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間的當代史書寫10

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在中國大陸，「書寫」和「民間」 都是「新詞」，與「書寫」有關的「民間」之出現，還應是90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間語文」，後有徐曉等編輯的「民間書信」，那算是「民間」二字在書寫領域浮現了。

再有就是「書寫」一詞，現在這是一個平淡的詞，過去叫「寫作」。「文革」前的「寫作組」，是很神聖的，最有權威性的，應是釣魚台的反修寫作組。還有就是毛發動「文革」的推動力量：上海丁香花園的市委寫作組。「文革」起來後，中央「文革」組織起對劉少奇「黑六論」的「大批判組」，各省也都有屬於當地省革委會領導的「大批判組」，都能呼風喚雨。那時參加者，被稱作「筆桿子」和「秀才」，雖然也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文學僕從」，但是他們多數的自我感覺還是很好的。中央級「秀才」中最顯赫的，如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員了，甚至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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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歷史的寫作，就是史官壟斷，其原則就是「成王敗寇」，野史筆記是不入流的，寫史是神聖的事，所謂「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為。官史寫作，一是自我論證合法性=再有就是強調歷史的教化功能，當然也有司馬

遷等良史=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廢」。

三方面互為聯繫，也互為矛盾，最重要的還是自我論證， 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沒什麼關係，説來説去，什麼資治啊，都是叫統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興起，90年代中後期，特別是進入21 世紀後，電腦和打印機普及化，個人博客興起，現在書寫進入尋常百姓家，早先神聖化的寫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間」一與「廟堂」對應，二與「學院體制」對應。與「廟堂」對應的民間，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與「學院體制」的對應，則複雜一些。近代以來，政治社會對人們的束縛逐步鬆懈，私人寫作、出版方興未艾，私人撰述歷史與學院修史沒有明確界限，評價體系也是單一的。出現大變化是在新中國建國後，書寫國家化，歷史著述更是被視為是一種國家行為，有關社稷安危，被完全納入國家指定的軌道，也就沒有任何私人化的歷史書寫了。

1949年後，出現另一種歷史書寫，那就是大規模的個人自傳的書寫，只是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書寫：

1. 它是用於領導審查幹部或個人之用；

2. 它不會公眾化，不進入公眾閲讀領域。

前幾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檢討書》等都有這方面的內容。

久而久之，形成一種認識定勢：歷史是官家所寫，這特別體現在一些大項目的通史和斷代史的寫作上。歷史也可由個人所寫，但要體現官家的意志。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了歷史讀物的一個生產、出版、推廣、評價的系統化的體系，再加上官辦的史學會和省社聯一類的機構，有幾個大佬分兵把守，項目之獲得、評獎，都與作者的利益掛鈎，形成一條產業鏈。這就是近六十年來，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書寫的大致情況。遺憾的是，許多被評獎的官史的學術價值很低，還是余英時先生説得對：「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過時間的測驗，轟動一時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民間書寫的興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錯案，1981年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文革」後讀書界對「假大空」的厭惡；對外開放，域外讀物的引進而帶來的刺激；社會空間的擴大、市場化，都是對長達幾十年的一元體制下的國家化歷史寫作的反彈。

然而，社會上對民間的歷史書寫是不是歷史，是有疑問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還是要問，歷史是什麼？我們説，歷史是過去的事實；歷史也是歷史學家的作品。克羅齊認為，人們通常認定的歷史中有一部分並非是真正的歷史。和其他人往往強調歷史事實不同，克氏認為只有被表述的歷史才可能是歷史。為什麼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這必定有選擇，換言之，即如葛健雄所説，「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歷史，都有其主觀性」他説：「歷史不僅是指過去的事實的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

説到民間的書寫，這裏的情況千差萬別，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為回憶性的作品，主觀性強，當然沒有大量的注釋，也不符合學術規範。

第二，歷史由誰來寫？學院內的人可以寫，民間的人能否寫？而且學院內的人是否就能一定要以官家意志來寫？何為「民間」？是不是學院之外的，都是民間？以我看，區分官史和民間的歷史，就是看有無民間的梘角和民間的價值取向：

I.官史都是從執政者的角度，是運用宏大話語來闡述歷

史規律，在這種角度下，人民是附帶和附屬的，不是被觀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間的取向就是跳出這個框框，去「自我論證化」，但還是繼承「鑒往知來」的中國優秀的良史傳統，

2. 官史談現代有避諱，需遮蔽，談古代好得多，因為和現實的關聯性較少，民間不避這個忌諱。即如唐德剛現生所言：誰説歷史學家不能對現實説話！我是歷史學家，我知道過去是怎麼回事，我當然可以對現實發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對，對不對需要時間來檢驗……在我看來，歷史不是一條直線，而是彎彎曲曲、有上有下，許多歷史，恐怕還要等到相當長一段時間才能評斷。11

3. 官史論人看地位，分等級；民間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層，也是多重面，沒有神聖的大人物，也沒有神聖的勞動人民。最近我看一本書，張勝寫他的父親張愛萍的書，《從戰場中走來：兩代人的對話》，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有民間的取向。該書去領袖神化和聖化。丨958年，領袖穿泳衣召見張愛萍談粟裕問題，張愛萍回家對其妻表不滿，這是非常罕見的。

以上是舉其要者。從這個角度看，官史堅持國家化的歷史寫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幾個月我在看電視劇《浴血堅持》，拍得很不錯，對項英的描繪有很大的突破，對陳毅的描述也較真實，但還是有一些敗筆。例如：幾次讓陳毅説他想念毛澤東同志，又説項英也懷念毛，這些都是無中生有，中央到陝北後自顧不暇，一直沒去聯繫項英、陳毅。當然這是影視作品，可以藝術加工，但也不能太離譜。所以，國家化的歷史敍述就是這樣的了，你不能指望它怎麼樣，我只是希望在國家化的敍述之外，還有民間歷史這一塊，我曾在幾年前參加過福建師大歷史系一博士生的答辯，他的論文題目就是談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恢復和整理，並對之有較高的評價，這是一份很嚴肅的研究，可以和國家化敍述對照起來看。

我認為，學歷史、讀歷史，記住余英時先生的一段話是很重要的。他説：學歷史的好處不是光看歷史教訓，歷史教訓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錯誤，到後面還是繼續。因為人性就是大權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難以捨棄，權力和利益的關口，有人過得去，也有人過不去。所以我認為讀歷史的最大好處是使我們懂得人性。12近三十年的民間書寫有幾類：

第一類：重點敍述文革期間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例如：馮驥才的《100人的十年》（1986)，余習廣：《位卑未敢忘憂國：文革上書集》等。現在看，80年代在執政者、知識界和民眾之間，有一種共識，這就是記取歷史上的極左教訓，防止悲劇重演。因此，有關討論「文革」歷史的作品較多。90年代後，這類出版物載數量上大大減少。在赫魯曉夫十年執政期間（1954-1964)，前蘇聯出現了一批「反思文學」，勃列日涅夫即位後很快銷聲匿跡，在中國也不知從何時起，「文革」敍事已被視為是不合時宜。前幾年上海的《收穫》雜誌闢出專攔，從文學角度刊登有關「文革」的回憶與研究文章，記錄了我們民族不應忘卻的那段歷史，現成

書為《親歷歷史》，其執着和真誠令人感動。《親歷歷史》 是《收穫》雜誌同名專攔的結集，收有張賢亮、楊憲益、藍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憶，其中最為珍貴的，卻是葉兆言、費振鐘、萬方、嚴平這四位的述説。因為「文革」開始時，他們最大的才十三歲，最小的還不到九歲。「那個年代」中的少年兒童及「文革」對少年兒童的影響，以前確實少有提及。他們的回憶説明了階級鬥爭教育對青少年兒童成長的嚴重影響。

二章的作品——章立凡主編的《記憶：往事未付紅塵》和章詒和着的《往事並不如煙》等系列作品，這兩本書既可歸於文學書，但在我，卻是把它們作為歷史來讀的，我把它們看作民間的歷史，去官方化是這兩本書的共同特色。當然，可歸於民間修史範疇的圖書還有很多，但能夠達到這兩本書水平和境界的並不多。

章詒和一再強調此書的真實：「曾經，最珍貴和最難得的個人活動，便是回憶。因為它是比日記或書信更加穩妥的保存社會真實的辦法」。沒有經歷那場運動的人，對這句話可能不會有刻骨銘心的認同感。1957年那場運動的殘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像，被打成階下囚和下放的人的數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種謀略和卑鄙手段在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來，簡直是荒唐透頂。但在當時，這些無法想像的手段卻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為。和《往事並不如煙》一樣，《記憶：往事未付紅塵》也從民間的眼光出發，強調歷史的真實還原，強調真實地反映當年的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人的悲慘遭遇。

第二類：一些研究性讀物

例如：謝泳的部分作品。王學泰：《發現另一個中國——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等。楊天石的《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以美國胡佛研究院最新解密的蔣介石日記為基礎，揭示了蔣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發展，和其不為人知的內心世界；剖析了近代中國的許多政治內幕。是作者研究蔣介石20年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為知名的蔣介石研究專家，卻不抱殘守缺，以七十多高齡遠赴美國，兩度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抄錄剛開禁的蔣介石日記，以高度的學術熱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態度，重新勾畫了蔣氏大陸時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原委，逐步接近了一個真實的蔣介石，該書對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有重要意義。

胡文輝的《陳寅恪詩箋釋》，其背景是1983-1985年， 余英時教授在海外發表文章，認為陳寅恪晚年詩文裏存在着一套「暗碼」系統(即借助詩的古典與今典，表達詩人的心曲），此論一出，堪稱石破天驚。不過，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余英時的解説雖有蓽路藍縷之功，但他解讀的只是陳寅恪晚年的部分詩作。胡文輝的這部著作，解讀陳詩一句不遺，旁征之博，考訂之精，令人歎為觀止。陳寅恪身處二十世紀的革命、內亂、外敵入侵的大變局中，目睹傳統文化與道德之花果飄零，更在上世紀中葉開始的空前一體化的舉國體制下，憂國感時，將其私語訴説投放在詩稿中，「以詩證史」。數十年後，作者將其「密碼」破譯出來，使我們得以瞭解這位文化泰山的心跡和他的筆下的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吳宓日記》，收集的是吳先生建國後詳細的私人日記，

對瞭解50-70年代歷此政治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第三類：自印本

一些前右派和知識分子的作品。這類讀物數量較大，前右派長期生活在底層，對社會和體制的缺失和弊端有深度體會和觀察，又有一定的寫作能力，一般反思力度都較強，例如：趙文滔的《傷害》等等。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在海外寫的回憶錄，其中劉光華《烈日之下》，就很有價值，作者是南京工學院建築系教授，該書全面展現了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學院(前身為中央大學，現今為東南大學)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及其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影響，此書是留美華人歷史學會印刷的文本。

另一些是前高幹某些不符主旋律的作品，例如：粟裕夫人楚青的《慰英靈》，高崗前秘書趙家梁的自傳，河南省省委書記處書記文敏生的自傳等。

第四類：在境外出版的不符官方宣傳口徑的前文革或高幹讀物

這些出版物數量頗大，水平參差不齊，在大陸較為嚴格的出版環境下，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例如：在境外出版的「文革」人物的讀物，計有：王力、陳伯、徐景賢、聶元梓、金敬邁、《朝霞》主編陳翼德的《生逢其時》、吳法憲回憶錄等，博古侄兒秦福銓的回憶錄，趙家梁的《半截墓碑的故事——高崗在北京》，鄧力群的《十二個春秋》等。還有前改革派的讀物，這類讀物多有民間取向：宗風鳴，胡耀邦年譜、李鋭、李昌、馮蘭瑞等。再有一些是歷史類的著

作：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記事》等。

網絡中的一些讀物，包括個人博客，使得書寫進入平民百姓。

我看過的，有內容的，比較有內容的歷史類的個人博客有：

1. 方子奮的博客，「狗日的檔案」，「方園里六號的冤

魂」。

2. 蕭一湘的博客，作者是湖南常寧人，80多歲，談建國後該縣歷年政治運動。

3. 《釋證紀歷》，所收都是「文革」名詞解釋，刊於「凱迪中途島」。

4. 《我的階級鬥爭的第一課》，説的是「文革」前西寧市中學中存在的嚴重的出身歧視，反映的是當時全國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初中第一節課，老師叫每個同學報家庭出身，令作者屈辱、憤懣，更令他感受到政治的殘酷無情。

説的是作者的一個同學，「文革」大亂的時候，校長室的文件扔的到處都是，他拾到一些紙片，其中一份就是《北京小學教職員工情況》，説的就是作者的母親，當時作者所在的北京一家中學在「文革」前對老師搞的政治類別的排隊。原來在44年以前，每個人就是這樣要被基層黨組織：五名「支委」——三個不太老的老太太和兩個不太老的老頭，在會議上逐一仔細排隊。該校總共有54個「群眾」，31個都有「問題」。只是1963年的那五個支委，沒有一個逃過了1966年坐「噴氣式」被鬥爭，鬥他們的大多不是他們認真分析過認為有各類嫌疑的人，而是從這個「黑名單」上漏網的黨團員和群眾。

還有一些網上發表的個人長篇回憶錄，例如：丁人卜編著《難忘的歲月一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跡》，包含了豐富的史料。《一個鄉村教師的人生回憶》，作者安壽，發表在「貓眼看人」，2007年4月發表，我是7月初看到的，説的是上海青浦縣一位鄉村教師的普通的一生，其中寫到反右和大躍進對作者一生的深刻影響，很樸實感人。此正印證了某位哲人的話：「人人都是他自身的歷史學家」。

另有兩個綜合性的，與民間回憶相關的網站，也受到讀者的歡迎和重視：

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的《民間歷史

網》；

2. 加拿大陶世龍主辦的：《五柳村》。

有兩份個人主持的網絡電子刊物，在記錄歷史方面也做出很大的貢獻：

1. 《往事》。2004年由原中宣部幹部鄭仲兵創辦，作者1939年生於福建長樂市。1963年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革」中兩次入獄，1978年平反，後調中宣部理論局工作。《往事》不定期，已有70多期，主要為回憶和專題研究文章。

2. 《記憶》，2008年，9月13日創刊，綜合性電子刊物，由吳迪、何蜀主編，已出26期。主要刊登「文革」回憶和研究資料。

由此可見，互聯網拉近了學院研究與民間的距離，促進了學院與民間的交融。民間對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興趣一直較高，這可能和所處的時代有關，凡是與當代現實有某種關聯性的歷史，都會引起社會的興趣。一些網站闢歷史專欄，

也設立個人專欄，如「天益網」等，也受到讀者的歡迎。

湯因比(A.J. Toynbee, 1889-1975)説：「歷史學家必須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任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敍述故事的權力。」歷史保存，歷史真相不是不可還原的，至少是部分還原。民間書寫的興起體現了普通人的價值得到尊重，是人性的彰顯。民間敍述的興起也受惠於印刷術的改進和互聯網、個人電腦的普及，但是對於研究者，在使用這類資料時還應詳加考辯，與其他材料互相印證，以求更準確地反映歷史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