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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國共60年歷史教訓
——高華專訪16
從兩岸六十年的經驗看，只有與民休息，促進憲政民主， 實踐「以人為本」，才會培育出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到那時，民族復興，國家统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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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人能否修當代史？中共建政後很長一段時間，「歷史的鐵的邏輯演進規律」成為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全部解釋，歷史成為政治禁忌。要突破大敍述、大概念的革命史觀，需要有智慧有功力的當代人不懈的堅持與努力。
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出版已十年，這本書早已成為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的必讀專著，在海内外歷史學界廣獲讚譽。他的研究領域，一路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左翼文化到領袖人物，十年十年的斷代研究，到最後觸類旁通，現當代史上一個個的名字已熟如故友。然而，多年的辛勞，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讓他勞累病倒，至今仍在接受治療。他也因而退出了原先承擔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七卷的寫作。
儘管高華身體有恙，但是他並沒有停止對歷史的思考。歷史學家所做的，不僅是象牙塔裏的學術，同時包含着對當下和未來的關照。
高華談到兩岸分治後的大陸前三十年的運動連綿、台灣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感慨只有與民休息，社會才從革命
年代的急風暴雨中走出來；而從兩岸六十年的經驗看，發揮「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促進憲政民主，實践「以人為本」，才會培育出一個健康正常的社會。到那時，民族復興，國家統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以下是高華接受專訪的摘要：
問：最近十年來，國史(黨史)研究的狀況如何？還有哪些限制？ 答：有幾本重要的資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建國後部分），也使用了較豐富的史料。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資料很豐富。楊奎松利用檔案資料對「鎮反」運動的實證研究，沈志華運用了中、蘇等方面的史料，對五、六十年代中蘇、中朝關係的研究等。還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楊繼繩的《墓碑》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複性的研究。
有關研究的「限制」問題：沒有見到文字形式的「幾准幾不准」，但限制是明確存在的，例如：某些議題事實上是不允許研究的；而研究的角度或書寫的詞語也是有一些約定俗成的限定的。「主旋律」之外的研究，沒有發表的空間。國家和省部級社科資助項目，更是在國家思想的嚴格指導之下，多是為現實需要服務的。如此等等，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牆或鼻煙壺製作工藝，那是完全自由的，也會得到國家資助，這畢竟和現實沒有任何聯繫。回看過往六十年，你覺得歷史的迷霧是否已經基本撥開？有哪些特別值得當下的中國人關注，去汲取教訓？
這要看怎麼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獵了，是否深入，還遠遠談不上；例如：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中央實行較為寬鬆的政策，2至7月這半年就沒搞運動，這在毛時代是罕見的。8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階級鬥爭，發起反擊。這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知的是，有劉少奇對「三自一包」的默許，有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脱帽加冕」，有對大批「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平反，有對香港電影的進口等，現在我們還知道，在這半年中，一些省開黨代會，有的同志就在會上直接要求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我想這些省的黨代會的事對毛肯定會有影響，而過去我們的研究者就從來不注意這些問題。
再譬如，革命是我們在過去那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句，革命實際上就是意味着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回頭看六十年前那些人們，當年他們是以什麼的態度來接受或適應生活方式的變化？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上海一些資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議，將南京路改名為斯大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沒採納他們的意見，否則以後又要把路名改過來。這件事也説明，當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這些見多識廣的上海資本家實現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學歷史是否會汲取教訓，這是很難説的。我們讀史寫史， 往往着眼於「鑒往知今」，但是人類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忘性大，事實上，我們人類很難從過去的錯誤汲取教訓，所以還是余英時先生説的對，學史讀史有助於我們理解人性，或者説，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教訓中豐富人性，增長智慧，從而提升公民意識。
問：你怎麼看1949年後，兩岸走的不同道路？
答：回答這個問題，離不開十九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的大背景，這一百多年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二十世紀有不同的回應方式，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其間的差異巨大，但兩者都是為了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國民黨敗逃台灣，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兩岸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陸從最初的效法蘇聯，到走自己的路，順着戰爭年代的慣性，50年代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始宏偉的工業化過程，其間取得過重大成就(一五計劃順利完成），也經歷嚴重的挫敗(大躍進、大饑荒），更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極端(文革），至到1979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中國改而奉行務實路線，才走上使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道路，經三十年的奮鬥和努力，雖然還存在着許多有待解決的發展中的問題，但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
台灣在】949年後被納入美國的體系，在兩蔣的領導下， 長期與大陸武力對抗，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經濟，保持了政局的長期穩定，成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蔣經國接班後，開始大量提拔台籍精英，纾緩因「反攻大陸」失敗而造成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到晚年進行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推動台灣實現民主化轉型，而台獨思潮也借機蔓延，逐漸擴大影響，形成左右政局的力量，對台海和平形成很大的威脅。
問：兩岸六十年當代史中，有哪些共同的經驗和教訓？
答：第一條感觸是，發展經濟，走務實路線，是使社會安定、國家強盛的不二法門。國共兩黨都曾經非常重視意識形態論述，希望以此整合社會意識，如此，站在歷史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僅靠那些，並不能真正解決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現實問題，關鍵的還是要大力發展經濟。蔣介石在這方面有值得肯定之處，他汲取大陸時代經濟崩潰導致國民黨失敗的教訓，去台後，非常重視經濟，經常親自主持開會，聽取彙報。他重用技術官僚，尊重專家的意見，如尹仲容、李國鼎、嚴家淦等。毛也想發展經濟，也曾親歷親為，一九五六年春聽取各部委彙報，做「十大關係」報吿，但是他的思想多浪漫，又過於自信，1958年發動大躍進，聽不進不同意見，遭受嚴重挫敗，從此對經濟不感興趣，專搞政治不回頭，甚至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給國家民族帶來嚴重不幸。所幸鄧小平、胡耀邦在70年代末把國家的航向撥正，才有了這三十年的發展和成就，而鄧最寶貴的思想就是務實。
第二，兼顧貧富，合「市場」和「社會主義」之優勢。 搞市場經濟，也要兼顧社會公平，從孫中山那兒就有這種思想，他稱為「均富」，所以孫中山也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台灣在此方面有許多努力，如早期扶持中小企業，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後的「全民健保」等等。大陸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出發，過去一直強調社會「平等」，但是在高度集權、等級森嚴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特別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並沒有真正實現平等，廣大農民事實上被排斥於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之外的。8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大鍋飯」，使經濟迅速發展，但是毛時代的許多社會福利也嚴重縮水，引致不少群眾產生平等缺失的強烈的社會感覺。現在國家已經重梘這個問題，推出一系列紆困的民生措施，例如：對中小學生免費教育，幫助西部窮困農民實施安居工程等等，如此就把「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結合了起來。
第三，應走漸進民主之路。毛和蔣是一代人，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回答了那個時代的主題；毛説的一句話很對：「放下包褓，輕裝前進」，大陸在建國後前三十年，運動連綿，嚴刑峻法，中國歷史上的開國之初，大多如此，都要用一段時間，鞏固政權基礎。國民黨剛敗逃台灣，如驚弓之鳥，故有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到60年代後，才有所緩和。在大陸，只是這一段鞏固政權的時間太長了，在和平的環境下，人民所付出的犠牲太大了，馬上得天下，也是馬上治天下，把敵人的範圍不斷擴大化，1979年後開始調整，與民休息，整個社會才從革命年代的急風暴雨中走出來了。
問：在歷史的巨流河裏，你怎麼看兩岸未來的走向？
答：兩岸應互相學習，殊途同歸，只要是中國人，思維和處世方式就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為政者安邦治國，最高的境界還是要「為萬世開太平」，用今天的話説，就是要使中國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
從兩岸的六十年的經驗看=發揮「市場」和「社會主義」 的優勢，促進憲政民主，實踐「以人為本」，就可以培育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發展，到那時，水到渠成，就可達成國家的統一，如此，中國走出「歷史的三峽」（唐德剛語），實現全面的民族復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國史館重要史料概述》（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174-175。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編撰例言〉，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頁1-2。
陶涵（Y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頁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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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Y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226 〇
《談談林彪這個人》（臺北：「_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1968年編印>，
頁3-18。
2008年12月9日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2009年6月28日在華東師範大學國史講習班。
《唐德剛：活在別人的歷史裏》，《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10曰。
〈余英時：歷史研究要恢復「人」的尊嚴〉，李懷宇(南方都市報記者），載
《南方都市報》，_ 2008年7月9日。
2006年10月9日
2006年10月16日
2006年12月4日
《亞洲週刊》2010年第〖期，採訪：柴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