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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
我聽説「大學服務中心」是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事了，那時國門初開，有關海外中國研究的訊息開始傳入內地的高校，研究生都如飢似渴的讀着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類書，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港台閲覽室海外贈送交換的書刊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有一個叫「大學服務中心」的收藏研究機構，據説那是美國為收集大陸信息在六十年代創辦的，這時雖已是改革開放的年代了，但那些資料在介紹這個「中心」時，還多少有些意識形態的色彩，似乎「大學服務中心」不同尋常。
1993年，我對「大學服務中心」的印象突然生動具體起來了，我在南京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學生李比特(Pierre F. Landry)多次和我談起「大學服務中心」。李比特是法屬留尼旺人，當時是美國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他在南大「中美中心」由我指導作「江蘇省幹部的結構和來源」的研究，他吿訴我，為了完成這個題目，他去香港中文大學許多次，在那兒的「大學服務中心」收集資料，特別是地方誌資料，每次都要待三周甚至更多的時間，於是我知道「大學服務中心」已併入香港中大。李比特只要説起「大學服務中心」，都會向我提到，他在那裏得到一個叫Jean的學者的很大的幫助，她英文很好，非常瞭解學界的情況和學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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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載《中國研究》2005年春季卷(總第I期），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
他建議我以後如有機會去「大學服務中心」，也應認識Jean。
1998年秋，我第一次應邀來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也是第一次來到「大學服務中心」，我發現這裏沒有任何神秘色彩，「中心」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就是一個收藏豐富，服務周到的學術交流機構。在這裏，我結識了熊景明(她就是Jean)、關信基教授，還認識了郭小姐、Karen、Petty，阿梅、唐先生、芬妮、劉小姐等許多「中心」的朋友。在這以後我每年都會來「中心」，或者是應「中心」之邀來作研究，或是應中大其他單位的邀請訪問中大，不管是什麼名頭，只要我去香港或途徑香港，我都要來「中心」，無因它由，就是「中心」使我難忘，不僅在於它的豐富的收藏，更因為這裏的人——他們的熱情、周到、細心，使得來訪的學者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是一塊令學人流連忘返，真正屬於學者的「學術家園」。
「中心」的來訪學者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和研究機構， 九十年代以來，「中心」加強了和內地學者和研究機構的聯繫。幾年前，「大學服務中心」也正式改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心」的負責人關教授、熊老師，以真誠、友善、熱情的態度對待造訪的每一個學者，不管他是學界享有盛譽的名人，還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後學，「中心」選擇來訪學者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他的研究是否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他的研究是否有真知灼見，而絕非以頭銜和「名頭」見人待人。「中心」既邀請過秦暉、朱學勤、蕭功秦、何清漣、謝泳、金雁、曹錦清、沈志華、徐曉等知名學者；也請過民間研究者胡伯威、劉宗秀；後起的李永剛、葛新斌、陳輝等也曾應邀來做研究。
以後我知道，Jean—直有一個想法，這就是「中心」要盡量為那些在偏遠地區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提供學術交流的機會。正因為有了Jean的這個想法，我在「中心」見到了做「青海省貧困地區能源替代研究」的朱華女士，她是她所在的青海省貧困地區研究中心第一個有機會外出學術交流的學者；我也看到專門研究農村女童問題，來自安徽省淮北煤炭學院的青年女教師趙惠芳，顯然，如果沒有「中心」的支持，她們都難有機會前來香港中大研究。因為人們早已司空見慣了這種現象：國外、海外的學術機構一般只會把目光投注到少數大城市的名牌大學和研究單位以及知名學者的身上，唯有Jean和關教授別具眼光，「中心」把關心和支持投向內陸、把機會慷慨提供給那些卓有成就，或具有研究潛力而資源又比較缺乏的內陸中青年學者。
「中心」的重要意義在於給來訪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廣泛交流、開放多元的平台，在午餐討論會上，來自相同學科和不同學科的學者聚集一堂，共同分享交流看法。只要能抽出時間，關教授都會主持討論會，他的謙和、善良和對學術的尊重使每一個見到他的人都倍感親切。在另一些情況下，Jean又會邀請在該領域有研究的來訪的學者做討論會的主持人，沈志華和我都曾忝例主持人之位。中大的陳方正、金觀濤、劉青峰、劉擎、蕭今、蘇基朗、葉漢民、鄭會欣等許多教授經常來參加討論會，香港其他大學的中外學者也會從不同的地方趕來參加討論會，在會場，我也每次都看到劉淳、小何等博士生。雖然與會者有時也會就某個問題發生頗為激烈的爭論，但在關教授和Jean的智慧幽默的話語中，爭論者都會「化干戈為玉帛」，因為大家都知道，發展學術的唯一途徑就在於相容並蓄。
在「中心」，討論和交流並不限於午餐討論會，Jean是「中心」討論的靈魂，當新來訪的學者到達「中心」後，她會把客人介紹給已在「中心」的研究同行，在她的影響下，「中心」的來訪學者們都會打破學科界限，自然而然的討論起各種學術問題，先來者也會自覺給新來者各種幫助。小葛——來自華南師大的葛新斌是Jean「任命」的今年春季來訪學人的「班長」，他除了熱情為大家服務，沒任何「特權」，每晚小葛率領我們一行11人沿着雅禮賓館去山下的大道，散步到吐露港的海邊，我們聽沈志華聊朝鮮戰爭，朱華談青海農村情況，「邱縣長」（江西師大的邱新友曾掛職江西某縣副縣長)説鄉民自治，王志筌(河南《法制世界》副主編，大學畢業後主動去西藏工作八年)説西藏和河南盧氏縣那個腐敗的杜二旦書記……我們每晚天南海北的神聊雖無主題，但每個人都真切的關心着國家的發展和我們社會的弱勢群體，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對社會進步多少有一點幫助，也都由衷的感謝「中心」給大家提供了這麼好的交流和彼此學習的機會，讓我們相聚在「中心」這個如此美妙的「學術共同體」。
「中心」創造的不僅是一種尊重學術的氣氛，它更是一塊提升人的心靈的人文淨土。今春SARS肆虐香江，最嚴重時中文大學宣佈停課，諾大的校園一片冷清，在關教授和Jean的帶領下，「中心」照常運轉，一切如常，來訪的學者們依然沉靜地在做着研究。就在這樣的日子裏，一個週末，Jean在「中心」安排了一次詩歌朗誦會，細心的她特別採摘了校園裏幾
支怒放的野花擺放在桌上，來的人中，不僅有所有「中心」 的訪問學者，還有香港樂施會的朋友，詩人鄭單衣和他的美國太太(也是詩人）、劉淳、小何等一些中大的博士生也來了。在王志筌朗讀了他詩選中的一篇「哀農夫」（他也是詩人，出過一本詩集)後，每一個參加者都朗誦了自己喜愛的詩歌，最後，Jean帶着大家唱起了岳飛的《滿江紅》，在人們精神低迷的日子裏，《滿江紅》激昂的旋律激勵起人們的信心和希望。
「中心」對人的關心和關懷體現在一切方面。當你來到「中心」，你不需為沒有港幣吃飯而擔憂，Jean早已想到，她會事先做好一切財務申請事宜，訪客到的當天，阿梅就會帶你去校財務處領取生活費的支票並陪你去銀行兑換成現金，她也會把涮洗乾淨的口杯送到你的研究室；當你為使用電腦的事操心時，脾氣特好的電腦專家唐先生會立即來幫助你，幾分鐘內就解決了難題；今春我在使用校園快照時出了麻煩，那機器吃下錢但不吐照片，我隨意和秘書郭小姐説起此事，郭小姐很快和快照公司取得聯繫，一周後我就收到了快照公司寄來的退還25元港幣的支票；幾年前我來訪時被「中心」安排住在「新研宿」的單人公寓，Jean想人之所難，到達的第一天，郭小姐就帶着阿梅給我搬來電視機、電話和一些生活用品；而Petty和Karen在任何時候都是那麼親切友善，她們永遠會不厭其煩的教我如何使用那台「高精尖」的影印機。在Jean的影響下，「中心」的工作人員都是那麼敬業，在他們的身上真正體現了「服務」的精神，而這一切又都是如此自然，看到「中心」一個個如此善良的好人，怎麼不讓我們這些生活在內地，看慣了衙門辦事人員冷臉的學者生出無限的感慨？
由Jean組織的「中心」每週六的郊遊活動也給來訪者留下美好難忘的印象。關教授特別買了一輛大的越野麵包車做為私用車，為的是為多載一些學者去郊遊；蕭今也是開一輛麵包車，多次專門來雅禮賓館來接我和其他學者。有一次我不慎扭傷了腳，傷不重還能走，於是Jean就安排當日的活動不去爬山而是去看海，那天我們一行二十多人，其中有來自武漢，現已六十多歲的胡伯威先生，也有來自北京對外經貿大學的年輕的董瑾，大夥兒三三兩兩，坐在海邊聽沈志華講朝鮮停戰問題，那種親切隨意而又充滿人與人友善的場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在r中心」，我又幾次見到我過去的學生李比特，他現在已改名叫「李磊」，已是耶魯大學的教授了，和過去一樣，李磊還是每年來「中心」，為他的新的研究查找資料。
自1998年我第一次來「中心」後，我個人的研究也從「中心」獲益很多，我利用「中心」所藏的豐富資料，修改補充了我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的書稿，該書於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後，我又利用「中心」的資料，撰寫了有關「鞍鋼憲法和鞍鋼工人生活」，「饑荒和四清關係」等論文，並在「中心」開始了我的兩個新的研究：《階級出身問題研究》和《文革中的社會控制研究》。我在「中心」的體會和收穫是如此豐厚，我由衷的感謝「中心」，感謝「中心」的所有朋友，感謝在這裏相遇的每~■位學友。
上個月中旬，我在從台北返回途中再次來到「中心」，景物依舊，只見又一批研究者正在孜孜埋頭研究，Jean還是那樣忙前忙後，她正在準備「中心」為配合中大成立四十周年而舉辦的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國際研討會，屆時將有來自世界17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聚集「中心」，我為有事不能來參加會議而深感遺憾，在此預祝會議圓滿成功！在「中心」，我見到了老朋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我停留時間較短，沒有機會聽張鳴的報吿，請求Jean開一個特例，讓張鳴先講一次，Jean徵求他的意見，張鳴慷慨允諾，我這就和大家一起，愉快的分享了他的有關「義和團和民族主義」的新見解。
一撥學者回去了，另一撥學者又來了，這就是「中
心」--個新思想、新學術、新人生態度的孵化器，我
難於想像，如果不是關教授和Jean在主持這個「中心」， 「中心」的這種功用和人文氛圍是否還能維持下去？正是在這裏，我感受到一種新的學術和生活的方式，這是遠古“Academic”的聲音在現實世界的迴響，未曾料想，在紅塵萬丈》物欲功利橫流的當下，在關教授和Jean的辛勤耕耘下，在「中心」，我竟然能找到那種只有在典籍中才能體會的「學術家園」的感覺！
能不憶「中心」？
2003年12月30日於南京
附錄二
一本書的髙華2 徐慶全
在中國社會進入到泛娛樂時代之後，浮躁之風彌漫於社會各個層面，連一向被認為寧靜的學界，也不例外，「量為先、質為次」的學風，也成為社會浮躁之風的助力，真正下潛的學者少得可憐。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就是這「少得可憐」中的一個。
題目説「一本書的高華」，不是相對「量為先、質為次J 的學風刻意抬高他，也不是説他只寫了一本書——與現在「著作等身」的學者比，他是著作「少得可憐」的一個，而只是指出一個事實：這個當今黨史學界最著名的專家之一，的的確確因為一本書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威名。由書識人
初讀高華，是2001年元旦。首先讀到的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讀罷，震撼無以言説，冷不丁冒出的是辛棄疾《西江月•遣興》的詞句：「近來始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朱熹説：「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高華這本書就是這句話最好的印證。
髙華？我先後做編輯的《炎黃春秋》和《百年潮》都是刊登中共黨史人物和事件的刊物，在這七八年的編輯生涯中，竟然不知道他是誰。後來與高華熟悉起來，談起當年的感受，他笑呵呵地説：也不能怪你，在「紅太陽」出版以前，我雖然發表過一系列的學術論文，但那都是在學術圈內的刊物上，在圈外還是沒有影響的。
從20世紀80年代走過來的人，大致保留着同樣的閲讀習慣：一旦一個作者走進你的梘野，他就不會輕易走出去，日後他的作品就成了你尋找的目標。讀過「紅太陽」後，我經常搜尋署名為「髙華」的文章來讀，尋找高華的有關信息。亦步亦趨之際，也瞭解到高華的研究領域：一路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左翼文化到領袖人物，從一個歷史事件的點，到一個歷史斷代的面。觸類旁通，他所做的不僅是象牙塔裏的學問，同時包含着對當下和未來的關照。
回到《炎黃春秋》雜誌社後，我幾次與高華聯繫，希望他能為我們寫點稿子，卻始終沒能與他通上話。2006年3月2日，我接到來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的邀請函，邀請我到中心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學者。邀請人是中心的助理主任熊景明，她在給我的郵件中説，中心有許多學者來過，現在高華就在。我當即發郵件索取高華的E-mail。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高華的郵件：「熊景明老師把你的信給我看了，我很希望你早點來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熊老師和我幾次談起你，我這學期在中大歷史系客座，平時就在中心看資料。」
漸漸熟悉起來後，他不僅允諾給我寫稿子(2006年3月20 日即給我發來他為胡伯威《青春•北大》寫的序言：《「思想」的累與痛》一文），還願意在我赴港的申請表上擔任「推
薦學者」。2006年4月10日到港與他見面時，我們仿佛已經是
老朋友了。
剛好高華和我都抽煙。在香港那個既禁煙又禁酒的地方， 我們這個不良嗜好可謂眾矢之的。高華説，他住在雅禮賓館，公共場所不能吸煙，只能在宿舍抽，為了吸煙不妨礙他人，他用布條將宿舍的門堵上，可隔壁一名高鼻子的外國學者還是提出抗議，只不過抗議的方式有些特別：趁高華不在時，在他門上貼一字條：「如果你不吸煙，會更好。」高華説，這樣一來在宿舍也不好吸煙了。
在中心查閲資料時，煙癮上來我們倆就一同到樓下；參加學者聚會的飯局，就一同到餐廳外吞雲吐霧。我倒是慶幸自己與高華有同樣的嗜好，因為這樣的時間很多，與他的交談也大多是這個時候進行的。
交談的話題，首先是他的「紅太陽」一書。我説，從你書中的後記看，從文革期間你注意到「延安整風」這個詞，到2000年這本書出版，你是三十年磨一劍。高華説，人這一輩子所走的路，與年少時候的讀書有很大的關係。我在後記中追溯了自己的讀書歷程。古人説，讀書使人明智，那是指你會讀書的時候。年少時讀書，倒是讓人困惑的時候多。等你有機會或有能力弄懂的時候，這些困惑就會一個個冒出來。就以延安整風來説，我是「文革」期間讀到一些毛澤東的內部講話和一些「兩條路線鬥爭」的小冊子後，注意到延安整風運動的。1978年上大學後，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材料。看的越多，困惑也越多。解開這個困惑就成為一個需求。這個過程又有十多年，直到1991年開始動筆。寫作過程又是七八年。
我問，你知道這本書在海內外的反響嗎？他答，知道一點，不過我不大關心。我倒更關心每年的版税。因為我買房子的貸款，每年就靠這本書的版税來支付。這回答讓我們倆開心大笑起來。高華很關心我的研究。我吿訴他，我來香港主要想利用中心的資料，補充修改《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始末》一書。我説，你在「紅太陽」一書中，也談到了丁玲等文人在延安時的作為，對我啟發很大。
讓我沒有料到的是，高華對我的這個研究興趣盎然。他追溯了自己對丁玲命運關注的歷程：我知道丁玲的名字還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一本舊雜誌上讀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的長文。幾十年過去了，那篇文章給我留下的印象只有兩點，丁玲有一個「反動思想」叫做「一本書主義」，丁玲是從一個「靈魂腐朽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最後「墮落為反黨大右派」。
自那以後，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腦海。不久文革爆發，在混亂和知識貧瘠的年代，我通過各種努力去尋找書本，我讀了包括丁玲的小説和散文在內的許多「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1970年，我又從一本舊刊《文藝報》上讀到《再批判》和隨刊登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等，心靈受到強烈震撼。而此前讀到的造反派編印的《文藝戰線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一類小冊子上明確寫道：《再批判》為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親筆所寫。
1978年，我考入大學，雖然學的是歷史，但對丁玲其人其事和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運動一直抱有興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聽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課程，還長期訂閲一份《新文學史料》。丁玲復出後的新作如《「牛棚」小品》、
《杜晚香》、《魍魎世界》等，我幾乎都曾找來翻看，我還買了丁玲的文集、自傳、遊記和有關她的幾種傳記及研究論著，包括大陸、海外和國外學者寫的不同版本。
我關注丁玲和革命文藝史，都是出自思考的興趣，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係等問題。當我讀了一大堆丁玲的作品後，我的困惑仍然沒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個左翼作家，為什麼會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和「大右派」？ 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為什麼「革命」會和她一直「過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 丁玲蒙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為什麼在文革結束後，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樣，對「革命」做出反思？等等。
若干年後我再看丁玲，竟然發現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張力、如此具有戲劇性，她的一生突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鬥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
高華的一番話，讓我非常慚愧。我的書只是採取「紀事本末體」的方式，希望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根本沒有提升到丁玲和革命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革命文學和革命政治的關係上。我立即懇求他抽出時間看我的書稿，並像老師指導學生那樣給予教誨。
接下來的幾天時間，他一邊看一邊在吞雲吐霧的時候把他的意見提供給我。就這樣，在高華的指導下，我重新進行了修改。從香港回北京後，高華仍然通過郵件多次指導。當我覺得可以拿出來給他審閲時，我同時提出請他作序。一如既往，他爽快地答應了。
在書進入發排階段後，高華發來了一萬多字的序言《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權力與政治》。他以丁玲的命運和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為切口，尋找出「革命懲戒機制的內在邏輯」這一命題。
在高華看來，革命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一直是一對難以解決的矛盾：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知識分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和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和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他們的利益、心理、情感要求，知識分子卻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最高代表——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知識分子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平等」，對敬仰和服從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會像樸實的陝北農民那樣去歡呼「大救星」。
革命和知識分子的矛盾，註定了知識分子悲愴結局的命運。丁玲一生的經歷，她命運的起落沉浮，伴隨着高華冷峻的敍述，慢慢展露出帶着政治印痕的生命形態。這種生命形態成為解剖其他知識分子命運的參照。高華往往能從一個歷史事件本身的發展過程，揭示隱匿在其後的歷史普遍發展邏輯，從單一個體的命運的起伏，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軌跡。他的序言，就這樣地從丁玲個體的命運出發，勾勒出中共黨史大背景下一代文人的命運。
在書的後記中，我説：「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老師得知我的研究後，以淵博的學識助我，以兄長般的寬厚鼓勵
我，書稿完成後，他在百忙中通讀全書並作序為之添彩。」 這是我的由衷之言。
《革命年代》
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新史學叢書」第二輯中，收錄了高華的論文集，書名為《革命年代》。儘管大多的文章以前看過，但在拿到書後還是一口氣讀完，並情不自禁地寫了書評。
《革命年代》收錄了高華近20年所寫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寫於1988年，最近的一篇寫於2008年11月。全書共分五輯，前兩輯主要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後三輯主要研究延安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文章所論及的，無論是民國政府的南京十年，還是中共在延安的新話語體系，以及1950-60年代的社會變遷等等，看似都是一個個「點」，但細讀起來，都是歷史的橫斷面。「革命」成為這多個橫斷面的連接詞。
在高華看來，「這些問題發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革命是破壞一切秩序，革命戰爭年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
他所做的只是對那個遠去的革命年代的思考與追索。這種思考和追索，最後串成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大主線：一條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一條是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兩條路徑差異甚大，目標卻是共同的，就是追求建立一個現代化民族獨立的國家。
同樣的目標，同樣是「以革命的名義」，國共兩黨的結局大相徑庭。高華的思考，把讀者帶入歷史深處的隧道。在《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一文中，高華從20世紀五六十年
代這個被稱之為「火紅的年代」的話語體系入手，上溯至蘇聯革命話語體系與毛澤東革命話語體系的關聯，考察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而伴隨着這套革命話語體系的建立，中共「面對底層群眾和精英分子，創造出一套新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整體性的、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佔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制高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1949年取得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的權威話語成為新中國的權威話語，以及此後的「繼續革命」，種種歷史現象，都可以從這種思考中得到啟迪。
從一定意義上説，髙華這一代人也是「革命年代」的產兒，是吮吸着革命的紅色血液畸形成長的一代人。有論者評説，當大多數人都只在通過當下去體驗生活時，真正的思考者卻能超脱自身的不幸與苦難，在知識積累和命運變遷中形成對歷史的看法，從而具備現實洞見力與穿透力。從這個意義而言，高華提供的是一種深刻的認知。同時，他無功利的回望姿態也突顯出了當下日益稀缺的「知識分子的責任」。
站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高華説自己一直是「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中，並試圖引導讀者與其一起游走。河流水面如鏡時，是蒙太奇般糾結着的歷史與現實的幕布；水面波濤洶湧時，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鑒往知今。
如此，「革命」一詞，順理成章地由歷史走入當下並和未來聯繫在一起。不論是毛澤東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吿誡，還是加繆的「美麗不能創造革命，然而總有一天，革命將需要美麗」的嚮往，「以革命的名義」總是與血淚、痛苦、死亡和激情與理想相伴隨。與李澤厚式的「吿別革命」的吶喊相比，高華仍如流水般的平和：「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我對生活其中的那個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紀念。」
天不公
2007年4月25日，我接到熊景明的郵件：「高華懷疑肝癌，有幸在例行體檢時發現，他今天就往上海中山醫院求診。」我感到震驚。此後，朋友間的郵件，高華的病情成為必説的話題。蕭功秦教授寫於2007年4月30日的一封郵件，在朋友中廣為流傳，他不但為朋友傳遞了高華的病情，更傳達了學界對高華的一片心聲。為此，我把這封郵件轉錄如下：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去中山醫院三號樓探視高華。我騎摩托到那裏也只有十五分鐘。他昨天剛動手術。有點疲倦，臉色有潮紅。有點熱度，是手術後的自然現象，相信幾天後會好一點。他家人中沒有患過癌症的，父母七八十了，都健在，他九二年患過幾個月的乙型肝炎。這可能是致癌的最重要原因，可能嗜煙也有一定關係。他説從此要把煙真正地戒了。他沒有任何關於患病的自我感覺，這説明還處於亞臨床期。
查了一下網上資料，肝癌被稱為癌王，一旦進入臨床期，那就只有兩個月了（孫中山就是如此），好在他自己警惕性高，及早查了出來。我前天在電話裏對他説，你得好好保重，中國不能沒有你，我是從民族利益來跟你談這個問題，他笑了，笑得與過去我們聽到的一樣，也許是這幾天他的第一次笑。今天小劉（高華的夫人)告訴我説，他為了我的這句話很感謝我。小劉送我出來時，我對小劉説，這是我的真心話，中國沒有人比高華把中共歷史人物看得如此透徹。他有一種特殊的第三感覺，他能從歷史中剝離出埋於歷史深處的真實來。我説，這方面他絕對是天才，小劉説我過獎了，我説我三十年来見到過多少教授，但我從来沒有稱別人是天才過。其實，他有時與我談的看法中，有許多比「紅太陽」裏寫的更精彩，我總是提醒他讓學生把他的話錄下來，他都沒有足夠重視，真擔心這些精彩的東西很可能有許多不再能變成鉛字了，一想這些，心褢就很難過，不過我不會在他面前談這些。他仍然充滿自信，反復地説，發現得早，入院得早，手術進行得早，而且是全國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他還告訴我，黃菊就是在這個醫院做介入法的。我不知道他真實的想法，他也可能要求不高，只希望上天給他五年時間，當然更長也更好，這是我的判斷，因為我説你寫東西五年後再説吧，他聽了後沒有回答，也許他覺得五年對於他來説是一個遙遠的未來。談話中，他起身要去方便，手裏提着瓶子，樣子很精神，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他這個姿態語言也許無意中表明他造入人生戰鬥的決心。談了四十分鐘左右，我發現他想睡了，就起身告辭。
2007年，高華的病還是「疑似」階段，但朋友們都揪心。我的朋友李喬（著名學者，《北京曰報》理論部主任)是肝癌患者，經過治療後，恢復得非常好，朋友們都為他慶幸。我特意讓李喬給高華電話，讓俩人在電話中交流治療的經驗。李喬很熱情地建議髙華，到北京武警總醫院來治療，並允諾願意利用一切關係為高華來京治療提供幫助。李喬與高華素未謀面，他這樣傾心，自然懷有與蕭
公秦「中國不能沒有你」一樣的心態。
8月20日，高華給我發來郵件「我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6月上旬到中旬，都在上海作介入治療，7月中，我又去上海中山醫院，經CT撿查，發現腫瘤已被封包住，醫生又説不需再做，待這月底去複查，幾次撿查，驗血都是正常的，問題在CT，請向李喬問好！北京武警總醫院肯定是最好的，但醫生要我先不考慮，先看我複查和康復的情沉再説，現在我的身體還比較穩定，從外表上看不出有什麼異樣，前不久全家還應朋友之邀去雲南避暑一陣，由頭就是慶贺熊老師榮休。」
高華病情穩定的消息，令人驚喜。更驚喜的是，他11 月29曰竟然到北京來了。在來京之前，他給我郵件，告知了這次北京之行的原因。11月30日，我趕到他所下榻的國賓酒店。從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病。他依然關心學界、關心思想界的事情。他告訴我，想利用在北京這段時間見見朋友。我説，你想見誰，我幫你通知，我當司機，飯局也由我安排。
從那時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高華的病情時好時壞，一直牽動着朋友們的心。很多人都有蕭公秦教授一樣，希望能夠把高華比「紅太陽」更精彩的看法留下來。2010年12月15曰，我和熊景明一起到四川大邑參加《看歷史》雜誌的一個活動。本來，高華也擔任這次活動的評委，也應該蒞臨會議。他沒有來，他的病情成為朋友們關心的一個話題。景明在主持會議時，特意向大家報告了有關高華兩個消息：1.高華病情穩定；2.「紅太陽」一書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簡體字版。
髙華先生印象記3
左中甫、劉握宇
「高華老師到底屬於哪一派，新左還是自由主義？」
我曾不止一次聽人這樣説起高華老師。老實説，他並不是那種容易歸類的人。去年我曾選修了他的《當代中國史研究》，直到學期結束，還是沒能搞清楚他的「類別」。按他的研究生小謝的説法，他應該算個「比較溫和的中間派。」
説高老師「溫和」，這從他的廣泛交遊中可見一斑。他的朋友中，包括大陸的許多著名知識分子和學者，他與香港、台灣、美國、日本等國和地區的許多同行也多有聯繫，與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些學者長期保持着親密、坦誠的友誼。去年冬天，楊東平來南京開會，被高老師以私人名義請過來，還為我們開了一次講座，談的居然是城市環保的話題。似乎更能説明問題的還有兩個細節。其一，前兩年楊振寧先生來南大，指名要見兩個人，其中就有高華老師；其二，前不久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山西召開小型研討會，特意請了他去參加。人們常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對於高老師來説，其實不盡然。
高老師的溫和，還體現在他的講課上。我聽過他一年的課，從未見他開懷大笑過。有時候，當他説起一些趣事，台下一片哄鬧，他也只是淡然一笑，旋即作嚴肅狀，繼續他的講課。當然，高老師的課也並非一派古板。他在引證各種史料進行條分縷析的同時，經常也把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信手拈來，這使得他的課既中規中矩又厚實生動。從他的課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李南央有個高度意識形態化了的媽媽，也知道了一代名記者范長江在「三反」運動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當時的驚訝之情自不待言。歷史是一門敍事的藝術，高老師在敍述往事的時候，語言很乾淨，極少疾言厲色。這同他寫文章時的風格是一致的。
我曾讀過他的那篇發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考證食品增量法和代食品的文字，以及刊載於《南方週末》上的《初讀〈楊尚昆日記>》，文章寫得不溫不火，語氣很有節制，措辭也特別考究。他寫的論文，所提出的論點，都是建立在大量資料基礎之上的。要做到這一點，説似簡單，做起來卻非易事。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浩如煙海，要想窮盡，雖耗畢生精力猶恐力不能逮，高華老師非常重視收集各種史料，他在史料運用上的嚴謹態度和扎實功力，尤為可貴。他平時極重閲讀，大量的閲讀，使他不僅積累了雄厚的「史料資本」，也能及時掌握學術研究的最新動向。正因為他對史料了然於胸，運用起來方能調動自如；正因為他隨時關注學界動向，他的研究能始終保持着勃勃生機，讓人常看常新。
歷史在後人看來，就是一樣樣的史料。同樣的材料擺在那兒，有的人只能看到東西本身，有的人卻能從中還原出歷史來。治史者，不光要有爬梳史料的耐心，更需有感覺歷史的「惠心」。無此「惠心」，至多只能在文字的平面上打轉，哪能參透歷史人物形形色色的複雜心態，又何以悟會林林總
總欲説還休的歷史記錄？有了這顆「惠心」，治史者便能深入歷史的立體空間，游刃於黑白文字經意或不經意的記載之中，體察各色人物的心靈悸動，與歷史的脈搏齊跳躍，寫出有血有肉亦有情的史來，為後人揭示出一幅幅雖舊還新的歷史景象。這「惠心」即是對人情的練達，對世事的洞察，這既是人生閲歷的積累，又是天賦的一種靈性。用此「惠心」來觸摸歷史，即便未親歷其事，寫出來的史，亦能處處透着身逢其時的「感覺」，令當事者讀了心有戚戚焉。
這內外兼修的「功」，成就了高華老師的「史」。他實證主義的嚴謹、樸實的學風，得到海內外諸多學者的讚賞；他的研究成果，在學界、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高老師是如此卓有成就的一位歷史學家，可你如果把他想像成個大學究，那就錯了。
在生活中，高老師大約也稱得上一個溫和的性情中人。和他有過近距離接觸的學生，往往會提到他的坦率與真誠。聽人説，高老師治學之餘閲讀面頗寬，也常看電視劇，甚至連一些樣板化的東西和肥皂劇也看得津津有味。前不久，全國各地熱播《激情燃燒的歲月》，他嫌不過癮，竟然去街上買回整套碟子，一家人連夜突擊，至凌晨兩三點鐘方罷。
不過，僅用「溫和」一詞還遠遠不能概括高老師。據我觀察，高老師其實又是一個異常冷峻的人。他的冷峻潛藏在溫和的表像下，那是一種無法言傳的純粹個人化的體驗，即便坐在教室的後排，我也能清晰的捕捉到這種早春般的感覺。有意思的是，在課下的閒聊中，居然就有同學向我説起過大致相同的感受。按我的理解，他的冷峻，一方面源於史學工作者的職業素養，另一方面可能也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一般説來，治史的人本來就有一種理性的嚴峻，更何況他治的又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史。眾所周知，這一段歷史，無比豐富卻又異常沉重，輕輕翻開哪一頁，都會給人以特定的暗示和無形的塑造。他長期浸淫其間，不經意間冷峻自然就會隨之而生。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閒聊中，歷史的蒼涼與無情，人生的悲喜與無常，全都消融在他平靜的聲調中，讓人随他的描述遐思邇想，不經意間就生出許多滄桑之感。進南大後，我還不止一次聽人説起過高老師的家世。他父親是地下黨老幹部，對中國革命曾有過特殊貢獻，但後來的經歷卻頗為曲折；他本人十六歲起即去工廠作了八年工人，直到恢復高考才重返課堂。這些在今天看來不無苦澀的人生際遇和波折，對他的思想形成不能説沒有影響。因此，無論是河南信陽慘絕人寰的「人禍」，還是文革中曠古未有的「封建」迷信，在他的表述中都有一種無以言表的冰涼和冷峻；而對近二十多年來的社會變遷，他又總是加以充分的肯定，儘管他在肯定的時候也同樣保持着低調。
這種冷峻也使高老師在眾多的史學工作者裏顯得相當獨特。在一個有着幾千年注疏傳統的國度，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本來就有一些約定俗成的思維和路徑，但他卻堅持以史料説話，力圖迴避種種非學術化的研究傾向（比如「宏大敍事」）。平心而論，這種學術範式其實是一種自討苦吃的選擇，他註定要為此付出一些代價；而在當下的語境中試圖複製出歷史的現場感，他又要時時注意自己的表達方式，力圖將話語打磨得平滑圓潤，以照顧到不同視聽者的口味和習憒。他在此類「修辭」上所下的功夫，相信細心的讀者和聽眾不難體會到。
高華老師的代表作被人譽為「傳世之作」，是高老師「在廚房裏寫了改，改了寫，整整耗時十年才完成的」，至今鄰居還記起他當年穿着棉澳伏案疾書的情景。十年磨一劍，拿出來的東西當然是精品。在該書後記中，他曾提及自己寫作中的種種感觸，諸如資料匱乏，項目不便申報等等，讀來令人為之動容。按他的朋友朱學勤的説法，中國是一個磨練人類耐性的好地方。高華老師既然主動選擇了這種獨特的治學方式，他當然理應接受這些因致力於複製「歷史真實」而伴生的「現實真實」。「溫和」也許是他的天性，但更可能是他與四際互動的特有方式。
今秋重見高老師，我驚訝的發現他竟然已滿頭華髮。據説，高老師是「少年白」，以往他一直染髮，至今方輟。在我看來，正值中年的他頂着滿頭霜雪揮灑於講台，穿行於街市，似乎更為本色。歷史是一種容易讓人早生華髮的學問，中國又是一個特別容易讓人動情的地方，有一點白髮又有何妨呢？為此，我常常在離講台很遠的地方默默凝視他，凝視他完全復原了的滿頭白髮。在那裏，歷史的溫和與冰涼，生命的色澤和重量，都因真實而顯得無比冷峻。
高華：《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原載《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2011年2月17日。
《南京大學研究生》，2003年11月26日/《南大青年報》，2002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