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文革」研究

從「大破」走到「大立」

——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毛澤東發動「文革」包含了思想的動因，其中之一就是他要以他的思想來改變1949年後中國的現狀的某些重要方面，儘管這個現狀本身就是在他親自主導下產生並定型的，毛在文革初期就提出要「大破大立」，改變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於是一系列「新生事物」應運而生。

_、「五七幹校」

「五七幹校」是「文革」中審查、懲戒、「再教育」、分流處理機關幹部，包含多種功能的一個特殊場所，它的產生不是由中央或毛事先設計的，而是由地方發明，又符合中央的意圖，從而得到毛和中央的大力支持，在全國迅速推廣，成為解決文革中十分突出的幹部問題的一項重大的制度創設。

1.幹部接受審查和「再教育」的營地

1968年5月7日，由潘復生主政的黑龍江省革委會在慶安縣成立了柳河五七幹校，將該省大批省屬機關幹部下放安置在此勞動。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向全國進行推薦，稱讚黑龍江省為全國提供了「機關革命化」的新經驗，所謂「機關革命化」，是文革前的一個老口號，意指機關工作要突出政治，幹部要聯繫群眾，反對官僚主義，同時要精

簡機構，幹部應參加勞動。五七幹校則完全是另一種形式， 和文革前的「機關革命化」的性質完全不同，《人民日報》將其揉揑在一起，其目的是讓機關幹部能夠接受五七幹校這個「新生事物」。《人民日報》在發表黑龍江五七幹校經驗時專門配加了「編者按」，傳達了毛的「最新指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1

毛的指示裏迴避了五七幹校的最重要的一項功能，這就是審查幹部。在毛的這個指示下發後，中央和國家機關、各大軍區、各省市、地區、縣迅速創辦各級各類五七幹校，大批幹部被下放勞動，比較著名的五七幹校有：江西省進賢縣境內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湖北省咸寧縣境內的文化部五七幹校。原中宣部的「五七幹校」設在寧夏，團中央的「五七幹校」則在河南信陽的潢川縣。軍委總參的「五七幹校」也設於河南。江蘇省革委會將省級機關幹部組成「一〇四」兵團(為紀念新華社傳達毛指示的10月4日），第一批黨群口，宣傳口的幹部1800人，僅十三天後，於10月17日就開赴金壇縣勞動，江蘇省公檢法系統800多人，到溧陽縣農場勞動。南京市要武區(玄武區)於10月7日，「脅逼207名區街機關幹部(佔機關幹部總數86%)和189名區公檢法幹警、業餘工大、業餘職工學校的教師」去了幹校，在「那裏接受『教育』、『批鬥』和所謂勞動改造」，2 3到10月18日止，全省縣以上的機關幹部下放人數已達25000餘人，與此同時，江蘇省高校的8000多名師生也下放到農村和農場。5這也反映了當年毛的極大的權威以及主政各地工作的軍隊幹部落實毛指示的巨大效率。到1969年底，江蘇省省級機關已有近萬名幹部進入五七幹校。在這些幹部下放後，隨着勞動建校和參加農業勞動的過程，大規模的審查幹部的工作就在五七幹校展開。

建國後中國各級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和大、 中、小學(公辦)的教師，統稱「國家幹部」，其來源有三：建國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又分根據地幹部和地下黨幹部；建國後陸續由組織和人事部門分配至機關或學校工作的大中專畢業生，這批人為數較多，統稱「新幹部」；以及建國前在國統區學校畢業或從外國留學歸來，有專業技能，較多集中在文教科衛部門工作的幹部。所有這些幹部又可分為兩類：政工幹部和業務幹部(技術幹部）。除了從根據地來的老幹部和建國後從基層提拔進機關的幹部，大多數機關幹部，包括原地下黨幹部都是所謂「知識分子」。在毛時代，「審幹」是常規現象，每隔幾年都會來一次，在50年代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幹部群體尤其是知識分子幹部，都是審查重點，一大批幹部在「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中已被淘汰出「幹部隊伍」。

文革初期，在中央的號召下，受社會學生和工人造反運動的影響，各地機關幹部也在1966年12月中下旬後進入造反狀態，成立各種機關幹部造反組織，是謂「後院起火」，例如：上海市委寫作組的徐景賢，江蘇省委統戰部長高嘯平，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等紛紛宣佈造反，矛頭直指所在地區的主要領導幹部。機關造反的主要內容就是揭發各級領導幹部的「三反罪行」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4由於機關幹部掌握較多的內幕，他們的「揭發」往往造成轟動，也使那些老幹部狼狽不堪。進入1967年後，隨着各級黨政機關的倒台，各類幹部都不同程度捲入運動，甚至公安系統的幹部也成立了造反組織，一時間，機關幹部造反和學生造反、工人造反合流，構成1967年上半年文革的高潮。至1967年下半年，毛開始重拾山河，對機關幹部的清理也就被提上議程，五七幹校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審幹的環境。

在五七幹校受審查的幹部有兩類：

1.罪不至進「秦城監獄」的有問題的老幹部。文革初期，為數不少的中央級高級幹部，包括文革前已遭贬謫的前高幹，都被集中關押在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大批省一級或之下的領導幹部則被集中在各地的五七幹校接受審查，例如：江蘇省的前省委書記處書記劉順元、陳光、前省長惠裕宇等都是先由軍隊將其集中在軍隊農場看管，後移至五七幹校「監督勞動」。老幹部在五七幹校除了參加勞動就是寫檢查交待材料，並接受軍代表組織的「五七學員」的批鬥。

2.機關幹部中的「造反派頭頭」。在1968年的「清隊J 運動和「深挖五一六」運動，造反派都是重點清查對象，這批在文革初期衝鋒陷陣揪鬥老幹部的機關造反派頭頭此時已淪為被批鬥的對象。

五七幹校的另一功能是收容，安置幹部。1967年初各地軍管會成立後，一批領導幹部被揪鬥，只有少數老幹部被吸收參加「業務組」或「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大部分幹部或參加機關造反組織，或在家中當「逍遙派」，革委會成立後，情況仍未改變，五七幹校的成立，正好為這批幹部提供了出路。

五七幹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就是一切由軍代表當家，實行與地方隔絕的封閉性的軍事化管理，在軍代表之下，起用一些幹部中的「積極分子」分別擔任連、排、班長，這也是體現毛的「丘八管秀才」的原則。

機關幹部接受「再教育」不是知青落戶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是作為知識分子而接受大多為農民出身的軍代表的「再教育」。因為機關幹部多為知識分子背景，身為知識分子又被認為有思想上的「先天不足」，需經「再教育」始能重新為人民服務。受到社會上反知識分子主流思想的影響，一般情況下，文化程度較低的軍代表對機關幹部身上的「臭知識分子味兒」特別反感，因此「再教育」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打擊那些「臭知識分子」，一方面讓他們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同時還經常組織「五七學員」進行「互相揭發」和「鬥私批修」。

五七幹校帶有鮮明的懲戒性質，一是它的高強度勞動，所謂「汗水洗私心，勞動挖修根」，第二，只有所謂「表現好」，

「沒問題」的幹部才會被挑選回原單位工作，而「表現好」， 「沒問題」都無明確的標準，只憑上級領導和軍代表決定。

2.對「五七幹校」的不同的記述

「五七幹校」所為文革期間影響數百萬幹部群體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一項制度安排，在多數經歷者那兒，幹校的那段歲月是不愉快甚至是屈辱的，和80年代後的一些當年的知青經常回味插隊生活，並且發出「青春無悔」的聲音完全不同，當年的幹部很少用詩意的筆調回首在幹校時期的生活。一般可見的對「五七幹校」的敍述有三種：

(1)—些共產黨老幹部用鮮明的批判的態度，強烈的筆觸譴責幹校對幹部的迫害和摧殘。

1986年，共產黨老幹部、老作家黃秋耘將他的回憶錄《風雨年華》中的一章〈荒原中的狼群——五七幹校生活雜紀〉交《隨筆》雜誌發表，作者在當時「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下，以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詳細描述了在粵北山區英德黃陂的幹校歲月，他寫道：

對於我們一般的「五七戰士」来説，斡校相當於流放地， 對於「牛鬼蛇神」來説，幹校簡直就是集中營，甚至比集中營還要糟。一般的集中營還允許生病的犯人休息，還有簡易的醫療設備，可是五七幹校對待「牛鬼蛇神」，就連這點最起碼的人道主義也不講的……五七幹校既是十年動亂的產物，對於受害者來説，它就是牢獄和刑場。

幾乎每一間五七幹校的附近都有幾座甚至十多座枉死鬼的新墳，這些人有的是由於長期患病得不到治療，被疾病折磨致死的，有的是由於在審訊過程中受到拷打和惨無人道的虐待，不堪忍受，最後死於自殺的。

在揪「五一六分子」運動中，我所在的連隊關起兩個人， (一個）就在「疲勞審訊」中昏死過去……另一個被折騰得特別属害，假釋回家不久就病死，（他的妻子）當時就瘋了，脱光了上衣大喊大叫。

黃秋耘進而進一步分析了幹校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其稱之為「荒原上的狼群」：

有人賣友求榮，有人落丼下石，有人栽贓陷害，有人打小報告，有人搞小動作……形形色色，極盡陰謀詭計之能事。幹校的各級領導人大都是知識分子，他們當中有好些人還是吃過十年動亂的苦頭在不久之前才剛剛被「解放」出来的，可是對待自己的同行和同事，也同樣一點兒也不心慈手軟。

假如拿古代奴隸社會來比擬，幹校的領導幹部和軍代表是貴族，我們一般學員是自由民，而尚未「解放」的「牛鬼蛇神」全都是奴隸。

我們的五七幹校，在某種意義上來説，也是一個個分散在荒原上的狼群。5

(2) —些「從舊社會過來」，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深知革命專政威力的大知識分子避免用很激烈的態度批評「五七

幹校」，他們把那段時光看成是一種不得不面對的境況，盡量用平和的，日常的態度去適應它，例如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夫婦，錢鍾書、楊絳夫婦等。

費孝通，吳文藻、謝冰心夫婦是隨中央民族學院下放到湖北省潛江縣的沙洋幹校，這裏原是一個勞改農場，費孝通等和其他下放幹部一起參加了建校勞動，有一篇回憶文章詳細描述了他們的幹校歲月：

挖丼工程過後，我們班又轉去搞基建蓋房子。壯實年輕一點的教師調去拉沙子和泥，年老的、女同志當小工，將拉到工地附近的磚，一i鬼一塊的傳到彻牆師傅的手中。一天干下来，對費孝通、林耀華這樣的老先生們來説絕不輕鬆，即使年輕一點的教師，也累得腰痛手疼，不願動彈。這種繁重的勞動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這個班，除了費孝通、林耀華這樣的老人外，後來又從北京和湖北咸寧兩地將吳文藻、謝冰心夫婦也調來編在我們班裏，參加蓋房子的勞動。大家在學校沒有很多機會能「四世同堂」（指從吳文藻先生傳承到費孝通、林耀華先生再傳到我們，共四代師生關係），可是沙洋幹校的特殊環境，卻把幾代師生聚攏到一起，朝夕相處，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大家互相照顧、互相鼓勵體貼，成了一個大家庭。患難出真情。勞動中，班裏的老弱婦孺組織起來，年輕的説明年老的，大家協手照顧説笑不斷，感情更加融洽，勞動效率也渐渐高起來。費孝通、林耀華雖已年近花甲，可是在老師吳文藻、師母謝冰心面前，仍是小學生。傳磚時，費先生不忘關心照顧他的老師，主動站在吳先生的前邊=每遞一塊磚，就多走兩步，湊到老師身邊，將磚送到吳先生手裏，用此辦法減少老師的勞累。他還時常到謝老太(在斡校時大家都這樣稱呼謝冰心先生）那裏問寒詢暖，送去吃的，生怕師母有個閃失。這種無言的尊師風範，讓我看在眼襄，記在心上。在別人看来他們這些「反動學術權威」或許缺少人之常情，但是幹校的相處，讓我看到了他們身處逆境，彼此間的師生情誼非比尋常，即使在一些細微的事情上，都自然地顯露出那種待人誠懇大度和為別人着想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

除了在幹校勞動外，費孝通等還被安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去「插隊锻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天都要和生產隊的老鄉一起拿上農具下田勞動」：

收工時，老鄉們個個背簍裏滿滿的棉花，可我們僅摘了一二十斤。經過幾天的磨煉，我們的兩手變得靈巧了，精神也放鬆了許多，摘的速度加快了。有一天費先生竟摘了40斤棉花。40斤重的棉花背簍，對長年勞動者背起來不算什麼。然而對費先生來説，卻是不輕的負擔，社員們看到他很費勁，搶着幫他，他不幹。我想他是怕在老鄕面前丟面子，不肯接受幫助，當離開人群過溝坎時，我想去接過他的棉花簍，他也不肯，偷偷地説：「非要自力更生闖過這一關。」説話間，他背着棉簍下田溝，陷到泥漿中，我焦急地放下自己肩上的幾十斤棉簍去拉他，他卻笑嘻嘻指着兩隻不停頓掙扎的泥腳説：「劉曉你看，真個越陷越深，拔不出來了，但我一定要拔出來！」看到他的樣子，聽到他所説，我先是心中一酸，很快轉念接過他背上的背簍，使勁地拉他。當他走出泥溝，又笑着打趣地説：「有驚無險！有驚無險！又過了一關！

費孝通説的「過關」不僅是「勞動關」，還有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的「感情關」：

農村的生活，老鄉們樸素熱情對我們的照顧，很快使我和費先生由拘束變得活動自如了，慢慢地我們主動走進老鄉當中，和他們談家常，談生產，説國家大事。彼此感情親近起來，有的老鄉告訴我們説：你們剛來時，大家都傳着説這一批新來的勞改犯比過去的有錢，你看他們「穿的破，吃的好，光着膀子戴手錶」。可生產隊給我們介紹説：「你們不是勞改犯，是北京下放來的。」有的乾脆就直問：「你們都是斡部，在北京當大官的吧？為什麼跑這麼遠來幫助我們幹活？」有的婦女還凑到我的耳邊問我：「這老人(指費）是你的長輩吧！是不是親戚？」我和費先生解釋説：我們都是學校教書的，不是當官的，毛主席説知識分子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所以下来要向你們學習。説的他們都榣頭不認可。説我們沒講實話，但都認為我們都是好人，老實人，將來會官復原職回到北京。

為什麼費孝通樂於和農民相處，以後他説了這樣的話：

「農民是識貨的，他們雖然質樸無華，其實他們最懂得份量」。還説「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喜歡水、喜歡住在

水邊，因為住在水邊的農民，人際關係與人為善，所以我願意和他們交往。」6

(3)個別老知識分子，如臧克家高調讚美「五七幹校」， 並表示對幹校有一種強烈的依戀之情。

如果説，費孝通的幹校經驗是樸實、低調的，那麼詩人臧克家的記述就是高調和激昂的了，臧克家在1969年11月，隨文化部、中國作家協會機關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回京，1978年出版詩集《憶向陽》，收錄了他回憶咸寧五七幹校(向陽湖)生活的詩歌。和其他多數幹部的被動心態不一樣，臧克家把去幹校看成是克服身心危機的一種手段，他寫道：

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我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曰到了湖北咸寧斡校。這個曰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這以前，我把自己局限於一個小天地裏，從家庭到辦公室，便是我的全部活動場所。身體萎弱，精神空虚。上二樓，得開電梯，憑打針吃藥過曰子。為了思想改造，為了挽救身心的危機，我下定決心，換個新環境，去嘗試、鍛煉。

當一腳踏在大江南岸向陽湖畔的土地上，一個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展開在我的面前。眼界頓時寬大了，心境也開闊了。乍到，住在貧農社員家裏，他們甘願自己擠一點，把好房子讓給我們。我們推謝，他們一再誠摯地解説：「不是聽毛主席話，請也請不到你們到向陽湖来呵。」從樸素

的話裏聽到了赤誠的心。同志們床連床的頂着頭睡，肩並肩的一同勞動，心連心的彼此關懷。一切等級、職位的觀念，統統沒有了，大家共有一個光榮稱號：「五七戰士」。小的個人生活圈子，打破了，把小我統一在大的集體之中。在都會裏，睡軟床，夜夜失眠，而今，身子一沾硬板便鼾聲大作。胃口也開了，淡飯也覺得特別香甜。心，像乾枯的土地得到了及時的雨水一樣滋潤。

在臧克家的筆下，幹校沒有鬥爭，沒有批判大會，也沒有「深挖階級敵人」，完全是一副美麗的田園風光的圖畫：

早晨，美麗鮮豔的早晨。早晨，勞動出工的早晨，早晨， 新生命開始的早晨。

春天，忙着育秧，一夜起來幾次，觀察種子的冷暖燥濕， 看它突嘴、抽苗，一寸兩寸……關心它像慈母關心幼兒一般。四月底，忙着插秧，一塊塊秧田像一方方明鏡。人，一排排，躬着腰，冒着微雨，把一把把秧苗插得橫如線、豎成行。微風吹來，柔苗嫋娜弄姿。人的汗，滴在水襄。人的影子，印在塘裏。多動人的一幅社會主義勞動畫圖呵。「不插五月秧」，與季節爭先，把幾萬頃湖田，巧奪天工地變成了茸茸碧綠的錦繡。

最歡樂、最熱鬧的是金色的秋天。秋天，收穫的季節。熟透了的稻子，黃澄澄鋪一地黃金，頭微微低垂着。我們更忙了。忙着收割勞動的成果。泥水吞了半截大腿，移動一步也大難。把一把把稻子合成一堆堆。憑人的雙肩，憑旱地行船，紛纷把稻子運到場上去，堆成一個個綠的岗峰，

搶時間，大會戰，支援的隊伍來自四面八方的連隊，滿坡人影動亂，車如流水馬如龍，一場殲滅戰猛烈地進行，不到一天，金色飄香的稻子躺了一地，大野頓然空蕩蕩，白茫茫。中午，太陽似火球，戰友們赤膊光腳•身换身的在涼棚底下午休，有的侧身躲在我們稱之為「太和殿」的大棚子的草搪下，陰影不到一尺，僅能蔭庇半個身子。

粗碗扒飯，又香又甜。托身光地，合眼成眠。

臧克家用詩一般的語言敍述了進行思想改造，學馬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感受：

一天天，一年年。私心雜念，被汗水沖去了。過去漠不相關的同志•今天成了親密的戰友。知面知心，息息相關。不但人與人的關係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變了。我們用一雙雙手，把荒湖變成了良田。陰晴、寒暖，自然景物，也通過勞動發生了密切的聯繫。早晚仰望長空，預測天氣，如果是天晴，就得忙着曬榖，準備幾百擔塘水澆菜地；如果陰雨，就要圍好榖堆，查看水渠……。每天收工歸來，看大紅太陽滿面紅光，滾滾下山，好似勞動了一天，和我們結伴收工，相約明天早晨一齊早起。

每天早晨七點到八點，是學習毛選的時間。分組坐在光亮的場面上，旭日初升，霜痕在地，空氣新鮮，鳥聲時聞。這是一天最好的時光，大家凝神字裏行間，有時討論心得，語聲朗朗。晚間、工餘之暇、陰雨天氣，都把精力用在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上面。過去，在北京，我們也經常學，但是覺得在勞動中學習，意義不同。過去在字面上懂了的東西，今天，在實踐上有了新的體會。毛主席諄諄告誡我們，要理論與實踐结合，今天，我們理解了這指示的深刻意義。

我們起初住在貧農家褢，曰夕相處，他們的一舉一動，-言一語，就是對我們的身教。他們對毛主席崇敬、熱愛， 感激之情，深如大海，長似大江。對毛澤東思想的感受，如春雨沁土。我們經常請貧農同志在大會上訴苦，話語不盡懂，可是，那悲痛的聲調，那憤怒的面色，那滚滚的淚珠，把舊社會的罪惡控訴得痛快淋漓，引起我們的共鳴，使我們深深地受到教育。回頭吃「憶苦飯」，糠餅入口，嚼着舊日的苦，想到今日的甜。黃連罐子，蜜糖罎子，兩種社會，兩種滋味。

特別難得的，當臧克家聽聞組織上調他回北京的消息，他的反應和絕大多數人完全不一樣：

一九七二年「十一」剛過，組織上讓我回北京。聽到這消息，心裏很難過。臨上路，同志們擁來送別，依依戀戀。幾步一回頭，泣不成聲。不只我是這樣，每個離開幹校的同志都是如此。這眼淚，不是表示情感的脆弱，而是反映思想的健康。淚有種種，它代表的思想感情也有種種。人，回到了北京，而心，還在咸寧。7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臧克家所敍述的「五七歲月」具有普遍

性，但是也沒有理由就否定這不是他進行「道德修身」的某種寫照，類似的還有郭小川的《圑泊窪之歌》，反映的也是知識分子幹部以勞動進行思想改造所獲得的「思想進步」。

3.是不是制度創新？

「五七幹校」在中共歷史上有過類似的前例，嚴格説，談不上是「新生事物」，更和「制度創新」無關，因為延安整風時期的中央黨校、抗大、西北公學、魯藝、行政學院等都曾一度是幹部審查的中心，受審查的幹部也需參加開荒、挖窯洞、紡線等勞動，但是不具五七幹校那樣帶有懲戒性質，那時的延安幹部為了解決經濟和物資供應的困難，都要參加生產勞動。從根本上講，五七幹校的建立和推廣，是出於審查幹部的歷史和現實表現以及安置、處理、淘汰幹部的需要。

中共的幹部隊伍事實上一直存在一種動態的淘汰機制， 在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根據當時的政治標準，將一批幹部或調整崗位，或直接清洗出幹部隊伍，在一般的情況下，被調整工作岗位的多是因家庭出身地富階級，或有海外關係，或直系親屬中有被「殺、關、管分子」和「五類分子」，這樣的幹部即使自己是共產黨員，也要被從黨機關和公安機關調出，另行分配至一般不具「要害」性的工作崗位。8被清洗出幹部隊伍多屬在政治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或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和「階級敵人」，例如，在1964年「四清」運動中，原貴陽市委宣傳部長朱厚澤就被開除公職。9 10文革中經五七幹校而被淘汰出幹部隊伍，在總體上是不多的，主要是一些「有問題」的幹部經幹校而被調離出北京大機關，分配到基層單位。例如外交部一批幹部被定為在文革中犯了炮打陳毅的錯誤，雖經審查已排除了「五一六分子」的嫌疑，但還是被強制安置在湖南省等基層單位，不許返回外交部。w

1968年後，還有一大批幹部被以各種名目動員下放到農村，事實上被淘汰出機關體制，據不完全統計，在黑龍江、遼寧、江蘇、湖南、天津等七個省市將40多萬縣級以上的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另有一批幹部則被動員退職下鄉落戶，「從拿工資的革命者變為不拿工資的革命者」。11

五七幹校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實了毛對官僚體制的批判和改造的意願。50年代後，新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嚴密的，自上而下的國家管理系統，形成了一支最龐大的幹部隊伍。作為國家幹部，他們享有固定的，數目不等的工資和免費醫療服務和其他的福利，高級幹部則享有高工資，敞住房、小車、醫療保健、療養、公務員、信息獲知、外國文藝欣賞、幹部子弟小學等等特權待遇，遠遠超過工農和一般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五七幹校勞動或接受批判的絕大多數幹部，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都是「帶工資」的，他們在幹校附近的生活消費無不引起附近的貧下中農的羡慕，因為那些「政治地位髙」的貧下中農，在人民公社的體制下，經濟上普遍處於貧困狀態。

毛知道，國家運轉離不開官僚系統，但是他又十分反感官僚系統的膨脹和擴張，對官僚系統「脱離群眾」，「衙門作風」等的現象一直有尖鋭的批評。60年代初期後，伴隨毛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毛對官僚系統的反感更加強烈，並採取了幾項措施：

1. 精簡幹部。毛從來就認為黨政機關不需要那麼多人，一再要求精簡幹部隊伍。1962年，一些縣級機關的幹部被動員退職返鄉務農。周恩來統管全國的經濟、外交等繁重事務，一度還兼管軍隊事務，他的總理辦公室就曾多次被「精簡」，1957年底至1958年初，周恩來的秘書「從十幾人減到六七人」。1964年後，毛澤東對周恩來説：你搞那麼多秘書幹什麼，讓秘書牽着鼻子走！」周恩來「就堅決改組了(總理)辦公室」，1965年1月，「只留一兩個人」，連總理辦公室也從國務院的建制中取消了，只留一個總理值班室。12

2. 要求幹部參加勞動。毛在年輕時代就曾受到當時流行的「泛勞動主義」思潮的影響，相信體力勞動可使人的思想和心靈純潔，13以後這種思想影響又和「工農創造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在以後的革命年代裏，再演變為

「艱苦奮鬥」、「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概念和實踐，中

共黨人長期戰鬥在農村，客觀形勢要求一切自己動手，毛的這些口號對革命黨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積極、正面的作用。及至50年代中期，中央推出老紅軍甘祖昌將軍自動返鄉務農的典型。1964年，毛又批轉浙江省委關於組織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報吿，把幹部參加勞動上升到「反修防修」的高度，14在這之後，機關幹部參加勞動已制度化。

3. 降低高幹的工資。1964年後，毛帶頭，一批高幹和著名演員主動降低工資。

4. 1965年取消軍銜制。毛對幹部官僚化的處理辦法的最高形式就是文革期間號召群眾造反，他也曾一度提出所謂

「巴黎公社」的模式，即由群眾選舉或罷免政府官員，但此議很快就被毛自己放棄，於是週期性的幹部下放勞動，或五七幹校將幹部「連鍋端」的方式就成了毛應對幹部官僚化的基本方式。文革期間，毛也把身邊工作人員派往江西進賢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毛的女兒李敏、李訥也一度分別在國防科委和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15五七幹校雖然一時對緩解幹群矛盾有一定的效果，但反智主義和對科層制的衝擊，也嚴重破壞了政府對經濟社會生活的有序管理和科學、教育和文化的發展，這種方式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幹部官僚化的問題，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幹校進入歷史。

從1969年末開始，全國掀起一輪城鎮居民放棄城鎮戶口，直接下放農村落戶的「熱潮」，這是在意識形態的口號下為緩解城鎮商品糧供應的壓力，同時也是純化城鎮人口而採取的一項重大行動。

1.甘肅發起，中央支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報導，稱：甘肅省會寧縣城鎮居民，從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縣688戶城鎮居民中有191戶，995人分別到13個公社的生產隊安家落戶的消息。16他們發出「豪言壯語」：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主動要求放棄城鎮戶口和糧油供應關係，到農村去安家落戶。從歷史上，甘肅就是貧困地區，特別是農村的大部分地區，自然條件較差，人民生活貧困，尤其在1959-1962年，在一千三百萬人口的甘肅省，因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的極左政策，大批甘肅農民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130萬，16 17在一般情況下，對那段歷史有鮮明記憶的甘肅城鎮的居民是不會主動放棄國家保障的糧油供應，而要求前往連基本溫飽也無法保證的農村地區的，甘肅的這項經驗顯然是人工引導的結果。文革期間，蘭州軍區第一政委冼恒漢長期主政甘肅，擔任甘肅省委書記和甘肅省革委會主任，積極推行極左政策，甚至有所發明，有所創造，城鎮居民直接下放農村落戶就是他的一項創新。

甘肅的經驗客觀上符合中央有關減輕城鎮人口壓力的精神，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文革後農村經濟沒有取得很大的發展，糧食產量更沒有突破，加之援外任務繁重，將城鎮人口動員一批到農村，可以改善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而且週期性的下放城鎮居民並不是新鮮的事，1961-1962年，國家為改變大躍進以來農民大批湧進城市建設單位和減輕糧食供應壓力，曾經發起大規模的動員返鄉運動，總數達兩千萬人從城市回到了農村。18

從規模上講，1968年後的城鎮居民落戶農村，在人數上要大大小於1961-1962年的那次精簡城市人口。《人民日報》將甘肅的經驗推出後，甘肅自是一馬當先，「動員」了大批職工家屬下到農村。江蘇省從1969年秋冬起，在當時中央下發的「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下，「立即掀起了大規模的幹部和城鎮居民全家下放去農村的熱潮」，具體的動員方法有兩種，互相交替使用：

1. 用敲鑼打鼓，送「喜報」，戴大紅花，開歡送會等形式批准幹部或職工的所謂「下放請求」；

2. 對內定下放人員辦「學習班」，「打通思想」，進行説服或批判，進而凍結糧油供應，代遷戶口，「威逼大批幹部和居民下放」。19

經由全力動員，截止1970年3月止，南京市玄武區有3056 戶，14100名機關幹部、城鎮居民、及建築、交通、工商、文教衛生的職工「被迫下放農村」，其中1183戶人家被低價收購了原屬本人的私房。2°江蘇全省下放了全民所有制的職工28000人，城鎮居民和集體所有制人員25萬8千多人。20 21在這些人中，有一些是因為給單位領導提了意見，或和領導屬不同的造反派，就被強制連同家屬子女一同下放農村，南京市的「下放戶」多被安排在經濟條件落後的蘇北的泗洪縣、洪澤縣、泗陽縣；無錫市的「下放戶」被安排在鹽城地區的大豐等縣。全國約60萬城鎮居民下放農村。

2.「不純」分子是下放的重點人群

在下放農村的人群中，有「歷史問題」或「五類分子」 是重點對象，這也體現了國家長期以來奉行的「純化」城市人口的政策。在新中國成立後，有三次規模不等的驅趕「不純」分子到邊遠地區或農村的行動：

1. 1955年10月，北京市將「不純分子」628戶，共2696人遷往寧夏自治區各縣。在這批人中，真正的「階級敵人」只有15人，其餘是：「説書的」、「打花鼓的」；「舊職員」；「偽官吏及家屬」；「錢莊老闆」；「袁世凱的六姨太及孫輩」。22但都安置工作，享有工資和城鎮戶口。

2. 1957-1958年，各地都將大批右派放逐到農場和邊遠地區進行「勞動教養」，多數人保留了公職和城鎮戶口。

3. 1966年文革初期，北京市將一批「五類分子」、「敵對」分子驅逐出北京，也是多數安置在各地城鎮。上海市中學紅衛兵從1966年9月起，模仿北京紅衛兵，也搞起「驅趕黑六類到農村」，他們到街道、里弄和派出所，要求提供

「黑六類」名單，然後按名單抓人，對「黑六類」人員進行毆打。該月上旬，「全市掀起了驅趕『黑六類』和打人的高潮」，一些機關單位對「驅趕」採取了配合行動，上海市商業二局系統，列入「黑六類」名單的有1630人，從9月上旬到10月19日止，共有511人，連同家屬371人，被趕回原籍農村和城鎮。上海市財政局系統，將18人遣送原籍改造，局機關有人聽説自己將被趕回原籍而跳樓身亡。上海市水產供銷公司第二批發部共有638名職工，大字報公佈驅趕出上海的人員為133人。據當時的統計，至丨0月10日止，全市共有9260人被驅逐出上海，遣送回鄉。23

4. 1968-1970年，各地將一批「五類分子」，連同家屬下放到農村，取消了城鎮戶口及糧油供應關係，南京市要武區有326名「四類分子」被遣送下放，24連同家屬子女超過1500人，在南京市對四類分子遣送離城時，還派有軍警守衛現場，有公安人員押送前往蘇北農村。25

由此可見，「城鎮居民下放農村落戶」不是文革中產生的

「新生事物」，它由來已久，是國家應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壓力，同時也是滿足革命意識形態的要求，週期性推出的一項制度安排。

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文革期間廣泛涉及全國城鎮家庭，影響全社會的一項大規模行動，它是為了解決城市就業壓力和滿足革命意識形態要求而推出的重大政策安排，總數達17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又在客觀上衝破了青年人長期所受的教條化的意識形態的束縛，幫助他們瞭解中國農村真實狀況和農民的真實生活，為未來的中國改革準備了人材和思想基礎。

丨.學生「上山下鄉」從50年代中期後就局部推行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全國城鄉中小學教育的發展，每年畢業的人數穩步增長，但是在農村的小學畢業生，許多因家境困難而不能升入中學。1953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動員家居農村的青年返鄉農村參加生產。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26毛的這句話，在文

革期間傳遍全國，成為動員廣大知青「上山下鄉」的最強音。

5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村青年回鄉勞動並沒有遇到特別的阻力，因為隨着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完成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不能升學的農村家庭的中小學畢業生在城鎮完全沒有生存之路，除了回鄉種地別無他途。

1955年後，農民學生回鄉務農很快就發展到動員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由於全國的大學和中學不能全部滿足畢業生的升學要求，中等技術學校發展滯後，特別1956年全面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糧食供應已出現緊張，城鎮已開始了日常性的糧食節約運動，加之城市已不存在一個自發的就業市場，因此，從1956年開始，國家就已開始運用政治宣傳等手段，鼓勵、動員未升入中學的小學生將城市戶口轉移到農村，去農村參加生產勞動，其目的是緩解升學、就業以及糧農組織供應的壓力。1957年3月22日，劉少奇在長沙就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問題發表長篇講話，他説，就全國説來，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是從事農業。他還説，一切下鄉的青年學生，應當努力成為中國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式農民，這個前途是光明的，偉大的。27 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劉少奇修改的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全面闡述劉少奇講話的精神。28

劉少奇的講話很快就在全國各地落實，例如：1957年9月10日，南京市玄武區「根據國務院和市人民委員會關於動員

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安排」，批准該區第一批升學落榜的中小學畢業生26人去陵園區牌樓一社安家落戶。13日又批准第二批53人。臨行前，全區組織了萬人夾道歡送。29 30

I960年後，正值經濟嚴重困難時期，全國又興起新一輪的青年學生下鄉的活動，1961年，上海畢業學生2500人前往新疆建設兵團。從1961-1963年，中央先後動員兩千萬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以減緩城市糧食供應和工資支出的壓力。國務院在1962年也制定了15年至18年的「全國知青上山下鄉規劃」。至1966年文革前夕，下放農村和農場的城鎮知青已近130萬人。這一次和1957年的|、放農村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下鄉的地點不再是原城市的附近，而是向邊疆地區轉移，下放的知青多數被安置在軍隊或地方農場，享有一定的工資和醫療福利；其二，增加了強烈的意識形態的色彩，這和1962年後毛的激進主義全面上升有密切聯繫，當時的口號是：知青到農村去是「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的重要措施；廣大青年要「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考不上大學就下鄉）；「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等等。其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被學校錄取的學生是支邊下放的首選人群，例如：上海知青約10萬去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中成份不好的就佔70%。3°也有少數知青是直接落戶到農村，完全是憑「工分」生活，例如被樹為青年標兵的，放棄大學錄取的天津青年侯雋，河北青年邢燕子，志願返鄉務農的江蘇鹽城青年董加耕等，他們都受到中央的高度評價。

2. 1968年全國知青下放農村的經濟和政治原因

文革爆發後，大批下放建設兵團和農場的知青結隊從天南海北赴北京吿狀，要求返回城市或解決他們的工作或生活問題，但是他們的要求都沒有被中央所接受，「下鄉知青為維護個人權力所進行的抗爭很快就以失敗吿終」。31 1967年1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文藝、教育、新聞、體育工作者和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會上時專門針對下鄉青年説：「你們的崗位是在農村中，你們應和農民一起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農村中為農民服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產。你們的困難，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將找你們的代表座談，幫助你們解決」。32

2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處理下鄉知識青年外出串聯、請願、上訪的通知》。通知要求，凡尚在外地進行串聯、請願、上訪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應立即返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所設聯絡站，一律撤銷。33 6月29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

向國務院報吿：5月以來，下鄉知青又大量進城，估計已達40萬人以上。34 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社論，要求逗留城鎮的下鄉青年迅速返回，參加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戰鬥，搞好農業生產。35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再次發出緊急通知，並要求將這份文件在全國城鄉廣為張貼，呼顳進城逗留的上山下鄉的知青迅速返回農村，就地鬧革命，積極投入農業生產勞動。36

就在已下鄉的知青爭取返城的時候，1967年10月，一批北京中學紅衛兵自發發起到邊疆到農村的行動，他們的行動和國家所面臨的解決畢業生的設想完全配合，因而迅速得到當局的支持，「截至丨967年底，北京市已有4000名66、67屆中學畢業生前往東北、內蒙等地插隊、插場(國營農場)」。37

1968年後，安排因文革而滯留未分配大中學畢業生的去向問題已十分緊迫，1968年4月，中央發出文件，要求以「四個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做好畢業生的分配工作，在當時全面凍結工礦企業進人指標的情況下，所謂「四個面向」就剩下了去邊疆和農村。38

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向國務院呈送《關於1968年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請示報吿》。稱：全國66-68年三屆城鎮初、高中畢業生近400萬人，其中勢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鄉這條路。下去要以插隊為主，安置方式可多種多樣。京、津、滬、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請國務院召開協作會議給予落實。《報吿》還説：知識青年插隊落戶，受磨練最大，最能體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結合的光輝思想。但是阻力甚大，問題較多，工作確實艱巨。但不能動搖插隊為主的方針。1968年安置經費2.5億元，擬根據各地計劃分配下去，沒有完成計劃的，其剩餘部分安置費上繳中央，不再留給地方結轉使用，各省、市、自治區應儘早制定計劃。39

從1968春開始，新一輪的知青下放已被啟動，各地已經有組織地動員、安排中學畢業生下放農村。12月22日《人民曰報》發佈了毛的一條「最新最高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説服城襄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来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4°

毛的這條最新指示發佈後，全國迅速掀起知青「上山下鄉」的高潮，各級政府立即開始了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先後成立了「知青辦公室」，用貼喜報、敲鑼打鼓，群眾在車站夾道歡送等形式，全年上山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199.68萬人(不含大專畢業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隊的165.96萬人，到國營農、林場的33.72萬人。到1970年，全國知青下放農村的人數達到400萬。部分省市知青下放的地區有：

北京：内蒙、山西、陝北上海：黑龍江、雲南、安徽、江西江蘇：内蒙浙江：黑龍江四川：雲南

1968年開始的大規模知青的「上山下鄉」是在高度政治化的空氣下進行的，其基本論述就是：「知青下放農村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貧下中農是最好的老師」，「要扎根農村幹一輩子革命」等等，完全迴避了促成知青下放的深刻的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

1.城市聚集了數百萬已畢業的中學生，而單一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完全不能滿足眾多學生的就業需求。1966年6月，中共中央宣佈推遲當年高考，以後事實上大學就長期停止招生，與此相聯繫，原有的高中、中專、中技學校也停止招生，從而使66、67、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全部停居在家中。城市的就業體制本來就很僵硬和狹窄，過去多由人事部門從當年畢業的大學、中專、中技學校學生進行補充，也因文革而全面停擺，因此大批學生有待就業就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在這種形勢下，國家首先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安置問題。丨968-1969年，全國的大學畢業生全部被送入軍隊或少數地方農場進行學習、改造，繼而按國家幹部的待遇分配到各基層單位工作。但是對於人數更多的廣大中學畢業生，除

了將其安置在農村，國家沒有任何可供「消化」的手段。

2.到1968年，全國的文革已進入到「收攤子」的階段， 當年在毛支持下「大鬧天宮」的大中學生現在已成為可能影響新秩序建立的新的障礙，將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有助於建立和鞏固文革新秩序。

就在一片鑼鼓喧天和「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等強大的意識形態的宣傳聲浪中，知青「上山下鄉」的真正的背景就被遮蔽了。

3農村帶給知青的強烈震撼

對於在正統教育下成長的城市中學生，他們對農村和農民的認識主要通過老師的課堂講授，以及教科書、報刊、電影和文藝作品等而獲得的，和大學生的情況完全不同，城市中學生幾乎完全無從瞭解農村的真實情況，自50年代中期「農業合作化」運動後，特別是反右運動後，中學教師中已沒有任何人敢於「攻擊社會主義新農村」，儘管60年代初大饑荒中農村中的「非正常死亡」現象極為普遍，但是，有關消息被絕對封鎖，加之中學教師們的守口如瓶，城市中的中學生對此情況基本不瞭解。大學生則因為不少人出身農民，尚知道若干局部情況。

來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青首先看到的是農村的「極度貧窮落後的現實」40以及農民的貧困生活，這和他們原先對農民的認知「社員都是向陽花」，「新舊社會兩重天」，「貧苦農民翻身得解放」反差太大，其次就是當時普遍在農村進行的「憶苦思甜」的活動，農民們不是去控訴「萬惡的舊社會」，而是大談1959-1961年「自然災害」期間，如何吃不飽，如何餓死人等等，如此等等都對知青的思想造成極大的震動。41

知青在到達農村，經歷了最初的新鮮和激動後，很快就對日復一日的重體力勞動產生厭倦，不少知青不顧農民的感受，沒有任何心理負擔地去偷搶農民的雞鴨。更多的知青盼望戰爭爆發，「沒人提及現代戰爭的可怕」，「反正自己在地獄的十八層，哪怕一場動亂使自己變到十七層，也是好事」。42在年復一年沒有變化的單調日子裏，知青們發現未來毫無希望，心情越益悲觀、頹廢，加之又目睹社隊幹部違法亂紀，欺壓農民的現象，於是普遍產生了戀家思鄉的強烈情緒，1970年後，一首《我的家鄉》的歌曲(又名《南京知青之歌》）開始在全國知青中傳唱，在輾轉流播中被改名為《知青之歌》，甚至莫斯科廣播電台在對華廣博中也播出了這首歌的男生小合唱，並將其易名為《中國知青之歌》，《我的家鄉》的歌詞如下：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彩虹般的大橋，直上雲霄，橫斷了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告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跟着太陽出，伴着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揩幹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

啊，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別離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這首歌並沒有任何反對文革、反毛或反共的內容，相反， 還有一些歌頌、讚美、順合當時政治符號的色彩，例如：「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但是，作者又把「上山下鄉」稱之為「沉重地修理地球」，卻是當局不能容忍的，於是這首歌聲就被當局視為是「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階級鬥爭新動向」。1970年2月19日，該歌曲的作者，南京下放知青任毅被逮捕，8月3日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10年徒刑。43

4.知青中的「讀書會」和思想異端

知青下放多以「集體戶」的形式集中居住，在勞動之餘還要進行密集的政治學習，一部分知青就從一般的書報學習發展到自發學習馬列原著，而這是知青自己也未感覺到的一種專屬知青享有的「特權」，因為在對毛個人崇拜的大環境下，書店不出售馬列書籍，學馬列是非常不合時宜的，一般都會受到批評和被強令制止，44而非經纟且織批准的自發性學馬列的小組，在城市中更是一種可疑行為，會被當局懷疑是進行反革命活動而受到嚴懲。45而在下鄉知青中，則很難將這類學習活動加以禁止，一是學馬列本來也是官方的號召，而知青下放在官方解釋中已被賦予高度的理論色彩，需要通過意識形態不斷加以「合法化」；其二，「知青點」的分散化也使得思想和閲讀監管相對困難，如果沒有專門的舉報，很難把讀馬列的知青當成「反革命小集團」予以逮捕。由於知青的身份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們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對象；另一方面又是「毛主席派來的年青人」，加之來自城市，見多識廣，有一定的文化，使得當地的農村幹部和普通農民幾乎無從對知青進行管理或「再教育」，於是就在農村這個相對「自由」的環境裏，一些知青逐漸從思想蒙昧狀態中走出來。許多資料證明，一些知青就是從文革，從農村的現實以及馬列原著及其他理論著作的對照中，開始了對文革，進而對毛體制的初步懷疑。46

僅僅學馬列還不能滿足這些知青的知識和思想追求，他們開始在周邊或更遠的「知青點」尋訪書本和朋友，於是一個個「讀書會」不斷擴大，而閲讀的書籍也從馬列著作延伸到文革前出版的各類讀物或「灰皮書」，這些「讀書會」也就成了思想的孤島或群落，47其中一些活躍分子在1978年後考入大學，以後成為推動中國改革的各領域的代表人物。

當局對知青的「思想正確性」是高度關注的，針對知青中存在的大量問題，他們採取了許多應對方針：

(1) 全面宣傳毛的「廣闊大地，大有作為」的思想，樹立正面的好知青的典型，引導知青向他們「看齊」。1969年全國掀起了向上海下放黑龍江的知青金訓華學習的熱潮，金訓華為搶救生產隊的財產，不幸落水而亡，他的事蹟被廣泛宣傳，特別是報刊上重點宣傳的金訓華的「豪言壯語」：「活着就要拼命幹，一生獻給毛主席」，已超越了單純知青經驗的局限，上升為對全體人民具有全面指導性的革命原則，更對全國知青具有示範作用。在這之後，當局又陸續推出一些

「扎根農村，扎根邊疆」的知青典型，吸收他們入黨或擔任基層生產大隊或生產隊的幹部，個別人還被安排擔任中央候補委員，例如插隊在雲南愛伲山寨的上海知青朱克家。

(2) 對於公開離經叛道，且有明確組織的知青「讀書會」，採取堅決鎮壓的態度，1970年，寧夏公開處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該成員主要由一批大學生組成，也有少數中學下鄉知青參加，他們因學習馬克思列寧主

義理論而對文革和現實採取批判態度，終遭滅頂之災。48 49

(3)成立了國務院知青辦公室，制定相關政策，採取一系列具體措施，幫助知青解決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困難，在知青下鄉前的基本物資準備方面，也提供一些優惠，國家前後在這方面支出了200多億元的經費，5°這些政策和方針的推出，對緩和知青及其家庭的生活壓力有一定的作用。

5.大學招生、招工、招兵對「上山下鄉」的衡擊

1970年後，大學開始在工農兵中招生，具體就是從城市工廠的青年工人、農村中的知青和軍隊的戰士中選拔一些人入學。一些城裏的工廠也開始在知青中招工，軍隊也在知青中招兵，這幾項措施極大地衝擊了官方宣傳給「上山下鄉」運動賦予的高調的政治含義，迅速引發了空前範圍的知青通過「走後門」、「拉關係」而讀大學、進廠當工人、當兵的社會現象。

在文革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升學、招工等都是有一套嚴格的計劃、指標等程式的，組織或人事部門大致以家庭出身等政治和業務標準選定人選，除少數高幹子弟享有特權外，「走後門」的現象並不普遍。然而最具有吊詭的是，在政治化氣氛最強烈的文革時期，「走後門」卻因知青上調的問題而公開化，全面化和普及化了。在多數情況下，知青中能獲

得上調機會的，都是家庭有「關係」或「路子」的，其中又以幹部子弟為多數，包括一些被打倒尚未「解放」的幹部的子女，他們的父母雖然已失去官職，但仍有較多的社會關係，而組織部門對這些幹部的子女上調或當兵，多予以批准放行。與此相對照的是，出身「黑五類」的子女以及城市社會底層人員的子女，絕大多數無緣進大學，進廠或到部隊當兵。

從知青中選拔大學生等政策改變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大方向，從而使「扎根農村一輩子」的口號事實上成為一句空話，知青下放運動的意識形態色彩的剝落，帶來複雜的後果：從知青的角度：人心開始渙散，在這以後，留在各地「知青點」的絕大多數不能上大學的知青們，謀求自己的上調機會已成為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從農村幹部的角度：一些人以掌握知青的上調的命運來勒索威逼知青，造成一系列嚴重的違法亂紀的事件。一些社隊基層農村幹部還克扣國家給知青配發的建房資金等生活資源，使得知青和當地幹部、農民的矛盾逐漸上升。與此同時，一部分知青在當地結婚，而越來越多的知青以探家、看病等理由重返城市，久久不歸，生活上完全依賴家庭。使知青問題成為一個影響全社會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6.「上山下鄉」已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

1978年後，全國性的「上山下鄉」運動基本結束，十年間，共有1700萬知青從城市奔赴農村和邊疆。有論者指出：「大批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因為被迫中斷了學業，原本學到的一點科學文化知識走向退化。許多青年的人身權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梘和迫

害；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層出不窮。農村的艱苦環境， 因無節制的繁重勞動、營養不良而罹患各種病症並累及終生的青年，不可勝數。」「知識青年給農村帶來的一些新氣象，不足以彌補農民的實際損失。知青下鄉，在許多地方不過是壯大了當地剩餘農業勞動力的隊伍。直接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國家花了許多錢，卻沒有真正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文化大革命』以後，知識青年大舉返城。國家不得不為他們重新安排就業，以前的開支全部浪費。1978年，有人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四個不滿意』，即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50

從另一個角度看，知青下放使他們第一次真正接觸和瞭解了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情況，並且形成了和當時主流敍述完全不同的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識或觀察，這是運動發起者所始料未及的。「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一代『共產主義事業的可靠接班人』，正是通過上山下鄉的曲折經歷，較早地開始反思，並成為幾代中國人中最具獨立意志和叛逆精神的一群。」51 52許多知青在艱苦的勞動中，锻煉了才幹，「插隊」生活成為他們以後人生的一份珍貴的財富。5M978年後，知青基本都返回原來所在的城市，其中一批人，約43.9萬知青從農村考入大學，成為77、78、79級大學生。在1979年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許多當年的知青都表達了他們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批評性的看法，堅決支持鄧小平的有關農村改革的措施，成為改革的推動者。

知青下放影響了一代人的生活命運，1979年後「知青文學」興起，其中一些作品揭示了知青下放的歷史、社會背景，真切地反映了當年知青的生活和心理狀態，引起強烈的社會共鳴。與此同時，對知青「苦難」歲月的描述，也引起一些出生農家，後為大學生或幹部人群等的不滿，他們認為，並非就是農民該命中受苦，農民所受的不公正待續同樣也應給予解決，80年代的這些討論，不僅觸發了知識界對城鄉二元體制的質疑，也加強了知識界對政府發動農村改革的支持。自90年代末以來，在大陸和海外又出現了許多知青網站，出版了一批有關知青問題的記實報吿和知青歌曲的唱盤。當年知青對下鄉歲月的記憶也發生了變化，一些知青再次結隊重回當年下放的農村，以一種更開闊、更具人文性的眼光重新審視當年的知青歲月，他們看到的是農民的善良和樸實，也看到在艱苦歲月中人與人之間結下的友情的珍貴，他們的敍述已不單純是一種懷舊，也是對「苦難歲月訴苦型回憶」的超越。53

在「知青文學」之後，有關「知青史」的研究，也在學界悄然興起，定宜莊、劉小萌等對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做了多方位的反思，對留存知青史料也有重要作用。54顧洪章主編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1997)，這兩部書的編委都是原「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作者比較熟悉上層決策過程，又佔有較多的歷史資料，使得這兩部書具有較高的價值。金大陸的《世運與命運》（1998)，運用了現代統計方法，結合問卷調查與訪談，就「老三屆」人的基本狀況、經濟生活、政治態度、人生態度、業餘生活以及與青年人的關係等問題收集了大量資料，作了深入的分析。

在有關「知青史」的研究中，陳意新的論文〈從下放到下崗〉佔有重要的地位，該論文從社會正義的角度，建議國家對當年因下放而失去學習機會，缺乏謀生技藝，如今又遭下岗的原知青給予賠償，55陳意新的這篇文章被各網站轉載，引起了較大的社會關注，有的跟貼説：

感謝作者為下鄉知青呼籲，沒有這段經歷的人根本無法理解，只會説風涼話。我是老三届知青，初中沒上完就被剝奪了受教育權，下鄉吃苦我不怕，只有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我們學校當年是重點，全省學習好的孩子經過考試來到這裏，其中也有農民的孩子，都是當地百裏挑一的。-場惡夢從此改變了我們的人生。因為父親有歷史問題，不論我怎樣努力都不可能成為工農兵學員。恢復高考時，我們已到了結婚生孩子的年齡。由於父母都年老有病，不忍心撇下他們，只能放棄參加高考，最後選擇了業餘學習的艱難道路。為了圓自己的夢，我離了婚，一個人帶着年幼的孩子，照顧着年老有病的母親，在42歲的時候拿到了本科文憑。如今我還在上班，沒有下崗，要知道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如今的年輕人，根本無法理解我們。農村孩子如果吃得了我們這樣的苦，也一定會成功的。當年我們下鄉時，當地農民都覺得我們比他們可憐，我們畢竟是背井離鄉，在那樣人煙稀少的窮山溝襄。我們用自己不多的知識，幫助當地農民，教他們孩子讀書，給他們打針、扎針灸，把城褢的文明告訴他們。第一次招工開始，全部招了農村青年，知青一個沒有，據説是鍛煉年限還不夠。我現在只想告訴我的同齡人，相信吧，相信好人會有好報，如果你們有困難，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會盡力。56我是鞍山市的知青，在遼寧蓋縣楊屯插隊近5年，挨了5年大累。最難忘的是每年的4、5、6三個月沒糧吃。吃過豬食、馬料、野菜、樹葉。也全靠當地的貧下中農接濟我，經常給我一些粘點苞米麵的菜圑、土豆、地瓜等吃的，才使我能活到今天。我舊社會的苦沒有嘗到，新社會的苦卻嘗個遍。我萬分感謝和懷念與我同舟共濟那苦難歲月的貧下中農大爺、大娘和兄弟姐妹們！借此新春佳節之際為他們送去我衷心的祝福！祝各位貧下中農大爺、大娘和兄弟姐妹們新年好！並在新的一年裏，五榖豐登，蘋果能買個好價錢！ 57

也有跟貼表達了強烈的「憤慨」的情緒：

我是一個知青，我不知這一代人到底得罪了什麼人？世道總

•4〇.

跟我們過不去！當我們長身體時，趕上了大饑荒，吃糠咽菜與樹根，叟[瘦]的皮包骨頭。當我們長知識時，有人告訴我們讀書沒有用！看那臭老九，讀書就是那個樣！如今成了知識的白丁。當我們結婚時，被要求男女相加60歲……當我們上有老下有小，正累的喘不過氣時，被人一腳踢出工廠的大門！天啊，我們究竟得罪了什麽人?!?!58 59

從50-70年代中國興起的知青下放運動在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中並非是獨特現象，早期的30年代，有蘇聯青年開赴遠東地區建設共青城，50年代有赫魯嘵夫動員蘇聯青年到哈薩克共和國進行墾荒，60年代有朝鮮「社會主義勞動青年聯盟」（即共青團)動員城市青年到合作農場落戶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國家，無論是青年開發邊遠地區，還是前去農村勞動，都沒有中國知青下放運動如此之規模，牽涉人數如此之廣大，而且超越了一般性的「支援國家建設」的目標而直達「改造世界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思想高度，並帶來極其複雜的社會後果，從而將長久被後人所追憶，所研究。

四、「教育革命」

文革是從教育界和文化界首先開始的，毛從60年代初就不斷表達了他對中國教育現狀的強烈不滿，認為中國的教育是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在統治，6°在他和中央的強力推動下，文革前的中國教育已實現了充分的政治化，但是大、中、小學校大體還維持着正常的教學秩序，而這和毛對教育的理想仍存在着較大的距離。文革爆發後，在毛思想的鼓動下，在進駐各大、中學的工作隊或工作組的指導下，全國的大、中、小學立即掀起批鬥教師和校長的高潮，1966年6月後，全國大批教師被鬥死或被迫自殺。8月，在毛和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鼓動下，從各中學和大學產生的紅衛兵衝向社會，到處「煽風點火」，衝砸搶燒，成為文革的「闖將」。但是隨着1968年文革的退潮，大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毛命令「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軍宣隊」）、「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貧宣隊」）開進大、中、小學，中國教育結構被徹底改造，開始了中國二十世紀教育史的最奇特的一場「教育革命」的實踐。

1.新中國接受的教育遺產

新中國教育是在一定的基礎上形成的，它有三個來源，第一是1949年前「國統區」的教育制度；第二是前解放區的教育制度；第=是50年代初引進的蘇聯的教育制度，在這三個來源的基礎上，執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以統合，首先對1949前的「舊教育」進行了劇烈的革命改造。

新中國在50年代初接收下的中國大中小學教育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產物。20世紀初以來，隨着「教育救國」思潮的興起和不斷的傳播，中國在1904確立了「癸卯學制」，其中心意旨為「中體西用」，以日本為楷模，建立起初等(蒙養院、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等（中學堂），高等(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段七級學制，以社會本位的價值觀為教育基本價值，1905年，學部成立，廢科舉制度後，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直至民國初年，蔡元培先生提倡「五育並舉」（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更提出教育以「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為目標，「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着想」，60奠定了中國現代教育的思想基礎。1922年的「壬戌學制」，以美式「六三三」為基本學制，強調尊重學生的創造性，主動性，標誌着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

五四以後，中國教育基本主旨是把「教育獨立」和民族復興，個性解放結合起來，具體的路徑就是以英美教育為楷模，以國家的力量為主導，結合社會力量興辦各類教育，促成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公民的養成，從中央到縣一級都建立起教育主管機構，形成了學校教育為主幹，配之以社會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教育網絡，而後兩者，主要由社會力量來主辦。在教育的分類上也有三種：公立教育、得到國家承認的私立教育和教會教育。

在一批傑出的教育家的努力下，1949年前的中國教育取得重大成就：

1. 20年代後，蔡元培在北大實踐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理念，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推行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學術自由」的原則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主導意識，20年代初在各教會大學興起的「非基督教運動」也推動了教會教育的本土化。在30年代中期，中國就已建成幾個具有國際影響的大學，例如：北大、清華、交通大學，中央大學等，培養了一批傑出專家和學者，這批人以後前往美英等國留學歸來為國服務，在某些領域，其專業水平已和國際一流學者接軌。

2. 初級師範有很大的發展，惠及許多底層民眾，從中也產生了許多共產黨人。

3. 在抗戰極為艱苦的環境下，中國的教育也沒有中斷，沿海地區高校的內遷在西南，西北傳播了現代文明的思想，推動了當地教育的發展。內遷的高校在戰時也獲得很大的發展，戰前，浙江大學只有3個學院，16個系，到了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浙大已有7個學院，27個系。西南聯大更成為戰時中國高等教學的典範，在極艱苦的環境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的專業人材。

建國前的中國教育也有不足的方面，這主要是受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的制約，高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沿江地帶。其次，廣大內地和農村的教育非常落後，人口中的文盲佔大多數，教育的公平嚴重缺失，教育的一大社會功能就是通過教育，使社會的不公平有所減緩，但是人口中絕大多數得不到教育，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有嚴重問題的。而在廣大農村，還是所謂「鄉紳文化」，「私墅文化」佔主導，和現代公民文化的要求相距甚遠。再則，在學科的佈局方面也嚴重不合理，大學中的文法工商專業過於集中，而理工農醫較為薄弱，和國家的現代化要求，有嚴重的脱節。更為嚴重的是，存在着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觀對教育的干預，對「教育獨立」構成很大的外部干預。

新中國接受的另一塊教育遺產就是解放區的教育。這是和國統區教育完全不同性質的教育，它的思想背景是：認為教育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教育權是跟着所有權走，無產階級的教育應服從於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教育要面向工農大眾。早在江西蘇區時期，中共就有了自己的教育實踐，到了延安時期，中共的「共產主義教育」就改變為「新民主主義教育」，把革命鼓動，思想政治的宣傳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也傳授一些戰爭和生產、生活的知識。61

解放區教育和國統區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教育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幹部教育；第二層次是社會教育，例如，掃盲，鼓勵婦女放腳；

第三個層次是國民教育。這種分層是適合當時革命戰爭的環境需要的，它服從於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以普及為主。62

解放區的教育成就巨大，有力支援了革命戰爭，説明底層人民得到初步的文化知識，其不足方面是對教育的長遠發展關注較少，一切以實用為考量，在突出和優先工農的同時，表現出某種輕視知識分子的傾向，對教育的人文特性等方面持完全批判和否定的態度。2. 1957年前中國教育的基本面貌

新中國教育教育就是從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傳統的基礎上起步的，新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全國教育體制。

第一步：接收了教會學校，收回教育主權，這個工作在1951年完成，共收回20所高校、514所中學、1133所小學。63第二步：接辦私立學校，在1952-1956年，將14]2所中學，小學8925所改為公辦。64

新國家面臨一個必須面對現實，這就是在西方國家的孤立和打壓下，如何快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的目標，新國家的領導人也在思考，中國教育應走什麼樣的道路，是走精英專才培養的道路，還是走全民普及文化的道路？當時的領導人試圖將兩者結合起來，即把專才培養和大眾文化普及相結合，這既符合強盛國家的目標，也和革命黨重梘工農大眾的意識形態相一致。毛澤東等意識到建設國家，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參與，但是他們又堅持「舊教育」必須改造，知識分子更應進行「思想改造」，他們並且提出，要大量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

在50年代初新國家奉行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的短暫時期內，一批著名的教育家被政府委以重任，擔任了國家教育部門的負責人，例如，第一任教育部長是馬敍倫，1952年，教育部分家，馬敍倫復被任命為高等教育部部長，張奚若任教育部長。馬寅初擔任了北大校長，陳垣擔任了北師大校長，潘菽擔任南京大學校長。在那幾年裏，國家對著名教授和知識分子給予了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國家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團結知名人士，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支持和擁護。國家宣佈，中國現在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將來的前途是社會主義，目標是建立一個富強的新中

國，具體實現的途徑就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教育承擔着極其繁重的任務，但是卻和國家的要求和工業化的目標不相適應：國家緊缺大量專門的人材，特別是工、國防、農、林、醫、師範類的人材，教育部門不能充分供應；

國家認為1949年新政權建立後，教育的指導思想還沒有完全確立，許多知識分子存有「教育清高」，「教育獨立」的思想，更有不少知名學者在冷戰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個陣營」對立的環境下，對美國的思想和科學技術文化抱有好感，而大多數知識分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對勞動人民缺乏感情；

國家的教育佈局嚴重不合理，教育資源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

為此，國家在50年代初，有兩項大規模的舉措，一是針對全國知識界發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毛強調：「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個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65運動強調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全面轉變立場、觀點、方法，進行深入的思想改造。然而「思想改造運動」不單純是學習教育，而是通過思想批判和「組織清理」，建立黨在學校的領導，確立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和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排斥的立場。在這個運動中，新國家在學校同步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了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第二，就是進行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具體方法就是全面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和經驗，把綜合性的大學向着工藝技術性的單科學院的方向轉

變，至此，新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得以全面確立。

教育向蘇聯學習是和當時全國「各條戰線」都一致向蘇聯學習的形勢是一致的。毛在建國前夕就提出，新中國的外交的總方針是「對蘇一邊倒」，在經濟和文化教育領域，就是要「吸取蘇聯新的文化作為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指標」。66這也是當時國際環境決定的，因為朝鮮戰爭後，西方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和封鎖，中國和西方，除了和英國有代辦級的外交關係，和西方各主要大國幾乎沒有任何聯繫，中國要發展，學蘇聯是的唯一選擇。

蘇聯的教育制度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另一方面， 由於蘇聯較早提出「幹部知識化」的問題，在確保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比較強調教育的正規化和知識傳授的系統化。在「向蘇聯學習」的大環境下，「凱洛夫教育學」被全面引進中國，其著作在中國印了50萬冊，67該教育學強調學校教育「以教師中心」，「以教材中心」，「教學大綱為中心」，把學生看成是被動的客體，68重視知識傳授的系統性和正規化，這恰和死記硬背的中國傳統教學法形成了溝通，對教育的「教條化」起過較大的作用。同時，「凱洛夫教育學」又注重教育的完整性，對「教育正規化」也起到正面推動的作用。

在全面向蘇聯學習的1953-1957年，經過全國高校的院系調整，中國教育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以稱得上是新中國教育的「黃金時期」，國家建立了較為合理的高校佈局，新建或搬遷了一些沿海高校到內地，推動了內地教育的發展，打破了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狀況：

但是1957年前的教育也有缺點或不足，這就是運用國家的強制性的力量「學蘇聯」，導致言必稱蘇聯，教條主義大流行，當時的口號是，要「全心全意地」，「系統地」學習蘇聯經驗，7°而對英美的科技文化一概排斥。從1952年秋季起，中國各大學一概採用蘇聯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按蘇聯大學的體制設立專業，成立教研室，大量編譯蘇聯教材，從1953-1956年，出版蘇聯教材譯本1393本。69 70從1954年起，中國的綜合性大學仿蘇制一律由四年改為五年，部分工，醫，外，師範也延長為五年學制。蘇聯沒有專修科，中國也在1955停辦專修科。我國從1951年開始，按蘇聯專家的要求，實行小學五年一貫制。教育部下令，從1954年起，開始從高中開始教俄語，規定初中一律不學外語，外語改以俄語為通用語，71 —直到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才改教英語。1958年，劉少奇曾批評：在1954年，1955年，「無產階級教條主義很嚴重」。72在50年代，學蘇聯有兩所「樣板」大學，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和哈爾濱工業大學。從1949-1960年，有861名蘇聯專家在中國教育部門工作。73

建國後，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但是總的説來， 在投入上對農村教育重梘不夠，教育的目標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也是精英主義的。國家為了使教育向工農優先，採取了許多措施，在中小學，工農子弟都佔了絕對的優勢，在1954年，在小學佔82%，在中學佔60%。74 1953年在大學招生中規定，在達到錄取表準時，優先錄取工人和革命幹部等。國家為此辦了許多工農速成班，速成中學，以及在大學中招收了大批「調幹生」，但是，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還多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群體的子弟，這本來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只能通過發展教育來解決。但是在國家的發展方向上向左急劇轉變後，就把這梘成為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並且逐級發展到限制「敵對階級」子弟升入大學，造成教育的嚴重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中的專才教育取代了通才教育，這對以後的中國教育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院系調整前，我國有綜合性大學55所，調整後只剩14所，75嚴重影響了教育的均衡發展和教育的人文性，造成培養人才的人文素質的嚴重缺損。

3.大躍進時期的「教育革命」是文革「教育革命」的前聲

1957年的反右運動對中國的教育造成極大的破壞，高教部副部長曾昭掄，教育部副部長柳堤、林漢達被打為「右派」，55萬右派中大中小學教師佔了相當的比例：河南省右派總數為7萬人，其中教師4.1萬人，佔總數58%。廣東全省右派3.7萬人，其中教師右派1.3萬人，佔總數35%。76從此這些教師淪為「賤民」，受盡磨難和侮辱。為了加強「黨對教育

• 5〇 *

的領導」，國家在1957年後選派了約八千名「政治素質高」 的幹部進入大中學校擔任領導工作，77使得學校教育從此進入到「政治掛帥」的新時期。

反右運動後不久，丨958年在全國大躍進的高潮中，全國興起了「教育革命」，其背景就是清除教育中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和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是指1957年前教育還沒有實現充分的「無產階級化」，大量的從舊社會過來的教師還是教師隊伍的主體；所謂蘇聯教育模式的影響就是追求教育的正規化，重視教育品質，「分數第一」等。

1957年後毛澤東要走自己的路，並認為這是優越於蘇聯模式的唯一正確的社會主義道路，毛的「中國道路」的特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堅持「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第二，就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而不是蘇聯的那種「專家路線」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如果説，在1957年前中國因需要蘇聯的幫助，毛一直控制自己對蘇聯模式的批判，那麼到了蘇共二十大赫魯嘵夫批判斯大林，「揭開斯大林的蓋子」，蘇聯模式的弊端已昭然若揭，毛就沒必要再隱蔽自己對蘇聯的真實態度了，特別是毛認為，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1957年又「打退右派的進攻」，「取得了政治和思想戰線的偉大勝利」，中國就更需要以自己的創造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指明方向，而開展「教育革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毛的「教育革命」是在確保教育高度行政化的前提下進行的，具體的説法叫做「加強黨對教育戰線的領導」。新中國建立後，執政黨在較短的時間裏就建立去對全國大中小學的全面領導，學校中的各個運動從沒間斷，1954年後，新國家甚至在全國中學建立起新生檔案制度。各大學都是由共產黨員的書記做「第一把手」，個別民主人士如馬寅初、陳垣被安排擔任校長只具象徵意義。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成仿吾；先後擔任北大黨委書記的江隆基、陸平；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先後擔任過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人民大學書記的郭影秋；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中山大學校長馮乃超；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校長彭康等等，都是著名的老共產黨員。經過革命改造，在各大學都建立起人事保衛制度、專職政工幹部制度和政治必修課制度，但是在1956年前，形式上還是採取「校長或院長負責制」，到了1956年就改為了「黨委負責制」。1958年，中國教育的目標更被確定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大學的任務就是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和各類專業幹部，而教育者的思想改造始終被放在突出的地位。在1957年後，教育是作為一條「戰線」而存在的，即如「工業戰線」、「財貿戰線」、「文藝戰線」、「醫療衛生戰線」、「體育戰線」等一樣，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統一的性質的。因而各類學校的黨政部門不單純是為教學或研究等服務，而主要是統領學校一切事務的領導機關。

毛對教育的政治化是積極推動的，但是他對高度集中管理的教育體制又有所不滿，更擔心中國的高等教育有可能造就一個「技術官僚階層」，他在1957年3月提出，不要搞全國統一教學計劃，要減少課程，要減輕學生的負擔。他還提出要方便農民子女就近上學，應當允許社辦，民辦學校。78該年舉行的第三次全國教育行政會議甚至提出可以允許私人辦學。79°反右運動後，不再提「私人辦學」了，在「大躍進」運動中，毛提出「破除迷信」，「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思想，很快就形成了對傳統教育秩序的強烈衝擊。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毛號召「政治掛帥」， 「全黨辦學」，「全民辦學」，為了「改變教師陣容」，到了1959年初，16個省市調派了13.45萬的幹部到各地中小學任校長。80在「大躍進」中，全國新辦高校八百所，中央還提出每個縣都要辦一所大學，於是「紅專大學」遍地開花。聞名中外的「徐水縣不僅辦起了一個擁有12個系的綜合大學，而且縣下每個公社都有一個紅專大學」，有論者詳細描述了這類「紅專大學」：

這種大學是怎麼辦的呢？徐水，還有山西平遙的综合大學，是把原來縣褢的中學掛上大學的牌子，中學的老師變教授，再配上些老農，算是土專家，教室原封不動，只是原來的教研組變成了系。

河南遂平衛星人民公社的紅專综合有10個系，共有學員529人，這10個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學習黨的政策和基本知識；2.工業系，學習煉鋼鐵和機械和電氣，學生主要集中在工業區（煉鋼鐵的土高爐所在）和拖拉機站；3.農業系，學習農業基本知識，怎麼種高產作物；4.財會系，學習財務管理；5.文藝系，學習歌曲、戲劇、音樂，自編自演，在學習之餘，要上田頭演出；6.衛生系，學習衛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識；7、科學技術研究系，學習氣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蟲害防治、品種雜交，據説經常搞一些震驚中外的試驗；8、林業系，學習苗圃管理、果木雜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員都是文化系的學員，按照各自的程度分為高小、初中班，大概專門為紅專大學的學員補習文化課的；10、政法系，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和政法文件，據説是專門培養各個生產隊公安幹部的。

學生都是各個生產隊選拔出來成份好，覺悟高的青年…… 土的教授可能連字都不識幾個，但是群眾推舉出來的能人，所謂的洋教授，就是原來的小學教師。上課，土教授有講不出來的時候，那就由洋教授講，土教授在旁邊操作，叫做土洋結合。

工業系的不少人學會了開拖拉機、鍋駝機，文藝系的編了很多快板、快書、相聲和戲劇，什麼「排山倒海」、「幸福燈」、「姑娘們的心」、「躍造老大娘」等等政治系的當然錯不了，學會了怎麼「拔白旗」（大躍進時的術語，指批判或者掃除對躍進有抵觸情緒的人和事），最為顯赫的是科學技術研究系……一畝芝麻上100斤化肥(極限是30斤），據説畝產達到1000多斤（對芝麻而言，相當於稻米的畝產萬斤），而且還搞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紅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81

顯而易見，在「教育革命」中的「工農兵上講台」，是對過去根據地教育的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其政治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

在1958年「教育革命」期間，在各類學校也曾一度停課大搞「煉鋼」，造成嚴重混亂，極大浪費了教育資源的，嚴重破壞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但是更大的破壞是對知識體系的衝擊。「教育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批判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批判「白專道路」，報刊點名批判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專家，在黨委的領導下，各高校都有青年教師和大學生發揚「敢想敢幹」的「大躍進精神」，推倒舊教材，集體編寫新教材：

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群學生(加上青年教師），花了僅35天， 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生物系40天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北大放了衛星，其他學校當然也不甘落後，北師大編出了10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比着放衛星的味道出來了），還編了100萬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和《蘇聯文學史講義》。中國人民大學弄出了-部100多萬字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據説，這部書加進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下限寫到1958年，把大煉鋼鐵都寫進去了。新聞系寫出了《中國軍事報刊史》、《中國出版事業史》、《中國廣播事業史》。清華大學幾個月内，編出各種教材與專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是10天工夫就寫出來的。最了不起要屬武漢大學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短時間内破除「舊」的物理體系，把從牛頓到愛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掃而光，在幾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82

只是這些用「大躍進的速度」編寫的教材，沒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因其毫無學術品質，沒過幾年就被棄之不用了。

到了1960年下半年，大饑荒全面爆發，「教育革命」已難以為繼，只能偃旗息鼓。1961 -1962年，國家不得不對教育作出調整，停辦了一些大躍進中興辦的學校，開設恢復秩序，1962年7月，教育部對前幾年搞運動受到打擊的高校學生進行甄別，據統計，「1958年至1961年的畢業生和在校的四、五年級學生約一百萬人，其中被批判、處分的學生15萬人，約佔學生總數的15%。以雙反交心、拔白旗、紅專辯證、教育革命、反右傾、反壞人壞事運動中批判的人最多，約佔被批判處分學生的70%以上。」83這樣到了1962年下半年，全國教育的局面才穩定了下來。

4. 1963年後教育的全面政治化

1962年夏秋之後，毛重提階級鬥爭，緊接着，中蘇論戰走向高峰，毛又提出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反修防修」，「向雷鋒學習」，「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等幾個重大命題，國家的航船被毛重新拉回到階級鬥爭的軌道，中國教育隨之走向全面的政治化，在教育內容上，在數、理、化之外的知識傳授被完全納入政治宣教的體系，學生被系統灌輸對毛的崇拜及對「階級敵人」的仇恨，84在極端政治文化的大環境下，各類學校培養的許多學生在知識結構和和人格養成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的缺失。

在毛對政治化、革命化越益強調的60年代初中期，他對中國教育現狀的批判也更加激烈。1961年後，隨着對大躍進失敗後國民經濟的調整，在1961-1962年，教育也曾一度向1957年前回歸，也就是教學的正規化的強調，以及在一個短時期內，提出要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不再對知識分子搞運動。這種情況引起了毛的強烈不滿。

1964年2月13日，毛在「春節談話」中，全面批評國家的教育制度，認為學生的學業負擔太重，批評學校像對付敵人一樣對付學生，他説考試可以交頭接耳，要允許學生打瞌睡。還提出要把演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市去，統統趕下鄉去。要分期分批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在機關。你不下去，就不給開飯等等。85 1964-1965年，毛又和王海蓉、毛遠新多次談話，要求學生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到「三大革命」的實踐中去經風雨，見世面。他也強調反對「注入式教學法」，他説，「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麼不反」。86

毛對建國後教育的僵硬化、程式化的批評是有價值的， 但是他沒有觸及到當時中國教育所存在的弊端的要害，這就是國家對普通教育的投入不足以及教育的泛政治化的弊端。1953-1963年，國家對高校投資的約佔教育總投資的30%。87 88 89「趕超」的思想把發展高等教育放在優先地位。國家試圖通過對教育主管部門的劃分和明確分工來解決這個問題：1952年把教育部分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兩家，到了1958年，把兩家合併。1963年再分兩家，1966年再合併，教育部幾次分開，合併，都沒能解決如何均衡發展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問題。中國的教育發展的基本路向就是重科技，輕人文；重大學專才教育，輕普通教育。「重理輕文」，「學文科危險」，「文科無用」成為流行意識，導致社會文化價值傾斜。1949年：大學生中文科生佔33.1% ; 1953年：14.9% ;1957年：9% ; 1962年：6.8%，89這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是僅有的，大多數國家在20%到50%之間。在極左政治的干預下，些學科被停止或取消s計有：社會學，政治學(1952年），人類學，心理學等。

在中小學教育中，也沒能真正做到平等教育，重點學校或幹部子弟學校佔據了大量的教育資源，形成了事實上的「精英教育」的取向。毛原先是支持在中小學辦重點學校的，1953年，毛主持政治局會議，提出要辦重點中學，9°於是全國辦了一批名校。50年代有兩類重點中學，一類為幹部子弟學校，一類為普通重點中學。1955年，毛雖下令取消幹部子弟

學校，90但幹部子弟學校還是以不同形式繼續存在。以至於到了60年代，毛多次提出批評。然而，毛明知道這是和教育的過度政治化是互為聯繫的，卻以更激進的政治化，也就是以批判知識分子和否定知識的系統傳授來推動批判「技術主義」，這就不可避免的導致走向學校教育的取消主義。

1963年後，全國教育領域，開始全面落實毛的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各項指示。

首先突出批判「蘇修文化」，反對修正主義思想，清理教育界特別是大學生中的蘇聯文化的影響，批判蘇聯歌曲和小説、電影。同時全國報刊開始對學術界的各種代表性的觀點的「學術批判」，例如全國小教界批評南京師範學院附屬小學斯霞老師的「童心論」，「母愛論」等等。

在階級鬥爭聲浪不斷升高的大環境下，「血統論」急劇升溫，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高幹子弟」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在學校受到特別的關懷，而家庭有出身「有嚴重問題」的學生（「五類分子」子女、被「殺、關、管」子女、「逃台人員」子女等)在1963年後基本不能考入大學。

「血統論」作為一種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體現在對不同出身人群，給予嚴格的政治區別分類上，91所謂「出身不好」的學生，在高壓的社會純化的氣氛中抬不起頭來，1964年後，大批大學生到農村參加「四清」，395所高校共派出22萬大學生參加工作隊，92強化了大學生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和出身意識。

1965年後，隨着美國在越南戰爭的升級，中央進一步落實毛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各重要高校開始遵照統一計劃，將一部分專業遷往內地，開辦分校，從以後的效果看，此舉極大浪費了國家的財力和教育資源。

在60年代中國教育「政治化」的過程中，毛澤東、劉少奇等起到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1964年後，毛澤東、劉少奇在教育問題上都有許多重要指示，兩人都主張以階級鬥爭作為大中小學生的主課，但側重點不同：毛主張全面清理知識分子，認為大中小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在統治；劉則認為，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具體方法就是搞「四清運動」和改革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因而提倡實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兩種教育制度」，93 1964年夏，劉少奇在十多個省區巡迴講演「兩種教育制度」。1966年3月，劉少奇任新成立的中央教育領導小組的組長。在1965-1966年，北京58所高校中有33所，進行「兩種教育制度」的試點。全國66所農業大學中有37所實性半農半讀。1965年，全國小學共有168.19萬所實行「半工半讀」，84.9萬所實行「半耕半讀」。94

5.文革期間「教育革命」的重點是批判、打擊學校中的教師

毛發動文革是以批判文教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突破口的，1966年上半年，他幾乎逢會必談「資產階級統治我們的文化教育」的問題，在黨內會議上談，他也對來訪的外國「兄弟黨」領導人談。

■ 6〇 •

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議上説：

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現在要搞革命。

對知識分子包下來，有好處也有壞處。包下來了，拿定息，當教授、校長，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就是要教授給學生打倒。％

5月5日，毛在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談話時再次談到這個話題：

還有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包進来了。還有地主階級的兒女。過去我們的大學生大多數是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兒女。工人、貧農、下中農都進不起學校，小學都進不上，進上小學進不上中學，何沉造大學？舊的知識分子至少有幾百萬人。群眾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們手裏，我們沒有掌握。那麼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員，只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晝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那些舊人有一部分鑽到黨内來，暫時潛伏不動，待機而起。等於赫魯曉夫潛伏不動，待機而起一樣。95 96

6月10日，毛在杭州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再次談到類似的話題：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受下来了。大、 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説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鑽到我們黨内来了。這樣一説，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97

毛還對胡志明説：

你們也有小學、中學、大學教師，這些人還不都是舊知識分子。98

在這種背景下，文革爆發，教育界首當其衝成為文革風暴的中心。

1966年，毛發出「五七指示」，其精神和年初以來毛的講話一脈相承：

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w°

在「五一六通知」在黨內傳達後，各地黨委紛紛「拋出」 一批著名的共產黨員大學校長做為「黑幫」，例如：北大黨

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西安交通大學書記兼校長彭康，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江隆基、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等。全國的高校和部分中學開始「停課鬧革命」，6-8月，全國的大中小學迅速掀起了對教授、校長、老師的批鬥高潮，大批知識分子受到暴力凌辱，一些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殺。1(11

1966年6月，中央宣佈，推遲1966年的高考，實際上是取消了高考。

8月後，紅衛兵衝向社會，校園內的批鬥仍在繼續，直到10月，毛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將文革的矛頭對準各級「走資派」，對知識分子「死老虎」的批鬥才稍見緩和。但是，随着1968年工宣隊、軍宣隊開進學校，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和「教育革命」再掀高潮，大中小學的教師再次成為重點打擊目標，知識分子已被整體劃為「臭老九」。

1968年夏，毛發出「最新最高指示」：

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 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造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佔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1U2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

101王友琴：<1966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二H'•—世紀》，1995年8月號。

102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加寫的一段話〉 (1968年8月），《文庫》2006版。

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的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W3

工宣隊進駐學校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搞階級鬥爭，在「清隊」運動中，大批有「歷史問題」的教師受到再次打擊，許多教師自殺身亡，毛的「點」——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工宣隊還創造出所謂對知識分子「再教育」和「給出路」的「先進經驗」。清華大學的「經驗」對知識分子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聲稱該校：「各教學的基礎單位——研究室，幾乎全被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講師把持着」，提出要教育他們解決「恨誰、愛誰、跟誰走的問題」，1(14從此這份報吿經中央批轉後，就成了指導全國各類學校批判知識分子的基本文件。1970年恢復從工農兵選拔大學生後反復強調，工農兵大學生的主要任務就是「管大學」，「改造舊大學」，在實踐中具體就是盯着老師的一言一行，隨時發動對他們的批判。

在廣大中小學也是如此，由「工農兵講師團」給學生「憶苦思甜」，還給學生講授「工業基礎課」和「農業基礎課」6 1970年後，各地都以「摻沙子」的方式抽調一些工人到中小學擔任教師，目的也是為了「打破知識分子獨霸學校」的現象。這些工人調入學校後，多數是承擔「政治」、

103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人民日報》，1968年8月26日。 1〇4〈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轉來駐清華大學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報告> (I%9年1月29日），《文庫》2006版。

「語文」等課程，有的人通過加強學習，適應了學校的教學工作，也有的人因不適應學校的教學又轉回到原單位。

6.「用毛澤東思想編教材」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毛的有關「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

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99

毛的這段「最新最高指示」只是談到要用什麼人來進行教育革命的問題，而沒有涉及怎樣搞教育革命，更沒有提到教育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加之1967年初，文革進入奪權階段後，各級學校都已停課，學校中的「革命派」都已湧入社會的文革大潮，所以，當該年年末「復課鬧革命」後，「教育革命」還只流於一些學校自己炮製出的「方案」，並沒有馬上進入到具體操作和實行的階段。

到了1968年，随着大批大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中小學已全面「復課鬧革命」，各類新編教材都已編次完畢。為了落實毛的「少而精」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人民日報》提出，中學可以不用開設物理課以及化學課，理由是「這些課充滿死人、洋人」，「撿實用的學學就可以」。1(16於是中小學的學生的文化知識的授課時間被大大壓縮，「學工，學農，學軍」成為學生的主要學習內容。在1967年2月中央發出的《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中規定：小學一至四年級學生只學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五、六年級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1(17在中學生的學習課目中，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統領和「政治掛帥」的做用，初中課程被設計為：毛澤東思想、語文、數學、工業基礎、農業基礎、外語、革命文藝、體育等。

試舉1967年8月上海市小學教材編寫組編寫的上海市小學暫用課本《算術》（六年級第一學期用)第二單元為例：1D8

毛主席教導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鬥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

二、百分數

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

中，常常要用到分母是一百的分數。例如：先鋒電機廠無

產階級革命派掌權後，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

促生產」的指示，今年第二季度的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

百分之六十八，六月份的總產值相當於去年同期的百分之

二百；東方紅纺織廠，今年上半年棉紗的總產量，完成了

上半年生產計劃的百分之二百零九點七；無產階級文化大

1〇7〈中共中央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1967年2月4 日），《文庫》2006版。

108《以毛主席語錄為主的教材節選》，載騰訊網教育頻道(http://edu.qq.com/ a/20090904/000148.htm) - 2009.9.4

革命以来，農村中呈現出一片大好形勢。光明生產隊夏熟作物的總產量今年比去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九。像上面這些表示一個數是另一個數的百分之幾的數，叫做百分數。

百分數通常採用一種簡便的寫法，就是去掉分數線和分母，在分子後面加上百分號「％」。例如：百分之六十八寫成68%，百分之二百寫成200%，百分之一百零九點七寫成109.7%，百分之七點九寫成7.9%。

寫出下面各數：

(1) 上海照相機二廠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後，二月份主要產品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六十。

(2) 吳涇化工廠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五月份主要產品合成氨的產量，比四月份增長了百分之十三。

(3) 紅旗電訊儀錶廠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前，由於黨内-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破壞，1月中旬只完成全月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八。奪權後，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響應毛主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下旬完成了全月計劃的百分之八十一點六。

⑷從1966年到1967年全國糧食徵購計劃到2月2日止， 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四點五六。

(5) 上海工業戰線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抓革命，促生產」，工業生產呈現一片大好形勢。今年一到五月份的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

(6) 重型機械廠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後，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四、五兩個月完成的總產值相當於一季度的百分之八十四。

1969年1月北京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北京市中學試用課本《數學》第二冊第四章「簡單圖形」：1M

垂線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説：「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海第三鋼鐵廠的工人師傅敢想、敢幹，把兩座高達五十五米、重二百三十噸的巨型平爐大煙筒，分別用了八個小時和五個小時，「垂直移位」三十-米和四十米，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奇跡。「垂直移位」就是大煙筒在移動時，和地面保持垂直。在數學上，如果兩條直線相交成直角，就説它們互相垂直。……

平行線

曙光人民公社的貧下中農，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偉大教導，在奪得夏糧大豐收之後，又投入新的戰鬥。雙輪雙鏵犁奔馳在人民公社廣闊的田野上。用雙輪雙鏵犁犁出的兩條筆直的壟溝是互相平行的。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兩條直線叫平行線。……

三角形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的時

109《以毛主席語錄為主的教材節選》載騰訊網教育頻道(http://edu.qq.com/ a/20090904/000148.htm) . 2009.9.4

刻，又一曲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凱歌響徹雲霄。我國自行設計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長達6700多米的現代化橋樑一南京長江大橋全部建成。從圖4-20中，可以看到凌空飛架的巨大鋼樑，筆直地橫臥在矗立江心的橋墩上，排列整齊的三角架有力地支撐着大橋的鋼樑。「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大橋的鋼樑為什麼要用三角架結構呢？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勞動人民在長期實踐中，發現三角形有如下的特性。……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按照角的情形，三角形可以分為三類：……

簡單軸對稱圖形

侓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讓我們懷着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深厚階級感情，剪個「忠」字表忠心。我們剪「忠」字時，可以把紙對折起來剪(圖一）。因為這個圖形沿着中間的直線對折過來，左、右兩部份能夠完全重合。一般地，如果把一個圖形沿着中間的直線對折過來，直線兩旁的部份能夠完全重合，這種圖形叫做軸對稱圖形。這條直線叫做對稱轴。能夠重合在一起的點叫做對稱點。……

等腰三角形

觀察圖4-19(注：原書排錯，應為4-20)南京長江大橋鋼樑結構中的三角架，可以發現這些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任何運動形式，其内部都包

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等腰三角形是特殊的三角形， 它有些什麼特殊的性質呢？……侓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

們：「......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着共

性。」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質，我們可以得到軸對稱圖形的一般性質。……

等邊三角形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内部規律的」。由等腰三角形的性質，我

們可以得到等邊三角形的性質。……

11. 我們要永遠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腦子裏要印上'「忠」字，心坎裏要刻上「忠」字，口裏要宣傳「忠」字，行動上要體現「忠」字。讓我們動手剪個「忠」字表忠心。

12. 正當全國億萬軍民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乘勝前進的時候，全國除台灣省外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讓我們懷着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的心情，利用軸對稱原理，剪個……。

在「數學」的課本中，已如此高密度的「政治化」，那麼在「語文」課本中，「政治化」就可稱得上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試以1969年7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中學教材選編小組編寫的重慶市中學試用課本《語文》（一年級用)第一單元為例：u°

110《以毛主席語錄為主的教材節選》載騰訊網教育頻道(http://edu.qq.com/

7〇.

高華I歷史筆記In

語文知識(一）

工農兵常用的幾種修辭方法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在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工農兵群眾寫的一首首詩歌，一篇篇致敬電，用最美好的語彙、最完美的形式，表達最美好的願望，抒發了工農兵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深情，一字字，一句句都凝結着無產階級的激情。工農兵的語彙最豐富、最生動、最切實、最有力。過去，那些資產階級語法「學者」，把語法修辭吹得非常神秘，其實他們「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根本不懂得語言，真正善於運用語言的，真正懂得修辭的，是工農兵群眾。下面介紹工農兵常用的幾種修辭方法。例如：

1.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2. 舵手來了！救星來了！我們侓大領袖毛主席到安源來了！

工農兵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紅太陽，是大海航行的舵手，像這種寫法，叫比喻。

3. 敬愛的毛主席！您的革命路線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深入人心，您的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深扎根，人的精神面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煥發，無產階級專政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鞏固，工農業生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熱氣騰騰。把句式相同或相近的句子連在一起，盡情抒發無產階級的豪情壯志，像這種寫法，叫排比。

4. 丼岡揚臂舉紅旗，贛江奔騰來報喜。

a/20090904/000148.htm) ^ 2009.9.4

工農兵運用革命的想像，給山水以無產階級感情，像這種寫法，叫擬人。

5.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開闢的井岡山革命道路通天下，您的「搶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正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掌握。

6. 從此，「不周山下紅旗亂」，國際壯歌衝九天，中國工人運動沿着您指引的方向勝利前造！

林彪副主席説：「毛主席的話水平最尚，威信最尚，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寫作時選用毛主席的語錄和詩詞，來説明問題，闡述觀點，表示決心，就更有戰鬥力，更有説服力，像這種寫法，叫引用。

以上所説的修辭方法，課文裏用得很多，閲讀時要深刻體會工農兵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在工農兵的創作中，有許許多多生動的語言、多種多樣的修辭方法，我們要遵照毛主席「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的教導，下苦功學習工農兵的語言，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宣傳毛澤東思想，更有力地批判資產階級。

「文革」中的教材編寫把「政治」和「領袖崇拜」誇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

7「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和「七二一工人大學」

1968年，是毛就教育問題發表較多看法的一年，該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又傳達毛的「最新最高指示」：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説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100

毛在這條指示中把他對文科的輕蔑和鄙薄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出來。「重理輕文」本是中國近代以來一種影響廣泛的思潮，它來源於中國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現代化強國，崇尚「科技救國」的強烈心理和「尊實」、「務實」的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但是在建國前，文科在大學教育中仍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重理輕文」還沒有發展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文化的價值。建國後出於「趕超現代化」的政治需要，國家有計劃地大幅削減大學的文科專業，使大學的文科和理工科比例嚴重傾斜，加之1957年後，各類大批判運動都從意識形態問題發端，極大地刺激和推動了社會上長期存在的「文科無用」，「文科危險」的思潮的氾濫，但是還沒有發展到「文科取消」的地步，現在有了毛的這條「最高指示」，在「最革命」的文革年代，「重理輕文」不僅成為了社會主流的文化價值，「文科」是否有必要存在，也成了一個大問題了。

毛對文科的輕蔑有複雜的原因：一方面，他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60年代後他曾表示：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語言，要讀一點書。101毛認為，「工程技術人員接受社會主義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102 1964年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在著名的「春節談話」中也接着毛的話頭説，「現在最壞的學生上師範，好學生進理、工」；103另一方面，毛又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慮文科和理工科的關係的。1957年「反右」運動時，在確定科技界和人文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中的「右派」名單時，就明確規定，在人文類知識分子中，放手「打右派」；而對科技界的知識分子，則給予一定的保護，特別是那些對國家有用處的科學家，一般不打「右派」。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唯一一所著名的文科單科大學，它的前身是陝北公學，建國後又移植了蘇聯教育體制的一部分內容，就在文革中被無情解散了。1970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明確説，大學裏的文科不必搞什麼專業分工，因為「工農兵群眾又屬於什麼專業呢？」，文科的任務「就是搞革命大批判」，至於文科的教材，那也很明確，就是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為基本教材，再輔之以各種大批判文章。104 1970年1月，上海的《文匯報》、《解放日報》公開宣傳，「文科就是要辦成寫作組」，「工農兵寫作組才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好樣子」。105

儘管毛已表明了他對理工科的欣賞，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文革期間中國教育對所謂「科學」的無條件的接受，理科教材的編寫同樣要貫徹毛澤東思想，允其要掌握三個原則，這就是「少而精」和破除「爬行主義」和「洋奴哲學」，甚至

出現了這樣的「愛國主義」的論調：為什麼所有物理、化學的基本公式都要冠以外國人的名字，這不就是「崇洋媚外」嗎？於是提出要對一些物理學、化學的公式、定律來一番「革命化」的改造。106好在毛對這個問題是比較清醒的，這番極左論調只是聽留在報刊宣傳上而未進入具體的「整改」的實踐，否則中國就會重演1948年蘇聯「反世界主義」運動期間，把世界科學史所有重要科學發明都改為俄國人所創造的，也來一次重新對世界科學史進行冠名的運動。

那麼，理工科大學究竟應該怎麼辦？《人民日報》適時的推出了毛派去清華大學的8341部隊軍宣隊的兩個軍人幹部遲群和謝靜宜主持撰寫的文章，成了指導全國高校的一個「樣板」，其要旨：「工農兵最懂無產階級教育」，「徹底結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學校的統治」，具體內容是：大搞階級鬥爭，工農兵上講台，對教師邊改造，邊使用；開門辦學，廠、校掛鈎，以廠代專業，建立以廠為中心的教學、科研、生產的三結合的新體制；大破洋奴哲學和買辦哲學，編寫無產階級新教材等。107上述「經驗」實際上是延安教育經驗和大躍進「教育革命」的延續和發展，是對建國後教育一度學蘇聯及教育「正規化」的「反撥」，談不上是什麼「制度創新」。

在對一般高校進行「革命改造」的同時，也是延續50-60 年代，特別是大躍進時期「工人業餘大學」和「工人職工大學」的傳統，以及1963年後一些推行「社來社去」推薦與考試相結合和分配制度的中專學校的傳統，一些大中型工廠也辦起了「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較短，從工廠中直接選拔學生，由技術人員擔任教師，學生學成後再回到車間或科室工作，對解決工廠技術人員短缺，起到一定的作用。

自從毛發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指示後，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工作，從1970年起，全國高校開始恢復大學招生，改以從工農兵中推薦為主要錄取形式，只要具備三年以上的實踐經驗，「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學制縮短為三年，國家同時規定他們進入大學後的主要任務，不是到大學求知，而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於是這批大學生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謂：「工農兵學員」。

大學恢復了，也事先採取了種種措施來防範「舊勢力」的復辟，但是毛和他的追隨者都知道，只要還有大學的存在，「復辟」就是有可能的，為此他們要把一切的「漏洞」都堵上，讓那些對「教育正規化」抱有幻想的人徹底死了心。1971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記要》，正式確定了「兩個估計」，這就是：從1949-]966年，「十七年黑線統治教育」（「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108這個看法完全來源於毛在60年代後對教育的一系列批評，1971年再次強調，表面是進攻性的，其實是防禦性的，就是擔心在文革進入到新秩序恢復階段，知識分子再次「翹尾巴」，毛要一勞永逸把他們打在陰山背後，使他們永無翻身之日。在這之外的技術性的層面，也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除了將大批大學教師下放到「五七幹校」，在不影響國家所急需的國防等科研人材的培養的前提下，還裁拆了一些大專院校，盡量不讓中高級知識分子得以聚集，1971年，全國高校從1966年的417所(本科：359所），減為309所，撤銷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華僑大學、暨南大學等45所高校。全國4所政法院校全部被撤銷，18所財經院校被撤銷16所，全國藝術院校全部裁撤，只建了一所「中央五七藝術大學」。北京市原有55所高校，到了1972年，只剩下了18所，上海市原有24所高校，中保留16所。109°

「文革」中的教育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十分奇特的，毛的

「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都有合理的成份，對傳統教育中理論脱離實際的批評也是切中要害的，「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總的説來，毛的60年代後教育觀和文革時期的「教育革命」是建立在輕梘和贬低、否定知識分子的政治前提下的，從本質是説，是反智主義和反現代社會分工的，也是主觀的和浪漫主義的。

「文革」造成中國教育的大倒退，嚴重破壞文化，傷害了大量知識分子。1969年後，大批農村公辦小學的教師被下放回原籍，轉為農業戶口，在「新體制」下，被取消固定工資，改為「工分加補貼」。1970年後的所謂「推薦」上大學，在表面的「平等主義」下，由「分數選擇」倒退為「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的競爭，教育中的「特權」因素從過去的隱性狀態完全發展到公開化，嚴重破壞了教育的公平性，也敗壞了社會風氣，耽擱了一代人受教育的權利。五、「衛生革命」與「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創建是「衛生革命」 的重要內容，是文革中社會影響較大的一項「制度創新」，它反映了毛的革命中的民粹主義的價值追求，在維護城鄉二元體制不變的前提下，「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創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村缺醫少藥，農民就醫嚴重困難的情況。

1. 1965年毛的「6.26」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就衛生工作發表談話，對衛生工作提出尖鋭批評，他説：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的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的起。書讀的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撿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

脱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城市褢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 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XX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是沒有結束的，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m

毛的「6.26指示」首先表達的是對劉少奇的強烈不滿， 把衛生部挖苦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提出「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都是不指名地針對劉少奇的。建國後衛生工作的「老爺化」確實和劉少奇有關係，因為他長時間沒有對此進行過批評，而且他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時，也沒見過其他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批評，見到的多是周恩來如何關心北京醫院——在毛於1964年提出批評前，北京醫院只為高幹服務，不給老百姓看病，周前後去過那兒兩百次指導工作等等。劉少奇在1964後提出「半工半讀」，「兩種勞動制度，兩種工資制度」，表明他有心改革，希望「縮小城鄉差距」，但他關心醫療部門的改革太遲了。1965年5月26日，劉少奇在北京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人談話，他指出：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只是面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70%的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佔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面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110劉少奇

的氣局太小，他只是提到要在農村建醫藥供應點，而沒提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就給毛抓住了。然而劉少奇.注意到甚至提到了這些問題，也未必不被毛批評。因為毛對劉的什麼「半農半讀」、「半工半讀」，「兩種勞動制度」等這些改革舉措並不真正感興趣，有資料説，毛對此有過肯定，111可是他怎麼肯定的，卻從沒公佈。處在二線的毛頻頻運用「批示」向劉少奇發起進攻，是毛制衡劉少奇的一個重要手段，1963年後毛寫過一系列批示轉發全黨，涉及意識形態，黨，現在又針對衛生工作。

李志綏説，毛的這個指示的真正目標是劉少奇，112他回憶道：1964年春夏之交的時候，毛聞知劉少奇體檢時發現有肺結核病，就立即下令撤銷衛生部保健局，隨後中南海保健辦公室也被解散，毛還批評專事高幹醫療服務的北京醫院，他説：北京醫院可以改名老爺醫院。113 1964年毛下令撤銷保健局是事實，一些大陸的出版物也證實了這點，甚至説，許多醫務人員就因毛的這個指示而離開了中南海。114但是李志綏説，毛的目的是要破壞正在患肺結核的劉少奇的治療，115則不確切。

毛對為領導幹部服務的「高幹保健制度」一直有所不滿， 曾多次提出批評，1964年他在接見越南外賓時就説，中國的保健工作是從蘇聯學來的，「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116

劉少奇在青年時代患過肺結核病，但是1964年，劉少奇指導「四清」運動，在政治舞台上很活躍，身體和精神都很旺健。劉少奇當時的秘書劉振德説，劉少奇在1963年春訪問印尼、緬甸、越南、柬埔寨等國後因過於勞累，肺結核復發，經過北戴河療養治療後很快恢復，1964年，劉少奇沒有復發肺結核。117有確切記載的劉少奇的生病是在1965年的11月，是由感冒引起的發燒，他的治療並沒有被耽撊，該年底劉少奇的身體就恢復了，118°中央保健局雖然被撤銷，但只是換了一個牌子，「為了繼續進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就在衛生部內設立了一個醫療處」，119由鄭學文擔任這個處的領導。北京醫院原來就有一個專門為中央首長服務的保健組，又稱第一保健辦公室，組長由建國後最早從事保健工作的醫生之一的何惠德擔任；現在又成立一個「總值班室」，有意避開「保健」二字，由原中央保健局辦公室副主任力伯畏擔任負責人，還是從事原來為中央領導服務的保健工作。120

2.毛對術生工作的批評都是有事實根據的，1949年後術生部的工作的重點確實在城市。

建國後，醫院等醫療單位陸續被國有化，在城市和一些縣鎮，1956年前還保留若干私人診所，牙醫診所等，1956年後基本都被合併到國營醫院或街道醫院，個別保留下來的診所，在「大抓階級鬥爭」的1963年後大多被取締，醫院作為事業單位，被完全納入到國家行政體系。

從總體上看，建國後的衛生工作分為地方和軍隊兩個系統，軍隊醫療系統由軍委後勤部衛生部領導，負責人是賀誠、傅連璋、賀彪等，下轄各軍區總院，各軍兵種醫院。地方衛生工作統由衛生部領導，衛生部的部長一職長期由「民主人士」李德全擔任，但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是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錢信忠，在錢之下還有幾位老資格的副部長：蘇井觀、張凱、郭子化、黃樹則，崔義田，史書翰等。在中央則是由書記處書記、副總理陸定一分管「衛生口」。衛生工作的網絡架構是：在中央，有國務院衛生部，省有衛生廳，市有衛生局，區縣有衛生科，農村人民公社有衛生院。

完密的醫療系統的建立對提高人民健康貢獻很大，但正如毛所批評的，長期以來衛生工作的重點是放在城市，醫療資源也是集中在城市，主要表現為：

(1)公費醫療制度只是面對城市的幹部，勞保制度只有國營企事業單位的職工才可享受，社會主義福利醫療的覆蓋面很有限，只有城市幹部、職工才能從中享受到好處。

建國後，隨着在黨政機關，軍隊實行的供給制逐步轉化為工資制，國家的各項人事和福利制度也漸次明細化，和原先公家單位免費享受醫療福利相銜接，1952年和1953年政務院相繼頒佈實施《關於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和《勞動保險條例》，規定國家向全國黨政機關，人民團體，以及文化、教育、衛生、經濟建設等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和革命殘廢軍人提供公費醫療，向廠礦企業職工提供勞保醫療。133從丨960年至1963年，全國衛生事業經費支出總額為31.8億元，其中公費醫療經費支出為10億元以上，佔總支出的31.4%。134

1968年1月，周恩來在一次接見衛生部群眾組織的會議上説：

主席指示（指1965年的「6.26指示」）千回讀，萬回讀都有效。「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話很對。

為城市服務，縣、鎮也是為城市服務，也不下鄉，公社也有不下鄉的，也只給能走到他那裏的人服務。把縣、鎮和農村一部分人算上，只一億人口，現在全國七億人，只為一億人口服務，百分之十五的比例還是合適的，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工資高，特殊化。出門診費嗎？……住院優先，藥品免費，組織好大夫會診。

七億人口中一億多人特殊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特殊化，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不滿意，我們的衛生工作怎樣能繼續下去！

133〈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1952年6月27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41 ;勞動人事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選編》(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年），頁393。

134〈中央中央、國務院對衛生部黨委《關於改進公費醫療的報吿》的覆示〉 (1964年10月1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丨998)頁284 »當然，職工、一般黨員還是群眾，長字型大小的還是少數。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享受公費醫療，把其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應享受的權利給剥奪了，侵佔了。加上解放軍和家屬也不超過百分之二十。總之，百分之二十的人享受了公費醫療，剥奪和侵佔了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的權利。從階級觀點看，我們怎麼能心安呢！……所以主席批評的「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一點沒有誇張嘛！是實事求是的，抓住了要害。

勞保福利主要還是高級人員享受，少數人特殊化……我們培養學生是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大學生沒當幹部就享受了公費醫療了……135

(2)各類醫院都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和省會城市。

北京有全國最好的醫院，集中了最多的醫療資源，其中著名的醫院有：協和醫院(反帝醫院），專為中央領導服務的北京醫院，解放軍301醫院，以及各類專科醫院。

上海次之，有瑞金醫院，中山醫院，華東醫院、華山醫院等。

一些大單位，例如鐵道部，也有自己的專屬醫院；

一般中央級單位都有自己的診所；

省一級有省級機關醫院；

市一級有市級機關醫院；城市還有市、區醫院，街道衛生院，大城市還有各類專科醫院；

135〈周恩來、李先念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的講話>(1968年1月3 曰），《文庫》2006版。

這些醫院的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機關幹部群體，他們都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

在廣大縣和縣以下單位，只有縣城少數幹部，職工享受公費醫療和勞保福利，農村大隊一級的幹部和社員都是自費看病。農村醫院很少，只有縣醫院和公社衛生院。

(3)醫學院的學生學制太長，畢業生很少去農村。

北京有四所醫學院校：中國醫科大學，學制八年，北京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北京中藥學院，學制五年。

根據統計資料，1964年，在衛生技術人員分佈上，全國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縣以及縣以下的農村，其中縣以下僅佔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佔57%，農村佔43%，其中縣以下農村的僅佔27% 136，而1964年的農村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81.6%。157

3.衝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幹部醫療保健制度」

建國後，衛生工作的重心是放在城市，但是普通城市居民只是享受一般的醫療服務，醫療資源的相當一部分是為高級幹部所佔有。所謂「幹部醫療保健制度」是指按照幹部的行政級別分別給予幹部不同的保健和醫療服務，在日常醫護，用藥，療養，住院等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

這套制度起源在延安，更早在瑞金就有端倪，1968年] 月，周恩來在接見衛生部群眾組織時也承認，醫療方面的特

136〈衛生部黨委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吿〉（1965年9月3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27。

137《中國人口年鑒》編輯部：《1985年中國人口年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8丨1 »

權現象「在延安就有苗頭」，其實更早在瑞金時代就有端倪了。毛在江西時期的最早的醫生是傅連皡的女婿，後在「肅AB團」時與其妻即傅連障的女兒一起被殺，以後傅連障成為毛的醫生，而更早在1929年，傅連障就為毛做過全面體檢。抗戰爆發後，中共局面大大改觀，為毛和中共領導人的醫療服務逐漸制度化。

延安的中央醫院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央機關的負責幹部及工作人員，1940年代初在延安就成立有「中央保健委員會」，負責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日常保健工作。任玉柱、黃樹則、金茂岳、徐福靜等一批醫生都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在沒和王結婚前就是專為中央領導服務的保健醫生。那時的保健醫生的工作之一，就是定期給毛打維生素針。

對於毛的健康，斯大林也非常關心，1942-1949年蘇聯醫生阿洛爾長駐延安並隨毛轉移到華北，後又到了北平，負責毛的保健和醫護工作。138而當時的中國頭號人物蔣介石，也沒有專用的外國醫生。1947年，中共撤出延安，毛領導「中央前方委員會」（中央前委），又稱「昆侖縱隊」，轉移至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後，改稱「亞洲部」，黃樹則為衛生處長。而「中央門診部」隨中央後方委員會(中央後委)活動，由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皡直接領導。1948年3月，他還帶領一些醫生和男護士，帶着醫療器械和藥品，專門從黃河以西的山西臨縣趕回黃河以東的陝北，為毛和前委幾個領導「檢查身體和看病」。在西柏坡時期，中央醫院和中央門診部設在朱

138師哲口述，師秋朗整理：《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頁227-228。

豪村，所以又稱「朱豪醫院」，成為中央機關的主要醫療隊服務單位，而在西柏坡，則專設有一診所，為中央主要領導服務，「負責人是從延安時期就擔負過中央領導人保健工作的任玉洪」。

建國後，物質條件今非昔比，為中央領導人服務的「高幹保健制度」逐步走向正軌化。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機關進駐香山後，很快就設立了門診部，中央一級的幹部保健機構也完善起來，在原有的中央保健委員會之外，還新成立了中央軍委保健委員會，兩個機構都由軍委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傅連嗥負責，成員包括中組部負責人安子文，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中央軍委總幹部部部長賴傳珠、中央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副部長傅連障等。

最初的中央一級的保健對象一共是93人，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央一級的國家領導人，這份名單由傅連障擬出，報劉少奇批准後即開始執行。

由於工作人員較少，一個醫生要負責幾位中央領導及家屬的保健工作，傅連障很快抽調了一批醫護人員充實中央門診部，並且建立起規章制度，例如：保健人員盡量不寫信，不允許和與工作無關的人員來往，不許私自到保健對象家串門，原有的保健對象改變後，不許與之再聯繫，首長家的電話和位址，不許寫下來只能記在腦裏，保健人員在首長家裏見客人來要迴避，不許與首長照相，在首長家，不能坐大沙發，只能坐小沙發，不能仰靠着，要坐直了等等。139保健人員除了給首長打針，配藥、按摩之外，還要嘗藥，試針，直139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頁149-150。

到北京醫院設立藥品檢驗室後才停止了這種方法。M°

建國初，蘇聯就有一些醫生在北京工作，他們是斯大林派來的為任弼時治療的蘇聯專家組的醫生，內有兩位蘇聯院士，利用這個機會，傅連璋還安排他們為中共其他領導人檢查身體。公安部還另請有蘇聯安全問題方面的專家，「負責指導中共領袖的食品安全衛生和住所的環境衛生」，121 122後者還包括「檢查空氣裏有沒有什麼有害物質」。123蘇聯專家在中國高幹保健工作的制度化方面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以後中央警衛局保健處下設的食品檢驗站和公安部九局的檢驗室就專門負責此項工作。124

1950年10月，四十八歲的任弼時因病去世，對中央領導造成很大的震動，促成全面照搬蘇聯的高幹保健制度，建立起繁瑣的各項制度規定：

1. 領導幹部配隨身醫生和護士，即便毛的夫人江青，也享有此待遇，50年代初，傅連障為江青選派了老護士高雲清，1953年又派去專職保健醫生徐濤，1956年，徐濤學習去了，江青的保健就由毛的醫生李志綏代管，1959年王敏清接任徐濤任江青保健醫生，專為江青服務的就有殷曼麗、程美英、李強華三位護士。125

2. 建立領導人定期休假制度。

3. 建立高幹療養制度。

4.

5. 建立餐食檢查制度，包括中南海幼稚園的食物安全檢查制度。

6. 建立為中央領導服務的專門的食物和食品生產基地，採取封閉經營的方式。

7. 建立領導人定期體檢制度。

8. 將北京醫院(其前身是1905年建立的著名的德國醫院)改造為專為高幹服務的醫院，北京醫院還下屬有香山療養所。

為領導人配備專職醫護人員在許多國家都是常例，蔣介石也有自己的醫生，但國民黨在大陸執政年代，沒有建制化的「高幹保健制度」，蔣介石的專任醫生也只有一人，從1943年一直服務至蔣去世的1975年。126相比之下，共產黨方面對領導人及高幹的健康和保健，更為重梘，有完整的制度，而且措施齊全、對領導人和高幹照顧得更全面，更細緻。

儘管已初步建立起高幹保健制度，但在當時濃厚的以蘇為師的氛圍下，中央級高幹們普遍認為蘇聯的醫療保健條件大大優越於中國，因此去蘇聯治病和療養就成為黨和國家照顧領導幹部的一項制度性的安排。

早期去蘇治病療養人員的名單由毛掌握，最重要的幹部， 通常由毛親自給「菲列波夫同志」（斯大林)寫信，任弼時，江青，林彪一家，劉少奇夫婦，王明夫婦、蔡暢，胡喬木、揚帆等都曾在蘇聯治病和療養，江青從蘇聯返國時，蘇方還專門派出專機，由醫生陪同隨行。

中國的領導幹部在蘇聯的療養多在克里米亞半島的索契， 也在莫斯科近郊著名的療養勝地巴爾維哈療養院，這是一家為蘇聯領導人服務的特級療養院，直屬蘇聯衛生部第四司，任弼時，江青，王明夫婦、蔡暢等都在此療養過。前蘇聯的一份材料細緻地描繪了巴爾維哈療養院的醫生是怎樣周到地為領導服務的：

療養院裏休養的人很少，幾乎彼此見不到面。相比之下， 身穿白大褂的，畢恭畢敬的人卻比比皆是。這襄的工作人員不會耍態度，對休養人員總是有求必應……休養人員的姓名不僅保健醫生記得，而且連護士、食堂服務員、女護理員和那些為病人送飯到病房的人統統記得。每一位休養人員如果沒有偕夫人前來，按規定住一間舒適的單人套間，内有衛生間和不大的浴室更衣間……食堂自助餐桌上放這各色蔬菜，其餘皆按菜單預定。療養院自辦了一個養禽場。可以吃減肥餐，有人直接送到房間裏，以免原意減肥者自己去食堂看到別人大塊朵頤而眼饞。

休養員到来後半小時，保健醫生就來到房間，他，更多的是她，每天將在早餐和午餐之間方便的時候前來，休息曰除外(届時僅留下值班醫生）。所有的人都規定了許多治療措施，因此，午飯前大家都有事可幹。療養院以理療馳名：磁療、電離子透入法、只爾納電流、渦流浴、水按摩、碳酸浴以及許多其他療法。

下午四點，醫生們準備回家，但在這之前先要探望病人， 問一聲：有什麼問題？今天您還需要我嗎？127

上述資料反映的還只是該療養院為蘇聯高幹服務的內容， 外國共產黨髙官也是巴爾維哈療養院的常客，他們在那兒享受的待遇更高。短期在蘇聯訪問的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作為「最尊貴的客人」，如果身有小恙，更是會得到的精心的照顧。1956年，閻明復作為中央辦公廳的俄文翻譯陪同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訪問蘇聯，李富春的雙手的手臂和手腕上上生了一些小紅疙瘩，這在一般人可能不算什麼，但在領導幹部那裏就是一件大事，此事馬上由閻明復報吿給蘇方，引起蘇方高度重視：

請來克里姆林宫醫院的皮科專家給富春同志看病，又陪他去醫院診斷。經專家診斷，説是濕疹……醫院每天派護士給富春治療，後來，阿爾希波夫建議富春同志到莫斯科郊外的別墅去休養一段，富春同志同意了。這樣，我和富春同志的秘書陪同他搬到了郊區的別墅。

別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白樺林中，是一座古典式的洋房， 聽説斯大林曾經在這裏住過。別墅周圍的森林望不到邊，林間小道筆直，兩旁花紅草綠，空氣新鮮，環境寂靜，適於療養。管理局派来的廚師長會做中餐，清淡可口，富春同志很滿意。克里姆林宫醫院繼續派醫生、護士每天到別墅來給富春同志撿查、换藥。蘇聯政府還派來衛士長，他們忠於職守，認真負責，對富春同志照顧無微不至。每過一兩天，代表圑同志就来向富春同志彙報工作。在這裏，富春同志生活很有規律，病也就慢慢痊療了。

李富春此次蘇聯之行還受中央委託，前往巴爾維哈療養院

看望在那兒療養的王明，向他轉達中央要他回國參加中共八大的口信，王明夫婦就住的是一楝樓房，李富春的夫人蔡暢當時也住在巴爾維哈療養院。128

50年代中期後，高幹保健制度已完全建立了起來，中央一級領導人和高幹，有中央保健局和北京醫院負責他們的醫療和保健，北京醫院集中了一批最優秀的專家，配備了從國外進口的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不為老百姓看病而專為省部級主要領導，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外國在華高級人員看病，因而被毛批評為「貴族老爺醫院」，129而省一級的領導和省級卨幹，則由所在省的衛生廳的保健辦公室和該省最好的醫院負責。省部級高幹享有優越的醫療隊條件，一旦生病，有著名醫生會診，還可以享用國家用寶貴外匯從香港進口的外國藥。為了保健身體，可以按級別，一般在省委常委以上，定期在高幹門診部打進口的保健針。國家在青島，北戴河，無錫，杭州，從化等名勝地建立或擴建了幹部療養院，供高幹及其家屬、子女享用。

在意識形態長期，全方位的宣傳下，享受到高幹保健制度的領導幹部受到社會的廣泛尊敬，人們並不知道他們已得到國家的精心的照顧，相反青年人普遍認識到，老幹部、老紅軍的健康就是人民之福和國家之福。1961年廣西軍區動員青年軍人為老紅軍獻骨髓，這個經驗還被其他一些軍隊單位加以仿效，某些獻了骨髓再退伍回鄉的退伍兵在文革期間互相串通，拉起隊伍回到原單位，要求彌補他們的身體損失。

高幹保健制度是中共在建國後的基本制度之一，衛生部的幾個副部長史書翰、黃樹則、崔義田都管保健問題，黃樹則長期分管，管的更多，儘管在文革初期一時失控曾被群眾批判，但很快就被制止，維護此制度主要是為了領導者自身的利益，對老幹部在生活和醫療等問題上的特殊化和特權現象的批判，極易引火焚身，因為倒台的和不倒台的高幹都是或曾是這一制度的受惠者，同時維護此制度也是一種激勵和凝聚幹部的重要手段。及至今日，該制度運轉正常且更加細密，如各大醫院皆有幹部病區，再分「地師級」，「省軍級」，「兵團級」病房。在幹部生病治療的問題上，又區隔出不同的檔次，在用藥，醫護，個人承擔費用多少等方面拉開距離，正部級和正部級以上就完全享受免費治療和看病的待遇了。所以，為了激勵幹部的忠城，特劃出「享受部長級醫療待遇」的人選，即本人並非「正部長級」，但在醫療方面比照「正部級」，13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與此相比，廣大農村缺醫少藥，幾億農民有病得不到治療， 農民生小病不治，生大病、生重病「就等見閻王」。

國家對農村的醫療方針叫做採取依靠群眾路線，依靠群眾辦醫，實行農民自費看病的辦法，基本不對農村縣以下進行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15° 1958年大躍進運動開始以後，國家在縣設人民醫院，在公社一級將原先的聯合診所、農業社保健站和區衛生所合併成人民公社衛生院，由公社統一經營管理；一些地區還在大隊設保健室，生產隊配保健員、接生員和保育員。131 —些地方還借鑒根據地時期的衛生保健合作社和農業合作化時期個別地方的經驗實行了人民公社社員集體合作醫療，即每年由社員交納一定的保健費，公社、生產隊的公益金補助一部分，社員看病只交部分掛號費和藥費。132這種社員集體合作醫療是1968年以後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雛形。133這些辦法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是希望能在國家不給錢的情況下，為農民提供一些醫療服務，然而，它們都繞不開一個死結，這就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是處在劣勢地位，他們根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服務。

城鄉二元體制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福利主要集中於城市居民，即使在1959-1961年大饑荒歲月中，國家也是全力保證城市居民的最低糧食供應，黨和國家雖然給了農村中的貧下中農很高的政治地位，卻不保障他們在大饑荒中的基本口糧，所以在大饑荒中餓死的都是農民。50年代後，國家在農村也做了一些重要的基礎性的衛生防疫工作，例如：國家對包括農民在內的全體民眾進行防預天花、傷寒、斑疹傷寒等烈性和急性傳染病的免疫免費疫苗接種，但是，廣大農民則完全享受到國家給予城市多數人的那些社會主義福利，簡言之，農民看病要花自己的錢，而農民基本沒有錢，所以在廣大農村，農民生病只能向鄉村郎中求診，甚至求神拜佛，祈求平安。

I960年，《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進一步指出根據目前的情況，以實行人民公社社員集體保健醫療制度為宜，並強調只有極少數經濟富裕的人民公社堅持實行社辦公費醫療的辦法，仍可繼續實行，但不要忙於推廣。134然而在大躍進運動中，一些地方實行合作醫療或免費醫療更多的是出於高漲的政治熱情，而沒有考慮到當時當地的經濟水平，也沒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因而隨着大躍進運動的失敗而停止實施。

在隨後的經濟調整中，縣、區級衛生院重新由國家投資； 人民公社衛生院、生產大隊保健室，由集體經濟負責；同時削減生產大隊保健室和生產隊衛生人員，從人民公社衛生院中重新分出聯合診所，採取「看病收費、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民主管理」的原則，並以此作為農村衛生組織的主要形式，重新實行農民自費看病的辦法。135農村合作醫療也不再繼續推廣和實施。

到了1965-1966文革前夕，農村的醫療情況發生若干重要變化，此時正值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各級衛生部門把派醫療隊下鄉納入「四清」，開始貫徹落實毛的指示。但是，短期的城市下鄉巡迴醫療隊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周恩來還專門找過衛生部長錢信忠，研究部署派醫療隊下鄉的事宜。與此同時，軍隊系統也開始派出醫療隊下鄉，未幾，文革爆發，錢信忠等衛生部領導因「城市老爺衛生部」的問題，受到嚴重衝擊。

5.文革爆發後，周恩來、李先念制止洩露「高幹保健」資料

為中央領導擔負保健工作的醫生，都是經過反復審查，被認為是在政治上完全可靠的，才得以在中南海工作，但還是不時受到政治風雨的襲擊。1964年1月，隨着中蘇關係惡化，毛提出應「注意我內部是否有蘇聯和蔣幫佈置的人」136中南海保健辦公室內有幾個工作人員的丈夫都是留蘇的，她們都被通知把家搬出了中南海。137甚至建國初毛的保健醫生王鶴濱在留蘇回國後，也沒有重回中南海而是被分配到了北京醫院工作，繼而又轉到二機部從事醫務工作，再被調到蘇州醫學院任副院長。138

1966年上半年，文革即將爆發，國內局勢尤如「山雨欲來風滿樓」，衛生部派遣的各地醫療隊還以「四清」的名義在農村巡迴醫療，隨着「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倒台，各地醫療隊陸續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1967年，文革處於高潮階段，農村醫療情況一切如舊，此時報刊廣泛宣傳「針刺麻醉」，稱其為「毛思想的偉大勝利」。1967-1968年，在衛生領域主要進行的是「批判劉少奇，錢信忠的修正主義衛生路線」，「醫療為政治服務」，具體就是在病人看病前首先訊問病人的階級出身和政治面貌，不給批鬥對象和「牛鬼蛇神」及時的治療。

文革剛起步的1966年5月，原分管衛生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倒台，隨即由剛從廣州調往北京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兼管衛生工作，一直持續到該年的12月。

在陶鑄兼管衛生工作的這大半年間，他一方面支持批判已倒台的陸定一；另一方面又對「衛生革命」做了限制，「保」了錢信忠等。他説：對專家提出可批判，但大字報要內外有別，不要讓病人看到，其意也是盡量維護醫院的秩序。1391967年1月，陶鑄倒台，其後，一直到1968年，由副總理李先念兼管衛生。

文革之初，原衛生部的幾位主要領導受到嚴重衝擊。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早年在上海同濟大學附屬寶隆醫院學醫，在參加紅軍前曾在國民黨李默庵部任過師衛生隊隊長，1932年在李部圍剿鄂豫皖蘇區時投共，隨紅十五軍長征到陝北。抗戰後，錢信忠成為鄧小平部下，建國時任西南軍區衛生部長，1951-1955年被派往蘇聯留學學外科，後接國內命令轉學「保健組織」。16°回國後，擔任衛生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1965年任衛生部部長。文革初，錢信忠被批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他的所謂「歷史問題」以及和鄧小平的關係上，造反派向周恩來揭發，錢説：「黨中央就只有鄧小平沒犯過錯誤」，「聽鄧小平的報吿跟吃冰棒一樣痛快」。攻擊江青同志是「第二主席」。161

衛生部幾個副部長黃樹則、史書翰、崔義田都是管中央領導保健工作的，黃樹則在建國初就是北京醫院院長，中央保健局副局長。史書翰30年代初在山西太原醫專讀書，1935年留學日本。1937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研究生畢業，同年回國，參加八路軍，曾任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在60年代初擔任中央保健局局長，他們在文革初期都受到嚴重的衝擊，第一個犧牲者就是史書翰。

1966年初，嚴慰冰匿名信事件發生，中央曾組織專家對嚴慰冰進行會診，確認嚴患有精神病症，原中南海保健辦公室醫生力伯畏根據會診記錄執筆寫了給中央的報吿，但史書翰都不滿意，最後力伯畏寫了四次才過關。儘管史書翰努力跟上文革，但高層政治詭秘莫測，1966年8月17日，史書翰自殺身亡，終年57歲。北京醫院院長計蘇華原是上海醫學院學生，1938年秘密入黨，1947年遵周恩來之命，赴美留學專攻胸外科，1952年學成歸國，旋被周恩來安排擔任北京醫院副院長、中央保健局副局長，計蘇華為中央領導服務盡心盡力，是中國老年醫學的開創者，文革中先被批鬥，後被流放，終被逼瘋，1970年回北京時耳朵已掉了一隻。

1967年初，隨着衛生革命深入，開始批判「高幹保健制度」，原計劃在3月10日召開全市範圍的揭批保健工作修正主義路線大會，但立即受到李先念的阻攔，被斥責為「醜化黨」：

「特別是在這幾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來醜化我們的黨」，「不是保健制度不能揭，不能批評，不好的應該批評，我們批評過。而現在是從中央負責同志生活上搜集資料，借揭保健之名，醜化黨，使保健人員受到壓抑。」揭保健工作的搞法，這樣的會議必須制止，這對文化革命運動，對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破四舊立四新，對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鬥批改，沒好處。揭的材料可能歪曲、誇大，可能不是鬥。

李先念抓住林彪健康資料被洩露一事，把造反派批判保健制度上綱上線到「醜化黨」：

特別點了林彪同志，這是不能容忍的。點林彪同志健康的作法，他是我們的副帥，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不能容忍。

點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贺龍，對於批判他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好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把他們搞臭，徹底把那些黑幫搞臭，主要從政治上，而這些問題不宜講。

劉少奇、鄧小平、贺龍，老實説，我不是和他們有任何個人的感情，應該和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但這些不能觸及靈魂。這件事情我看矛頭不對，不是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反對黨内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抓革命促生產。這我總感覺有點不痛快。他們這樣搞法與群醜圖有什麼區別。這個群醜圖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評。江青同志、伯達同志老早就批評了，嚴格的制止了。這不是醜化黨、醜化自己嗎？162

李先念的上述看法不僅代表他個人，更是代表了還在位的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他得到了周恩來的明確支持。

據一份口述訪問資料説，1966年6月6日，周恩來專門找50年代就做他的老護士鄭淑芸談話，「一開始就説到了檔案的保護問題」，他要求鄭淑芸「不該做的事一定不要去做，不管受多大的委曲，都要堅守崗位，哪怕是犧牲了自己」。周恩來直接點題：「運動一開始，就有人偷保健對象的病歷，然後關起門來傳抄，緊接着就對中央，軍隊的主要領導搞非法調查」。周恩來還説：「就這個事我請先念同志去制止，不准再繼續開這種會，可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傳到了香港、澳門、日本等地，有些人對此做了大量的文章。」163可以肯定的是，上述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不是1966年6月6日，而是在1967年初，即衛生部「革命群眾」準備召開揭批「老爺衛生部」和保健工作中的修正主義大會之後。

稍有當代史知識的都知道，1966年6月初，是劉、鄧領

導中央一線的時期，從中央到地方，黨委的權威至高無上， 除了少數高校，整個社會秩序都很完好，那時還沒有「造反派」這一名詞，更不可能有任何個人去搶中央領導人的醫療檔案。所謂「搶檔案」只能發生在1967年初各地黨委垮台之時。正是在這個時期，北京醫院發生了搶奪保健局副局長、北京醫院院長計蘇華的工作記錄本，到長期負責中央保健工作的衛生部副部長黃樹則家裏抄家，打算搶走中央保健工作的機密記錄的事。未幾，各地和中央許多單位就實行了軍管，1967年3月24日，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佈命令，宣佈對北京醫院實行軍管，徹底杜絕了領導人保健資料外泄的可能。在此前後，中央也一再明令保護各地檔案，這種情況就很少見了。

1967年3月24日，周在接見衛生部群眾組織時説：

先念同志講了，我們並不是説保健工作不能批評，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評的，我們也批評過。也有很多改進，的確如此，主席兩次批評。交給楊尚昆辦的他不辦，64年我直接找崔義田、黃樹則才改革了。廢除了很多，一致要求徹底改革，我們還會為老爺式的保健制度辩護？北京醫院説我很少錢的藥也自己付錢，不要宣傳，我的工資比人高，可以付款，我不許宣佈，那種提法並不好，應該享受的還是應該享受。164

周恩來對已經揭幕的文革的全部複雜性有充分的認識，他

164〈周恩來接見衛生部領導和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 (1967年3月24日）， 《文庫》2006版。

為了防止中央領導人保健資料外泄，苦具匠心，甚至還採取了特別措施：將一些長期為中央領導服務，「掌握比較多細節情況」的保健醫生，如力伯威、何惠德，用寫材料的名義將她們「隔離」了一段時間，連上廁所都有人跟隨，防止她們和外界接觸。140

對造反派，周恩來則苦口婆心，但他並沒有完全説服造反派，他們拿毛的指示作令箭，來為自己搶奪中央保健材料作辯護，下面這份周恩來和衛生部造反派談話的資料就很生動地反映了當年圍繞這個問題而產生的激烈爭論：

造反派：召開揭發保健工作的問題是因為主席批評過北京醫院，我們當時開會的目的主要是想揭開保健工作中修正主義的蓋子，可是先念總理在3月10日講話中説這是借揭保健工作之名，來醜化我們黨，這樣就給我們造反派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運動出現了新的反復，有的造反派組織幾乎垮了。141

總理：……，你們説先念同志批評錯了，我看批評得不夠，那個百醜圖有壞人有好人，這麼做，對黨不利，生活問題説得還有完？ 142

造反派王樹歧：這樣提不對，從大家的主導思想來説，還是批判崔義田、黃樹則的錯誤，十四個造反派絕不是有意醜化黨。總理：他(指黃）管保健的，有些東西不能看，他抱在懷裏被搶走了。這個行為完全違反中央的決定，很多機密，這裏不能宣佈。還有國際的影響。143

周恩來的強力干預制止住了造反派，他們説，「總理的批評和指示，是對我們造反派的關懷，對我們教育是很大的」，144 145對曾召開的揭批保健工作的會議做了檢查，於是對「高幹保健制度」的批判就被完全制止，以後此類批判就絕跡了。

6.周恩來對「修正主義術生路線」的批評

周恩來制止洩露「高幹保健制度」的資料，主要是類似的「百醜圖」已受到毛的嚴厲批評並被立即制止，同時也是為了維護黨和老幹部的整體利益。然而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對「城市老爺衛生部」的批判，也知道是毛在1964年後下令撤銷中央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室，所以周恩來只是制止高幹保健資料的外泄，並沒有完全不准批評「高幹保健制度」，他接過衛生革命的旗幟，對批判「劉、鄧及其在衛生部的代理人」表示支持。

周恩來説，在衛生工作方面，「主要矛盾是批劉、鄧和砸爛城市老爺衛生部」。

他解釋道：「因為劉、鄧通過彭真、陸定一直接伸向衛生部。鄧小平通過錢信忠貫下來的。第二是打垮老爺衛生

部。錢、崔、黃、賀、張、郭(史書翰已死了)這一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打垮！批深！批透！」17°可是具體又怎麼操作呢？周把「老爺衛生部」的概念界定為「老爺作風」，周説：「甚至縣衛生局，公社衛生所都有」。146

然而，在文革初期的形勢下，「幹部特殊化」已和修正主義掛上了鈎，是怎麼也繞不過去的，周恩來同意批評這種現象，但對這種批評做了強有力的引導，盡量減緩對老幹部的衝擊。

周恩來首先從自己做起，他提到他看病的一些用費就是堅

持自費的，因為他的工資高，完全可以自負藥費來減輕國家的負擔。

周恩來順着文革對劉鄧路線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順着毛的態度，對「幹部保健」給予一定的批評，也批評曾享受「保健」的個別已倒台的高幹，他説：「聽報吿、醫療都不同。」147他點名批評了薄一波等人的「特殊化」，他説：

[領導幹部]門診、開刀可以提前，會診找好大夫，藥品可以比別人多拿。要遇到薄一波還不是一毛不拔？他是二級幹部，還要補貼，説他兒子多，真是怪事！我們早就説該取消了。楊尚昆還是要給他。山西商人，這不是我説的，是五三年批判他的時候先念同志説的。148官大一點開（病）假條子就容易，其實沒有什麼病也要休假，一開就是半年、一年，也不扣工資。工人半年就要扣工資，他們十年也不扣，這次文化大革命他也不病了……還有十一級、十三級、十七級，這是大城市，到縣裏就擴大了。從延安就有點影響，建國以來就搞這個級別，動都動不得，聽報告還分級別，根據工作職務和需要嘛！為什麼要搞級別，工作需要就可以聽嘛！有人生病在床上動也動不得，你給他票有什麼用呢？空着個位子。149

周恩來也批評了對民主人士的「保健」。建國後，一些民主人士被安排擔任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和國務院的部長，因而他們也享受相應的醫療待續。1968年1月，周恩來一時口不擇言，一反平時一貫的溫柔敦厚的態度，嚴厲批評起衛生部門長期照顧「活死人」馬敍倫：

民主人士馬敍倫是活死人，躺在家裏有什麼用，我主張照他個電影，過去怕驚動他死了，不要怕驚動他嘛！作個活的研究標本，這種人活着有什麼意思，生不如死，每月還拿工資，還吃大米，有個護士看着他，投這個資有什麼结果？當然我不是經濟主義，他為人民服什麼務？要人民為他服務。除非對世界有影響的，國際威信很高的，活着就需要。馬敍倫的醫療，是衛生部管的嗎？每月醫藥費多少錢？請你(對衛生部一同志)研究一下，給我個材料，我要研究一下這個活死人有什麼用處。他現在還是政協副主席，還拿工資。（先念副總理：話也不能講。）我是隨便説的。150德田球一也是半身不遂死的，他在日共很有威信，坐過牢，不像X X、X X那樣自首叛變，曰本叫「轉向」。如果能把德田球一治好，儘管不能説話，他活着對日共就有影響，照了相，拍了電影，日共黨員到中國，還去看他，起很大鼓舞作用，這就有政治價值。馬敍倫有什麼政治價值？是個民主人士，過去歷史上也未幹過什麼好事，事情要分析嘛！ 151

在文革中，一些過去為中央領導看過病的名醫也受到衝擊，山東名醫劉惠民在1957年夏青島會議期間曾為毛治好了重感冒，得到毛的信任，毛在去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慶時還把他帶上，以後劉惠民還擔任了山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山東衛生界造反派當着周恩來的面向他反映劉惠民為彭真開一個方子，用了10個活鹿心，花了15萬元，周恩來批評道：

山東有個劉惠民。他是故意給彭真這樣開的，顯得他有本事。152

但總的説來，周恩來對知識分子的批評還是有分寸的，他説：

資產階級分子只要承認兩點，一要承認黨的領導，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就留在本單位，要教育他。153

衛生革命不完全是「破」，也要「立」，那麼應該「立」 什麼呢？周恩來號召，不僅要學習毛主席的衛生革命的思想，甚至還應學習毛的一些衛生習慣，他説毛主席不用肥皂，他就跟毛主席學，也不常用肥皂。周恩來還説，牙膏也是一樣，不一定要用：

我國衛生工作既不能學資本主義，也不能學修正主義，要走我們自己的道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讓衛生成為人人的常識，成為人民的習慣。肥皂最好不用，肥皂並不好。你們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從主席那裏學來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樣不一定用[二十多年後，李志綏的書出版，人們才知道毛是不用牙膏的——引者注]，農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壞牙多，壞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衛生的許多迷信，你們好好討論一下，把老爺部打破。154

當然，貫徹毛的衛生革命，最重要的還是應派大批醫護人員下鄉，為廣大農民服務。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儘管在文革高潮中，也安排醫護人員定期下鄉，1967年下半年，北京醫療系統兩次，每次在兩派中派出600多人，下鄉兩個月。周恩來還提出，先定期安排城市醫院醫生、高中級醫學院校畢業生下鄉，每期至少一年，以後逐步安家落戶，每期留下(農村)百分之五十，差不多9三年內徹底實現毛主席偉大戰略計劃。周恩來順着毛的話説，以後城市只留畢業一、二年的醫生，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然而，做事謹慎的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也做了保留，他説：城市也要有少量有本事的醫生，不然遇到急事也不行。年老體弱的，可留下來。身體不好，但醫道高明，在北京還有點作用，到農村去太老。不能是全部都是年輕的在城市醫院。主席的話，要理解精神。如果發表，這句話可能還要修改。周還強調，要生產普通藥品供應農村，改變過去生產貴重藥品多的現象。18°

7. 1968年「赤腳醫生」出現

1968年9月，《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通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吿》，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文匯報》的調查文章，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12月5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文章，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做法。此後，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在全國各地迅速推廣。

什麼是「赤腳醫生？」「就是農村中那些半農半醫的衛生員」，他們承擔在農村對農民進行醫療，預防，宣傳三項工作，具體基本做法和經驗是：由生產大隊給補貼，同時「赤腳醫生」還需用一半時間勞動。用什麼方法培養他們呢？ 一155種是公社衛生院集訓。「文革前，有送去縣衛生學校培訓十個月。文革後，大多在公社衛生院培訓，時間較短」。「另一種是在實踐中加以培養」，就是小病大病都送給「赤腳醫生」治療，這樣他們每年都有許多診治機會，無形中，診治水平也提高了。

類似上海郊縣的赤腳醫生的經驗在全國各地都有，1968 年後，作為中央肯定的農村衛生革命的模式更是得到全面的推廣。

然而，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有其先天不足，這就是資金短缺，國家很少投入的問題。合作醫療一般只能減免社員治療小病的費用，對於大病則無能為力，生產大隊的合作醫療站顯然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同時，「各生產大隊還普遍存在着幹部和社員同樣交費，但是幹部優先享受轉診和用西藥的現象」，這大大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因而在合作醫療被推行一、兩年以後，大隊就難以從社員那裏繼續籌集到合作醫療基金，從而影響了合作醫療的進一步實施。這些因素導致了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在實行了兩三年之後陸續停辦。

總的説來，自毛澤東「6.26指示」發佈後，開始派大批醫療隊下鄉為農民送醫送藥，在文革初期停頓一兩年後，1968年後繼續大量派出，對緩建農村缺醫少藥的情況有很大的説明。「高幹保健制度」在文革初期受到嚴重衝擊，反映的是毛的民粹主義的價值追求，客觀上促成了社會上的平等化。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推廣對農民有所助益，然而它只能依託人民公社制度而存在，在當時的城鄉二元體制下，這個「創新」不能真正解決農民看病難，看不起病的問題，只能説是聊勝於無。

■ 9〇 '

「革命樣板戲」在60-70年代風靡全國，這是運用國家意志塑造文藝作品，依靠國家權力強行推廣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一文化」活動，文革期間八億中國人同唱「八個樣板戲」，其集中劃一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為中外歷史所罕見。「革命樣板戲」的推手是江青及在江青背後的毛。

1.背景

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鬥爭，他説，不講階級鬥爭，就沒勁了。156緊接着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提出階級鬥爭是黨在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國內剛鬆緩的氣氛又開始收緊。出於多方面因素的考慮，毛決定放江青出山。1962年9月29日，毛攜江青接見印尼總統夫人，這是江青在建國後首次在社會公眾面前亮相，次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上方刊登照片，至此全國人民始知毛主席的夫人是江青。

毛放江青出山，表明他對一些人和事嚴重不滿，已迫切

需要用自己的人-他的夫人為他做事，然而國人中的絕大

多數對其妻江青並無認識，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樹立她的威望，起碼要讓廣大百姓知道她是誰。1962年6-7月，文藝界總的「風向」還是「右」，文化部在7月發文，明令各地不准自行禁演電影，要求將1957年後各地自動禁演的電影重新開禁，如《幸福》、《前方來信》、《阿福尋寶記》、《探親記》、《秋翁遇仙記》、《傷疤的故事》、《情長誼深》、

《尋愛記》、《生活的浪花》、《新局長到來之前》、《布穀鳥又叫了》、《上海姑娘》、《花好月圓》、《落水記》、《鳳凰之歌》、《複試》、《蘆笙戀歌》、《如此多情》、《不拘小節的人》、《懸崖》等二十部影片。157

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後，大氣候已完全變化，「風向」已急劇左擺，即便這樣，9月8日，文化部還下文，將大躍進期間拍攝的一批電影封存，理由是：客觀形勢的變化，有些影片的內容與當前的政策精神不符(有些影片的內容存在着宣傳「五風」，如浮誇風、共產風以及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等錯誤傾向>，這些影片是：

•北影：柳湖新頌、春暖花開、十三陵水庫暢想曲。

• 上影：你追我趕、海上紅旗、鋼花遍地開、臥龍湖、小康人家、躲燈、油船火焰、鋼城虎將、巨浪、熱浪奔騰、戰鬥的山村、鬥詩亭、鐵樹開花、聰明的人、向海洋、風流人物數今朝、三八河邊、大躍進中的小主人、新安江上、鋼人鐵馬、愛廠如家、六十年代第一春、夜走駱乾嶺、重要的一課。

• 長影：新的一課、快馬加鞭、康莊大道、天下無難事、春雷、紅領巾的故事、春水長流、三勤花朵乘風開。

• 西影：天山歌聲。

• 珠影：一江兩岸大競賽、接班人。

• 上海美影：打麻雀、趕英國、慶豐收、降龍記、革新迷、古博士的新發現、大躍進萬歲，小農藝家。158

封存大躍進電影，開放1957年後各地主動禁演的電影， 不會不引起密切關注文藝界動態的江青的注意，但是她卻一時無話可説，時值1962年9月，她不能去為那些鼓吹浮誇風的大躍進電影叫好，但這不妨礙她去批判另一些電影或戲劇。剛出山的江青，必須要有工作幹，她得另闢新徑，又要在老本行的圈子裏做文章，也就是以大批判開道，來樹立自己的形象。她找到了突破口，這就是進行「文藝革命」。

1949後，文藝界已大改革，1957年後，更是搭上了極左戰車，而在戲劇界，一批京劇名角被打成右派，只是在1961-62年，稍稍「右」了一點，上演了一些古裝戲，這實際上是大饑荒肆虐，領導層有意放鬆一下高壓的氣門，纾緩知識分子的情緒的某種讓步行動，卻被站在一邊，冷眼看着劉少奇為自己收拾大躍進爛攤子的毛抓住了。江青本來就是毛的「流動的哨兵」，159只是原先她只能向毛個別彙報她的巡邏、觀察所得，現在她要直接向黨的部門發號施令了。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期間，江青約見中宣部、文化部四個正副部長，表達她的看法：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氾濫成災」，但是「他們都不聽」160。江青又到中宣部召開會議，部長、副部長都到會捧場，她提出要幹什麼，部長陸定一「也很少頂她」161，但也沒有對她的話「聞風而至」。

幾個月後，1963年1月，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 江青終於有了知音，1963年2月，她來到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進行「文藝革命」和建立「文藝革命試驗基地」162。不久，江青在上海《文匯報》主持了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與此同時，江青看上了上海愛華濾劇團演出的濾劇《紅燈記》，提出要把此劇改為京劇，推向全國，163此所謂「有破有立」。

毛知道黨的官僚系統不會買江青的賬，必須親自出馬幫助，毛的方法很簡單，就是通過發批示，為江青開道。1963年9月，毛發出批示：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之類。164

文藝部門、戲曲、電影方面也要抓一下推陳出新的問題， 舞台上盡是帝王將相、家丁、丫環。内容變了，形式也要變，如水袖等等。推陳出新，出什麼？封建主義？社會主義？舊形式要出新内容。按這個樣子，二十年後就沒有人看了。上層建築總要適應經濟基礎。19°

毛的這兩份批示語氣還算溫和，只是一般地表示他的看法，還沒有針對具體部門和領導的「錯誤」，但是兩個月後的1963年11月，毛就具體化了，語氣尖鋭的直接批評周揚領導的文藝界：《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聽説最近有些改進。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要改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165

1963年12月12日，毛再施壓力，就文藝問題發出重要批示，而且專門批給北京市的第一書記彭真和第二書記劉仁：

彭真、劉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 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説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 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66

就在毛發出這份重要批示後的十多天後，1963年12月25 日，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舉行，柯慶施在報吿中提

出(建國後文藝界）「十五年成績寥寥」，167 —時語驚四座，實際上是他是在呼應毛在本月十二號對他送去的「關於上海舉行故事會活動和評彈改革」的材料上作的上述重要批示，只是當時的宣傳和文化部門的多數領導幹部都不知道柯慶施這番話的來歷，被他的這番言論嚇呆了。

劉少奇和彭真當然明白毛在説什麼，他們馬上開會，來回應毛的批評。

2.劉、鄧、彭真緊跟毛澤東

毛此時雖然退居「二線」，但這個「二線」與「一線」 的區別在哪兒，誰也説不清，毛主要用發批示的方式來發揮他的支配力。毛批給彭真的信不到一個月，中央就開會加以落實了。1964年1月3日，劉少奇主持會議，鄧小平、彭真參加，聽取周揚彙報，康生和江青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周揚迅速跟上毛的調子，為了彌補前些年否定大躍進電影的過失，竟然前言不搭後語，又吹捧起大躍進電影。他説：

有一些電影反映的事情不一定那麼正確，但是那個電影還是很好的，比如寫（甘肅）引姚（工程）的《黃河飛渡》，事情不一定是這樣，但是這個電影看起来是很激動人心的。還有，那個時候跟群眾也比較結合。這兩點，在當時是很突出的，現在也是應該肯定的。大躍進時候的文學藝術，現在看起來，有一點缺點，就是當時的作品裏邊也反映了當時工作中間的一些缺點錯誤，比如幾天幾晚不睡覺，「共產」風，浮誇風，有些虛假的東西，那些也反映了。當時是把錯誤的東西當作正確的了，比如搞跳舞來表示斡勁，把一本書丢到地下，書上寫「科學」兩個字，説科學害死人，這樣就不好了。當時這類的東西不少，有這個方面的缺點。但是，當時主要的方面是好的，有革命精神，而且。有些作品現在還是站得住的……現在倒是很需要寫這樣的作品，寫點大躍進裏面的革命精神。168

劉少奇在周揚發言後作總結發言，他大談毛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卻是空話連篇，説來説去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現在是社會主義時代了，因此，社會主義文化不僅要反帝、反封建，還要反資本主義。169而他在周揚發言時的不斷插話，卻要比他的總結發言有內容多，其基調也是順着毛的調子在掰，集中批判子虛烏有的資本主義，封建主義。

劉少奇和周揚一樣，借此機會捧「大躍進」，來彌補前幾年批評「大躍進」缺點過多的缺失：

現在我們的經濟已經全面好轉了，這個好轉，比我們的預料還要更好一些，因此，在經濟上以後會要更好一些，不久又會有一個大躍造來的。而這個大躍造不是過去那個大躍進，要避免那些缺點錯誤。170

劉少奇跟着毛、江青，用放大鏡在觀察戲劇中的「反黨」 陰謀：

這些戲裏面，也有反社會主義的鬥爭形式，有隱蔽的反黨。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買似道那些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郭沫若同志以前不是寫過《信陵君》嗎？也是影射反蔣的吧？蔣介石也看不出來，他也不能禁止。這個《李慧娘》是有反黨的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田漢寫的那個《謝瑤環》，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171

更重要的，劉少奇順着毛的調門，談起文藝界的「反黨」，他説：

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説來反黨的相當不少。172

劉少奇順着「大寫十三年」的調子説：

《紅岩》是描寫解放戰爭的。寫新民主主義時候的革命鬥爭故事多，而描寫解放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跟反右派的少。描寫大躍進的有一點，後來把它搞掉了。描寫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的東

劉少奇還順着毛，來批評共產黨幹部為什麼如此熱衷京劇：

聽説我們各級幹部喜歡看京戲，喜歡看帝王將相那些東西。京戲為什麼這樣多呢？北方幹部到南方去，要搞個京劇圑。本來廣東、湖南、南京那些地方是沒有京劇圑的。就是因為領導上面他喜歡這些東西，正如毛主席講的，有些共產黨員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而是喜好封建主義跟資本主義的東西，領導幹部一提倡，一喜歡，甚至用挖牆腳的辨法，高薪的辦法，這些東西就多起來了。2°°

劉少奇批了中國的古人，也跟着毛，大批所謂外國的「死人」：

演歷史戲跟外國戲，就是演外國人和「死人」，比如演什麼《茶花女》，演十八、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的東西。

但是，劉少奇對外國文藝畢竟不似毛那樣絕對化，他説：

不過十八、十九世紀的文學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曾經起過一段造步的作用。其中有些藝術標準是可以吸收的。 173 174 175 176讚揚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説過去的那些束西有高度的水平，而公開鄙視社會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束西，説社會主義的東西粗糙，文化低。這也是一個很直接的鬥爭。21)5

劉少奇很快對十八、十九世紀的文藝進行批判，他説：

俄國十八、十九世紀的文藝當時起過進步作用，但現在就起反動作用，他們宣揚資本主義的東西，那些小説起了不與工農兵結合的作用，美化資本主義。M4

劉少奇自問自答道：

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説到底起什麼作用？群眾看了十八、 十九世紀的小説，那個消極作用比正面作用大得多，它不是促造工農兵圑結，而是促進資本主義思想的發展。十八、十九世紀的那些理想，資產階級也沒有做到，而且永遠不可能做到。2°5

劉少奇表示支持現代戲，他甚至批評斯大林在文化方面搞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 177 178 179

也可以用外國的芭蕾舞演中國的故事嘛，只能演《天鵝湖》呀？曰本人就用芭蕾舞演了《白毛女》，中國用芭蕾舞演《朝陽溝》好不好？蘇聯在斯大林時代也搞了一點社會主義的戲，如《帶搶的人》，還有一些，不過斯大林那個時期也搞那些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東西。還有《彼得大帝》那些東西。蘇聯搞了這麼多年，我看社會主義的東西也少。斯大林講了文化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内容，實際上他們社會主義的東西不多：民族形式，也就是《彼得大帝》、《天鵝湖》之類。

要使現代戲佔優勢，要把歷史戲、外國戲擠到第二位去， 而這個現代戲要是社會主義的現代戲。過去新民主主義時代，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抗曰，那些戲沒有什麼消極作用，而是有積極作用的，有些沒有寫出来的也可以寫，已經寫出來的也可以演，也可以唱。但是，現在要搞社會主義現代戲，要提出這個任務。

劉少奇發揮了他的「理論家」的特點，他提出了一個區別「批評與暴露」的問題：

大躍進碰了釘子，後來改正就好了。人民中間的缺點錯誤，黨内的缺點錯誤，我們從來都是不禁止批評的，可以批評，而且提倡批評，提倡自我批評，自我教育，但是，不是暴露的問題，而是為了改造，為了教育群眾=不是跟暴露敵人一樣來暴露人民群眾。

暴露就是為了打倒，你打倒人民群眾，打倒工農兵，那怎180

■ ii8 ■

麼行？但是，他有缺點錯誤，而且有相當大的缺點錯誤， 應該總結他們的經驗教訓，來教育人民。

至於怎麽總结、吸取教訓，他是一句沒有。M7

劉少奇居然説，胡風是「粗暴」，2°8卻不提供胡風如何「粗暴」的事實證據。

由於毛的信是寫給彭真和劉仁的，他面臨的壓力最大，用他的話説：

主席這個信是寫給我和劉仁同志的。主席為什麽寫這個信？他就是覺得北京這個文藝隊伍是相當的鴉鴉烏。

彭真也是先順着毛，七扯八拉：

在文藝這個戰線上，我們的革命搞得比較差，可以説比較落後，也可以説最落後的，在經濟方面，我們建國的時候就接收了官僚資本，跟着以後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公私合營，什麼叫公私合營？就是要他投降，把管理權交給我們，給你點利息，我們現在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咱們這個社會主義革命，很清楚，是很徹底的，咱們的解放軍，也有程潛、陳明仁的軍隊，也有傅作義的軍隊，也有張治中、陶峙岳的軍隊，現在還有他們的殘餘沒有？資產階級軍隊和封建軍隊沒有了。咱181 182 183們的國家機器，不是説沒有那些的官僚主義，那些影響有，但是舊的國家機器被粉碎了，咱們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在政治上，咱們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右派，還有反對單幹，各種各樣政治的鬥爭，搞得是很不錯的，當然，我們的革命任務還多，都還要繼續做。但是，文藝逭個戰線的革命，老實講，是比較落後的。主席的信也講了，我們在文藝方面確實有很大的成績，不可忽視，但是，還有這樣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特別是還有這樣多的資本主義的東西，而我們居然跟它和平共處，不跟它鬥爭，有時它還鬥爭我們，整我們整得滿兇，我們一個新東西一出来，他就乒乒乓乓地整我們，這樣不行，那樣不行，那個小苗苗一傢伙就完了。21°

彭真虛構了這種並不存在的「鬥爭」，和劉少奇一樣，也沒提供任何事實。

接着，彭真為自己推托責任，同時也為自己「評功擺好」：

文藝戰線上的革命所以落後，首先是我們領導方面有責任。 拿我來講，北京的日常工作是劉仁、萬里他們抓，會議我也不參加，但是大問題我還是抓了的，你單幹就不行，包產到户就不行，在北京搞自由市場就不行。但是老實講，在整個文藝上我沒有注意。在文藝方面，我也是一個看戲的，我很少抓文藝，也不審查戲，看戲還得上台説好話。2U 184 185

和劉少奇相比，彭真還比較有擔當，他在發言中説：

反黨的少，真正認識清楚的也少，前幾天在這褢講過，過

去的作品要區別對待，是認識問題，改了就完了，反黨的

是另一回事。186

當劉少奇指責鄧拓倒賣字畫時，彭真馬上插話予以澄清： 已經調查清楚了，鄧拓同志他不是投機倒把。187

鄧小平的發言中規中矩，先説主席批示很及時，再説他同意少奇同志和周揚的發言，他要説的可以説有三句話：第一句話，統一認識；第二句話，擬定規劃；第三句話，組織隊伍。188

至於陸定一，1962年就激烈反對周恩來提出的「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概念，堅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定義，到了1964年底，陸定一更直截了當地説「文化部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聯合專政」。189毛對這個時期的陸定一是滿意的，他説：看來還是陸定一比較瞭解知識分子問題。190所以，江青的行動不會遇到中宣部的任何阻攔，她與中宣部發生矛盾更多的不是思想分歧，而是她的蠻不講理和飛揚跋扈。

3.毛大力支持江青

退居二線的毛威力巨大，中央一線對他的話是亦步亦趨， 堅決照辦，在毛的支持下，1964年，江青在北京和上海分別開始了她的革命文藝實驗。北京的第一把手是彭真，毛批信給彭真，其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他支持江青。彭真對毛的批示是重視的，也知道毛要他支持江青，彭真經常去北京京劇團關心現代戲排演，還讓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李琪負責和江青聯繫，起初，江青很不高興，認為應由一名市委書記和她聯繫，派李琪當聯絡人是怠慢她。以後，江青對李琪的工作表示滿意，還帶着他去見了毛。191

1964年3月15日，江青隨同毛來到上海，住了兩個月，這期間她提出要搞現代戲，她向柯慶施提出要一個助手，柯把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張春橋推薦給江青，192張春橋放棄一切手上的工作，全身心撲在樣板戲上，得到江青的賞識，此為江青、張春橋政治上合作的開始。

但是劉少奇、彭真積極落實、擁護毛的批示並不意味着他們就願意大捧江青，為她抬轎子，這在專橫跋扈的江青看來，就是對她不支持了。與劉少奇、彭真等的三心二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舉賢不避親」：他就是要全力支持江青，他對江青的支持分為兩種：-是嚴詞批判中宣部，二是以出席觀看「樣板戲」來表達他對江青的支持。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觀摩演出有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二十多個劇團參加，6月23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各代表團座談會，7月，江青終於有機會登場了，她在這次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談京劇革命》的談話，她説：

我在這裏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字對我來説是驚心動魄的。第一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圑，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餘劇圑，更不算黑劇圑），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圑，八十多個是文工圑，其餘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圑。在戲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也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説話劇舞台也被中外古人佔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第二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

江青模仿着毛的口吻，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奚落挖苦道：

吃着農民種的糧食，穿着工人織造的衣服，住着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着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麼階級立場，你們常説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193

僅僅幾天後，毛就表態，説江青「講得好」。194°毛為了全力支持江青，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吿上下批語，並將其送劉、周、鄧、彭、康生、定一、周揚等：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説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倶樂部那樣的團體。195

毛的這一批示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將幾乎所有的文藝界領導人炸翻，周揚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在這期間，毛讓陳伯達給周揚帶話，「如果不願意下去，可以派軍隊讓他下去。」1961964年7月23日，毛出席觀看京劇《蘆蕩火種》，提議《蘆蕩火種》改名為《沙家浜》，還提出該劇「要突出武裝鬥爭，強調武裝鬥爭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打進去，要加強軍民關係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197毛不是一般的來欣賞戲劇，他完全是從政治角度來看戲的，他把這台戲當成黨史來看，明確要求突出以他為首的黨的軍隊和根據地系統，而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的地下鬥爭系統放在配合武裝鬥爭的從屬的地位。在毛的指示後，原先反映中共地下鬥爭的《紅燈記》和《蘆蕩火種》就全部改為反映「武裝鬥爭」為主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中共最上層的鬥爭竟通過一齣戲的劇情得以表現，這也真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特色』，是文藝特色，也是政治特色」。198

把現代文藝當成政治或等同於政治，毛在這點上和斯大林頗類似，1946年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説《青年進衛軍》出版，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還被改編為電影，但沒多久就受到《真理報》的嚴厲指責，原因是電影「觸怒了」斯大林，認為該書沒有反映黨的領導，結果作者立即在《真理報》發表公開信，承認這些批評是公正、正確的，並答應修改小説，法捷耶夫隨即對原小説進行了改寫，還加寫了七章，「改寫後的小説和原作有了極大的變動」。199

毛個人是喜歡傳統京劇的，但他是從政治角度看待此問題的，絕不會把個人愛好與政治目標混淆起來，據毛的英文秘書林克回憶：毛「對許多京劇劇碼的唱段和唱詞記得滾瓜爛熟，高興起來，還唱上一段唱詞」，他喜歡的京劇有：

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宇宙鋒》、《貴妃醉酒》；程硯秋的《荒山淚》；馬連良的《空城記》；言菊朋的《臥龍弔孝》；等等。

毛喜歡的京劇還有：《李陵碑》、《斬馬謖》、《斬黃袍》、《借東風》、《失街亭》、《打漁殺家》、《消遙津》、《擊鼓駡曹》、《穆桂英掛帥》、《林沖夜奔》、《斷橋》、《法門寺》、《三岔口》、《洒洲城》、《蕭何月下追韓信》、《西廂記》、《牡丹亭》等等。200

70年代後，毛身體多病，根據他的要求，上海曾組成秘密班子，在上海文化倶樂部，請最好的傳統戲演員和樂手演京劇折子戲，再拍成電影送進中南海供毛欣賞，其中有李和曾的《連營寨》，劉長渝的《賣水》等。「對外不説是為毛澤東拍片，而是説為了搶救傳統遺產」，「這樣，拍了一系列的京劇、曲藝的彩色紀錄片」。201

江青也喜歡傳統京劇，如程硯秋的《荒山淚》，202但她更喜愛看外國電影，「她叫有關部門，通過各種關係和渠道，用了國家的大量外匯買了近百部進口影片」，即便在文革高潮時期，她也不忘在她的住處北京釣魚台國賓館看外國電影。203

毛夫婦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人，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個人喜好與政治上的目標區分得一清二楚，所謂愛好歸愛好，政治歸政治。70年代後，「根據毛澤東和江青下達的任務」，上海市委副書記徐景賢恢復了上海電影譯製片廠，組織翻譯了《簡愛》、《巴黎聖母院》、《鴿子號》、《瑞典女王》等，毛尤其欣賞《瑞典女王》的主角嘉寳的演技。23°但是，作為政治家，他們關心的是人民的精神和思想是否純正，不相信群眾對文藝有識別判斷能力，他們要用自己的思想永久佔領人民的大腦，控制他們的喜怒哀樂，於是就嚴格禁止老百姓接觸任何思想「不正確」或「反動」的文藝作品和演出。

70年代初林彪事件後，對上層的文化禁錮有所鬆動，一些領導人，如朱德、葉劍英，也可調看一些「内部」電影，朱德孫子回憶，朱德家裏每週六都會放映電影，老人很少看，主要是邀請一些老同志、老戰友和他們的家屬、子女來觀看。204但是下層老百姓還是只能看八個樣板戲和少量文革電影。

江青原先是三十年代的電影明星，在延安也演過京劇，比較懂行。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理論系教師于會泳對樣板戲的音樂等下了許多功夫，「樣板戲」吸取了西洋音樂的大量原素，借鑒了話劇的舞台美術形式，「改變了傳統京劇重寫意、象徵的假定性特徵」，對傳統京劇的表現樣式做出了重大的改革。但江青頤指氣使，硬性規定「三突出」——所謂「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型人物的創作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也就是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根據這些原則創造出的「樣

板戲」的「英雄人物」，基本都是一些概念化的符號。

在「千錘百谏樣板戲」的過程中，江青尤其不尊重劇本原作者阿甲（《紅燈記》），汪曾祺（《沙家浜》）等的意見，甚至在文革中以「破壞樣板戲」的罪名把阿甲投入監獄。上海京劇院幾個和江青在京劇改編或創作上觀點不一致的人，都先後被扣上「惡毒攻擊中央領導」的罪名，「不審不判被關了好幾年」。205「樣板戲」的一招一式都被視為是不可逾越的，顯出極為強烈的專制氣息。

毛的大力支持使江青成了氣候，不言而喻，沒有毛的支持，江青什麼事也做不了。為了進一步壯大「樣板戲」和她本人的聲勢，江青還拉上林彪，要借林彪的威望吹捧自己和「樣板戲」。1965年後，林彪因鼓吹學毛著，編毛語錄，受毛表揚，毛號召「全國學解放軍」，一時間，高幹們口口聲聲把「林總」放在嘴邊，林彪的風頭已漸漸蓋過了「少奇同志」。1965年3月間，江青為林彪專場演出《紅燈記》，事先特別關照：林總和我生的是一樣的病，場子裏的溫度一定要控制好。葉群事後吿訴江青，林彪認為演出很成功，江青非常振奮，還吿訴別人：林總是最支持我的。206

林彪本來對傳統京劇頗有興趣，把聽傳統戲的唱片當成是一種休息和調節，1966年春江青去蘇州看望林彪，批評他：這個時候還聽這個，引起林彪的不快。207但是這不影響他們在公開場合互相配合。1965年2月，江青、張春橋在上海開始修改《林海雪原》（後改名為《智取威虎山》），其意就是要通過這齣戲來吹捧林彪，進而和林彪拉上關係。208張春橋對上海京劇院黨委書記説，[《智取威虎山》]「這個戲要樹林總」，「你們不要小看了一齣戲，它的意義很大，現在搞的不是一齣戲，而是打一場政治仗」。209為了幫助江青、張春橋搞《智取威虎山》，林彪、葉群還派專機送來東北剿匪鬥爭的總結材料和作戰地圖。1966年4月，江青、張春橋陪同林彪、葉群看該劇的彩排，林、葉表示滿意後，張春橋説：這一下我們放心了，林總批准了。江青也説：這個劇林總批准了，你們不用再改。210

江青原先和彭真的關係還可以，後來兩人的關係因樣板戲的問題而發生緊張，主要原因是江青極為霸道，不許演京劇傳統戲，不讓演話劇，下令撤銷北方昆曲劇院，不許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等著名演員演出等等。彭真、李琪不同意江青的做法，堅持現代戲、傳統戲都要演，還讓有關部門開了一百出京劇歷史劇劇碼清單，準備讓北京市的劇團上演這批優秀的傳統劇碼，還要北京電台廣播。

這些都引起了江青的不滿，她公開説：「你們眼裏沒有我！」「李琪只聽彭真的，不聽我的！」「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義』，不聽黨的話！」211 1965年在上海，江青有一次甚至對李琪説：「不准老子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212其實北京市委是盡量滿足江青的要求，同意把北京京劇劇圑全團作為江青的實驗團，取消北昆充實京劇團，將北昆現有100人(演員40餘人），讓北京京劇團挑選70人左右，但是在關於馬連良、張君秋的問題上，北京市委沒有同意江青的意見，認為「他們又有演現代戲的要求，也還有些觀眾看，因而決定他們到京劇二團，除了在戲校教戲外，也還可以演一些他們能演的革命現代戲，或演允許演的老戲」。213°

李琪處在和江青正面接觸的位置，對江青的作風、態度有直接的觀察，他曾私下對其妻説，「主席的夫人哪像個女同志的樣子，簡直就像是潑婦，憑據主席耀武揚威。我真倒霉，碰上這個太后。」又説：江青甚至還不如封建社會的開明皇后。214 1966年2月，李琪決定給彭真寫一封信。信中説，在和江青兩年多的接觸中，江青給他的感受是：盛氣凌人，獨斷專行，無事生非，仗勢欺人。他還説，江青比呂後、西太后還壞，把別人當奴隸，像奴隸主對待奴隸一樣對待他，使自己無法工作，無法忍受。他的感受太深了，自己有責任反映這一切。信送出後，李琪和夫人李莉説了此事，夫妻倆都很不安，隨即給彭真打電話。彭真夫人張潔清説：彭真不在家，並説已看到了信，她説李琪説的對的。江青不單單是對着他，也是針對彭真和市委。中央的人對她都瞭解，但對她毫無辦法。勸李琪還要忍耐。信由秘書保管，也可能已燒毁了，萬無一失。215這時李琪夫婦才稍稍放心。後來，還是有人揭發李琪反對江青，將此信作為李琪反對江青的最重要的證據，李琪於1966年7月10日因受不了迫害而自殺。

而在上海，江青一切順利，她得到柯慶施的全力支持， 張春橋對她更是亦步亦趨，江青在上海移植了兩部滬劇《紅燈記》和《蘆蕩火種》，以後上海又搞出自產的《智取威虎山》和《海港》。1965年《沙家浜》正式演出，張春橋對當時的《文匯報》負責人説：「人家説我們宣傳樣板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是拍定了。」216

4 .周恩來的姿態

周恩來是領導層中對文化界、文藝界涉及最多的一位，早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重慶，周就經常對一些文化界人士做統戰工作，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係，周態度和藹，許多文藝界人士都把周看成是自己的「知心人」，和其他幾位領導人相比，周恩來更懂文藝。1963年9月下旬，周觀看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劇團演出的芭蕾舞劇《巴黎聖母院》，他在隨後和該團領導和創作人員座談時表示，他不同意現在就用芭蕾舞來表現中國人民的鬥爭生活，217但是，隨着國內氣氛的變化，周的態度也很快發生變化，1964年上半年，周提出大唱革命歌曲，文化部很快加以落實。218

1964年8月，周提出要下放文藝幹部，參加集體勞動和參加「四清」和「五反」，他説，文化部部機關和直屬單位領導班子的改組，必須從黨和軍隊中調新生力量進來，絕不能再從原有的上層文化人中找代替，「否則在文化部門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不起來的」。219

1964年7月，周恩來在看過陳毅向他推薦的大型歌舞《在毛澤東旗幟下高歌猛進》，感到「很動心」，也動了一個念頭，想搞一台大歌舞。220 9月，周就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作出指示，「親自確定史詩的主題和重要情節」，還「審改朗誦詞」。周提出，「要突出表現毛澤東思想」，221在周恩來的精心指導下，該演出就歌頌毛為中心，以毛的一些著名語錄和概念為貫穿黨史的「紅線」，實際上是一部以歌舞為形式的簡明中共黨史。《東方紅》與「樣板戲」相比，各有千秋，但內容寬大許多，也更有藝術感染力，一時風靡全國。周此舉既摸準了毛的脈，也是想借此保護一些正受批判的藝術家，確實是用心良苦。222

5.運用國家權力推廣「樣板戲」

文革爆發後除了毛及馬恩列斯著作和魯迅作品，禁絕一切中外文化，電影院已基本停映所有電影，只放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和「新聞簡報」，以及阿爾巴尼亞反法西斯的故

事片《海岸風雷》。

在戲曲方面，禁止一切傳統戲，只保留「革命樣板戲」，換

言之，「革命樣板戲」的推廣是以禁絕其他一切藝術為前提的。

1966年12月26日，是毛的73歲生日，《人民日報》發表《貫徹執行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光輝樣板》一文，首次將京劇《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稱為8個「革命藝術樣板」和「革命現代樣板作品」。

「革命樣板戲」是高度政治化的，它的基本屬性就是以藝術的形式來詮釋毛的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概念，被烙上鮮明的江青個人的印記。原上海音樂學院教師，「革命樣板戲」《海港》的作曲之一的于會泳就説過：江青是「革命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術設計」。％

《紅燈記》：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表現英雄人物的「革命大無畏精神」。

《沙家浜》：表現武裝鬥爭和軍民關係。

《智取威虎山》：表現武裝鬥爭和革命英雄主義。

《海港》：和平時期不忘階級鬥爭。

《奇襲白虎團》：表現國際主義。

革命芭蕾舞劇：《白毛女》：批判「萬惡的舊社會」； 《紅色娘子軍》：武裝鬥爭和婦女解放。

其後又陸續加上的京劇《龍江頌》、《平原作戰》、 《磐石灣》、《杜鵑山》，芭蕾舞劇《沂蒙頌》及《草原兒女》，鋼琴伴唱《紅燈記》等，也得以側身樣板戲之列。

「樣板戲」是作為「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教材」和「革命精神食糧」在全國強力推廣的，進工廠，進農村，進學

250葉永烈：《江青畫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70。

校，進軍營。「樣板戲」的唱文，全面融入到現實的政治鬥爭，例如：「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場」這句唱詞，就是被用於批判劉少奇和所謂「牛鬼蛇神」的經典的表達。「痛説革命家史」、「血債要用血來償」、「仇恨入心要發芽」，是用來表達對一切階級敵人的仇恨，還有諸如「手捧寶書滿胸暖」、「一顆紅心永向陽」，成為「無限崇拜毛主席」的常規表達等等。

文革期間，國家權力通過一切手段：報刊宣傳、電台教唱、宣傳車，大喇叭，黑板報、文藝小分隊演出，在全國城鄉全面推廣，前後長達十年之久，達到老百姓基本上人人會唱的地步。成為一代人唯一的文化活動，其實就是「政治——文化活動」，許多單位的軍宣隊、工宣隊還佈置學習報紙上全文發表的樣板戲劇本，

巴金在《隨想錄》中寫道：

在那些日子裏全國各省市報刊都在同一天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樣板戲」。他們這樣全文發表一部「樣板戲」，我們就得至少學習一次。「革命群眾」怎樣學習「樣板戲」我不清楚，我只記得我們被稱為「牛鬼」的人的學習，也無非是拿着當天報紙發言，先把「戲」大捧一通，又把大抓「樣板戲」的「旗手」大捧一通，然後把自己大罵一通，還得表示下定決心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最後是支持學習的革命左派把我痛罵一頓。223

還有學者回憶道： 對「樣板戲」，我們這一代人太熟悉了，當時擔任中學教師和學生辅導教師(那時叫「紅衛兵圑辅導員」）的我尤其不會忘記。因為我不僅要像「革命群眾」一樣看、聽、唱，而且要組織、督促甚至強制學生看、聽、唱。「樣板戲」電影上映時，我們全校停課列隊，一路高唱「樣板戲」去電影院觀看，回來還要開大會讚頌，寫大字報歌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偉大勝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在組織學生「拉練」（背上行李長途步行)時，邊走邊高呼口號，高唱「語錄歌」，也少不了唱「樣板戲」。與此同時，還得學習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毛主席的文藝戰士」江青創作「革命樣板戲」的豐功偉績，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224

為了「普及樣板戲」，將「樣板戲」進一步傳播到全國， 江青指示要把樣板戲拍成電視片和彩色影片。225 ]969年到1972年間，北京電影製片廠、八一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等電影製片廠，由謝鐵驪等執導，將它們先後拍成舞台電影片，以後的《龍江頌》、《杜鵑山》、《磐石灣》等也拍成彩色電影，在全國發行、放映；又將原有的京劇改編為三百多種地方戲曲，並被錄製成各類唱片發售。在改編過程中，不許越雷池一步，違者必究。1970年，有幾個瀘劇愛好者自發排演了《蘆蕩火種》，竟被逮捕，張春橋領導下的上

海市公檢法殘忍地槍斃了為首的譚元泉。226 1969年底至1970 年春，上海縣的一個原説唱演員洪富江，在講「革命故事」《智取威虎山》時加了一些噱頭，被認為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活動」，洪本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長期批鬥，史稱「洪富江破壞革命樣板戲事件」。227所以，樣板戲既是宣傳階級鬥爭的工具，還是服務於現實政治，為專制服務的專政工具。

這樣的情況世所罕見，是達到了真正的「輿論一律」的境界，即使在二十世紀30-40年代法西斯統治時期的德國，也沒有出現上述情況，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儘管文化活動已全面政治化，但還是保留了俄羅斯大部分古典文學藝術；只有在北韓，金日成、金正日父子指導創作的歌劇《血海》，《賣花姑娘》，才可和樣板戲的獨霸天下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為了向國外傳播「革命樣板戲」和宣傳江青，1974年10月，北京京劇團帶八個樣板戲之一的《杜鵑山》出訪阿爾及利亞，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除毛，周恩來因病，都出席了歡送會。

由於樣板戲在一片空曠的文化廢墟上唱了十年，其唱詞早已家喻戶曉，正如幾十年後有學者指出的：

我們就是在一百遍一千遍的重複視聽之中完成了對它的全

盤接受，使其自然地進入我們的靈魂深處。從不喜歡它的

唱段和唱腔到主動去常「革命樣板戲」，那個時代過來的

人誰不會唱幾句「革命樣板戲」，誰敢説自己不是「革命

京劇」的票友？228

樣板戲在文革結束後一度沉寂，但幾年後又被一些電視台、廣播電台播放和演唱，1992年後，一些地方的舞台又重演樣板戲的折子戲和整本樣板戲，到了2000年，樣板戲有全面復蘇之勢，各地紛紛演出，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年的2008年，國家有關職能部門正式肯定「樣板戲」。

2008年2月，中國教育部宣佈對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音樂課程標準實施修訂，增設有關京劇的教學內容，並在10個省市區的20所中小學進行試點，其中15首京劇教學曲目已被確定，除4首出自傳統京劇，其餘1】首均為文革樣板戲唱段，分別隸屬於《紅燈記》（《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智取威虎山》（《甘灑熱血寫春秋》）、《沙家浜》（《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智鬥》《你待同志親如一家》）、《奇襲白虎團》（《趁夜晚》）以及編外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接過紅旗肩上扛》《萬紫千紅分外嬌》）等。

此舉引發廣泛爭議，大多學者和輿論持批評看法(朱大可、秋風、葛健雄、簫雪慧）：主要觀點為：樣板戲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產物，是散播「仇恨哲學」的工具，其藝術上的較高水平也是為其政治目的而服務的。朱大可認為，「樣板戲」是「點燃政治仇恨，煽動民眾互毆，而它的另一個功能，則是在高舉『鬥爭美學』的同時，圍剿整個中國文化，製造出遠甚於贏政焚書坑儒的驚天大案」。229他們還認為，教育部此舉有為文革翻案之嫌，這些看法和80年代巴金的看法大同小異，巴金説：樣板戲不過是「『三突出』創作方法的結晶。它們的確為『四人幫』登上寶座製造過輿論，而且是大造特造，很有成效，因此也不得不跟着『四人幫』一起下了台。他還説，他一聽到廣播裏重放樣板戲，就毛骨悚然，就做惡夢。230葛健雄認為，樣板戲「可以用作實證、展示、批判，也應該進行研究或借鑒，但絕不能用作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231也有學者從傳播京劇的角度對教育部的舉措表示理解，章詒和認為，「現在把京劇列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其意義恐怕不在於叫孩子們唱兩段、哼幾句。它意味深長，意味着對傳統文化回歸的呼喚。傳統文化即將成為『零』，才想到要重新拾起，已經遲了、晚了。但重新開始總比不開始好」。她也指出，這次唱段的選擇有一點偏頗。誰都知道，樣板戲的思想內容是概念化、政治化，為「四人幫」服務的。但必須承認樣板戲的音樂成就是空前的，此後的現代戲在音樂創作方面都沒有超越它。選兩段樣板戲未嘗不可。但這次數量如此之多，令人不解。顯然，制定者還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目的是歌頌革命和革命者，歌頌黨的光輝歷史。藝術的欣賞和掌握就像學書法，應從橫豎撇捺學起。所以，學京劇應該從最正宗的、最基礎的傳統劇碼開始，從

其經典唱段開始。而樣板戲的唱腔都是經過創新的。232°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説，「樣板戲」已成為了一種「民族記

憶」。

1

〈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人民日報》1968

年丨0月5日。

2

中共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區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1987.丨2)，（南京：1992)，頁162。

3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徵求意見稿)(南京：2001)，頁588。

4

文革期間群眾對揭發老幹部「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大字報或印刷品最感興趣，這些材料往往誇大其詞，重點描繪老幹部及其親屬如何不學習毛主席著作而只關心衣食住行等所謂「特權享受」，諸如：劉少奇女兒劉濤的《造劉少奇的反，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以及《彭x罪惡史》、《大淫棍、大流氓陳x x的腐化生活》'《賀x同志的女兒的揭發材料》、《我要控訴反黨篡軍大頭目賀x》>《血淚控訴反黨分子羅x x的滔天罪行》等等。

5

黃秋耘：〈荒原中的狼群——五七幹校生活雜紀〉，載黃秋耘：《風雨年華》(第四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頁224-227。

6

劉嘵： < 費孝通在五七幹校〉，載《炎黃春秋》2006年第1期，頁4345。

7

臧克家：〈高歌憶向陽(序）>，載臧克家：《憶向陽》(北京：人民出版社，1578)，頁1-13。

8

參見高華：《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4)，頁26-28，30。同見本書。

9

參見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二i^一世紀》，2006年第2期。同見本書。

10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259—261。.

11

鄭謙、張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192。.

12

馬列：〈當翻譯卡殼的時候〉，載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233-234。馬列1950-1965年任周恩來外事秘書，1983-1985年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

13

參見毛澤東：〈青年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頁450-452，455456 »

14

毛澤東：〈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1963年5月9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以下「《文庫》2006版」。

15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頁369 ;另參見周福明口述，亓莉著：《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1。

16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他們説：「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間飯！」>，《人民日報》，丨％8年12月22日。

17

r抒：《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1)，頁丨85 ;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根據他的推算方法，認為甘肅省在大饑荒的年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2萬，參見曹樹基：《大饑荒一1959-196丨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頁282。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1093。以下簡稱薄。

19

中共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區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

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4-1987.12)，（南京：1992)，頁167。

20

中共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區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4-1987.12)，頁]66-167。

21

21中共江蘇t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江蘇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 (徵求意見稿)(南京：2001)，頁589。

22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丨955年丨0月15日，第220期，頁70。

23

23《上海市文化大革命史話》(上海：上海市黨史辦，丨993)，頁101-102。

24

中共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區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0949.4-1987.12)，頁167。

25

1970年初筆者在南京市草場門外長江邊親眼目睹，當時一批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被用篷船押往蘇北泗洪縣農村，筆者一中學同學的全家也在其中。

26

2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丨），頁508、 527。

2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91 »

28

同注27，頁393-394。•

29

29中共南京市玄武區委黨史辦公室、南京市玄武區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南京市玄武區歷史大事記》（1949.4-1987.12)，1992年印行，頁65 »

30

劉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煙>(一），載經濟觀察報主辦：《經濟觀察網》(http://www.eeo.com.en/observer/eeo_special/2006/06/l 8/44942.shtml)。

另，劉小萌提出文革前上海知青下放新疆建設兵圑的人數為10萬人；朱政惠和金光耀提出是64000人，參見朱政惠、金光耀主編：《知青部落：黃山腳下的10，〇〇〇個上海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9。

31

劉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煙>(一）。

32

轉引自〈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7-77年)>，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辦：《三農中國網》(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314/article_4946.html)。

33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外出串聯、請願、上訪的通知>(1967年2月17日），《文庫》2006版。

34

轉引自〈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

35

〈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人民日報》1967年7月9日。

36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下鄉上山的知識青年和其他人員必須堅持在農村抓革命促生產的緊急通知>(1967年10月8日），《文庫》2006版。

37

劉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煙>(三），載《經濟觀察報》主辦：《經濟觀察網》(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06/06/21 /33657.shtml)。

38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1968年4月4日），《文庫》2006 版。

39

轉引自〈上山下鄉文獻及大事記(1967-77年)>。

40《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

40

41徐友漁：〈上山下鄉鬧革命〉，載《自由的言説：徐友漁文選》(長舂：長春出版社，丨999)，頁115。

41

徐友漁：〈上山下鄉鬧革命〉，頁91-93。

42

徐友漁：〈精神檔案片斷〉，載《自由的言説：徐友漁文選》，頁9。

43

任毅口述，馮喬撰稿：〈《知青之歌》流傳與冤案始末〉，載中國人民政

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主辦：《上海政協網》(http://shszx.eastday.com/ node2/node4810/node4851 /node4864/userobject 1 ai36032.htm〇。

44

1968年，成都市的國營廢品收購站收有被抄家沒收的馬列著作，但需有市革委會文教組的證明方能購買，徐友漁持學校介紹信前往市革委會，被一位軍官接待，受到他的嚴厲批評，教導徐要不要買馬克思的書，讀毛主席的書就夠了，並要打電話給徐的中學調查徐的情況，嚇得徐友漁趕緊逃開。參見徐友漁：〈「新三屆」經歷〉'〈我親歷過的武鬥〉，載《自由的言説：徐友漁文選》，頁127-128 ; 8‘85。

45

例如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案」中的吳述森、魯志文、吳述樟三人在1970年被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餘成員被判長期徒刑，參見劉小萌：〈「文革」中知識青年的迷惘與覺醒〉，載季羡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508-510。

46

徐友漁：〈我親歷過的武鬥〉，載《自由的言説：徐友漁文選》，頁80-84。

47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載《書齋裏的革命：朱學勤文選》(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頁64-65，75-77。

48

劉小萌：〈文革中知識青年的迷惘與覺醒〉，載季羡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508-510。

49

有兩個數字，一説是「200多億元」，參見鄭謙、張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丨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頁191 ;另，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提出的數字為「超過1〇〇億元」，參見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頁355。

50

劉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煙>(三）。

51

劉小萌：〈遍地青年下夕煙>(三）。

52

秦暉：〈我的「早稻田大學」〉，載張承志等著：《秋華與冬雪》(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頁223-236。

53

朱政惠、金光耀主編：《知青部落——黃山腳下的1〇,〇〇〇個上海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4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55

陳意新：〈從下放到下崗：1968-1998〉，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紀》，1999年丨2月號》

56

〈網易論壇〉（http://comment.news. 1 63.com/news2_bbs/l 4A3GK7M00011247.html)，2005 年4 月26 日

57

同注57，2005年2月10日。

高華|歷史筆記|n

58

同注57，2005年4月27日。

59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20日），《文庫》2006 版。

60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62-263。

61

高華：〈延安教肓的演變：教育是目標還是手段？〉，載《中國的自由教育》(香港：朗文香港教育出版公司，2001)，頁169、172、176。同見本書。

62

同注62,頁173-174、176。

63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頁〗20。.

64

同注64，頁120-丨21。

65

6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丨977)，頁49。

66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87。

67

同注67,頁123。

68

同注67，頁123。

69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24。

70

71《人民日報》，1957年1丨月6日。

71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頁221 ;另參見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24。

72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25。

73

同注73，頁121。

74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53-154。

75

同注75，頁128。

76

同注75，頁146。

高華I歷史筆記In

77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_1982>》，頁202 °

78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頁190 〇

79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丨60。

80

81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頁208。

81

張鳴：〈曾經有過的高校大躍進〉'載張鳴：《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

另類觀察》(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頁丨71-172。

82

張鳴：〈曾經有過的高校大躍進〉，載張鳴：《歷史的壞脾氣：晚近中國的另類觀察》(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頁172-173。

83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頁147-148 °

8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氣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丨999)，頁27-28，38-41。

85

〈毛澤東春節談話>(1964年2月13日），《文庫》2006版。

86

毛澤東：〈教育制度要改革>(1964年7月5日），《文庫》2006版。

87

楊東平主撰.：《齦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56。

88

89《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頁966，轉引自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一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30。

89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丨57。

90

91中央教f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949-1982)》，頁78 、 144 〇

91

參見髙華：《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頁48-53。

92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73。

93

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74。

94

同注94 ,頁〗74。

高華丨歷史筆記In

95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丨％6年3月20日），《文庫》2006 版。

96

〈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時的談話(摘要）>(1966年5月5

日），《文庫》2006版。.

97

〈毛澤東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談話(節錄)> (1966年6月10日），《文庫》2006版。 " 同注98。

98

1〇〇毛澤東：〈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吿的批語>〇966 年5月7日），《文庫》2006版《

99

105《人民日報》，丨967年11月3日。

106《人民日報》，1969年9月22日，7月21日。

100

111《人民日報》，1968年7月22日，。

101

112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三）>(1966年2月丨8日），《文庫》2006版。

102

113毛澤東：〈關於阪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0-1968)，頁160。

103

114毛澤東：〈春節談話> (丨％4年2月13日），《文庫>>2006版。

104

115《紅旗》，1970年第1期。

105

116《文匯報》，1970年I月8日；《解放日報》1月8日。

106

117《人民日報》，1969年9月22日，7月21日，1970年7月22日。

107

118〈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鬥〉，《人民日報》1970年7月22日。

108

119〈中共中央批發《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1971年8月13日卜《文庫》 2006 版。

109

120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世紀》，頁191-192。

110

121毛澤東：《關於衛生工作的三次談話>>(1965年6月26日），《文庫》2006版。 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

111

獻出版社，1996)，頁620 〇

1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593。

112

124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頁407。

113

同注124，頁400

114

126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6)，頁278 。

115

同注124，頁399^00。

116

128〈毛澤東接見越南外賓時關於保健工作的談話>(1964年6月24日），《文庫》2006版。

117

129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頁213。

118

130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頂373-375。

119

131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頁76、77。

120

同注131，頁202-203。

121

140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頁155-156。

122

同注140，頁139-140、丨45、147。

123

同注140，頁93。

124

同注140，頁63、27。

125

同注140，頁270。

126

丨45陳三井訪問，李郁青記錄：《我做蔣介石「御醫」40年一熊丸先生訪談錄>(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頁124-125。

127

(俄)列昂尼德•姆列欽著，徐葵、張達楠等譯：《歷屆外交部長的命運》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頁725-726。

高華I歷史筆記丨n

128

147閻明復：〈我隨李富春訪問蘇聯〉，《炎黃春秋》2005年第4期。

129

148毛澤東：〈與醫務人員的談話>(1965年7月19日），《文庫》2006版=

130

149從一篇報導看「正部級醫療待遇」：陳用文同志逝世2007-12-03 19:08 《人民日報》（2007-丨2-03第04版）

新華社北京11月2日電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書記、顧問陳用文同志(部長級醫療待遇），因病於2007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陳用文(曾用名陳祖杭），1918年4月出生於南京，1937年8月參加革命，丨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察冀邊區總工會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丨949年3月調人全國總工會工作，先後任全總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秘書處處長、辦公廳第二副主任。丨950年3月後任工人日報社總編輯、社長，全總第七屆執委會候補委員、第八屆執委#委員和主席團委員。1959年8月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3月下放到寧夏。丨979年9月平反。1979年11月任全總執委會常委，全總工運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6月任全總法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年丨〇月任全總書記處書記。丨982年5月任全總顧問(副部長級）。1984年12月離職休養。陳用文是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31

150錢信忠：〈我國衛生事業勝利發展回顧〉，《中國衛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衛生年鑒：1983》(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頁16 ;黃樹則：《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54 ;王崇一：《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頁8。

132

151浙江省衛生廳：《關於當前農村基層衛生組織體制調整及有關問題的意見》 (1%1年），浙江省檔案館，卷號Jl65-ll-18，引自方小平〈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7年3月號，（http://www.cuhk.edu.hk/ics/21 c/supplem/essay/0306048g.htm) °

133

152方小平〈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

153 同注152。

134

154《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I960年3月18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丨996)，第十三冊，頁93。

135

155浙江省衛生廳：《上級轉發外省關於農村公社醫療保健組織規定、基層衛生組織意見、醫院工作暫行條例的》（1961年），浙江省檔案館，卷號J165-11-050，引自方小平〈赤腳醫生與合作醫療制度——浙江省富陽縣個案研究〉。

136

15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14。

137

157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頁75 »

138

同注157 ,頁49 »

139

159〈陶鑄在衛生部錢信忠等彙報時的插話>(1966年6月14日），《文庫》 2006 版。

140

165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頁79。

141

166〈周恩來接見衛生部領導和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3月24日）， 《文庫》2006版*

142

同注166。

143

同注166。

144

169〈周恩來接見衛生部領導和群眾組織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3月24日），

145

《文庫》2006版。

146

170〈周恩來在接見衛生系統造反派組織代表時的談話>(1967年5月28日）• 《文庫》20〇6版。

171〈周恩來接見衛生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部勤務組時的講話>(1967年9月24日），《文庫>>2006版。

147

172〈周恩來李先念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的講話>(1968年丨月3日）， 《文庫》20〇6版。

148

同注172。

149

同注172。

150

175〈周恩來李先念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的講話〉（1968年1月3日）， 《文庫》2006版。

151

同注175 »

152

同注175 ■>

153

同注175。

154

179〈周恩來李先念接見衛生系統有關代表的講話>(1967年12月10日），《文庫》2006版。

155

同注175 »

156

薄：頁1132 =

157

182《關於各地不得自動禁映影片的通知》（1962年7月12日），《文庫》2006版。 183《文化部關於對違反當前政策精神的影片停止發行的通知>>(1962年9月8

158

日），《文庫》2006版。

159

184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又名_《為人民立新功》X1967年4月12日），《文庫》2006版。

160

同注184。

161

186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465。

162

18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一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3。

163

同注187，頁11。

189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文藝工作的指示>(1963年9月），《文庫》2006版。

164

190毛澤東：〈關於文藝要推陳出新〉，（1963年9月27日），《文庫>>2006版。

165

191毛澤東：〈對戲劇界的批評> (1963年丨1月），《文庫》2006版。

166

19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頁43M37。

167

193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F—月風暴」的中心》，頁6 ^

168

194〈中央首長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丨月3日），載《文庫》 2006 版。

169

同注194。

170

同注194。

171

同注194。

172

同注194 »

173

同注194。

174

同注194。

175

同注194。

176

同注194。

高華I歷史筆記In

177

同注194。

178

同注194 »

179

同注194。

180

同注194。

181

同注194。

182

同注194。

183

同注194。

184

同注194。

185

同注194。

186

同注194。

187

同注194。

188

同注194。

189

215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373 »

190

216龔育之：〈我所知道的陸定一〉，載龔育之：《龔育之回憶：f閻王殿」舊事》 (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298。

191

217李莉(李琪之妻）：〈京劇改革中的鬥爭〉，載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太原：中共黨史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卜頁124。

192

218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撰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送審稿)(一) (上海：1992)，頁12。

193

219江青：〈談京劇革命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7年5月10日）。

194

2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 ^一冊，頁89。

195

同注220，頁91。

196

222陳嘵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248。

197

223戴嘉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北京：知識出版社，1995)，頁56。

198

224王彬彬：〈主席？哪個主席？——「革命樣板戲」中的「地下鬥爭」和「武裝

199

鬥爭」〉，載王彬彬：《往事何堪哀》(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頁8。 225聞一：〈《青年近衛軍》：沒有講完的故事〉，載《回眸蘇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134 ;另參見愛倫堡著，瑪南江、秦順新譯：《人•歲月.生活》，下(海口：海南出版社，丨999)，頁333。

200

226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林克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頁80-81 。

201

227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有限出版公司，2004)，頁343。

202

228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秘書》（香港：共和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53-54'256 -

203

同注228,頁4545。

204

230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43。

231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45、256 »

205

232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32。

206

233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撰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送審稿)(一）， 頁13。

207

234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頁156-157 。

208

235鄭謙：〈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載李海文主編：

《彭真市長》，頁133。

209

236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撰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送審稿)(一）， 頁13。

210

同注236。

211

238王燕玲：〈李琪是如何「得罪」江青的〉，載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黨史博覽》2002年第12期，頁48 »

212

239李莉：〈憶李琪最後的日子和我的遭遇(一）〉，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廣東黨史》2006年第5期，頁33。

213

同注239。

214

同注239，頁32。

215

同注239，頁33。

216

243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撰小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送審稿)(一）， 頁14 ;另參見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22。

217

24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82。

218

<文化部黨組關於歌舞團演唱革命歌曲問題向總理的報吿>(1964年6月4曰）

219

2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65。

220

247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丨976)》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頁1780-1782 。

221

2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668。

222

249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第四冊，頁1783 »

223

251巴金：《随想錄》（丨-5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680-681。

224

252葛健雄：〈樣板戲貼近的是什麼生活〉，廣州《南方都市報》，2008年2月24曰。

225

253徐景賢：《十年一夢》，頁3«-343 »

226

254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14。

227

255《所謂「破壞革命樣板戲」的「洪富江事件」》，載上海地方誌辦公室主辦：「上海通上海地方誌辦公室網」（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70393/node70403/node72560/node72674/userobject lai82302.html)

228

丁帆：〈留在民族記憶中的「革命樣板戲」〉，廣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粵海風》，2006年第5期，頁53。

229

257朱大可：〈樣板戲教材的「三宗罪」〉，載《中國新聞週刊》，2008年2月28曰-

230

258巴金：《隨想錄》（1-5集），頁680。

231

259葛健雄：〈樣板戲貼近的是什麼生活〉，廣州《南方都市報》，2008年2月24曰。

232

〇 章論和博客(http://zhangyihe.blogchina.com/483053.html)，2008 年2 月2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