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所藏大陸20世紀50-60年代資料過眼錄1

2004年二至七月，我應邀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此前我雖多次去過台灣進行學術交流，但這次居留的時間最長，故而對台北所藏資料的情況有一些瞭解。和大陸的情況完全不同，台北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檔案館，台北所藏的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又和一般歷史資料不同，它是一種特殊性質的資料，1949年後，海峽兩岸長期軍事對峙，台灣對大陸50-60年代資料的搜集主要是用於「反攻大陸」的政治和軍事目的。在長達40多年的時間裏，這些資料在使用範圍上有着極嚴格的限制，隨着台灣社會在90年代後加速轉型，今天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已對公眾開放。

台北所藏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主要收藏於5個單位：「國史館」，「黨史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防部情報局」，以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80年改為「法務部調查局」）的「薈廬」，現分別敍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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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史館」1947年成立於南京，1957年在台灣復館， 是台灣最重要的檔案資料收藏單位。該館收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有台灣各重要軍情單位上報的有關大陸情勢的報吿及蔣氏的題簽、批示。1948年冬，淮海戰役失敗後，蔣介石已預感國民黨在大陸的江山不保，下令將有關他個人的重要函電，文件秘密轉移到台灣。1949年，蔣介石的這批資料轉移到台北遠郊大溪頭寮賓館，次年成立「大溪檔案室」，所以蔣氏資料又稱「大溪檔案」。1979年，「大溪檔案」被轉移到台北市陽明山的「陽明書屋」2。1995年2月，蔣氏資料由「國史館」接收，正式命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1998年，「國史館」出版《蔣中正總統檔案目錄》（籌筆)兩冊，起於1923年，止於1972年，橫跨蔣氏活動的大陸和台灣兩個歷史時期。所謂「籌筆」，就是蔣氏親筆手書的函電、文稿。「國史館」還收藏有一部分「外交部檔案」，位於北投的「外交部」檔案館已將一部分檔案移送「國史館」，其中有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台灣當局為對抗大陸影響，「聯絡友邦」，「拓展國際空間」的大量資料。

「黨史館」現隸屬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該館收有豐富的國民黨歷史文獻。1978年，由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主委秦孝儀擔綱，組成編委會，根據「國史館」和「陽明書屋」（「黨史會」的史料自南京運台後長期存放在台中附近的南投縣草屯鎮鄉間的「荔園」，20世紀70年代後期轉移到台北，和「大溪檔案」一起集中在陽明山的「中興賓館」，秦孝儀將「黨史會」的新址定為「陽明書屋」）等單位所藏檔案及其他重要資料，編成《「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共8卷12冊，時段截止到1949年。秦孝儀解釋之所以編到1949年，是因為「部分圖書，尚涉及國家機密，整齊次第，蓋仍有待」。時隔24年後，到2002年12月，由於「檔案資料多已開放，續編之條件初具」，加上蔣家後人蔣方智怡提供其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由「中正文教基金會」編出《「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九卷(1950年），2003年12月又編出第十卷(1951年），5上述兩卷所反映的都是蔣介石敗退到台灣後的活動，許多內容涉及到大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兩蔣時代是台灣研究大陸事務和國際問題的重要單位，早先隸屬於軍情系統，是該系統進行大陸事務研究和對外開展學術活動的掩護單位。「國關中心」的前身為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會」，下轄6個研究組，首任主任為國民黨前駐韓國「大使」邵毓麟，一年後由「蘇俄通」卜道明繼任。1955年，該會編印《問題與研究》月刊，1958年印行《匪情月報》，這兩份刊物在當時都是不公開的「機密刊物」。

1961年，蔣介石、蔣經國為判斷中蘇論戰的性質，同時有感於台灣缺少研究大陸問題的「匪情專家」，以及為了針對所謂「國際姑息主義」，經「教育部」批准，將「國際關係研究會」改名擴編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3 4同年10月，又將《問題與研究》公開發行。1966年1月，在該所成立「資料供應中心」，其宗旨是向美國的「中國研究」提供有關中共的歷史資料。

1967年2月，蔣介石召見「國關所」負責人吳俊才，指示成立「東亞研究所」，由政治大學與「國關所」合辦，以培養「研究國際共黨和大陸問題」的高級專門人才，郭華倫、曹伯一等曾任該所代所長和所長。1968年，政治大學東亞所開始招收第一屆碩士生。

「國關所」和政大「東亞所」各有分工，「國關所」主要從事研究，「東亞所」主要則從事教學和培養學生，但「國關所」的一些資深研究人員也在「東亞所」兼課，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國關所」研究人員中，有一些20-30年代的留俄生，這些人原先多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1949年後又來到台灣。以《中共史論》一書而聞名的郭華倫，原名「郭潛」，又叫「陳然」，曾參加過長征，在抗戰時期的中共東南局擔任過宣傳部長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1942年被捕叛變後成為國民黨特工。郭華倫去台灣後，曾任「國關中心」代主任、副主任等職。另一著名人士是鄭學稼，是俄國問題專家，曾長期被梘為是「托派」，其代表作有《第三國際興亡史》、《陳獨秀大傳》、《魯迅正傳》等，鄭學稼去台灣後，先在「政戰學校」教書，後被蔣經國安排在「國關中心」。

1975年，「國際關係研究所」易名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劃歸政治大學。在兩蔣時代，「國關中心」起着「智庫」的作用，如在蔣經國時代前後擔任過「陸委會主委」的張京育、邵玉銘，都曾做過「國關中心」的主任。20世紀90年代後，「國關中心」和「東亞所」的功能已發生重大轉變，1996年，「國關中心」完全併入政治大學的建制，已轉型成為一般的研究和教學單位，也和大陸學界開始進行學術交流。近年來東亞所開設的碩、博士課程有：馬克思主義、中共意識形態、中共政治體制、中國大陸經貿問題、中美與兩岸關係、中共外交、東北亞問題、國際關係理論、大躍進專題研究、「文革」專題研究等。近年來隨着政治大學教學研究機構的重新調整，國關中心原有的4個研究所約一百多研究人員，2004年夏被壓縮到30-40人，其他研究人員被分流到政大，台大的其他系所。

「國關中心」收藏的有關大陸20世紀50-60年代的資料已完全開放，大陸來訪學者可自由查閲，其收藏資料大致可分為四類：

(1) 1949年後大陸的公開出版物，包括報刊及經「國關中心」整理的大量的大陸報刊分類剪報、書籍以及經國民黨軍情系統翻印，再另加標題的大陸有關各類文件。這些資料在20世紀50-80年代對於一般的台灣學者，都是「機密」資料，根本無法接觸。「國關中心」的所在位置在當年也是特別選擇的，它位於距政大校園不遠的一個山坳裏，據説也是出於所謂安全方面的考慮。

(2) 台灣專業人員的有關論著，這些著述可分為兩類：一部分為「國關中心」出版物，例如：《中共的土地鬥爭》(1965)，《中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1969)等。從1961-1995年，「國關中心」共出版中文各類書籍共116種，從1965-1995年，用英文出版的書籍46種；另一類多為政大東亞所碩、博士論文，早期論文的題目涉及60-80年代大陸的政、經、軍事、文化等領域，例如：中蘇爭論研究，60年代文藝整風研究，劉少奇與「文革」，林彪事件研究，中共九大研究，中共十大研究等等。這些論著所用資料一部分為大陸資料，另一部分為台港資料。

(3) 所謂「中二組」和「中六組」資料。「中二組」、「中六組」指去台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這是兩蔣時代為「反攻

大陸」=在國民黨內專門設立的對大陸進行特務破壞活動5、 高層政策研究和情報單位。20世紀50年代初，蔣經國曾任「中六組」副主任，「中統」老牌特工陳建中任主任，實際上當時台灣的軍情單位統由蔣經國負責。這兩個單位都曾編印過一些公開和機密讀物。例如：1961年由「中二組」編印的「機密」資料《匪區來信中透露之大陸饑荒實況》；1967年由「中二組」和「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的《從大陸來信看共匪「文化大革命」暴行》等等。

(4)由台灣軍情系統收集的大陸資料和對大陸政經情勢的分析報吿。例如：1963年由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編印的《一年來大陸聽眾來信之發展》；1968年由「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編印的系列內部讀物《談談林彪這個人》，《談談朱德這個人》，《談談彭德懷這個人》，《談談劉伯承這個人》，《談談許世友這個人》等12本；1970年由「國防部戰地政務局」編印的《訪問大陸來台義胞徵詢戰地政務意見總結報吿》；1974年由「國防部情報局」編印，1975年改由《中共研究》雜誌社修訂再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98年由台灣「國防部軍務局」編印的《八二三台海戰役》等等。

「國防部情報局」是台灣主要的情治單位之一，專門針對中共和大陸，其前身為大陸時代戴笠的「軍統」，一些中共變節人員曾長期在此「服務」，例如：投降國民黨的原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蔡乾），20世紀30年代「托派」代表人物嚴靈峰(曾擔任「軍情局」副局長），原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員徐錫根，女作家丁玲的前夫、30年代初負責中共和共產國際電訊聯絡的馮達等。據聞，該局也成立有「大陸研究中心」，又稱「中國大陸問題資料研究中心」，曾掛靠在「國父紀念館」，王思誠曾擔任主任一職。該局曾長期抄錄蘇聯對華廣播，也曾編印過一些中共文件集。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前身為「中統」，其資料室又稱「薈廬」，目前已對台灣學者和其他國家的學者開放，6但仍不允許大陸學者查閲資料。長期擔任「薈廬」資料室主任的萬亞剛先生也是老牌「中統」，曾以「萬大紘」的筆名，將原「中統」頭目徐恩曾1953年撰寫的未刊回憶錄《我和共黨鬥爭的經歷》在台灣影印，限定在很小範圍內閲讀。萬亞剛還編過有關中共史料彙編三大冊，和《續編》兩冊。其人在20世紀70年代移居加拿大，再移民美國，80年代後多次回大陸觀光，曾受到廖承志、汪鋒、羅青長等的接見。

「薈廬」資料室最早起源於20世紀30年代「中統」在南京的總部——「瞻園」的「中統訓練股」的一個小圖書室，當時主要收藏被國民黨破獲的中共機關所得的秘密文件和書刊，但是這些材料並沒有受到國民黨的重視。抗戰爆發後，這些資料被轉運重慶，直到1943年才開箱整理，「其中不少已霉爛破損」。1945年後，這批材料又運回南京，「沒有多少損失」，但從南京轉運台灣時，正逢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之際，這批資料被「露天堆放在基隆碼頭上，任其風吹雨淋，達數月之久，損失多少無法估計」，直到1952年後才被移置台北郊外的新店附近的青潭，「調查局」專門為收藏這批材料建了房舍，命名為「薈廬」。7

一般認為，「薈廬」是台灣地區收藏有關中共歷史資料最豐富的單位。該處收有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70年代經過初步整理的大量的中共原始資料，涉及革命年代和建國後的兩個時期，種類繁多，但多為1949年前國共鬥爭的相關資料。這部分資料大多為原始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冷戰時期，吸引了許多西方學者前來查閲，並寫出了一批博士論文和論著。一些台灣學者也利用這些材料寫出反映早期中共歷史的論著，雖然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對研究若干歷史問題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在資料保密方面有十分完善的措施， 台灣方面很難得到大陸的內部資料和文獻，8只是在「文革」初期的混亂期間，大陸資料大量外流，台灣才得以收集和印行了一些中共中央文件和其他內部資料。

1967年1月31日，在大陸「文革」的高潮中，台灣的《匪情研究》出版。此時大陸「文革」進入到「全面奪權」的階段，該刊以較多的篇幅跟蹤大陸的「文革」的動態，不定期刊載他們所收集到的最新的大陸文件，例如：在1970年2月的第4卷第2期(總38期），發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的毛澤東的重要文章《論十大關係》。由於不時發佈大陸的一些文件資料和刊載大陸一些正被衝擊和遭打倒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的歷史傳記資料，該刊成為當時廣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觀察和研究大陸動態的重要刊物，「國關中心」也成為當時亞太地區研究中國「文革」和大陸事物的一個中心。

歷史上國共長期鬥爭，互為對手，彼此都有很深的瞭解， 1967年1月和7月，《匪情研究》先後發表對林彪和江青的歷史的評介文章，文章雖然在一些史實細節方面有不少錯誤，但是基本敍述還是可以和大陸在20世紀70年代後披露的資料互為印證。例如對林彪評介的一文，對林彪的軍事才能有較客觀的描述：「林彪的長處是善於運用戰術，創造戰術，作戰勇猛沉着，指揮果斷，作風實際，精於策劃，十分注重調查研究及發動戰爭之前的準備工作」。《剖視江青》一文則較準確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歷史，並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後，「她那崇尚尊貴尊榮，愛露鋒芒，快意恩仇，全盤個人本位主義的思想絲毫沒有獲得改造，她無時無地不在窺測名利，思圖插手黨政，攘功奪權，以滿足她個人的欲望」。文章預測，「毛澤東一旦去世」，「亦必帶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將被「予以總的清算」，此段預言也被十年後的歷史所證明。

然而，在那個年代，台灣對大陸20世紀50-60年代歷史的高水平的研究總體説來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識形態把新中國的歷史發展給予極簡化和平面化的解讀，而資料的缺乏和對大陸語境的嚴重隔膜導致不能對變化中的大陸發展的情況作出客觀研究。1967年7月，大陸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級黨組織已完全被衝垮，《匪情研究》第7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藝整風》，專論1967年5月江青、陳伯達等組織的對周揚的大批判，作者對當時大陸發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這個現象，只能套用中

共歷史上的一個常用詞語「整風」，但是使用「整風」的概念來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顯然是不確切的，因為「整風」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黨組織的領導，而當時各級黨組織已全面癱瘓。

台灣在冷戰年代對大陸20世紀50年代後的歷史研究，是在極為封閉的環境下進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與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學術交流，從而影響了研究水平。60一70年代的「國關中心」和東亞所的幾個教授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蘇俄史、中共早期歷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陸50-60年代的歷史，就比較隔膜，尤其容易產生望文生義的錯誤，由他們指導的一些碩士和博士論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實錯誤。甚至和中共軍隊打了20多年仗的國民黨軍方，對其對手的瞭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灣軍方內部印行的《談談林彪這個人》一書，雖然對林彪在建國前的歷史和性格特徵等方面的敍述，還是比較準確的，但一涉及到建國後的內容，就出現了嚴重的錯誤，書中竟然稱林彪曾率志願軍入朝作戰，在進攻漢城時，「再度負傷」，「因腰部傷勢嚴重……又轉送莫斯科治療」云云9。權威研究機構對大陸50-60年代的歷史尚有嚴重的研判錯誤，社會上的一些讀物和電影中的錯誤就更多。1980年代中期，台灣拍攝的一部反映「文革」的電影《皇天后土》，雖獲「金馬獎」，還被當時的島內輿論評價為「史詩」，但是作者缺少有關大陸和「文革」的起碼的知識，這部電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像世界中的產物，與真實的「文革」無涉。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學界的相關研究已擺脱了過去的意識形態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實現了從內容到刊名的轉型，《匪情研究》繼1969年改名為《中共研究》後，80年代再易名為《中國大陸研究》，原《共黨問題研究》更易名為《展望與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灣大學政治系主辦的《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側重介紹台灣各院校對大陸研究的動態，最近創刊、由台灣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兩岸發展史研究》則側重於從歷史學的角度刊載相關研究論文。目前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學東亞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學者和研究生在從事「50-60年代歷史」的研究，儘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語境理解、歷史背景掌握、資料收集及釋讀等方面的缺陷，但在總體水平上已較過去有長足的進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得到大陸同行學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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