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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生談幾本史學名著13
談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
此書由何高潮翻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農村革命問題，80年代在武漢學習，後去國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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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後期鄒讜在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當時是全國高校政治學教師的進修基地，把鄒讜先生的看法很快傳播了開來，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義」的概念。其實「全能主義」概念和「極權主義」概念在英文是一樣的，只是鄒讜考慮到當時大陸的語境而使用了「全能主義」，從而拉開了一個口子，使這個原先禁忌的問題可以談了。「集權主義」的概念在改革開放後偶爾出現，「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在80年代用過。在鄒讜説了此概念之後，中國學者就運用此概念談「國家與社會」。90年代初，「市民社會」概念復蘇，大凡重要理論或概念的出現都與時局變化有關。「市民社會」概念進入中國時分成兩塊討論區，一為鄧正來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另一為《天津社會科學》。
鄒讜是國民黨原老鄒魯的兒子，居正的孫女居蜜曾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的負責人。謝持的孫子謝幼田對「西山會議派」有研究，寫了《謝持年譜》，是研究「西山會議派」必看之書。
中國革命的解釋原來是有巨大覆蓋面的解釋，鄒讜的新解
釋與此是有交匯的，原來的解釋是共產國際、列寧、民族與殖民地綱領給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幫忙其中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上，為中共提供了理論的基本框架和論説體系。20年代共產國際有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列寧吸取了專家的意見，比如印度的羅易。1937年以後，毛的幾篇文章建構了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解釋框架，毛澤東在此前基礎上發展。他的解釋大致能説明問題，所以説中共傳統的解釋覆蓋面很大。
孫中山和蔣中正的解釋與毛澤東的解釋有共通之處。孫中山的重點在滿漢對立，滿人對漢人長期欺壓，對中國文化壓制，使中國的立國精神喪失，這與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匯。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裏做學問的，他們感時而發，唐君毅有強烈的歷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後安葬在台北，他説台灣是中華文化最後的乾淨地。
孫、蔣説中國是「次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 差不多。1927年以前國共的理論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題並不突出。1927年以前為「國民革命」，與以後的「工農革命」有重大區別。1927年後中共階級意識出現了，1935年後「中國」概念也突出了。
中國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為國民黨，中共在毛澤東掌權後開始中國化，毛澤東對中共的精神氣質有重大改變，此前中共的國際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題是建立民族獨立國家，背景乃東西洋對中國全面的侵略，如果沒有他們打進來，中國則處於改朝換代的循環中，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國變化。
毛澤東和蔣中正對歷史的解釋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後），毛對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參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國舊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紀中國第一個10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時期。要讀20世紀中國第一個10年的歷史，中國在發生巨變。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為何失敗了？革命往往產生於改革時，改革是危險的，不改是安全的。金正日為了自己的家族而不改革。
鄒讜的新敍述的「新」在於突出了外部因素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影響問題。國共都淡化了這個問題。對國民革命和工農革命以及後來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為2 0世紀中國的政治集團提供了強有力的治國新模式，國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寧主義上、下端，上端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下端是黨治、黨軍。國民黨只要階級調和，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病態的反映。日本沒有提供整體性東西，而蘇聯提供了很多。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持續的，從20年代到70年代。大陸敍述肯定了蘇聯對中國的幫助：（1)蘇聯在大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幫助。（2)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共的幫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為當時在黨內是留蘇派掌權。（3)40年代後期對中共的幫助。（4)建國後對中國的幫助。
60年代對蘇敍述開始大變(1960-1970)，對於蘇聯的幫助一般只提列寧，斯大林對中國的幫助一筆代過。敍述有矛盾之處，一方面，指責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焚屍揚灰；但又批評斯大林對中國的霸權主義。
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有持續性的影響，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吿對毛澤東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響。1957年把批評斯大林大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打成反蘇、反共分子。毛澤東自己可以批評斯大林，但不允許群眾對斯大林有任何批評。陸定一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他跟在毛澤東後面批評斯大林，結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I960-1970年代的敍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國主義和斯大林對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澤東和斯大林的交往別人是不能插手的，毛與斯討價還價。表面看起來毛更高明，但中國還是吃了斯大林許多悶虧。
中國在外蒙古問題上對斯大林有批評。1924年中蘇簽訂了《中國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可見北洋政府是有原則的，中國領土在北洋政府時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土是以後的事。
1949年後中國制度架構一半來自蘇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蘇聯發來唁電稱毛澤東為「同志」。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到極點，但雙方還是互稱同志，這是很矛盾的。（歷史應該清晰去描繪，但這很難，很多事錯綜複雜）。
1979年後北京大學出現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專業(後轉型為國際政治專業），很多學科隨時代而變遷。由於各方的檔案不開放，研究處於瀕死的狀態。1985年前中蘇關係也不好，看不到蘇聯的材料。90年代情況變了，蘇聯解體，檔案開放了。但普京上台後要重振蘇聯時代的大國雄風，檔案又不開放了。鄒讜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共的影響是正確的。他有生之年雖然沒有看到蘇聯解密後的材料，但他的論斷很準確。
關於曰本對中國的影響14
中國近代化向日本學習，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紀末開始中國向日本派大量留學生。社會主義思潮向中國的傳播也是通過日本。日本侵華破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此國民黨提得很多。鄒讜強調偶然事件對歷史的重大影響，這也是對的。他認為日本的入侵救了紅軍。紅軍會師陝北不算長征的勝利，對於前景大家心裏都沒有底。情況很危急，共產國際來了指示，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毛打出抗日旗號，這樣才名正言順。到1936年下半年，情況大為好轉，又發生了「雙十二」事變，國軍停止剿共，紅軍才算勝利。日本對國民黨、共產黨正反兩面的作用太大。蔣中正將精鋭的部隊全部用在淞滬一戰，70萬人損失殆盡。而毛澤東則是繞道敵人後方去，發動群眾。毛蔣的思維不同。蔣中正認為自己是大國元首，要有責任和義務。
鄒讜的缺點在於他對知識分子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體會不深，他的人文感覺稍有欠缺，這是一個不小的缺陷。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和知識分子有重大關係。參加革命的是兩類人：知識分子和農民。毛澤東稱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知識分子打不過農民？因為國軍將領的拼勁不大。（看書要看他的優點，但也要看其不足。）
鄒讜對延安時期的敍述有偏差。他認為，在毛澤東、劉少奇領導下，溫和理想的黨內鬥爭模式建立起來了。（1)鬥爭大會開得少。（2)失敗者不被處死。如果説理性是對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上，鄒讜的這個觀點能夠成立，但「溫和」肯定不能成立。鄒讜説鬥爭大會開得少是錯的。在延安時期鬥爭大會是很常見的。研究「鬥爭大會」是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啟發。鬥爭大會的模式在江西時期開始建立，在延安時期經常開。鄒讜説失敗者不被處死是對的，但問題是這種模式也不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1921年後黨內鬥爭失敗者都不會被殺死。蘇聯有這個殺死失敗者的情況。毛澤東吸取了江西時期的經驗，他主政後，一般不處死黨內鬥爭失敗者，但會長期監禁他們。
關於美國對中國的影響
(1) 精神、思想上的影響。三民主義一定程度吸收了美國價值觀，林肯的東西影響力更大。
(2) 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養了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短快，回來幹革命、做生意。中國沒有產生「留日派」，但有「留蘇派」、「留美派」，留美生橫跨自然、社會科學領域，尤以自然科學為重。1949年後有從美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從事軍工業。而台灣一直受美國影響。
(3) 美國在某種程度也干預中國政治，但與日本、俄國是不一樣的。日本從甲午戰爭至1945年一直干預中國的政治(比如支持孫中山、幫助康梁、支持制約蔣介石的力量、北洋時代政府更迭的背後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國為階段性的干預。1927年後國民政府有親美色彩。美國的干預主要在抗戰後特別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在1941年後支持國民黨民主派，對蔣介石獨裁進行制約。美國既支持蔣，又對蔣的專制有抵制。美對國共關係也強力干預。1949年美國對台灣有巨大影響。美國從戰略出發必須支持蔣介石。1949年後美國在大陸的影響被全面掃蕩。美國的影響只存在於表面，在制度架構上沒有在中國留下任何東西。今天台灣制度架構中已融入了美國因素，比美國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選總統。
鄒讜的貢獻在於分析了19世紀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後遺症的問題。19世紀西方進入後，中國社會崩解(軍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導致了要求重組社會的新力量的出現，北洋是新舊捆綁的過渡性政權。國共乃重組社會的重大力量。
20世紀重組社會的方式
新社會力量要重建國家，方式乃是社會革命。國共社會革命綱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要求。（十分吊詭，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 追求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蘇聯無民族概念、無地域概念。（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祖國乃地主資產階級國家），國民黨駡他們，因為國民黨有民族主義色彩。
(2) 都提出社會公正問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談到社會公正。
(3) 提出社會解放(禁煙、反對裹小腳等）。
以上三點國共都具備的，社會革命綱領順應時代要求。革命不是幾個人就能策動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問題，關鍵是有革命的條件了(西洋和東洋對中國的侵害，中國人的痛感）。蔣介石認為中共革命背後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實這是不對的。不是幾個人就能煽動起革命的，20世紀中國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國共革命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有很大的後遺症。國民黨進行的是有限革命，國民黨的革命是政治層面上的革命，政權一到手則革命就吿一段落。國民黨的革命後遺症小，因為革命是有限的，未進入精神革命領域。共產黨進行的是無限革命，革命的後遺症大。國民黨是同鄉、同學、利害關係和信仰關係的結合。1928年後蔣介石開始建構國民黨的理論，但馬馬虎虎，搞「黨義」的，被人稱為是買狗皮膏藥。國民黨黨部的工資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腦袋往政府部門跑。國民黨的性格太中國了，只是鍍了一層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稱兄道弟，而共產黨是不來這一套的，叫一聲「同志」，就把所有親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傳統倫理聯繫切斷，只認共同信仰的人是親人。
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進入社會、生活、個人、精神價值觀的層次。「文革」是「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現在看來革命不能進入最後領域。人為的大力推動到最後層面是有問題的，限制了社會、個人自由。馬克思説要建立自由聯合體。中共建立了巨大的、無所不在的國家，國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間、資源。列寧稱此為「兵營式的社會主義」（現在只有朝鮮才是這樣的模式）。
國民黨理論來源
國民黨理論來源有三：
(1) 中國傳統文化。
(2) 蘇俄一黨專政的黨治國家概念。
(3) 西方自由主義思想。
以上三點對國民黨以後的行為有巨大影響。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內和社會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進
入憲政。丨936年通過《五五憲草》。1950年國民黨去台灣後才實現國民黨對社會的全面滲透，1987年蔣經國去世前才發生變化。
國共是對近代中國問題的回應。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個對社會中下層的人士產生影響的黨，代表近代工商業階級的興起。國共都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但路徑不一樣。中共重點面向社會底層，主張激進快速的社會改造。1927年不是這樣，當時中共階級特徵不是很明顯，1927年國共分家後才顯現階級特徵。國民黨則重視中間階層。1927年後國民黨放棄對社會底層大規模的社會改造活動。江寧曾為國民黨縣一級改革的模範縣。但改革不激進。
1934-1937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社會恢復工作是一個研究問題，當時的「恢復」是階級調和而非現在大陸宣傳的「反攻倒算」。這是江西一博士建立在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當時蘇區人口大量跑到白區去，因為中共在紅區搞極左經濟、政治政策。中共以革命專政搞社會改造，包括對本階級群眾。
談許倬雲《從歷史看組織》
80年代開始「中共組織史」的寫作(李鋭的建議），各級黨委組織部門有專門的常設機構負責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價值很高。中組部收集的最全。研究近代史要會用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收藏的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收的也不少。
許倬雲乃大師級學者，國內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國華文的《知識分子》雜誌介紹的。雜誌裏選了一些一流華人學者的文章，許倬雲在上面發表文章談軸心時代，他把中外歷史打通，將中外歷史作比較研究，確實談中國史應該放在世界歷史大背景下談，過去國內是將兩者完全分隔開來研究的。
許倬雲先生看書多，感悟強。他將人和組織結合起來談， 他説，一個傑出人物需要有幾個重要的條件：
1. 知識，這可以通過學習得到；
2. 見識，這也可以在經驗中培養，要胸襟開闊；
3. 膽識，這個不太容易，碰到問題要當即立斷，與人的性格有關。前提是要具備前兩者，而且還要有使命感。
而做一個領袖，則需要：
1. 目光遠大(毛澤東肯定有，鄧小平也有，曾國藩也有）；
2. 堅毅果斷(堅強的意志力，認定了就非常執着，紅八軍軍團長周昆在中途放棄，就是意志力薄弱）；
3. 胸襟開闊，這是成大器者所必須的；
4. 公忠體國；
3 2006年10月30日
5. 能開一代之風氣；
6. 能帶動一批人成為自己的追随者。
下面談一談中共革命組織形態的來源問題：
1. 來自於蘇聯，列寧主義黨提供了組織制度。一元化、同心圓結構適應中國人組織意識的嚴重缺失。50年代後中國人對組織的依賴，高度計劃經濟下，每個人都有組織。組織控制了一切資源外，個人離開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還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為人要有歸宿感。1949年，毛澤東就提出要將全國人民安排到各個組織中。中國革命之「新」在於有了現代組織。
2. 中國的傳統(20年代片斷性而非全面進入黨）。
3. 毛澤東的獨創(總學委、「文革」小組等），現在還沒有文章專門來談這個問題。
列寧主義黨可以領導軍隊。博古二十幾歲領導軍隊，得到李德和周恩來的輔助。博古在黨內有權威，博古會斷、周恩來謀多，周會綜合個各人觀點，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歷代農民起義造反的傳統，就在於有「黨」的組織。毛澤東一身兼黨、軍兩職。
地方首長兼軍區政委。60年代初後，社會潮流尚軍，以軍為榮。
建國後周恩來掌政務院，政務院有黨組幹事會，周恩來是黨組書記，政務院各部都聽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內。按不成文規則，公安部應歸一號人物控制，所以毛澤東對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氣。1953年毛澤東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全部直接送給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權力太大時皇帝就要依靠內朝了。近代中國也是這樣，所以研究近代史必須瞭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書記處是黨最重要的機構而非國務院。蘇共中央書記處管意識形態和幹部的任免和升遷。劉少奇組織政治局會議，落實在書記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業務部門，要聽書記處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權力很大。
黨管業務，這也是學蘇聯。1956-1966北京市委有大學部，工交部等。政府每個機構都由黨委管。
組織與制度(經過一個階段就要重新調整）：（1)因事設置。 (2)因人設置(只是給你一個位置），張聞天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在東北時受政治局委員高崗的節制。
許倬雲的結論：（1)制度由人來建，制度中有人。（2>組織也會老化、渙散。組織內部會因各種變數轉變而產生張力，要借力轉力，開創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誤用張力走向
失敗。
唐德剛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傳統的，也就是不太運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據若干史料，以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是非觀、價值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原素），結合他個人的感悟，發表看法。由於唐德剛生於戰亂的20世紀中國，又長期居住美國，在美期間曾為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民國要人撰寫回憶錄，和胡適也有較多的接觸，故對歷史幃幕後的政治、社會等各種複雜因素有具體的體察，加之他和台灣知識界，一些政界人物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多年來又經常游走於海峽兩岸，故而他對歷史的看法有比較開闊的視野，同時滲透他個人強烈的主觀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實陳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點在議論，而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處。他的文筆非常流暢，但也有一些戲譃之氣。唐德剛不能算是學院派，一是他的作品嚴謹性欠缺，二是他沒進入美國主流漢學界，只是在一般大學教書。儘管如此，我以為他仍可稱為傑出的史學家，雖然唐的考據功夫不強，有些作品在具體時間、地點、數位上有錯誤。
余英時、許倬雲、杜維明、張灝、林毓生等肯定是學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兩岸三地的讀者一定比前幾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學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輕後生難望其項背，這就是他具有史學家最重要的特點：史識，即洞察歷史的眼光。唐德剛的強項不在史料。例如：他總結毛的三十年，能一字點破天機，就用一個詞就概括之：專政。這起碼是1949-1979年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徵。為什麼他沒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在他看來，那不是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徵。而「專政」是一個客觀詞，任你怎麼想都可以，留了一個空間給讀者。另有一點我也很欣賞，唐是「民眾本位論」者。這點也不是很多史學研究者能做到的，許多史學研究者是「國家，民族，領袖三位一體論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為唐的代表作是有三本：
1. 《晚清七十年》
2. 《毛澤東專政史末》
3. 《袁氏當國》
這幾本書能夠稱上是著作。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有《歷史與意志》、《洪
業》、《中國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學」的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的學者。地方史研究是現在的熱點，上海影響太大，對上海歷史的研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趨向。我剛從德國會來，發現德國《德意志報》每天都有上海的新聞。通過研究地方而回答大問題，不能拘泥於一個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論，沒有那麼多理論。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他書中沒有上海理論。史家可運用一些當時的文學性作品作為研究資料，比如對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畫報》、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吶喊》）。30年代上海乃全國出版中心，各種出版物很多。
魏裴德《上海警察》（PAn叹S/wm冰此1927-1937)是名著， 看這本書要注意控制、權力、人性、國家、社會的意識等，學歷史到最後要融會貫通等。中國現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曰本學習的。民國警察部門級別不高，這值得思考。國民黨對社會控制不強，但1949-1980年台灣控制就嚴了。
我去維也納開會，發現維也納街上沒有警察，有人認為像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薩爾士堡也沒有警察。魏斐德説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組織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況，可能是必經之路。現在警察除了維持治安的功能，還有服務大眾的功能。台灣的警察社會管理能力較強，也是兼顧社會治理和服務公眾的功能。我去派出所辦暫住登記，一
4 2006年11月20日警官馬上上來請座，還送上一杯水，牆上的標語寫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陸的警察也在轉型，現在已增加了服務功能。
「公安」一詞由孫科提出，此前稱警察。廣州現代化從20 年代開始。公安和警察有區別，警察乃強力符號，公安則比它更寬泛，有社會管理協調能力。
蘇區的社會管理模式
(1) 中共軍事先行。領導根據地的力量以軍隊為主導，有軍隊才有地方蘇維埃。
(2) 中共與國民黨的區別在於動員民眾參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由基層黨來承擔公安的功能，以群眾路線為導向，蘇聯革命不是這樣。
1931年7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開始建制，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此前由一方面軍中的政治部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由毛澤東統領。保衛局的成立，標誌着將蘇聯鬥爭管理模式移入中國，其任務是肅清內部反革命，包括軍隊、社會底層、幹部，它是公開的機關，是一個強勢的部門。
到延安後，改為陝甘寧保安處，再成立中央社會部(主管特工業務，對敵、反特）。三頭並進：中央社會部；地方社會部；軍隊社會部(鋤奸部）；根據地還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礎上建公安部，1949年後主要功能既對內，也對外，協助政府處理民事問題（「馬錫五調解法」）。此組織來源於：本土革命經驗；30年代蘇聯模式的引入，兩者融合，難解難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強調保衛部門必須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康生系統不能進入軍隊系統。
1949年後公安部有段時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後來由毛
澤東管，只是名義上隸屬於國務院。軍隊和警察這兩把刀由毛澤東控制，「文革」後期華國鋒負責公安部，此前還有羅瑞卿、謝富治，他們都是毛澤東非常信賴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軍，是現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軍人數在20萬以上，負責保衛邊防線和內衛等。今天的邊防線，和平地帶由武警負責，敏感危險地帶由解放軍負責。公安部有邊防總局，管理邊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時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閲有限制）。
談魏斐德的《間諜王》15
《間諜王》一書的序是劉東所寫，寫得不錯，提煉出了魏斐德此書的主旨。特工在中國歷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華革命黨時期沒有這種組織，大革命時期也沒有。中共為了保護自己而先於國民黨有這種組織。1926年，周恩來派陳賡、顧順章、李士群等去蘇聯遠東學習「格伯烏」方面的東西，此時國共尚未徹底決裂。説明周恩來高瞻遠矚、未雨綢繆，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
國民黨1927年後才開始建此組織，蔣中正面對的問題很複雜：（1)中共造反，南方農村廣泛土地革命，對國民黨有威脅，中共背後有蘇聯支持；（2)蔣中正以正統自居，要建立以他為中心的現代國家，各地軍閥成為阻礙；（3)1927年後，日本侵佔中國的野心暴露，干涉蔣中正的北伐，蔣中正要面對這個問題；（4)國民黨派系太多，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蔣中正要針對黨內離異力量；總之他要實現他本人及國民黨對中國的廣泛控制，這是他建立這類組織的根本目的。
這個組織在1949年前的發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後，有人認為如果戴笠活着，蔣中正不會那麼快失敗。國民黨在台灣的特工掌控者為蔣經國，他是特工系統的核心負責人。白色恐怖與他有密切關係，他同時又是台灣現代化推手。在蘇聯則是安德羅波夫，同時他還是蘇聯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張蘇聯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強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裏，特工組織的思想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的解放等等，意識形態的解釋特別重要。
在國民黨那裏則是蔣式愛國主義，特別在外族入侵時，愛國主義可以超越黨派，金錢是次要的。而且國民黨特工組織營造大家庭氣氛，家長是戴笠，領袖是蔣中正。此組織是不流動的，所謂「生為領袖人，死為領袖鬼」，有自己特殊的倫理。1949年去台灣後，每年4月丨日是國民黨紀念戴笠的日子。在這個組織中子承父業。在台灣的兩蔣時代，國民黨強化了意識形態敍述，「領袖、主義、國家」三位一體是他們的精神力量。
中統、軍統是國民黨的兩個特務組織，蔣中正成立調查統計局，這個詞兒，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調查研究，比較能迷惑人。1943年後，中共也全面對國內的社會組織、社會名流進行調查統計。
30年代中統用的口號是「中華民族復興」（「新生活運動」），活動範圍在知識界。1936年「中華文化本位宣言」的發起者中不少是中統外圍組織的成員，他們比較認同了國民黨的政策。中統的活動集中於知識圈。中統不幹髒活，很文雅。髒活由軍統來幹。許多知識分子被中統的溫情拉下水。中統頭目是陳立夫、徐恩曾。中統也有雜誌，邀學者文人寫
稿。陳立夫名聲沒有戴笠那麼壞。陳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務張沖，在上海打擊中共很兇，但又支持國共合作。《現代史料》乃中統特務雜誌，乃中共變節人員主辦，寫的東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國民黨特務的黃金時代。
中統、軍統重視利用中共變節人員。1931年後對中共的方式發生變化，從一味屠殺到動員自首。「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認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國民黨若再殺中共人員會受到國人的指責。他們認為中共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是可以迷途知返的。於是國民黨對中共採取自首政策，只要認同三民主義，就可以不殺，送進反省院，不勞動，寫寫「三民主義」讀後感。中國女革命家殺身成仁的多，而男性則自首的多。寫讀書報吿的一部分人乃是應付國民黨而不出賣組織，少數人做國民黨的鷹犬。寫了認同三民主義的讀書報吿但不出賣組織的人，還可以留在黨內，出賣了組織的人則是叛徒。對不自首、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則送去軍人監獄，如陶鑄。對堅決不自首的則殺，這是為了打擊中共的士氣，如瞿秋白，因為他是一個時期的中共負責人。向忠發誠心向國民黨自首，但蔣中正還是殺了他。
萬亞光寫過《國共鬥爭親歷記》，此書基本真實，有重要史料價值，在香港可以買到。80年代作者回國內，受到楊尚昆、鄧穎超的熱情接待。他長期當國民黨特務組織圖書室主任(瞻園為中統最初工作處），他護送中統材料去重慶，後來又護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對大陸學者開放。他還編過徐恩曾寫的回憶資料《我和共黨鬥爭的經歷》，台灣、美國、中國大陸都有。似乎上海圖書館也有。該書一直沒有出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為了凝聚圑體的人心，制定了軍統局局歌。30年代蘇聯每個行業都有歌，除了「格伯烏」外。從國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統地做了兩件好事：（1)在孤島領導鋤奸(不是所有軍閥都是漢奸，比如吳佩孚、段祺瑞嚴守民族大義，不做日本人的漢奸）。（2)收集、判別日軍情報，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國要對蘇聯進攻的消息，提前吿知了美國。
英美特工組織的界限清楚（除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組織不能干預民間。界限模糊的情況主要在後起國家，應該有一個界限化的過程，而斯大林就完全界限不清。毛澤東在革命時代也嘗試明晰界限：（1)軍隊不能受康生系統的干涉。（2)對黨內人士不能採取特工活動，這是毛澤東吸取蘇聯教訓，界線化和區隔是很重要的。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寫過《尋求富強》，也寫過
《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他關心中國，還寫時評。史華慈最初想做猶太教傳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點，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釋出新意，説明他的敏鋭。他的史料來自於中國、日本。但是，他對中共相當意識形態化的史料照單全收，因為他對中共運動同情。日本的史料相對客觀。日本對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華慈不用國民黨的材料，他不相信國民黨的史料。其實應該作具體分析，不應該帶有偏見。
他也引用李昂的《紅色舞台》一書，此書可能南大民國史中心有，20多年前我看過。書的內容反映大革命時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況，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華，寫有《大革命的回憶》，後離開中共，被中共視為托派，1940年代被胡宗南殺了，具體情況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華慈該書首次使用「毛主義」的概念。毛澤東主義最早由中統提出，其實1935年國民黨中統就提過「毛澤東主義」，稱中共革命是披着馬列外衣的流寇進行的農民造反運動(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中共打下了中國後，史華慈在該書首用「毛主義」的概念，這個詞才被注意了，也流傳開來了。
毛主義在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我們看是否屬於馬列的標準是：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對私有制的看法(消滅私有制）。從以上標準看，毛澤東的思想基本在馬列主義的範圍內。毛澤東從來説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即使在「文革」時，也是如此。但朝鮮的金氏父子完全否定馬
6 2006年12月11日列，覺得自己是超出馬列之外的。當然毛也吸取了馬列之外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思想。
史華慈這本書成書於冷戰的開始，當時西方普遍認為中共乃蘇聯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澤東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華慈則看到中蘇的差異，毛澤東是另一個鐵托，乃是「異教徒」。這顯示出了史華慈的遠見。此書有一部分隨着時間過去而過去。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中蘇的相似性、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相同性問題(這是九十年代開始新的研究動向）。現在看，中蘇的相同性遠超出差異性。
史華慈不知道富田事變的性質，照單全收了毛澤東1936 年與斯諾的談話，且史華慈認為AB團是存在的。他認為他的基本觀點大致成立。我們現在的世界有不確定性，史華慈乃優雅的知識分子，他怎麼可能理解20世紀複雜的共產主義運動？有的東西不是檔案就能反映的。斯諾60年代到中國，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情況。他寫了《大洋彼岸》一書，有許多不實之處。
最近香港出了《吳法憲回憶》，是本很好看的書，此書對周恩來的形象有衝擊。反映了高層的精神氛圍，當時毛一言九鼎。吳法憲以親身經歷來寫那段歷史。要看到當時的一個思想背景，這就是毛在任何情況下都保護江青、張春橋等，這背後是毛對「文革」思想的堅持。
史華慈的這本書主要談四個問題，中心是中共運動的內部關係：1.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關係；2.馬列主義與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的關係；3.思想起了什麼作用(共產主義背後的思想背景）。本書後附的是他的《德性統治》一文，就是談共產主義運動背後的思想。史華慈針對恐怖政治背後的
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談了他的看法。他對文革有深入剖析。 史華慈有兩點論：既不完全是權力鬥爭，也不完全是思想鬥爭。他的看法有道理。共產主義運動不完全是意識形態追求，也不是沒有思想的權力追求。意識形態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大問題。實際上既有意識形態，也有權力和政治運作問題。
史華慈對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不那麼自負，這是很了不起的。還有就是史華慈知性的追求，他無固定的方法論。我一再説，不是學了方法論就能成為歷史學家的。關鍵在於要有關切和預設。「可能是這樣」即預設，也可稱之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礎，已經有了大概看法即預設，預設會不斷修正的。史華慈還有跨文化研究的優勢，他對蘇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瞭解，而中國20世紀政治的母本是蘇聯。他有相當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歷史乃研究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如果沒有人，政治史就枯躁乏味。千萬要注意對人的關切，人非常複雜、有不確定性。歷史學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蘊。
史華慈的政治史研究強調了三個關鍵要素的關係：（1)意識(人都有思想），（2)處境，（3)行動。政治史就是討論這三者的關係。上述三點是政治史三要素，優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華慈是思想史與政治史的融匯，這是他傑出的地方。史華慈提出了德性統治這個大問題。恐怖統治背後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稱德性統治？複雜的東西怎麼能用那麼簡單的詞來概括？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學在20世紀初年興起，在社會科學方面滲透，關心心理、精神對重大事件的影響，但不要將其絕對化。它有一定可解釋性，但不應過份泛化。
張鳴是近來大家關注的學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隨筆，他所説的東西都有深厚的學術支持。他的書寫乃率性而為。他完全瞭解中國最基本的情況。他關心晚清以來的歷史。張鳴與黃宗智、杜贊奇有區別：（1)他最先研究義和團，研究底層民眾。（2)他深入下去調查湖南、貴州、廣西的基層社會。（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紀後國家權力下移，國共和地方派都重視農村，農村結構大大改變，中共起r最大的作用。建國後國家權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於國家工業化，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用農產品向蘇聯換武器。為了這個而建立了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達三十多年，今天國家對農村有支持，特別是從2007開始免除農村中小學學費。
控制是為了動員，張鳴講了鄉村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過程。張鳴有些哀婉，對鄉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傷，蕭功秦寫過《冀豫日記》，也有這種感傷，但不及張鳴強烈，蕭功秦認為鄉紳文化的破壞導致現在山西農村的衰敗，源頭在於50年代的暴力土改。謝泳寫過2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開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然短小，但很不錯，他很重梘發掘民間史料。
張靜也是研究農村問題的著名女學者，讀張靜的書與張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寫過《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非常學理化。傑出的學者，兩種敍述模式都能輕鬆駕馭，首先
7 2006年12月25日
應知道規範，但任何理論都有其局限性，千萬別成了理論拜物教。
歷史的書寫是高度自由，歷史是(1)過去發生的事實。（2) 歷史是史學家對過去歷史的重建。讓我們去感知、認識。史學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檔案不是唯一的。要瞭解社會的眾生態，比如日記、隨筆很重要，日記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吳宓日記》。歷史書寫當然有主觀性=所以歷史學非科學，觀察角度不同則呈現出不同的東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學術規範，鄧正來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最早提出學術規範的問題，背景在於80年代中國史學的復蘇，但有些凌亂，許多人在空疏談論，沒有規範。90年代學人的頭腦冷下來了，回到學術中去。1959-1980年不強調學術規範，只是為偉大領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於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新建設》開始講規範，當時歷史類重頭文章刊在《歷史研究》、《光明日報》和《新建設》上。
湯森(James R. Thompson)認為：
1. 中國傳統對預測這個國家的未來有重要作用；
2. 歷史和歷史學家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有關聯，只有從歷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過去的區別的意義。為什麼外面的觀察總是錯？就是因為不瞭解這個時代從歷史中繼承下來的智慧。而在這領域內的政治學家卻相對較少；
3. 革命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反體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鄧的改革不是革命；
4. 中國革命是否衰落的一個標誌是看軍隊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之強弱。他認為政治鬥爭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義者或野心家就會毫不猶豫地突破遊戲「規則」，使用軍隊；
5. 分析中國政治的幾種模式：
A集權主義模式，他在這裏説的是50年代美國西海岸學者的範式，裏面有些論述不完全錯，書中把極權主義翻譯稱集權主義是不對的。極權主義是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政，不能通過審核，只能將其譯為「集權主義」。
湯森認為該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一個單一的大眾政黨，一個獨斷領導，控制傳媒，對經濟的控制；
B 「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一個動員系統和新列寧主義的大眾政黨，實行激進的或集權主義的一黨體制；
8 2006年12月30日
C中國模式。
他提出中國現行體制的起源有四：
1. 中國政治傳統；
2. 革命的背景；
3. 蘇聯共產主義(這是研究中共必須考察的）；
4. 中國在1949年前的歷史(更應該看1949年以前國共互動的歷史，要搞清脈絡，這是歷史的延續性）。
湯森的書有其重要價值，比較客觀。所羅門寫過《文化革命與新政治文化》，已經翻譯出來，但沒有通過審核。白魯恂和所羅門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施拉姆對毛澤東有同情。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則不同，他寫過《文化大革命起源》（第三卷），但中國沒有出版。
有關軍隊是現代化的推動者和先鋒隊，此説在西方學者那兒已是共識，在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國軍隊對政治影響不大，1953-1959年全面學蘇軍，注重軍隊現代化，從農民軍隊變成了強大的軍隊。1959年後，毛澤東將軍隊引人國內政治。林彪治軍十年軍隊現代化進展不大，而且在往過去傳統回歸，例如：搞「騾馬化」。但林立果《571紀要》中有軍隊現代化的影子，有由軍隊主導現代化的色彩。
湯森對中國資料掌握得比較差，他為本書材料不足作辯解，他説，因為一個被內部戰爭和革命搞的支離破碎的社會，獲取材料是極其困難的，但這不完全對。他的研究的長處在於他用了政治學作為學術支持，對中國的政治有真知灼見。他對中國歷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學中的歷史學家，要瞭解當下社會從歷史中繼承的智慧。政治學家要有歷史的資源，而歷史學家要有政治學概念，如「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毛主義、毛思想的政治社會化，是通過哪種方式灌輸乃至社會化的？顯然，50-60年代政治社會化成功了。歷史研究要借用社會科學的若干概念，運用政治學等概念能打開一個新天地，歷史研究要會吸取社會科學其他概念。另外，注釋也有兩種(1)資料引用性(包括觀點的引用）；(2)解釋性注釋(西方學者用的多，中國學者用的少，對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據的分析和評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