在會後與博古談心，使博古心悦誠服地交出「總書記」—■職。

周扶毛上台，難道不知毛的缺點？他在勸博古下台時談到：老毛這個人最大的缺點是領袖欲太強，好猜疑，主觀，聽不進意見。至於「肅反擴大化」，責任在中央。老毛是借風使船，清除異己，以大手筆統一江西各路紅軍。周向博古解釋，何以「老毛」缺點明顯，但還要推毛出上，乃是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頁128-129)。不久，博古和潘漢年談話，叫他向王明彙報時詳細記下他的話，其中就談到博古為什麼同意重新起用毛：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紅軍需要有一個有獨特軍事才能的人，來幫助中央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的周恩來行使這個權力……雖然毛澤東有不少缺點，尤其是有濃厚的封建帝王意識，排除異己，心狠手辣，但目前是逐鹿中原，沒有一個像曹孟德那樣的人還不行(頁140)。

(7) 毛何以對徐向前長期不加重用

此在官方論説中不予涉及，但在民間，特別是網絡上，是軍史愛好者長期討論的熱點，新説：明確點出乃是因徐向前不聽毛的勸吿，執意随張南下，毛臨離開前警吿徐，勿忘黃仲岳之教訓，以後事實説明，毛是説到做到，在收編了徐部後，徐向前果然坐了幾十年的冷板凳。

(8) 「潘漢年案」的終始原因

「潘案」的解釋多有變化，從舊説「內奸」到80年代平反，雖知此案與毛有較大關係，但一般都以為是潘私見汪精衛又長期不向組織彙報才致使毛震怒而不對潘寬恕。秦書提出，潘之結怨於毛，乃是潘與博古、王明交厚，深受彼等信任，被委之於擔任國內中央和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唯一連絡人，而潘身帶莫斯科最新編制電訊密碼九個月，卻奉王明命，先與國民黨談判，不先回陝北交密碼，從而不被毛信任。

(9) 季、黃冤案與李特、黃超被秘殺

1931年12月，在江西剿共前線，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仲岳率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人投奔紅軍，史稱「寧都起義」，隨即成立「紅五軍團」，以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副之；並以蕭勁光為軍圑政治委員，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趙博生、董振堂後為中共烈士，事蹟廣為人知，但季振同、黃仲岳的史實卻長期被埋沒，兩人直到80年代才被平反，説是被極左路線殺害了。事實上，將彼等送上黃泉路的並不是虛無飄渺的「路線」，而是具體實在的人。秦書説，最初毛要調黃的手槍營，黃不同意，毛大怒，以謀反罪要抓季、黃等。本來上海臨時中央已同意黃等提出的去蘇聯學習的請求，毛擔心他們去上海後會向臨時中央吿狀，就給李克農下令，將幾個人逮捕，周恩來也同意，季、黃後被公審判處死刑，項英堅決反對殺季、黃，才分別改判十年和八年監禁，季、黃被處死應是在長征前的1934年9月，但書中未加點明，只是模糊説季、黃「以後」被殺。季、黃被殺，究竟是誰殺的？博古在其中起何作用？博古對此是否認的（頁182-183)，而1972年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承認自己對季、黃被殺負有責任。

另一樁秘殺案也是在90年代末才在內部低調平反。李特是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是四方面軍第五軍政委，他們在張國燾和毛的爭鬥中支持張，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轉戰到迪化。秦書説：李、黃聽説王明從蘇聯回國已到迪化，沒和李先念等商量，就前往蘇聯駐迪化領事館要求面見王明，向共產國際吿毛狀。李特、黃超在領事館被康生截下，然後通知陪同王明等同機而來的蘇聯顧問，説此兩人要謀殺王明，蘇聯顧問急忙報吿蘇聯領事，後者與盛世才通電話，盛下令要領館的衛兵就地處理。幾天後，黃、李死於督辦地下室的麻

袋裏。康生回延安後向毛彙報此事，受毛賞識(頁169-170)， 知道內情的李先念從此噤口不語。

(10)博古與米夫等的關係，博古與蘇區肅反等關係

舊説都認為博古等是米夫(Pavel Mif)的親信，蘇區肅反是王明路線的罪惡等，在該書的附錄中收入了博古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的《我要説明的十個問題(提綱)》，博古在文中交代了他和米夫、王明、張聞天及周恩來等的關係是工作關係。他説，他及中國黨，甚至聯共都是不知道「國際為米夫匪幫所盤距」（頁179)。博古強調在蘇區肅反時，他「絕沒有任何一次指示要殺任何人」，「絕未使用保衛機關作黨內鬥爭的工具」。針對康生等懷疑博古是奉國民黨命在中共內部進行破壞的指控，博古申明，這是對他的「污蔑」，表示自己是堅決反對國民黨並與它做生死鬥爭的，「主觀上是忠實於黨和無產階級的事業的，絕對沒有一點自覺的破壞黨和革命的企圖」（頁180-183)。從該提綱可看出，米夫被斯大林處決一事成為王明、博古失敗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在高層整風會議上，對博古的批判火藥味極濃，康生和彭真是最重要的炮手。

此書新説舉其要者十端，與舊説差別之大，完全是翻了一個兒，今天的年輕人可能不以為然，覺得沒有什麼，更不會去注意其間的差別，但關注中共黨史的人，就會知道秦書的這些説法的巨大衝擊性，人們會很自然地追問：作者所説的是真實的嗎？他有什麼證據，資料來源可靠嗎？

二、史源的疑問

編者説此書「先天不足」（頁208)，應該不是自謙，而是事實，加之作者身份的特殊性(博古的親屬），這就不能不使人們對此書的史源和客觀性格外關注。

作者説，本書所寫的都是他從長輩中聽來的「故事」，在人們一般的認識和理解中，「史」與「故事」是有區別的：演義或傳奇可稱為「故事」，其特點是有虛構，有想像和誇張；「史」，則應是非虛構的和確實曾發生的。

是不是未經整理或片段化的口述，即為故事？而經史家驗定查證的，即為史？或由官方認定的才是史？雖然按「後現代」史觀，故事可以就是史，史也就是「故事」。只是作者在談他寫的文字是「故事」的時候，不是用「後現代梘角」的，他所強調的無非是這些故事雖然是「真實的記述」，但是「畢竟不是講述人當時的錄音和記錄，而是後來的回憶，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頁313)，書中所説的內容在未經正統黨史「查證和確認」之前，可將其以「故事」視之，這大概就是作者使用「故事」一詞的原因。

此書也不似一般口述史，將口述者的回憶準確地記錄下來，再加以史料的佐證，此所謂「口述史」，但也須有基本要素：口述者敍述的時間、地點，記錄者旁觀中立的立場和態度，嚴格的説，此書尚不符合上述條件。

在筆者看來，此書兼具回憶和研究的雙重性質，但又不完全符合「回憶」與「研究」的基本要求：

1. 回憶主體模糊，例如：西路軍、黃超、李特被殺等部分，是從哪兒聽來的？秦書沒有提供口述者具體回憶的時間、地點；

2. 書中一部份內容明顯是吸取了學界的有關研究成果，卻沒有資料和觀點的引文出處，整理者雖然作了説

明，可諒也，但如此這般，就將「回憶」與「研究」 煮成了一鍋，無形中誤導了讀者。例如「毛與李先念的一次談話」，就是從朱玉主編的《李先念傳》中的若干章節摘抄而改寫的。3

上述特點使該書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而對於一般讀者或歷史研究者，他們最關心的是作者這種聽來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在考證這個關鍵問題之前，首先須瞭解作者的身份及這本書主要內容的來源。

作者是博古的侄兒，其父秦邦禮，又名楊琳，也是資深中共黨人，30年代初就與陳雲相識，在陳雲領導下以商人身份做中共地下交通和情報工作，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供出周恩來的住處，幸而周已撤離，在陳雲的安排下，周恩來夫婦曾在楊琳開的文具煙酒店的閣樓上居住。1935年夏，楊琳與陳雲、嚴樸等同船去蘇聯，又同坐一個火車包廂前往莫斯科，1938年被陳雲派往香港為中共做資金調轉，採買物資的工作，是今天著名的香港華潤集團的前身——「華潤公司」的創辦人，I960年出任外經委副主任兼黨組書記。據作者稱，他書中的一部分內容是聽之於其父，有關遵義會議前後的那些內容，就是其父在橫跨西伯利亞的火車裏從陳雲、嚴樸處聽來的。到達莫斯科後，楊琳在共產國際中共黨史研究室工作，接觸過一些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往來文件，還親眼看過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央軍委召開的幾次會議給國際的報吿。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是，在抗戰前期的武漢，主要就是1938年，當時楊琳為押運物資並取回黃金，經常往返香港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長江局），在中共代表

團任職的博古是有機會和到武漢辦事處的楊琳長談的。

向作者説「私房話」的第二個人是博古的好友潘漢年， 1954年前作者多次去上海潘家，作者説，有關湘江之戰、遵義會議，周、博談話、博古和潘漢年的關係等內容，都是從潘漢年那兒聽來的。

向作者説「私房話」的第三個人是嚴樸。在中共黨史上， 嚴樸知名度不高，此人且於1949年革命勝利前夕病逝，其事蹟就更少為人所知。1961年，其女嚴慰冰曾創作出版一部文學劇本《于立鶴》，就是以其父嚴樸為原型的。「文革」中，已去世多年的嚴樸受其女婿陸定一和女兒嚴慰冰的牽連，墓地遭到毁壞。嚴樸和博古同為無錫人，早年有交往，又和陳雲交厚，1935年春離開紅軍長征隊伍前去上海，再與楊琳等同船前往蘇聯遠東邊疆區轉去莫斯科彙報。作者説，有關中央蘇區、寧都會議、九月軍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都是從嚴樸那兒聽到的。

和作者説的最多的還是其父楊琳，在「文革」中已知不久於世的特殊背景下，楊琳是有可能「放開」對其子説一些歷史上的舊事的。所有這些私下説話，在延安整風後都是犯忌的，延安整風之後，由毛與那些不瞭解蘇區歷史的筆桿子如陳伯達、胡喬木等共同創造的黨史解釋成為定論，毛已上升為人格神，加之不久全國革命勝利，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瞭解內情的人早都噤口不語，可是這幾個人還是敢説，都是有特別原因的。嚴樸敢説，那是因為身體非常不好，可能不久於人世，聽的對象又是好友之後；楊琳敢説，那是在「文革」中，又是對兒子説；潘漢年則情況特殊，經歷過長期黨內鬥爭、且曾遭打擊，更是情報工作負責人的潘漢年怎麼會對一個缺少閲歷的年輕人，談那麼機密的黨內歷史的秘事？但照此書説法，毛早在1936年就對潘有成見了，那麼潘對毛也不會沒有看法。潘缺少軍隊和根據地生活的長期磨練，對毛之新權威多有隔閡，私下對好友之後説一通，偶犯一些「自由主義」，也不是説不通的，這也説明就是在那個時代，毛也不能把每個人的嘴都堵上。

由此分析，該書的來源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否是「信史」，還要看有無其他史料佐證，即需要查證作者所説的內容有無直接或間接的證據，以及有沒有提供可資查詢的「説故事」的時間、地點、人物等。以這個標準看，該書部分章節有所來源，也得到其他資料的旁證。例如：關於臨時中央財政非常困難，有賴於蘇區提供，但蘇區金錢支持中央也有限，就有俄國資料的旁證。

1932年1月，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萊謝在給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有關於在華工作報吿中提到，由於中共「經費困難，黨的活動嚴重癱瘓」。伊思美洛夫(張聞天)對萊謝説，

丨931年9月底或10月初，黨從蘇區收到1萬或1.3萬墨西哥元， 自那以後，就沒錢了。張聞天要萊謝給中共弄錢，甚至提出應從在上海的蘇聯貿易組織那兒弄些錢。萊謝則要求中國同志「嚴加節約，以便度過困難時期」，但是他得到的印象是中國同志「大手大腳花慣了錢，似乎他們根本不知道沒有錢」。為了幫中國同志「維持生計」，萊謝甚至從更加秘密的蘇聯軍事情報部門駐上海人員那兒「借了1500元」，從另一個俄國在華機構的代表那兒「借了1000元」。4

資料證明，臨時中央收到不少從莫斯科轉來的錢：1932 年4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黃平(沃羅夫斯基)來信，説從]931年9月到年底，上海中央共收到共產國際1. 03萬美元，1000銀兩和1000墨西哥元；1932年已收到2.5萬美元，包括3月5日收到的1.5萬美元^ 5

1932年5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發秘電給在上海的蘇軍情報機構在華人員佐爾格(Richard Sorge，大名鼎鼎的紅色間課）：193丨年12月-1932年1月，給他們轉去3萬美元轉給中共，皮亞特尼茨基查問他們收到多少，確切交給中共多少？6

然而，丨932年3、4月後，中共中央的財經來源確已中斷。1932年7月14日-7月2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給王明發電報，要求緊急匯錢，稱「財政狀況極其困難」，有四個月沒有收到國際的金錢援助，中央與蘇區的交通也中斷了，「蘇區本身需要經費，因此我們不可能得到蘇區的財政援助」，7中共中央還説，前不久收到的一萬美元，都用來救牛蘭夫婦了，「我們一點兒也沒剩下」8

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囊中空空」，1932年7月25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再發密電給在上海的佐爾格，要他把收到的2萬美元中的一萬，「立即轉給中國朋友」。9

以後，共產國際給中共金錢援助就採取更加多樣的方式， 並用「專項撥款」的方式來進行，1934年給中共確定的每月預算是7400多美元。w

關於「兩頂轎子」，也有重要旁證。最近披露的楊尚昆在1986年的回憶就提到「紅章縱隊」的問題。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説：前方的同志叫「紅章縱隊」為「混賬縱隊」，「前方有時候要等兩三天」才能等上中央縱隊，前方同志還責怪「紅章縱隊」拖垮了部隊，造成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10 11

秦書中關於查田運動毛的左，也有楊尚昆和劉英的旁證。 楊認為，毛領導的查田運動就是「左」的，12劉英提到毛在中央蘇區搞查田和擴紅時厲行極左，曾指示劉英以殺人來推動擴紅，劉英説她在于都第二次擴紅，受毛的直接領導，毛給她的批語是誰反對擴紅的就殺。後來又來電話，要三天找出反革命。於是縣保衛局就抓來一批人，硬説人家是「改組派」。後來是洛甫來了一封信，説反對擴紅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才把這些人放了。13

雖然該書的一些説法有若干旁證，但總的説來，該書的許多提法和過去傳統説法出入太大而證據薄弱。例如：現有不少旁證資料都證實博古中央要把毛留在蘇區，不帶毛突圍，只是因為蘇聯反對，才允許毛上路。2003年出版的俄羅斯檔案也是如是説。該資料説：遠東局「沒有支持中央蘇區要對毛澤東及其在江西的擁護者開展「公開批評」並要把毛澤東派到蘇聯去的意見(第246號文件），而共產國際執委會也反對這樣做(第247號文件）。14只是這份俄國資料沒有具體説明蘇區中央局「要把毛澤東派到蘇聯去」是在什麼時候？從上下文看，似應是博古去蘇區不久反羅明路線那個階段，究竟真相如何，還有待新證據的出現。

秦書中更有不少內容沒有提供具體的時間、地點，例如： 第七章中的「季黃冤案和西路軍」，作者在「對故事的説明」中説，這是從(劉述芳)方華那兒聽到的，而此人是誰？結局怎樣？作者並沒有交代。有的內容雖是書中首次披露的，如黃超、李特被殺的詳情，書中説，張懷禮(原四方面軍總部參謀，後在迪化被安排為王明的副官)對李先念説是康生殺黃、李的，可是張懷禮也不在現場，何以知道？書中還説康生回到延安後向毛彙報此事，毛很滿意，有何證據？黃超、李特被殺是很大的事件，長久以來沒有細節證據，今天作者提出新説，就需提出硬的資料來源。

作者稱，他對「故事」做了整理，連貫，「查了大量黨史資料，核對日期」，這本來無可厚非，在口述史上也是需要的，但是過度整理，又會有加工之嫌，兩者如何掌握，確是一難題。鑒於以上各點，似應把此書看為一家之言——有某種特定背景的一家之言，此特殊性就在於作者是博古的親屬，若非此因，該書就會因性質模糊而不具史學參考作用。書中存在的不明確或疑點之處，只能錄以待考，留待將來中共方面有關檔案開放後再加以印證。當然檔案也並非只有中共一家，國民黨方面也有某些重要資料，這些資料對瞭解當年有關博古等情況同樣有參考作用。

三、當年的國民黨是如何看待博、毛、周的？

在30年代初的共產黨領導人中，博古屬於資歷較淺的年輕一輩，他於1930年9月從蘇聯回國，在上海中共所屬的全國總工會做幹事，和王明、王稼祥一起反「立三路線」及周恩來、瞿秋白的「調和路線」，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因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處境十分危殆，中共主要領導人準備撤離上海，1931年9月，王明、周恩來指定博古擔任新成立的臨時政治局負總責，並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

博古在當年雖然是屮共總書記(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被選為總書記，之前為負總責），可是知名度卻不高，王明、博古何許人也，白區的黨員不知道，甚至蘇區的幹部戰士也沒聽説過。毛幾十年後對美國人斯諾(Edgar Snow)説，完全不搞個人崇拜就要垮台，用到博古身上是絕對正確的。

然而，在上海共產黨的圈子裏和共產黨「轉變」人員那兒，秦邦憲還是頗有名氣的，1933年，由中共叛徒、國民黨「中統」要角丁默邨主辦的《社會新聞》，經常刊登有關「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及在上海黨爭的秘辛，大都會提到秦邦憲的大名。1932-1935年，上海的共產黨組織連續被國民黨破壞，一批批共產黨領導人相繼叛變，照例他們寫的「自首書」都會提到留俄派陳紹禹、秦邦憲如何一步登天，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佔據中共領導核心，也都意氣難平。

國民黨有一奇怪也頗教條的邏輯，他們雖然知道博古是中共的總書記，15卻只認毛澤東，他們認為毛擔任了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就是「中國的列寧」了，16因為列寧之為俄國領袖就是擔任了俄國蘇維埃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中統」甚至認為，毛的「最高領袖之地位」是在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大會上確立的。17中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甚至説，1932年夏，18毛「設計將王明誘至匪區，加以軟禁，後由國際代表為之説情，始將其逐出中國，派赴莫斯科」。19

「中統」還説，自王明被逐後，上海中央頓失中心，「乃惟毛澤東之命是聽，將偽中央遷至匪之偽都瑞金」。20°從此，黨中央「在毛澤東直接指揮之下，更可御用自由，周恩來以下，亦不得不陽示屈伏，從此毛澤東乃唯我獨尊，成為共黨之唯一領袖」。21

上述説法自然都是錯的，可是「中統」為什麼會判斷錯誤？除了信息不靈外，根本原因乃是：蔣介石和陳誠、陳立夫等都是實力至上的槍桿子主義者，他們對不掌中共軍權的留俄書生王、博，完全看不上眼。在「中統」的眼裏，開闢蘇區的毛「自始至終」都是共區的「最高領導者」，「對於匪區一切重要設施，毛澤東顯然有決定之權力」。22國民黨看重毛，不僅僅因為毛握有槍桿子，還在於毛有「主義」和

「理論」。除了毛以外，國民黨不認為其他中共領導人有何

「理論」，國民黨認為，中共所有理論都來源於共產國際， 只有毛才有自己的東西。丨935年2月，「中統」在全世界第一次創造了「毛澤東主義」的概念，23並對毛的理論和政策做了初步的概括，24當時他們還不知道毛在遵義會議上復出。而早一年的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舉行，此次會議明明由博古主持並作政治報吿，在最後選舉階段，毛因心情不暢，以生病為由請假缺席。但是，國民黨「中統」卻言之鑿鑿，聲稱此會議「在毛澤東指導下召集」，「實際上為鞏固毛澤東在黨內之中心領袖地位」，25所有這些都是國民黨「中統」的想當然，也説明在國民黨心目中，毛佔據了多麼重要的地位。

蔣介石對毛之重要性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這是他從自己的幾次江西赤區圍剿失敗得出的判斷，但是他對江西共區內的情况，特別是對高層情況的瞭解，則是相當隔膜的。國民黨不知道進入江西蘇區的秦邦憲在中共領導層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也搞不清博、周、毛等相互間的關係，1935年初，國民黨「中統」將中央蘇區「最高領導權之爭」分為五組關係：

1.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毛澤東欲削弱匪軍中周恩來系勢力，周恩來欲取毛澤東之偽主席代之。

2. 毛澤東與秦邦憲之爭——毛澤東現為匪區偽主席，即政治之最高領袖；秦邦憲為偽中央總書記，即黨之最

高領袖。毛澤東欲取秦邦憲之總書記而兼之，而秦邦憲則欲擴大力量，於偽政府方面。

3. 周恩來與朱德之爭——朱德為匪軍領袖，周恩來為黨方之軍事領袖，故兩人爭取軍權亦甚烈。

4. 朱德與毛澤東之爭——朱德為匪軍領袖，但須受到毛澤東節制與命令。毛澤東為防止朱德勢力之擴大，以免將來不易節制之故，對朱極力壓迫。朱德自命為匪區開創人，以為勞苦功高，而不甘受毛之節制，尤不甘受毛之壓迫，故朱毛之間，暗鬥極烈。

5. 秦邦憲與周恩來之爭——周恩來與留俄派各不相容，最近為爭黨權，對立益尖銳。26

上述判斷大多似是而非，如周恩來欲取毛之主席位而代之，「周恩來與朱德之爭」就純屬向壁虛構，造成此等錯誤判斷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內高層動態的信息無法掌握，國民黨一直不能破譯中區(共產黨領導層在當時對中央蘇區的簡稱)與上海電訊的密碼，也不能破譯上海中央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與蘇聯的通訊密碼，所以只能憑空演繹博、毛、周、朱的「爭鬥」。

「中統」不瞭解博、毛、周間的具體矛盾，但是對留俄派與非留俄派的矛盾主因還是大致掌握的。中統認為，「毛澤東等均為黨內元老，且自以為在匪區數年掙扎，勞苦功高，故極自負，不料反受黨內後輩陳紹禹之命令，於心特殊不甘服」27，「留俄歸國者，經驗既不豐富，學識能力又極缺乏且自視甚高，自以為盡得俄毛子之秘訣，為列寧私淑之弟子，對於未留俄者，均加輕視，致惹起非留俄派之反感」，28國民黨的就是憑着這條思路，演繹想像出王明被毛趕入蘇區、被毛扣壓，復被驅逐的故事的。《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出版時，遵義會議結束沒幾天，毛又重回權力中心，2月5日，博古才交出中央總書記，國民黨一無所知，也不可能知道，還在那兒説留俄派在上海如何如何。

專事反共的「中統」搞不清中共內部的關係，國統區老百姓看到博古、洛甫這些半洋不土的名字就更是一頭霧水：博古、洛甫的名字確實是從俄國而來的，博古是他的俄國名字「波戈列洛夫」的前兩個字的中文諧音；洛甫——取其俄國名字「伊思美洛夫」的後兩字的中文諧音。那些昔日在上海的中共要員進入中區後，受到紅軍的保護，不再有被國民黨特務機構追捕之危險，以至於國民黨瞭解中共高層情況主要還是依靠「收復」瑞金後在那兒虜獲的中共文件。直於國統區人民知道陳紹禹、秦邦憲兩人的大名，則要到抗戰爆發後，那是因為他們都是中共參政員，早已改用他們的中國名字，經常前往武漢和重慶出席參政會。

博與毛，誰是誰非？若以成敗論英雄，答案是現在的， 毛是開國之君，博古早被其打垮，後者之「錯誤」且寫在官書中，已是鐵板釘釘，只是歷史更複雜，非線條般簡潔明晰。如今，博古的親屬寫出書，就江西一段，就舉出了博古幾個方面的「是」，秦書説，博古最大優點在於不擅權，不是獨斷專行之犟，此説大致可成立。該書還説，博古負責中央紅軍的大轉移的秘密準備工作是成功的，此一説法也是正確的，國民黨方面的資料也證實了這點。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突圍，國民黨方面竟然到「十月下旬才得到情報」，當年負責江西剿共，「收復瑞金」的陳誠就承認：「共軍封鎖情報的工作十分成功，因此才有突圍的成功。」他喟歎：「剿共數年，卒使共黨分子數萬突圍，這是我們的失敗」，「竭數年之力，糜巨萬之餉，勞百萬之師」，到了最後收尾階段，「共黨竟開始突圍，其中渠魁如朱、毛等，盡皆漏網，遂使九仞之功，虧於一簣」，陳誠甚至自責道：「這讓我們當時剿共有責的人，真不知應何以自處！」29秦書也不諱言博古之錯，指出其最大的「錯」在於不懂軍事，聽信李德，甚至縱容李德。至於博古其他的「錯」，作者都是照搬《歷史決議》，只是此書和《歷史決議》一樣，未點出博古問題的真正實質，乃因他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

2003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共往來電報清楚無誤地證明了這點，博古擔任總書記的幾年，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執行了國際的路線，甚至五中全會的決議案也是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埃韋特起草的。3°博古主政中共期間，舉凡一切重大政治、軍事方面的方針政策，都事先請示或事後向莫斯科做了彙報，比較重大的幾件事，事先請示的有：臨時中央請求遷往中央蘇區，伊思美洛夫(張聞天)要求前往中央蘇區：1932年12月5日，中央給莫斯科發電説，伊思美洛夫(張聞天)處境很危險，到處都在搜捕他，中央想派他去北京，「因他在那裏不出名，但他反對，不願去，他自己想去中央蘇區，請國際急復意見」；30擬擔任五中全會的政治局委員及書記的名單；事後彙報的，有寧都會議上的爭論等。

博古在中共黨內執政前後四年(1931年9月-1935年1月）， 可分前後兩段：前段在上海（】931年9月-1933年丨月），秦福銓的書幾乎沒有交待博古做的工作，這是該書的一大不足。這個時期是中共在上海最困難的時期，周恩來去蘇區了，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以一個24歲的小青年擔任中共總負責人，秦書説，博古受命於危難時期，這是成立的。在國民黨特工組織逮捕、威脅的險惡環境下，到了1932年12月，就在博古去蘇區前一個月，上海中央機關還有大約100人，主要從事聯絡、印刷、保衛等工作。31

面對領導中央的繁重工作，博古其實很盼着王明早點回國，1932年3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臨時中央)給共產國際發電報，請求「伊萬洛夫(王明）立即回來擔任領導工作J，32共產國際也一直考慮王明回國的路線，1932年12月21日，甚至指示急於要開五中全會的中共中央：五中全會一定要等王明進入中央蘇區才能召開，而且要由王明擔任全會的主要報吿人之一。33次日，又電問中央，王明是否可直接去香港？可否把王明夫婦從香港接到中央蘇區？ 55後因返回的安全性無法確保，王明一直沒能回來，一直到了1937年11月才回到延安。

在上海時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 保持與共產國際的電台聯絡，另在上海與國際代表溝通；

2. 指導上海與全國的工運、兵運；

3. 保持與江西和其他蘇區的地下交通線，以電台指導江西蘇區的工作；

4. 應付國民黨中統對上海及白區黨組織的破壞。

在這幾樣工作中，最有成績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區，以及與蘇聯的秘密電訊和地下交通線的暢通。1932-1934年間，在國民黨特工組織的破壞和威脅下，上海地下電台與蘇區的聯繫雖然經常中斷或重新建立聯繫，但在瑞金和上海的電報聯繫已經相對比較穩定。臨時中央通往莫斯科的電報，是由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聯絡部代表掌控的電台進行的，而與江西聯繫的電台是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較小電台進行的。由此，我們才可以從前些年俄國的解密檔案看到當年周恩來(莫斯克文）、王稼祥(科穆納爾）、任弼時(布林斯基）、朱德等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張聞天(伊思美洛夫)給莫斯科的電報。莫斯科為保障與在上海的中共領導機構、國際代表，以及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繋，他們還有另一條最安全、「最可靠」的聯繫渠道，這就是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直屬機關與其在上海的秘密機構的電台，他們用這個渠道傳遞最重要的情報和指示。36 1932年7月，共產國際就是通過這個電台要求蘇聯軍方在華間諜佐爾格緊急支援上海臨時中央一萬美元，當時上海臨時中央已有四個月沒有從莫斯科得到經費。

為了保證電台所需的工作人員，臨時中央在滬還創辦了秘

36《聯共(布)檔案》（13)，《前言》，頁9。

密的無線電報務員學校，有學員十多人，37還秘藏着準備運往蘇區6台或8台無線電發射機和13台接收機，只是運輸困難，才暫時撊在上海的倉庫裏。38〗931年11-12月，因懷疑國民黨已破譯了密碼，上海中央和蘇區的所有電報都停止，但是12月後，蘇區使用了根據莫斯科密碼編制的新密碼，39又恢復了與臨時中央的聯繫。丨934年9月26日，就在主力紅軍撤離江西蘇區前不久，連接瑞金和國際執委會的直接電報線就建立了起來，4°然而根據潘漢年一年後給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的信中説，當時中央蘇區的電訊部門只能聽到莫斯科來的消息，「而莫斯科聽不到我們的聲音，因為我們的發報機的功率太小」，41隨着紅軍突圍西征，電台聯繫很快就中斷了(而潘漢年説，「向西部進發時沒帶這套設備」）。

但是這些成績並不能挽回中共在上海等城市的整體性的失敗，正是在博古領導黨的時期，中共在上海等城市中的組織遭到國民黨毁滅性的破壞：1931年-1935年，大批中共要員投降自首，甚至上海中央局的兩任書記李竹聲、盛忠亮(他們都是所謂「二十八個半」的成員），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別被捕後，也向國民黨投降。國民黨在1934年10月後還破獲了在上海的共產國際的大功率電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聯絡蘇區的較小功率的電台，使得與莫斯科和江西蘇區的電訊中斷(這個時

37《聯共(布)檔案》（13)，頁97。

38《聯共(布)檔案》（13)，頁99。

39《聯共(布)檔案》（13)，頁98。

40《聯共(布)檔案》（13卜《前言》，頁】0。

4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丨4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449。

候，中央紅軍已經開始突圍轉移）。國民黨大量收編前中共人士，「中統」一半人員為「轉變」分子，依靠這批人，國民黨又抓捕了更多的共產黨，形成惡性循環，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國民黨以「共」制「共」的策略大獲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敗，其客觀原因是國民政府在這一時期處於上升階段，國人對中共無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農村的激烈行動經國民黨曝光，嚇壞了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30年代初的中共，只關注「下層統一戰線」，對高舉全民族抗日旗幟的重要性尚認識不足，也影響國人對中共的觀感，幾年後，《八一宣言》發出，情況才好轉。

由於上海太危險，「黨的領導中心幾乎沒有可能在上海存在」，1932年11月2日，王明給聯共(布)駐國際代表團寫信，請求幫助將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42 1932年12月3日，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討論通過王明的建議，同意將中央、圑中央和全總遷往江西蘇區。43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33年1月，博古和陳雲進入中央蘇區。

四、從博、毛、周「三國志」到毛「一股獨大」

博古來中央蘇區後，首要問題是調整或處理和毛的關係， 確立中央權威。毛是江西蘇區開創者和紅軍的主要締造者，蘇聯和國民黨都因此重視他。1931年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批准兩項任命：一是批准中共臨時政治局成員名單；第二就是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毛為蘇區中央局書42《聯共(布)檔案》（丨3)，頁225。

43《聯共(布)檔案》（13)，頁253 -記。44然而江西時期的博、毛、周尤如東漢末年的魏、蜀、 吳，各有所恃，卻無一方佔絕對優勢，只能鼎足而立：

博古，有「總書記」的名號，也有俄國人支持，對毛的「野心」有警惕，但不懂軍事，因而喪失了在最重要問題上的發言權，只能依靠李德和周恩來；

毛澤東，有名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兼有國際聲望，此為毛的巨大無形資產，又是軍政雙才，有主見，也有「狠」勁，更有強烈的領袖欲，但在一些軍事問題上與莫斯科意見相左，對留俄派整體輕蔑，博、周聯合後，毛暫時受挫，共產國際雖然對毛的「避敵」、「右傾」有批評，但又看重毛的軍事才華，毛隨時可能因局勢變化而東山再起；

周恩來，掌軍權，在黨、軍都有雄厚基礎，性情和善，無領袖欲，甘做輔助，對毛、博皆親善，在博、毛之間，無論傾向哪邊，都會影響大局，若支持博，中央就可發號施令；如支持毛，博古就是「漢獻帝」，只能拱手交權。

相比於創立了江西根據地，又具有國際名聲的毛，博古等不僅名氣不響，更是外來戶，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早，1932年1月就到了瑞金，國民黨判斷周與毛將有大的矛盾：「足與毛對抗者，唯一周恩來，周之能力，固不及毛澤東，但因共黨之軍事工作，歷史上即由周一人包辦，故在匪軍中，周恩來之力量，殊不可輕梘」。45「中統」的上述描述，基本正確，但國民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們只看到周、毛矛盾的一面，卻沒看到周、毛共同的一面，這就是他們都要對34付國民黨，都關注怎麼打破國軍對蘇區的軍事圍剿。周雖有軍隊的擁戴，卻不是梟雄類的人物，他比較早知道毛的軍事才華，自知軍事才能不及毛。項英，更是缺少軍事領導的能力。李德進入蘇區後，周認定毛的軍事主張，明顯比李德高明，所以對毛一向遷就。周雖是頂了毛的位置，擔任了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卻以「軍事第一」的藉口，基本在前線處理軍務，黨的許多事放任不管，也就減少了和毛的衝突，這是周的「聰明」之處。

博古聰明能幹，比周年輕，但缺乏周的靈活性或妥協性， 更沒有毛那般成熟、老到。博古以前雖然和毛沒有直接打過交道，但是對毛還是有所瞭解。1931年春在上海，他曾接待過到來吿毛狀的贛南共青團代表，知道毛的「肅AB團」及富田事變的原委，以後也知道毛的「右傾避敵」，孤高自傲，但莫斯科一再要求中國黨尊重毛，所以博古對毛的態度是矛盾的：當面是客氣和克制的，盡量避免和毛的直接衝突；同時又是反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毛藐梘中央，藐視從莫斯科回國的同志。

毛的這個藐視，從1931年春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進入蘇區時就有了，而博古所面臨的毛的藐視尤甚之，是博古進入蘇區後面臨的頭等壓力，因為他沒有經過中央委員的台階，一步就當上了黨的總負責，甫進入蘇區的博古沒有威信，全靠周恩來的扶持和配合，為了確立中央權威，也是為了貫徹國際進攻路線，博古到達後就抓住兩件事：

1. 大張旗鼓的反「羅明路線」；

2. 另一件是靜悄悄的，這就是改組黨和軍隊的領導層，將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派去軍隊擔任要職，如派楊尚

昆去三軍團任政委，派朱瑞去一軍團任政治部主任等。1932年9月30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批評毛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35毛固然有這些問題，（黃克誠就説過，在江西時期，毛有兩大缺點，一是脾氣大；另一就是任用親信)36 37，可是博古等在用人方面何嘗沒有傾向性？

毛的自傲與他的極強的自信心相聯繫，1935年初，國民黨就説過：「毛澤東為一自信力極強之人」，48他素有大志，有極高的自我體認，在江西滾爬幾年，對當地民情、地情有深入瞭解，這是其他任何領導人所不及的，所以他自視甚高，脾氣大，語多譏諷，瞧不起博古，更瞧不起洛甫，對留俄派，是整體看不起。「中統」當時的分析可謂一語中的：「陳紹禹籍國際代表米夫之奧援，居然為偽總書記，其資望能力學識氣度，更不足論。毛澤東實係輕梘之而非畏懼之」。38 39

留俄派也確有被毛輕視的地方，站在毛的角度，他們在上海灘混不下去跑到毛的地盤上來，一來就指手劃腳，既然這麼有能耐，怎麼不在上海混呢？既然都是響噹噹的布爾什維克，怎麼一被國民黨抓住就叛變呢，僅幾年，被抓叛變的「二十八個半」就達13人之多，5°這讓毛怎麼看得起他們呢(因信息不通，毛當時並不瞭解「二十八個半」被捕叛變的具體

情況，但他知道顧順章、向忠發叛變事，1936年後，毛才初步瞭解白區黨嚴重損失，大批黨員向國民黨「自首」的情況）？

在博古這邊，毛利用肅反殺害大批同志，實屬「個人野心家」，博的這個態度與莫斯科明顯不同，共產國際並沒有就此問題批評毛。可能是因為博古身處蘇區，與毛有較多的接觸，對毛的負面性格體會較深，才會對毛有此評語。但是周卻不這麼看，也從沒使用這種語言評價毛。周固然不會如毛這樣去打「AB團」，但他理解毛如此做在客觀上促成了江西紅軍的統一，故稱其為「大手筆」。或許周恩來知道革命不能戴白手套進行的，自己既然缺少那種「大手筆」的氣質，而毛則有這種做革命領袖不可或缺的氣質和膽魄，那就不應批評毛的「肅反」錯誤了。有了莫斯科和周恩來對毛的偏袒，即使博古、項英對毛的濫殺有意見，中央內部也沒有形成對批評毛肅反錯誤的決議。莫斯科雖然對毛的「右傾」(「規避打大城市」，「遇敵就跑」）有所批評，但看重毛的軍事才能，博古就只聽莫斯科的。毛被趕出軍隊後，博古等對毛留有餘地，念其開闢根據地有功勞，團結他一同工作，毛不但不心存感激，卻在寧都會議後「小病大養」，撂挑子不工作，使博、周非常難堪。

毛之桀傲不馴，博、周無可奈何。十年後，蔣介石在重慶見過毛後在日記中評論毛：陰陽怪氣，綿裏藏針。40這評語可能是不錯的，因為和毛有過較多接觸的民盟人士周鯨文也認為毛的性格屬「陰柔」。41毛不是直率之人，儘管他很喜歡性格直率又聽話的人。毛還有喜歡駡人、發脾氣的另一面，但是國民黨方面並不瞭解，因為毛駡人多在黨內。楊尚昆回憶毛因黨內同志反對他和江青結婚，「經常開會就駡」，「説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42

毛，非常人也，意志力極堅定，自信心極強。從秦福銓的書中，我們還看到毛有濃厚的山大王作風，傲視一切，一人説了算，江西時期，周恩來每次開軍事會議，都得看毛的眼色(頁12)，否則毛就各説各話，海闊天空，甚至一走了之。龔楚的書對此也有描述，兩書可形成對照。

楊尚昆在1986年回憶張聞天時也多次提到毛的負面性格的問題，如極左，十分多疑，對權力特別看重，記性也非常好，誰反對過他，記得一清二楚。43楊尚昆説的非常客觀，事實就是這樣。毛可以讓別人吃冤枉，他寫於1930年的《總前委答辯書》批評那些在「打AB團」中身受酷刑亂咬口供的同志「不能經得住考驗」，他寫道：縱是冤枉，也有被洗刷的一天。但他自己是一點冤枉也不能吃的，他在江西受委屈沒幾年，卻倒苦水40年，從延安講到北京，從中國人講到外國人。早期元老多瞭解他，至延安整風，毛提拔一些對江西蘇區歷史不瞭解的人，如劉少奇系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在他們幫助下，造成「勢」，使瞭解內情的人從此噤口。一段時間，延安最有權勢的人就是四人：毛、劉、康生、彭真。44

在這幾人中間，毛是領袖，劉等是學生，他們之間不是平行的關係，而是上下的關係。1943年毛在劉給續範亭的一封談人性善惡問題的長信上做了大量批註，對劉少奇進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啟蒙教育，劉如同一位不及格的小學生。而毛暫時讓周恩來出局，並接受康生等的批判，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用他，因為毛也離不開周。

毛一時冷凍周恩來，乃是因為周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當家人，最讓毛不舒服的王明、博古，就是周扶上台的。]931年6月，是周和共產國際顧問商議，增補王明為常委(頁7)，王明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圑長，也是周向國際顧問斯特恩建議的。由博古擔任臨時中央總負責，就是他和王明兩人決定的，這在組織手續上是嚴重欠缺的。博古年輕，世故不深，也可能是深感責任重大就坦然挑起了領導中共的擔子，卻沒有意識到王明、周恩來的這項任命在「法源」上有其先天不足，將會給他本人和黨帶來許多麻煩。果如此，在延安整風期間，毛就提出王、博「篡黨」的問題，經過一番周折，才把王、博問題視為「黨內問題」。

現在真相大白：王明、周恩來對臨時政治局人員的安排是先斬後奏的，以往的文獻都説，臨時政治局得到莫斯科的批准，這不錯，但是新近披露的共產國際檔案顯示，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對中共臨時政治局的人選是有疑問的。1931年10月3日，由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簽署的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第]85號記錄中有以下的話：「詢問中共中央，這個臨時政治局是由哪個機構選出來的？為什麼沃羅夫斯基同志(即黃平，1932年夏被捕叛變)沒有當選，政治局是否一致選出的；如果是，那麼我們對其組成人員沒有意見0」45事實是，在當時的緊迫環境下，王、周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來決定臨時政治局的名單，有關人選就是王、周兩人商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知道，這麼重大的事，就由他們兩人決定了。幸而延安整風期間，毛手中還沒有掌握這條檔案，否則周恩來、王明、博古將為此受到更多的責難和懲罰。

共產國際檔案證實，在博古去蘇區前，周恩來和蘇區中央局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反毛。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在瑞金聯名給上海臨時中央寫信，批評毛不打大城市的主張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並表示他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鬥爭」。46

1932年6月，蘇區中央局給上海臨時中央發電報説，他們在傳閲了國際5月15日關於毛的電報後，召開了中央局會議，「堅決揭露了以前的錯誤」。電報説，毛「在會上表現出很好的態度，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而他們的「討論是同志式的，只限於中央局委員之間」，「這並不妨礙毛澤東的領導工作」。中央局並表示，會議之後「不會再有任何衝突」。47

然而毛的所謂「承認錯誤」是表面的，9月30日，蘇區中央局再發電報給臨時中央，説毛忽視黨的領導，堅持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軍事主張，和毛在一起的周恩來很難貫徹蘇區中央局的意見等等，因此蘇區中央局請示上海臨時中央，他們要把毛調回後方主持政府工作。48

正是在這背景下召開了寧都會議，毛的軍權被周恩來接管。然而在對毛的人事安排上，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和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的意見並不一致，博古支持批評毛的「右傾」，但反對將毛調離軍隊。6°共產國際駐上海代表埃韋特和博古持同樣態度。1932年10月8日，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書記的信中明確提出，蘇區中央局未吿知國際代表，就自主作出了批評毛和撤銷毛軍中職務的決定。他在信中抱怨道，蘇區中央局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書記的同意，「是不能做出這種決定的」。6M也甚至説，蘇區中央局干預蘇區軍事行動的領導，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是完全錯誤的」，49這充分説明，蘇區中央局成員，為首的就是周恩來，他們對毛的態度比博古，比共產國際代表激烈的多。

幾個月後，1933年1月，博古到達江西蘇區，在上海， 雖然他同意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但是他和毛沒有直接衝突，進了蘇區後，他和毛的關係很快就緊張起來。博古的個人風格是敢作敢當，周恩來又予以配合，中央權威在蘇區才得到真正確立。所以毛在延安整風時指責周説：「經驗宗派」扶持「教條宗派」，並不冤枉。對於蘇區失敗，周也有責任。因為周提出的「六路分兵拒敵」的主張(頁81-82)，導致了蘇區軍事全面危機，最後迫使紅軍突圍轉移。

但是周恩來等談不上有一個「宗派」，當初成立臨時政治局，把博古「扶上去」的是周恩來，現在動員博古下台也是他！而且是周最早發現毛之才能，為毛的復出做了大量鋪墊工作，幫毛從孤立和自我孤立狀態下解放了出來，是周向博古建議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使毛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任政治局委員。長征後，又通過幾次會議，恢復了毛的發言權。在遵義會議前夕，臨時調換中央警衛營(依此書説）。在會上，周又臨時改變原和博古商定的會議程序，支持毛和張聞天的發言，會後又成功説服博古下台交權。其後，毛的軍事領導因土城戰鬥失敗出現危機，又是周幫了大忙。三渡赤水後，部隊怨言多，周開始宣傳毛如何神機妙算，封鎖軍委二局一科科長曹祥仁破譯敵人密碼一事，毛再親自主管一科，直接掌電訊往來的秘密(頁151)，周製造了毛「用兵如神」的輿論，幫毛樹立威信(頁152)。正是由於周的棄博投毛，才使得原有的以黨統軍的格局大崩解，毛才得以一股獨大！

周之一生服膺黨內強者，1935年前，服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後來，服從於毛，儘管中間有反復。周恩來一向對毛妥協，1931年之前，毛在江西「當家」，周去江西後，毛還是紅一方面軍前委書記，毛與周的權責模糊，周雖是蘇區中央局書記，理應是第一號人物，但毛掌軍隊，使得周很難主持全面工作。國民黨當時所看到的，就是周恩來抵達後，成立了蘇區中央局，「在匪區形成兩個統治權」，即「周的黨權和毛的政權」，他們由此推論毛與周將由此而爭，卻不知道毛的紅一方面軍才是蘇區的重中之重，周雖為中央局書記，卻一切從黨和紅軍最高利益出發，根本不願和毛爭。直到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的軍權被拿下，周才掌權。也就是在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裏，周不再請教毛了，使得毛特別壓抑，「小病大養」，而周又放手不管，只有年輕的博古傻乎乎去得罪毛。

周何以一向對毛妥協？ 一則是周的性格本來就具妥協的因數，二則因為王明、博古有莫斯科支持。周到蘇區後發現毛的軍事才能和統帥潛質，加之莫斯科又來電，要求團結毛，發揮毛的軍事才能，周就對毛就多有扶助。1937年11月末，王明從莫斯科回來，召開延安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王明的背後是斯大林，周就站在王明一邊。然而1935年後，共產國際工作方式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一般不再直接干預各國共產黨，於是毛的腰杆又慢慢硬起來了，到這時，周就更多順着毛。

從江西蘇區到1976年初去世，周恩來的妥協使毛可以為所欲為，周恩來等皆為毛的「合謀者」，他們為了黨和軍隊的利益，忍氣吞聲，「顧全大局」，對毛一再妥協，這其中周起的作用最大。周知道毛的性格上的缺點，似乎也希望政治局內有制衡毛的力量，可一旦有可能形成這種苗頭時，也是周把它掐滅。1938年在武漢，他勸張國燾時説過此類話，張知道這不可能，還是沒聽周的勸吿，堅持出走，投靠了國民黨。

朱德、陳毅等也是知情者，朱德雖對毛也多有妥協，但保有尊嚴。1959年廬山會議後，陳毅面對面批朱德，批張聞天。1966年5月23日，又當面開重炮批朱德。周知道他必須發言，也在這天的會議上當面批了朱德，只是他批評的口氣比較緩和，在談到朱德所犯的歷史錯誤時，也把自己放了進去。陳毅、周恩來等批朱德自然是為了取悦於毛。如果説建國前，周等的檢討、自贬是為了打敗國民黨，奪取共產黨的天下而突出毛的威信，尚情有可原，他們看到毛天縱神明，文韜武略，早已服輸；那麼在這之後，就是懼怕毛，同時也是想保自己位子。

為了歷史上幾次與王明、博古的合作，周恩來幾乎檢討了大半輩子。周還有意在大庭廣眾下做出姿態，表示自己和王明、博古劃清了界限。「文革」前周恩來去哈軍工視察，校方介紹在那兒學習的高幹子女與周見面，周對林彪的女兒等親切有加，獨對博古之女視若無人。

被毛提拔起來的劉少奇，到了60年代初，看餓死人太多，單槍匹馬，對毛稍有點抗爭，要求對百姓實行讓步，此是劉一生中對國家對民族做出的最大貢獻，但多數時候，劉對毛也是處處衛護。李志綏醫生回憶説，60年代初，毛的老秘書葉子龍私下對毛多有不敬議論，某次劉少奇聞之大怒，下令槍斃葉，後經周恩來、彭真等一再關説，才沒有執行。最近，這一段歷史由劉少奇之子劉源説出來，不僅可和李醫生所述互為佐證，而且還提供了更多的細節。劉源説，葉子龍是「近而不恭，熟不拘禮」，因被下放而對毛發牢騷。葉子龍發了什麼「牢騷」，劉源沒有説，只説彭真在政治局會議上「順口説笑了一句」，引致劉少奇大怒，兩次下令：「彭真，把葉子龍抓起來，槍斃！」後此事，不了了之。劉源還説，「文革」中葉子龍聞劉「反毛」，始終不信，王光美出獄後第一個前來探望的就是葉子龍。50 51 52

周、劉等的幫忙，使毛躊躇滿志，率性而為，常常指鹿為馬，指白為黑，到了60年代後，他明知大躍進闖下大禍，還理直氣壯，毫無任何道德障礙，整制正確的彭德懷，劉還是配合毛，最後整到自己頭上，劉的嘴巴被毛和自己雙雙封住，正是勝利者寫歷史。

在中國歷史中，開國皇帝搞權謀，是最為平常之事，只是中國共產革命發生在20世紀，自有新的評判標準，如不是這樣，那也就沒啥説了。中共自五四而來，三、四十代還帶有不少五四痕跡，抗戰初期大批知識分子的捲入，將青春、理想、熱情和生命都獻身給這場革命，延安整風將五四個性自由的精神清刷乾淨，他們怎麼知道紅太陽下也有「陰影」。1949年後就是毛的極權專政，他讓所有人都感意外，從民主黨派領袖到大、小知識分子，都從自己的想像和願望去揣度毛，結果毛讓所有人的希望落空。

五、此書的其他不足

博古被概念化或污名化數十年，此書作者為博古的後人， 意在為博古辯誣，作者舉事實説明博古之書生氣及單純，使之與毛的老道深沉形成對比，皆可成立，依這個角度看，該書可以説是「恢復了歷史原貌」。

可能有人會認為此書是「翻案」之作，如果案有冤屈，加以澄清，又有何錯？陳寅恪指出：「後世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此言極是=所以，作者澄清歷史事實是有正當性的。毛熟讀中國古史，擅長為了政治目的而改寫歷史，他重視把政治上的勝負以史的形式明確敲定下來，他還喜歡叫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參與寫史，例如：1944年，張聞天、博古都參與了《歷史決議》的寫作。1975，毛又命鄧小平主持寫有關「文革」的歷史決議，被鄧婉拒。在延安整風期間和建國後，一些歷史當事者，被迫自打嘴巴，寫出自誣文字，這種壓力下的寫作，也可稱作是權力意志下的書寫，在事過境遷後，由當事人或親屬寫出文字來澄清事實，是合情合理的。

親屬寫回憶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這就是「為親者諱」 的問題，即使一些寫得不錯的回憶錄也有這個問題。那麼博古侄兒的這份兼有回憶和研究性質的文字是否也有類似的問題？這也是不得不存疑的。

此書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作者的思想存有矛盾性。書中有一些內容是説博古與毛的友好和合作，歷史上確有一段時間博與毛是合作的，主要在遵義會議後和張國燾的對立中，博古與毛都是「中央派」，故張國燾提出：打倒毛、洛、周、博的口號。但是在王明回國後的長江局的時期，博古與王明、周恩來又是比較接近的，故再度引致毛的不滿。沒有幾年，在延安整風中，博古成為首當其衝的批判對象，特別是遭到康生和彭真等的圍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裏，博古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本書最大的缺點是完全沒有涉及延安整風時期博古被整的情況，該書雖然收入了博古在1943年所寫的《我要説明的十個問題(提綱)》，但是沒有提供博古在整風期間和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檢討報吿，而博古之弟楊琳是有可能瞭解其中一部分情況的，因為博古之妻張越霞當時就在延安，建國後兩家在北京還是有來往的。作者對博古在延安整風期間被整的情況或有可能是真的不知，也可能是知而不説，而對博和毛的合作，又説的很多，至少是缺乏平衡性。是不是就因為毛是勝利者和開國的太祖，就有意無意就想多説博古與毛的合作？作者對毛太祖是又敬又懼，説來還是為了在雲台閣為博古爭一席位。

另外，作者雖然已盡可能對所涉及的史實作了考證和查核資料的工作，但還是存在一些錯誤：

1. 書中説劉少奇是1931年5月去了中央蘇區(頁7)，實際上劉是1933年才去的；

2. 又説盧福坦在1931年去蘇區了，這完全錯了，他從沒去過蘇區；

3. 説1933年10月15日開軍委擴大會議，李卓然作為毛辦主任參加(頁62)，此不確，那時還沒這建制。

當然，對絕大多數非專業者，本書這些內容都很隔膜，猶如遠古年代的傳説，加之現在早不是全民學「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時代了，若以民間角度觀之，毛、周、博的是非恩怨都是他們的家務事，正之、反之，和老百姓又有何關係呢？若以專業的角度審視此書，確實存有諸多遺憾，但是作者畢竟披露了若干史實，為歷史學家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雖然還嫌單薄，作為一家之言還是可以成立的。退而言之，又何以指望就從一本書或幾本書就能探尋歷史的真實？恰是因為資料有限，歷史學家才有了上下探究的用武之地，方能運用史家對這段歷史的整體性的理解，由此及彼，尋覓這些資料後面所蘊涵的內容，庶幾盡可能的去接近這段歷史真實，筆者希望這篇文字也能起到這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