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答楊錦麟:回首延安

問:毛澤東與王明關係在延安時期的主要發展脈絡,問題存在的實質,與國際共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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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1937年11月底之前,毛與王明兩人沒見過面,他們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型的人,和毛共事或直接衝突的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

但是,毛對王明沒什麼好感:

王明沒有經過中央委員的台階,一下當上常委,全靠米夫的扶持,「和博古、張聞天等是一夥兒」;

他知道博古等的頭兒是王明,博古自覺以王明為領導;

但是在江西時期,毛與王明沒有直接衝突,在博古去之前,讓毛不高興的是項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他們都反對毛的軍事主張,反而是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和博古反對撤毛的職,江西方面不等上海發話,就把毛軍隊的職務撤掉了;

1933年1月後,博古到達後,在周恩來的幫助下確立中央權威,和毛的關係緊張。

延安時期毛與王明的關係是從1937年11月底開始的,12月政治局會議上就有分歧,王明的主張被會議接受,王明在政治局佔了多數,核心問題:是抗戰期間中共的「獨立自主」的問題。王明代表了斯大林的意見。

1 2009年8月8日武漢時期,毛與王明發生較大的矛盾,形成事實上的兩個中心,毛更強調「獨立自主」,王、周、博的思想較一致,比較重視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但是到了1938年9月,王稼祥回國,帶回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的口信,形勢翻轉,毛完全佔了上風。其背景是斯大林一向看重毛,一是他在中共黨內最有實力,二是毛看事、辦事比較實際,與斯大林本人類似。此時,王明的後台米夫在蘇聯被清洗,嚴重削弱了王明在莫斯科的地位。六屆六中全會,毛已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張聞天雖然還是常委,但只是陪襯,他的總書記一職一般也不再被提起。

1941年後,毛要清算黨的歷史,批判內戰時期的中央的路線,博古首當其衝,王明暫未被涉及,恰共產國際來電,要中共配合蘇聯。王明發言批評中共對國民黨的路線太左,引起毛和多數的發擊,王明生病住院。從此,毛將王、博一起煮,原叫「博古路線」,後改為「王明路線」。

問題的實質:

毛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以自己的思想解釋馬克思主義,以自己思想改造黨的思想意識,王明等照抄照搬,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毛也要改組中央機構,重新組合,把支持他、擁護他的人提拔起來,例如:劉少奇、彭真等,實現以他為核心的•元化領導。用楊尚昆的話説(1986年,前國家主席楊尚昆在一次小範圍談話中談到毛):「他就是要把權都抓到他手裏」,「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來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這個權」。道理很簡單,沒有大權在握,就無法實現他的改造黨、改造中國的理想。毛上台後與共產國際關係:

從毛的角度,一方面,離不開國際的幫助,這其中有理論上的幫助、幹部的幫助、經費等的幫助。1938年8月,王稼祥回國帶回30萬美元的支票。另外還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要,只要國民黨一打壓中共,周恩來就會請蘇聯駐重慶大使出面給國民黨施加壓力。

在另一方面,毛要自主性,受不了共產國際的干涉。1935 年後,共產國際的干涉減少,原來按照嚴格的組織程序,中國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到延安後,毛慢慢把這種關係加以轉換,起碼從此以後由他代表中共和莫斯科打交道,把從莫斯科來的指示的「解釋權」攥在自己的手中。毛更高明的一招是把共產國際與王明、博古區別開來,歌頌斯大林,批判他在中國的代理人王、博,讓蘇聯人挑不出毛病,「有苦説不出」。

從蘇聯的角度看毛:

斯大林當然老謀深算,他對毛,有意見是一回事,但知毛有能耐、有本事,早就看上並選中了毛。加上1941年後,蘇德戰爭爆發,斯大林自顧不暇,對延安整風基本沒有干涉。斯大林的中國戰略需要毛,他需毛來牽制蔣介石。就像中國對金日成在50-60年代清洗朝鮮黨內的延安派,波爾布特大規模清洗柬共中的華人共產黨員,基本上也都不干預一樣。

問:延安十三年對毛澤東一生的影響,必須關注哪幾個要點?

答:毛自己沒有專門論及這個問題,都是側面提到,我們只能從旁觀者、研究者的角度來談。

中共領導的紅軍,從抗戰初不到三萬,經過這十三年,奪取了全中國,延安成了毛的「龍興之地」。中共全部的路線、方針、策略等,都來自於這十三年的創造,包括軍事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群眾運動等等。從這兒出發,毛走進了北京,住進了中南海,站上天安門,這十三年的經驗,他肯定看重。

問:延安整風的意義,對今天的折射點如何解讀?

答:那要看你怎麼理解,從什麼角度。譬如:蔣介石對延安整風就很羡慕。1947年,他把「批評、坦白」等一套稱之為「科學的精神與方法」。當然他也曾批評過整風,1944年,他批評延安已造就了「獨裁社會」,或叫「階級獨裁」,但蔣介石更多是欣賞。依我的研究,延安整風在相當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勝利,形成了一種戰爭年代下政治動員、黨內思想清理和組織清理的模式。

問:如何客觀解讀延安整風所出現的審幹擴大化,搶救運動的失控問题,對於其後歷史發展以及造成的負面影響,如何解讀?

答:審幹「擴大化」和搶救運動的「失控」有外部、內部等多種因素所造成。首先,就是抗戰中期以來國共關係的緊張和惡化。中共為與國民黨關係破裂而提前做了許多思想準備,很快從抗戰初的「友黨」、「友軍」或「統一戰線」的概念,轉變到國民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團」的概念,1943年後,兩黨關係更趨緊張,中共存有強烈危機感。

所謂「失控」更有內部因素:抗戰後知識分子大量進入延安,「組織上」對知識分子既有需要的一面,也有不信任

的一面,因為歷史上就有對知識分子懷疑的傳統(江西時期),所以審幹又是清理和改造知識分子的一種組織手段。從毛對審幹之重要意義的理解來認識,也可知嘵「失控」之不可避免。1943年毛給彭德懷寫信,提出,此事辦好,我黨百年大計即吿奠定。在戰爭年代下,對「失控」的認識也比較簡單,就是「為了給孩子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燒傷了同志們的皮膚」,以後也甄別了,要向前看,不要去考慮什麼心靈受傷痛啊,那麼多先烈都犧牲了,為了革命的勝利,吃點冤枉,不算什麼。

至於「負面影響」的問題,關鍵在於它構成了一種鬥爭模式:初期:反右傾,大膽懷疑,寧左勿右;後期,適當甄別,留個尾巴,是不是傷害了同志,一般是不考慮的。這套模式很無情,對任何同志都是這樣:對小人物是如此,對大人物也如此。在台上,整別人是這樣,大幹部被整下台,也得經受這樣的模式。它是革命戰爭年代自我清理的一種經典路徑,曾經有效,因為毛的革命有兩翼:意理系統和行動系統,兩者互為依託,互相支持。「意理系統」提供「正當性」解釋,「行動系統」提供方法和手段。一旦後者「失控」,「意理系統」的解釋功能就發揮出巨大的説服作用,簡言之:為了革命,受點委屈算個啥,這樣革命者就會抖抖身上的灰塵,重新振作精神,繼續出發了。

這套模式以後用了幾十年,問題不少,給許多同志造成傷害,關鍵是環境變了,它也應當改變,遺憾的是這個變化比較遲,一直到鄧小平、胡耀邦時代才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