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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五十年代初是如何進行社會統合的
——對十五個「小人物」回憶錄的研究2 _、序言
二十世紀50年代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統一」、「改造」、「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等都是構成50年代歷史的重要內容，也是那個時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國家究竟是通過什麼具體的方式和路徑實現它對全社會的「統合」的？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在一些宏大的詞語下被高度簡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50年代新國家是怎樣進行社會「統合」，如何實現高度一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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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稱的「統合」，是指建國初新國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論和概念，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把某些被認為是敵對、異己或偏離新國家的思想和組織原則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頓的過程。
筆者認為「新中國在50年代的社會統合」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如筆者這樣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對這個問題有一種很自然的「關切」，可是我們對於自己出身的那個年代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歷史過程，也知道用於描繪這些過程的語彙和概念，但是我們對於更具體的操作層面或「行動」的層面及其背後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對
中國在50年代後的歷史進程曾經起過非常重要的影響。
對於二十世紀50年代中國的歷史，近年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歷史學的研究還很少，現在已經進入二i■"一世紀了，上世紀50年代歷史可以不再僅屬於政治學，也應是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了。歷史學研究強調資料，現在已開放一些檔案資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個人回憶錄，使50年代歷史的研究已具備了初步的條件。
近二十多年，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回憶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軍隊將領、地方大員和知識名流，很少見到普通人的回憶錄。從90年代末開始，因社會自由度的擴大，這種情況有所改變，陸續出版了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回憶錄，這是一種新的趨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達他們的經驗。
我的這篇論文主要是利用15個「小人物」的回憶錄，並結合其他歷史資料來研究「50年代社會統合的問題」。當然研究這個問題，還有許多資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認為，我們能夠看到的資料，特別是有關檔案資料，一是開放不夠；同時，那些檔案資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們對一般民眾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個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問題。一般而言，我們很少見到普通人對過去歷史經歷的敍述。
在毛時代，曾經有過一次集中性的對普羅大眾生活史的群眾性的寫作運動，那就是從1963年自上而下發動的「寫三史」的活動：工廠史(公社史或生產隊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統稱：「憶苦思甜」活動。在這之前，還有40年代後期，在解放軍中進行的和在建國前後在土改運動中推行的「訴苦」。只是這類寫作和口頭表達，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這是一種政治性的集體行為，都是着眼於服務當時的政治目的的，例如：在文革時期的「憶苦思甜」中，又加入了對劉少奇的批判，説他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要讓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形式上，也有新發展，例如：從「訴苦」，發展到「吃憶苦飯」；第二，毛時代的所有的群眾性的「憶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題和結論，都是預先就設定的。這就是1949年前是「苦」的，現在是「甜的」。
90年代後期以來出現的「小人物」的回憶錄，情況則完全是不一樣的，首先，這些回憶錄的寫作都是個人行為，作者的表達都是個人化的。其次，他們的回憶使我們可以看到50年代開始的那場社會大變動對社會底層的影響，對一個個具體的個體生命的影響，而過去我們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時，對這些問題往往是不夠重視的，我們對社會大眾的生活、命運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憶錄能否作為單一史料來使用，其史料價值究竟如何？ 筆者認為單純利用回憶錄來做歷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結合其他資料，以及不同回憶錄之間的互相印證，回憶錄還是有其重要的價值的，特別是那些寫作態度比較嚴肅的回憶錄。本文使用的15本回憶錄都是非文學性的出版物，我沒有經過特意的挑選，是隨機性的，這15本回憶錄，除個別外，出版後都沒有引起學者和一般讀者的注意3，它們大多都是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斷是通過「買書號」的形式自費出版的，因為它們的發行量都很小，這些文本同樣也經過了出版社的審查。在這15本回憶錄中，有3本是自印本。這些回憶錄都是作者對他們一生生活的回憶，但是都有一個主線，這就是從個人和社會底層的角度，對50年代初期的生活經歷給予較多的敍述，重點反映的是歷次政治運動對他們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響，雖然都是個人的敍述，但可以和其他歷史資料互相印證。
這些普通人的回憶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區包括了中國的東北地區、西北地方、華東地區、中南地區和西南地區，在地區分佈上有一定的代表性。15本回憶錄中有14本是個人回憶錄，也有一本是多人回憶的合集：
1. 吳文勉：《風雨人生》，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區：江蘇、黑龍江。
2. 劉益旺：《昨夜風》，華齡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區：北京、吉林。
3. 胡伯威：《青春•北大》，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反映地區：上海、北京、湖北。
4. 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馬出版公司，2005年8月出版，反映地區：北京、遼寧。
5. 喻明達：《一個平民百姓的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反映地區：湖北。
6. 李蘊暉：《追尋》，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反映地區：遼寧、黑龍江、甘肅。
7. 陳星：《風雨人生》，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區：甘肅。
8. 記實文集《二十一年》（上、下兩冊），作家出版社，
2005年6月出版，是一批在雲南省彌勒東風農場監督勞動21年的右派倖存者回憶錄，反映地區：雲南。
9. 茅家升：《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遠方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反映地區：安徽。
10. 國亞：《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2005年1月出版，反映地區：河南。
11. 鄭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區：北京。
12. 章正邦：《如歌歲月》，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反映地區：西藏，四川、貴州。
13. 常振威：《血色洗禮：讓人長噓一兩聲》，自印本100冊，2005年印行，反映地區：湖北。
14. 許岳林：《一個醫生的風雨足跡》，自印本，2006年2月印行，反映地區：浙江。
15•李理：《俺這一輩子》，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 反映地區：河南，湖北。
上述回憶錄的共同的特點是：
1. 14個人是親歷，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輕人，他主要是根據他的父母的回憶來寫他的「家族史」。
2. 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會名流。
3. 作者中有4個大學生，其中2個是在新中國的大學畢業的，其他多數人是小知識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軍人，後兩類作者原先沒讀過什麼書，只有初等文化，是通過長期的自學，才能寫書的。
4. 只有一個人在1949年前在國民黨的黨務部門及軍隊工作過，是低級人員。
5. 多數人出身於非無產階級的家庭。
6. 回憶錄作者的絕大多數都在50年代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並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導致他們成為「右派」的原因和50年的社會統合的大趨勢是一致的，這就是新國家對「階級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
本文就以這些回憶錄做參照，結合其他歷史資料來探討以下五個問題：
一、新國家以不間斷的「運動」作為統合社會的最重要的方法
15本回憶錄的作者都對新中國的誕生表達了歡欣鼓舞之情，從他們的筆下，讀者可以看到，在建國初的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後，新社會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會秩序井然，黨和國家及其領袖的權威已完全確立，工農地位提高，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過政治學習已經認識到必須轉變思想和立場，長期接受改造，工農商學兵都明白應在一切領域「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等等。然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這些回憶錄的作者逐漸成為了新社會的「對立面」，他們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都談到5 0年代的政治運動對他們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衝擊，並且都程度不同地流露出對不間斷的政治運動驚懼的情緒，這就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新國家和新社會的擁護者為什麼會在新中國成立短短幾年後就成為社會統合所打擊的對象？新國家開展政治運動的和社會統合的關係是什麼？
筆者認為，過去僅從總結歷史教訓的角度來認識政治運動，是不全面的，從50年代的歷史看，新國家進行社會統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間斷地開展以階級鬥爭為中心內容的政治運動，新國家以「階級論」作為區分敵我的標準，突出強調一個人的階級出身和他的政治歷史的背景與對黨和國家政治忠誠的關係，由於用這種思想意識指導的政治行動的效力巨大，在毛時代的三十年裏，它不僅是一個主宰性的思想意識，更成為一種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國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執政黨依據蘇聯經驗和中共領導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經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重新予以定位：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對象。知識分子則是一個中間階層，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反革命則是新社會的敵人。
新政權建立和鞏固自己的階級基礎的重要手段就是「搞運動」，其方式有別於蘇聯：在斯大林時代，蘇聯主要是依靠專門機關的鎮壓，用肉體消滅和大規模監禁和流放的方式鎮壓異己力量，形式上還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眾性的政治運動。
中國則是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成立臨時性的領導運動的機構，制定臨時性的條令和法規，以黨組織為核心，運用組織和宣傳的手段，大規模發動群眾參與，形成巨大的社會氛圍，用群眾運動和公安機關相結合的方式，打擊、震攝和鎮壓敵人，以達到運動預期要完成的目標。對鬥爭對象，以教育、感化、改造為主；以鎮壓為輔。
「搞運動」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常規方式，首先是因為它
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種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為建國後的一種路徑依賴。借助於政治運動，可以將黨深深扎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而發現積極分子，建黨、建政、建基層組織，在全國廣大人群中通過組織「階級隊伍」，區分敵、我、友；第二，「搞運動」之便捷還在於：可以在一個短時期內，形成鋪天蓋地的強力、快速的攻勢，以達成革命的目標。
對於政治運動的這種特殊功用，黨的領導人並不諱言。 1954年，黨的負責政法工作的領導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説過：共產黨就是靠運動吃飯4。
建國初期，執政黨對農村和城市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農村，黨組織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極大的精力，來劃分農村的階級成份，加速建立黨在農村的基層結構。執政黨用於政治動員的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就是依據階級出身尋找「自己人」，以此來聚集階級和社會基礎，這主要表現在土改運動中，通過嚴厲打擊地主階級，組織以貧雇農為核心的「階級隊伍」，並迅速在此基礎上建黨(黨支部，黨小組）、建政(村委會）、建立民兵、婦聯、治保小組，將黨和政府的影響力牢牢扎根在農村最底層，從而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過各級機構對農村基層的垂直領導。
50年代初的政治運動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鬥爭對象轉變思想的同時，較多並直接運用革命暴力，帶有明顯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過政治運動，檢查、發現敵人——歷史上有嚴重反共行為的分子、一般參與反共活動的分子、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地主、「偽保
甲長」等等，對之採取嚴厲的懲罰或改造措施。
新政權在農村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內容是規定：被「管制」的對象「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説亂動」，並隨時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鬥。從理論上講，「管制」是針對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對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壞分子」等，依照1950年頒佈實施的《管制反革命暫行辦法》，管制對象為：土匪、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煙鬼、遊民、懶漢、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屬子女不屬管制範圍5。但在實際操作上，地方基層往往大大突破這項規定，在許多農村，一般都擴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屬和居家的子女。因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條件，並無十分具體可供操作的標準=其解釋權多掌握在基層幹部手中。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在建國初只是一個14歲的少年，已離開家鄉在外地讀中學，以後又考入華中農學院的中專部，但是他家鄉的鄉政府拒不同意為他「轉戸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細崽子」，「應留在農村，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6以後當地的鄉政府的工作人員還寫信給華中農學院，要把他帶回家鄉，充當「地主」。這種現象在50年代初並非個別，一些地區的縣、鄉領導為了表示站穩「階級立場」，習慣性地採取「寧左勿右」的方針，大面積擴大被管制人群的範圍。1953年貴州省紫雲縣四區的德興鄉二村共有330戶，人口1627人，卻管制了23戶(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佔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了中央規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長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複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7。四川省豐都縣七區蓮花鄉七村被管制者高達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3人。灌縣大觀鄉竟將繳不起公糧的農民及調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屬的現象亦很普遍」8。甘肅省武山縣洛門區寥陽鄉將地主50戶共340人，一律管制9。山東省歷城縣一區冷水溝鄉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23人，但實際管制了105人。裴家營、梁王、王會人三個鄉共有地主82戶，連同地主家屬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屬，都受到公開的歧視，生存境遇十分困難，某些地區的群眾甚至公開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鄉的舊官吏稱自己為「爹」和「爺」10。這在50年代初的農村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並曾受到上級部門的批評。
1951年上半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推開，這是面對國民黨殘餘力量的破壞活動，新國家對敵對階級及其社會基礎發起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政治清算鬥爭。「鎮反」運動形成巨大的威懾效應，也教育、提高了群眾的「對敵鬥爭覺悟」，極大地鞏固了新政權。對於鎮反運動，在這些回憶錄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態度都是表示擁護。回憶錄的作者李蘊暉回憶了當時的情景：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為配合政治學習，「組織學生列隊去到鎮反處決現場，親眼看到反革命分子應槍聲倒下」1(1，以致幾十年過去了，作者對此場景還記憶猶新。回憶錄另一作者吳文勉原是無錫永泰絲廠的工人，1947年為躲避「抓壯丁」，全廠男工，包括50多歲的老工人，都集體參加了「三青團」，建國後，他們都清一色成為「反革命分子」，而作者為了找靠山，在別人勸導下，還參加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中統」，並在工友中發展了10個人，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活動，他自己也沒當一回事，作者前後只做了「中統」特務一年，建國後在北大荒卻改造了25年11 12。他的經歷説明，50年代初政治運動所具有的鮮明的清算的性質。
二、共產黨內的純化是重中之重，對肅反運動偏查的批評往往帶來
嚴重後果
中共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下，從來就把清理內部、純潔組織看成是一項有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這又作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在黨和軍隊、國家機關內部清理「異己分子」本身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執政黨對黨內的統合的問題更加重視，它的主要特點是：對黨員的階級出身的問題尤其重梘，在50年代，黨內清理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那些黨員和原南方地下黨，它的背景之一是黨內長期存在的對知識分子黨員和對非主力武裝的歧視，以及毛對黨的「純化」問題的強調。
《二十一年》等回憶錄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為什麼建國後原中共地下黨員都普遍被打撃？現在随着一些歷史檔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國後清理中共地下黨，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項全局性的行動，南方的情況更加嚴重。
1952年3318日，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羅申通報情況時説：
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分子等人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13。
1951年，中央政法委負責人董必武也向蘇聯大使羅申説：
在清理過程中，尤其對1947年以後入黨，造入黨政機關的所有人員重點造行審查14。
這就是建國後原地下黨同志被重點清理的思想背景。這種由對「敵情」過份估計而產生的「純化觀」，它所造成的影響是全局性的，在這個過程中，還夾雜着地域和宗派觀念的消極因素。回憶錄作者之一的許岳林在建國前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浙南游擊縱隊，就是因為對南下幹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而被列為「肅反」對象，以後還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縣的原地下黨幹部，自山東老解放區的南下幹部到
來後，都被免職，其中一部分人還被扣上「叛徒」的帽子15。
南方各地的地下黨被打擊，原負責人被清理是普遍現象。 雲南省原「邊縱」、地下黨的縣團以上幹部被整掉200餘人16。中共廣東地下黨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擁有一萬多人，內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幹部，這支部隊為迎接解放軍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國後其成員大多被視為是「可疑分子」。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陶鑄認為，「地方武裝不純」，「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結果是，原廣東地下黨中的許多人都被清除出黨，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數人甚至被槍斃17。至於南方地區那些在革命勝利前夜曾參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更被普遍視為是「投機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動分子」就在「鎮反」等運動中受到懲辦18。相比之於南方，北方是老區，解放得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華北地區的地下黨是受彭真、劉仁領導的，被認為是在劉少奇的正確路線上的，因此，華北地區的地下黨員，很少受打擊，建國後都受到重用。
執政黨對於在黨內貫徹「階級路線」，表現出堅決的態度。這主要體現在嚴格入黨條件和在黨、軍隊、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對幹部進行頻繁的政治審查和清理。建國之初，中共開始在產業工人中大量吸收黨員，知識分子入黨則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執政黨在朝鮮戰場上吸收了一批參軍的知識青年入黨。但是對於和平環境下要求入黨的知識分子，則取決於他們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表現以及他們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階級出身有較大的問題，親屬中有被殺、關、管或有海外關係者，即使在政治運動中表現十分積極，也不會被吸收入黨。
1951年，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部署，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清理內層（黨機關）、中層(政府機關）的運動。被清洗的對象大多是「階級異己分子」，即出身於地富家庭、對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產黨員。《昨夜風》一書的作者在北京輔仁大學學習時就參加了地下黨，建國後，以為國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義」，由於是少東家，受父母影響，對自家的產業過於關心，不久就被黨內除名，以後雖擔任了長春市工商聯秘書長，但在「五反」運動中就受到衝擊，1957年又順延成為「右派」，這説明執政黨對於黨內的異己游離傾向，絕不手軟19。
1952年4月，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又向全黨發出指示，命令幹部中「凡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和地主階級有關係者」，必須作出交代20。緊接着，全國各級黨政幹部向黨組織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2°。在這類運動中，交代階級成份、本人歷史和社會關係都是中心內容。
195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毛澤東終止了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其後，
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強，計劃經濟體制也初步確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運動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和繼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肅反運動」。
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終結使黨在國家政治和社會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更加突出，在執政黨內部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純化」政策。1955-1956年，全國黨政機關、軍隊和學校又開展了一場「肅反」運動，在「內層」（黨機關)和「中層」（政府機關)中又清洗出一批「異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國初期，隱瞞自己的階級出身，「混入」黨內和政府機關內的「嫌疑」人員。僅1955—年就對機關、軍隊、企業的220萬人進行了審查。「查清了每一個人的過去、他的聯繫和情緒」。在這批人群中，有將近5%的人被視為是「不可靠分子(國民黨的偵察人員、外國間諜、反革命分子、流氓)」21 22。以後這個數字被壓縮，認為被查出來的各類可疑分子，約黨百分之二。廣東省的「肅反」運動從1955夏-1958年12月底，分四批進行，前三批參加運動的共61萬人，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約黨百分之一點四。23
1955-1956年的肅反運動對新中國歷史的影響很大，民主人士等對肅反運動偏差的批評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們中的多數人在一年後都成為「右派」。
肅反運動的「主觀化」、「擴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據曾任廣東省委「肅反五人小組」組長的文敏生回憶，廣東第
一批開展肅反運動的單位有410個，「由於種種原因」，「運動開展不到一個月，竟揭發出上百個「小集團」。24回憶錄《如歌歲月》的作者章正邦當時在四川省峨眉縣參加肅反，該縣將所有肅反對象集中歸口，統一安排住宿在禮堂和大會議室，為時一個月。為激發參加者的階級鬥爭的警惕性，每天在讀文件和報紙後，還安排專人讀肅反小説和報吿文學，「以此來推進肅反運動的深入」，25最後「抓了七八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時間後，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26
對於肅反運動的偏差，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黃炎培、李濟深、馬寅初、邵力子、黃紹竑、陳其瑗、陳銘樞、羅隆基、李書城等，都曾提出過批評，有的人甚至稱肅反是「違法」和「違憲」，是「慘無人道」，要求政府結束正在進行的肅反運動27。李濟深責問公安部長羅瑞卿：既能對舊人員包下來，為何又對其中有的人進行處理？羅瑞卿回答：我們從來沒有説要把反革命也包下來28。李書城批評説，中國的「逼供信」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實都是折磨，一個是肉體上的折磨，一個是精神上的折磨29。有的民主人士還把革命黨比做張獻忠和黃巢30。用羅瑞卿的話説，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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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肅反」是「一片不滿之聲」3°。
羅瑞卿説：他們説的事例經過調查，大都屬實，「而我們在工作中實際存在的缺點錯誤，還不止他們所説的那樣，是大大超過他們講的程度的」31 32。周恩來總理也説，黃紹竑在人大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據上海彙報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實的。33但是，羅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經稱他們為「右派」。羅瑞卿引用毛澤東的話説：民主人士批評「肅反」，這種問題的性質是我們「肅反」使他們太傷心了，「肅反」挖了他們的牆角，他們失掉了依託，他們與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們總想保存反革命以推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他們在「肅反」問題上的鬥爭，實質上是階級鬥爭34。所以，還在1956年7月，羅瑞卿就批評：黃紹竑最壞，是個機靈鬼，他是表面恭維我們幾句=具體攻擊。35—年後，果然黃紹竑被打成右派，對他的處理要比其他人都重一些，章伯鈞、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後，都還保留幾個職務，如政協委員等，對黃的職務是完全剝奪。而在「肅反」運動中被波及的人，雖經調查，絕大多數人以後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後，凡是在〗955年「肅反」運動被觸及的人，絕大多數又都成為右派。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陳星因抗戰時期加入過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建國後在甘肅基層林場工作，沒有任何錯誤言論，在
「肅反」運動中被送進單位的「剝皮組」接受審查，36後順延成為「右派」。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報考有國民黨背景的南京政治學校，留下歷史疑點，建國初被分配到東北財委，又「看不慣老幹部供給制的特權」，禍從口出，「肅反」運動被懷疑是敵特，因對之不滿，「反右」中再度落網37。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中國醫科大學的學生李蘊暉對肅反運動「先假設，後求證」的主觀化提了意見，也被打成右派38。
安徽合肥醫校被「肅反」觸擊的人，全都順延成為右派39。
新中國在建國初期開展的肅反運動是鞏固新政權的重大行動，它所要完成的任務之一就是清理在黨和政府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中和舊政權有歷史和思想聯繋的那一部分人群。肅反運動的審查對象大多在歷史上和國民黨有過不同程度的聯繫；或者出身不好，被審查後心懷委曲，不能「正確對待」；即便沒有表示不滿，在當時被激化的階級鬥爭的思考中，也會被認為是受到審查，心裏肯定不滿，於是這批人就成為了「右派」。
在各類因歷史問題而被審查的對象中，也有因所在單位審幹小組認真負責而被「解脱」歷史疑點的。回憶錄作者之一的鄭延當時在北京的《中國少年報》工作，她在學生時代曾「誤入」過國民黨復興社的外圍組織「三青團青年救國團」，並在參加革命後向組織作過交代。肅反運動中，她所在的單位派出外調人員前往她中學時代讀書的蕪湖女學，調查結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鄭延的歷史問題就得到了澄清。40 41回憶錄《俺這一輩子》的作者李理在肅反運動時是解放軍某步校教員，因在抗戰時期讀中學時參加過「三青團」而成為肅反對象，他的運氣也很好，組織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調查」，與他本人的交代沒有出入，就把他的問題視為是「一般的政治歷史問題」，也沒影響到他的授銜415，儘管以後他還是因歷史問題被轉業到地方，並被劃為「右派」。
三，在城市進行「統合」的方法和步驟
新國家特別關注在城市的「統合」，它的基本內容是摸清「民情」，對廣大城鎮居民進行細緻的政治分類，以瞭解每一個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國家很快就建立起對全社會人員，特別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新國家對社會狀况的廣泛調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考量，新國家對工人比較寬容，調查和「排隊」的重點對象是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群被認為和舊中國有較多的歷史聯繫和思想聯繫。這也和蘇聯的方式不同，蘇聯是依靠專門機關的調查，在中國主要是依靠建立黨委領導下的人事保衛制度，是對蘇聯經驗的發展。
和黨內統合同步進行的是社會統合。從建國初，新國家對全國民眾的社會調查工作就開始穩步進行，這就是摸清全
國各階級，各階層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對全社會成員，尤其是對城市成年人口，結合現實言論和歷史的背景，進行「排隊」、「摸底」。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全面開始後，這項工作的進展進一步加快。新政權高度重視對全國人民政治態度，階級出身的調查，尤其是城鎮人口階級成份的調查，借助政治運動的巨大衝擊力和震懾力，採取一系列方法(動員檢舉揭發，填寫表格，寫自傳，審幹人員外出調查等)檢查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面貌(階級出身），將每個人的階級出身視為是對新政權忠誠度的識別標誌，通過階級成份的確定，在社會廣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區分，從此建立起可供查證的社會成員政治忠誠度的識別體系。
在革命年代，根據地所在的農村是革命的中心，經過土改運動，黨在農村的階級結構已經建立，敵、我陣線分明。相比較於農村，城市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建國初，共產黨比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受到《共同綱領》的制約，執政黨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但是，執政黨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階級陣線，這就是一方面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區分敵、我、友。執政黨的辦法是：在城市中開展較為和緩的民主改革。所謂「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發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在城市各工廠、機關、學校、商店、街道，對所有人員進行「階級摸底」，重點對舊人員進行細緻的調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職業、經歷），包括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生活。這項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裏一直持續進行，50年代初只是這項工作的開始階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動建立起執政黨在城市的組織基礎(黨、團、工、青、婦），1953年後，更建立起以戶口制為中心的，單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體的綜合治安保衛制度，將新國家在城市中的基層結構全面建立了起來。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為配合人口普查，對重慶市三個派出所桂花街(商業區）、王爺石堡(居民區）、小龍坎(工廠區)所轄人口的政治面貌進行了調查，3個派出所共轄人口64026人，但「特種人口」高達1868人，佔人口總數的3%，佔18歲以上人口的6%。所謂「特種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釋放犯」、緩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裏的地主、登記自新未予管制者、「社會遊蕩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42。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種情況也被黨和國家全面掌握。
1953年後，隨着加速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國內一些社會階層中出現了某些不穩定的情緒。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在政協上海市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中提到，計劃在5年內再鎮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由於數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識界人士的異議43。對於當時是否存在敵對階級的大規模的反抗和破壞，現有資料無從證實，但根據各種資料反映，1953年後推出的「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運動」、「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等，確實造成了部分城鄉人民和一部份知識界人士的強烈不滿。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實行麵粉統銷計劃，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諷刺和謾駡」，泰明鞋店資本家説「毛主席強，但全國沒有糧食吃」，「總路線一公佈，和軍事管制一樣」《。河北省的一些黨員幹部也為農民「抱不平」、「喊冤」，説「政府對農民太苛刻了」，「對農民又一次下手」44。1956年，歷史學家，全國人大代表翦伯贊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視察，家鄉的父老向他哭訴，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只吃樹皮、野菜、菜餅45。新國家將這種不滿言論視為是敵對階級的反抗和破壞，所採取的反擊措施還是強化階級鬥爭，其具體方法就是將政治分層進一步細密化，把前一階段出於策略考慮而暫時未受觸動的人員也劃入敵對階級範疇。
1953年後的「敵對階級」範圍較前有了新的擴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動會道門、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農。「反革命」的種類也有了新的增加，歷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為，和舊社會聯繫較多的人員，如中下級國民黨軍政人員、保甲長等，也被劃入「歷史反革命」之列。
1953年後，1949年前舊中國學校培養的知識分子總體被劃入了「舊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們被一般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佔有相當的比例。
「歷史不清分子」和「不純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現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歷史不清分子」一般指「歷史複
雜」，參加過反動組織、或曾在舊政權重要機構服務，有一般的「反動」行為，或有「反動」嫌疑但查無明顯證據者，例如：原國民黨軍、公、教系統人員，反革命分子的家屬(簡稱為「反屬」），被鎮壓、被管制分子的家屬等等，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期，這個人群又被視為是「反動階級的社會基礎」。所謂「不純分子」是一個動態概念，隨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斷擴大，在50年代有相對的穩定性，所指多為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繫的人員，即在「革命群眾」和「敵人」之間比較靠近右邊者，例如••原國民黨一般黨員，三青團員，原舊軍隊士兵(統稱為「兵痞」），資本家，有海外關係者或仍與海外有聯繫者。
15本回憶錄的作者基本都在肅反運動中被衝擊，他們所在的單位花費大量錢財，在全國各地對他們的歷史情況進行「外調」，使得單位領導有機會去了許多過去從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調」的行動受到被審查對象的普遍歡迎，他們相信「外調」有助於澄清他們的歷史疑點。1955-1956年，全國範圍的「外調」大規模進行，它的核心是「重證據，重調查研究」，這也是新中國在確立社會主義體制方面的獨創，斯大林時代的「肅反」是沒有這項舉措的。僅中央直屬機關就派出達四位數的外調人員，國家機關也是四位數，46大批審幹人員奔走於全國各地，進行查證資料的工作，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通過大規模的「外調」，基本查清了黨和國家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歷史疑點，使許多人得到解放。
新國家對社會情況的調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階級。為了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實現「一化三改造」，執政黨採取的是依靠工人階級，強化階級鬥爭的方針，然而這並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視為是黨的依靠對象，對工人也得進行「階級分析」，換言之，作為個體的工人並不就屬於「工人階級」，在工人中也需落實「階級路線」。
50年代初中期，開展了對全國職工狀況調查，各級黨組織對所屬企業的工人的歷史狀況進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歷史情況，具體辦法是：1.讓工人填寫登記表；2.由單位黨委與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將派出所掌握的資料添入登記表；3.由單位進行進一步審查47，北京石景山鋼鐵廠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或成份複雜者582人48。據全國總工會1953年對上海私營工廠工人狀況的調查，「過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來。大隆機器廠工人不願聽共產主義的道理；大滬製鐵廠50%的工人嫖賭」，「有不少工人還討了小老婆」，「有些廠的工人還和資本家結成『統一戰線』，欺騙政府」49 50。萍鄉煤礦一萬職工中有1200人被認為「不純」，其中工人有903人5D ; 1955年初，鞍山鋼鐵公司有5萬職工，其中「不純」分子有5000人，佔職工總數的1〇%51。
「排隊摸底」不僅限於調查工人中的「不純分子」，它也包括對工人的思想狀態進行分類排隊，即區分出工人中的
先進層、中間層和落後層。一般而言，「先進工人」多指老工人，對老工人也要根據他的「階級意識」與現實表現來判斷他是否「先進」。萍鄉煤礦工人解放後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達到10%以上，這樣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認為是「落後」工人52。如果老工人注意獎金、工資一類，則會被認為是「經濟主義思想嚴重」，「思想覺悟不高」，也不會被劃入「先進」工人行列53。「落後工人」則指青年工人，所謂「落後」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響。
對於工人中的政治歷史和思想背景的差異，黨的領導層十分瞭解，鄧小平在〗957年的整風報吿中説，佔65%的新工人中，農民、學生、城市貧民出身佔一半以上，還有3%新工人是地、富、資產階級、偽軍警和遊民分子，他提出，這些人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壞習氣尚未得到應有的改造54。然而從總體上看，新國家對工人是比較寬大的。1957年9月中央發出文件，規定在工人中不劃右派，只進行「先進」、「中間」、「落後」的分類，不作左、中、右的劃分，對技術人員和科室以上的幹部可以劃「右派」55。
50年代新國家對社會成員的「排隊模底」的重點是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這和當時領導層的認識是相聯繫的，由於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和舊中國有較深的歷史和思想聯繫，他們被順理成章地視為是有待進一步加強改造的社會群體。對
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對摸底」，就是對他們進行左、 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細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極右」的政治劃分，然後依據不同情況，給予區別對待。這是一項全國性的行動，一直深入到縣和縣以下的城鎮的小學教員這一級。廣東省的和平縣在建國初是一個人口不到三十萬的小縣，也在小學教員中進行「左」、「中」、「右」的排隊。56
對於如何幫助、教育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細密的規定。在「肅反」運動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對技術專家，應列出「少數確有學問和技術並有資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單報送中央審查，「對他們中組織學習，不放到群眾中去鬥爭」57。
兩年後，在反右運動時，又提出，對大人物中的右派，對社會科學方面的要「放手進行，鬥深鬥透」，而對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其他應一律採取保護過關的方針。
具體策略有許多：有的是「鬥而不狠」；
有的為了將來能夠使用，應採取控制新聞報導的方法，有的不登報，有的「小鬥登報」；
對有重大作用的科學家，採取「談而不鬥」；
對科學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階段的右派，在鳴放期間沒有表現或很少表現反動言行的，「當然不要排隊，也不好批判」。58
反右運動的勝利使毛澤東更加意識到「保持社會生活高度緊張」的必要性，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號召全黨進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他指出：「應該保持社會生活的高度緊張，這是查明可能生長在我們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證」。59 60
保持社會的緊張氣氛，在這個時期被認為是團結人民的重要條件，為滿足階級鬥爭的需要，許多基層單位寧枉勿縱，在50年代，安徽省蕪湖地區無一所高校，也沒有民主黨派，更沒有「文聯」和「作協」，某農場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學老師、辦事員、保管員、送貨員、半文盲等，他們都是當地領導為完成右派的「指標」而被湊成「右派」的。而其中許多小學老師只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唯讀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學老師，在反右暑期學習班中因答錯題成為右派的。這些小學老師都是鄉里孩子，見識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農村或山區，看不到報紙也聽不到廣播，他們被要求在考試中判斷一個題目：有人説現在是黨天下，你認為是對還是錯？他們根據有限的知識都填了「對」，於是全部成為「小右派」。6°
四，新國家高度重視社會成員的階級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為
社會統合的基礎
15本回憶錄都提到他們或他們的家庭成員因歷史問題或出身問题在社會統合中被衝擊，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
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會演變為極嚴重的問題而被劃入「敵人」行列。
新政權在初建時期，執政黨開始強化意識形態中的反資本主義的敍述，而這個過程是伴隨政治運動有序進行的。為了「教育」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促進他們改造「階級立場」，黨組織安排這兩個階層的「頭面人物」參加土改運動，讓他們接觸「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並根據他們對土改、「鎮反」的態度，對其作出「進步」、「中間」、「落後」、「反動」的政治劃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於實行「內外有別」的策略，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以為只要熟讀領導人的講話，就是解決了「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於是，出現了許多滿口新名詞的「愛國資本家」和「進步知識分子」，但是伴隨幾個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土改」、「鎮反」、「抗美援朝運抵」、「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審幹」運動(也稱「忠誠老實運動」），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才知道，執政黨有關「立場」的認識與他們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因為「立場」不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的展現，無產階級的立場是需要通過否定資產階級來體現的，而最簡潔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的階級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關係。因此，階級出身和過去的歷史記錄是第一位的，現實政治態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給「立場」和「何為正確」下定義，是一項重要的權力，掌握了這個權力，再把「立場」和「階級出身」結合起來考察，就一勞永逸地掌握了改造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主動權。
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李理回憶説，在建國前夕的南下部隊中，就有知識分子因在舊社會的經歷「不那麼乾淨」而在「訴苦」時感到負咎而喝DDT自殺的。61 1950年11月丨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南京市歡迎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博士學術演講的報吿會上提出新概念：「美國沒文化」，此時正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的初期，陸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國文化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當時南京的知識界對陸定一的講話卻持有異議，62當負責同志提出「立場」問題後，他們才噤口無言。回憶錄作者之一的喻明達50年代在華中農學院中專部學習，他對當時被神化的蘇聯的「米丘林學説」有所懷疑，認為「通過人為的努力，使生物的遺傳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不斷地變異，似乎於理欠通」，當他把這個看法吿訴老師時，就受到老師的警吿。63而湖南軍大的教員在講「隧道」一詞時，因舉了一個「紐約地鐵」的例子，也受到批評，被指責為「崇美」，他被吿知，應舉「莫斯科地鐵的例子」。64
由此可以證明，執政黨還在執行「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就已被視為對立面。只是在這個時期，在落實「階級論」的原則時，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彈性：各級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參政，在許多大、中城市，資本家家屬甚至擔任了居民委員會負責人。非工農出身，「歷史清白」的知識青年，即使不是黨、團員，也可參軍、參幹。
新政權在初建時期，就高度重視對「舊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在開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的同時，各地還創造出一些專門針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詞彙，「思想剝皮」就是1955年內蒙創造的經驗，即對知識分子和資本家的階級背景和現實表現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對重點人逐個全面分析，具體對待」65。甘肅省有的基層單位更將這個詞語加以簡化，直接稱之「剝皮」，肅反對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剝皮組」接受教育66。1955年，對上海資方人員335人調查的結果是：「不純」分子佔80%67。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層組織居民委員會主任一職許多是由資本家的家屬擔任，但在這之後，已基本由工人家屬擔任。
在這一時期，對於1949年後在校的大學生，新國家的態度總的來説是較為寬和的，認為他們雖然多為非無產階級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會的教育，歷史經歷清楚，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還是有可能轉變世界觀的，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在執行「階級路線」時=各地不會出現極端化的情況。如四川大學團委就組織了對「反動」、「落後」學生的孤立打擊行動，從1951年3月「鎮反運動」開始，被「孤立」的學生達418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4%以上。這些人大都曾參加過反動黨團，社會關係和個人歷史複雜。「孤立」的方法有：不讓他們與其他同學接近，經常組織開他們的鬥爭會68。
出身問題和個人歷史在建國前是否清白決定一切，這在1955年肅反運動後就基本確立了，自那以後，歷次運動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為重點打擊對象，肅反運動如此，反右運動也如此，東北地區是這樣，西南地區也是這樣，全國都如此。反右運動前夕，雲南傳達領導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肅反，劃右的標準首先是看有無政治歷史問題，雲南又傳達彭真內部講話：對右派，我們採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或叫「打悶棍」69。
在判定「右派」時，家庭出身和歷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許多「家庭出身不好」、歷史經歷複雜，或有「海外關係」，在歷次審幹運動中都受到懷疑而查無實據的人，雖然本人在運動中沒有任何「鳴放」言論，也被一勞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肅省幹部石天愛，在運動中沒有一句不當言論，就因為她是軍閥、漢奸石友三的女兒，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勞教，類似石天愛的情況在當時並非是個別現象70°。廣東省和平縣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學教員，雖然並無錯誤言論，也多事先被定為「計劃內的右派分子」。71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幾個小伙伴玩耍時，曾互相封官許願，於是15、16歲的八個少年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1962年9月才獲釋72。另一位回憶錄作者章正邦，在建國初參軍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慶民營報館擔任過編輯，在1951年的部隊展開的「民主運動」中被懷疑是國民黨員，審幹的同志堅信，「我們新華社的記者都是黨員，不是黨員不能作這個工作，你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報社工作，天天宣傳戡亂救國，不是黨員能做這個工作嗎？73雖然他的歷史問題以後能到澄清，但還是被列入有歷史和政治疑點的「第四類幹部」而被轉業到地方，74 1957年又被順延為「右派」。回憶錄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達由於是地主出身，家鄉幹部要把他留在家當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鄉考入了中技學農林，就是想離人群遠點，畢業後主動要求去林區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輩子「夾起尾巴」做人，才躲過歷次運動的打擊75。
在新國家加速對社會進行統合之際，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變化，回憶錄作者之一的胡伯威當時是北大的學生，他回憶説，這就是要強化個人與组織的關係，個人和上級的關係，而不應發展個人間的橫向關係，因為那會被認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確的態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潑，「人們要盡可能沒有個性，沒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規蹈矩到了索然無味的程度才算是「進步」到家了，「黨性」到家了76。回憶錄作者章正邦從部隊轉業到四川省峨眉縣，他所工作的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多數是從部隊文工團轉業下來的，由於「在部隊實踐工作中都有體會，都變得持重」77，作者為避免被認為是「搞小集團」，從不和別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來往。在當時的社會上，就出現了一種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馴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憶到，他當時的領導也一再吿誡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孫悟空」。78在人們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藍、黃、黑三種顔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飾上稍有變化，就會遭來非議」79 80。而在「中蘇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識分子特別買了蘇聯在中國傾銷的「大花布」來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擁護中蘇友好」的政治立場。8°
五、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係
回憶錄的多數作者都提到他們的經濟收入在運動前後的變化，由於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來的工資就較低，當他們在成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後，他們的工資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發十幾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費，這也就涉及一個大問題，即工資收入和政治忠誠度的關係問題。
新國家是根據政治忠誠度來進行經濟利益的分配的，這在1957年後大致確定了下來。
建國後的政治分層造成一種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政治身份與經濟收入之間並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連帶關係。丨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資都很高，反右後，一些民主人士成為「右派」，他們的工資就被降了下來：
章伯均：原3級，1957後降為6級；
羅隆基：原4級，1957後降為9級；
章乃器：原4級，1957後降為10級；
龍雲：原2級，1957後降為6級； .
陳銘樞：原3級，1957後降為10級；
黃紹竑：原4級，1957後降為10級；
黃琪翔：原7級，1957後降為9級81。
1953-1957年，城市中的資本家、舊知識分子的中上層已被普遍梘為是「不純」分子，但他們的經濟狀況仍是比較優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層「不純」分子，如原國民黨低級軍政人員和中小學教師中的「不純」分子，他們的經濟狀況則相對較差。青海省有些小學教師工資低於工友82。江蘇省揚州中學老師的平均月工資是30元，江蘇省阜寧縣將1949年前畢業的小學老師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個月只有幾元工資。在徐州、鹽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師，因工資低缺少路費，幾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轉業到政府機關食堂當炊事員83。
在50年代社會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場就業方式已徹底改變，黨政機關、重要的文教單位、大型國有企業都建立了嚴格的人事審查制度，一些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繫的人員根本無法進入，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對集中在社會的一些底層行業或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行業謀生，這些行業計有：城市圖書出租行業：1955年，國務院通令整頓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書籍，有關部門對天津從事個體圖書出租的從業人員展開了調查，天津市共有740個圖書出租戶，其中出租小人書的674戶，出租文字書的66戶，後者擁有的舊書共5萬3千冊，而需清理淘汰的書籍共4萬冊。天津市該行業的「不純」分子共171人，佔該行業人數總數的24%。1955年，瀋陽市從業人員共有551戶，其中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佔從業人口的24%84。
城市人力板車運輸、騾馬運輸行業：1954年，南京市搬運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為前國民黨官兵，包括少校、連長、工兵85。
城市建築行業：據不完全統計，1953年廣州市建築工程系統700多幹部中，有反動會道門分子40人，國民黨員81人，三青團員23人。武漢市建築工程局980個幹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湖南省建築系統共有幹部1300餘人，但「階級異己」分子佔全部幹部總數的33%。鄭州市4300建築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86。
城市廢品收購行業和城市私人補習學校行業：這兩個行業也相對集中了較多的「不純分子」，50年代中期後，國家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全部國有化管理，私人補習學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員轉入小學擔任教師或勤雜人員，或轉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廠)等服務行業。
在這些集中「不純分子」較多的行業中，除建築部門的技術或重體力工種外，一般從業人員的收入都較低。新國家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分化敵對階級和「不純」分子，用金錢來剝奪城市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對底層「不純分子」，則輔之以經濟收入的限制。
84《內部參考》1955年，第2兄期，頁2%。
85《內部參考》1954年10月6日，.第226號，頁64。
86《內部參考》丨9«年4月23日，第92號，頁485486。
回憶錄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會統合中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工作，這也反映了當時的一個重要現象。為了貫徹落實「階級路線」，「純化」社會環境，新國家在50年代中期，將幾個大城市的「不純分子」遷往西北等邊遠地區。1952年，一些華東地區的「不純分子」被遷往新疆。當年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共有1161名學員被調往新疆，其中140多人為嚴重「不純分子」，這批人在一年後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機關不願接受。因為在這批人中90%以上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其中12人曾分別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次長、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參事、上海財政局副局長；有9人是省參議員和國民黨集團軍黨部書記等；還有37人是薦任科長87。1955年10月，北京市將「不純分子」628戶，共2696人遷往寧夏自治區各縣。在這批人中，真正的「階級敵人」只有15人，其餘是：「説書的」、「打花鼓的」；「舊職員」；「偽官吏及家屬」；「錢莊老闆」；「袁世凱的六姨太及孫輩」88。回憶錄的幾個作者，也因為出身問題，或自覺前往邊遠地區，或被發配到邊遠地區，相比於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邊遠地區和縣以下基層單位的生存和改造的環境更為艱苦和惡劣，尤以西北、西南地區為甚。
六、結論：50年代建立起新結構是超強結構
十五本回憶錄在對50年代社會狀況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較客觀的，基本情況彼此可以互相印照，雖然具體到每個人的情況的敍述，其準確性無從查證，但也可以判斷基本是真
87《內部參考》1953年4月22日，第91號，頁469。 88《內部參考》1955年10月15日，第2M期，頁70。
實的。這十五本回憶錄，不可能涉及到新國家在50年代進行社會統合的全貌，但是它們所涉及的地區比較廣泛，反映的情況卻有強烈的同質性，和相關的歷史資料也是能夠互相印證的，從而反映了當時社會統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徵。本文的結論是：
1. 推動50年代新國家進行社會統合的動力是政治運動，思想背景是「階級論」。以1953年為界=之前，在建國初進行了急風暴雨般的「鎮反」和「土改」運動，打擊對象集中在國民黨殘餘力量、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地主階級；之後，社會統合向縱深發展，波及面擴大，特別是「反胡風」和
「肅反」運動，以及「統購統銷」等經濟和社會領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後，新國家對社會的統合的力度大大加強和加速，通過城市中的「單位」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終建成了一個由國家掌控一切的超強的新體制。
2. 新國家的領導者為了快速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一直在謀求一種「最好的」治理中國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們有許多創造，建構了一種新意識形態敍述，中國傳統的思想及制度資源，革命年代的經驗與蘇聯因素融為一體，都被運用其中，被用來統合社會大眾的意識。他們也非常重視做動員、組織民眾的工作，使社會的組織化、軍事化程度不斷增強。
3. 構成了一種社會統合的「中國模式」，是對蘇聯經驗的改造和發展，尤其是通過政治運動加緊完成和不斷完善對社會成員的政治類別分類，建立起社會成員的階級身份識別體系，效果明顯，再和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貫通的新結構，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專政、革命意識形態鼓動和經濟利益的不斷分配，形成激勵和懲戒機制，從而很快實現了政治上的高度一體化。
4. 它的正面價值是中國的新國家、新制度的創立，使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改變了近代以來民氣衰落的局面，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展開，全社會的高度組織化，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
5. 但是也留下嚴重的後遺症，由於當時是處在冷戰大環境下，又是剛剛從戰爭年代過來，長期的對敵鬥爭，養成領導層強烈的敵情思維和戰爭思維，而糾錯機制長期缺位。一些基層單位的領導，盲目信仰和依賴階級身份識別體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較低，或存有濃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結，利用政治運動提供的機會，打擊報復，傷害無辜，使大批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統合的犧牲品，對個人而言是不幸，對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也是嚴重的損失。
6. 從歷史長時段的角度來審視，新中國在50年代進行的社會統合是革命黨從革命奪權向建立並鞏固新政權的過渡的一個階段性的現象，隨着新政權穩固性的不斷加強和新秩序的完全確立，50年代那種法治缺位，單純依靠革命意識形態和革命專政的嚴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它的負面作用也在逐漸擴大，並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勢必要被後來者以溫和政策加以逐步調整，1978年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和「三個代表」的提出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就意味着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的到來。
原載《領導者》2011年4月號。
本文的寫作利用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資料，謹致謝
意。原載《領導者》，總第17期，2007年8月。
國亞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最初是在網絡上發表的(作者的網名：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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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26。
同注26。
同注26。
高華丨歷史筆記| II
30《羅瑞卿同志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7月13日，江蘇省檔案館藏。
同注30。
32《周總理在1956年7月15日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江蘇省檔案館藏。
33《羅瑞卿同志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丨956年7月13日，江蔴省檔案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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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內部參考》1956年1月11日，第3期，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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