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楊尚昆日記》5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楊尚昆日記》都可被視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視為是20世紀中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記之一。

中國人寫日記的傳統源遠流長，宋明以降，已漸成風氣，至晚清更蔚為大觀，文人學者，政宦顯要，多以日記記事述懷，其珍貴之處一為皆親聞親歷，二為私人書寫，較少虛飾，是故，這類日記往往可彌補官修正史的偏缺，而為後人瞭解歷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貴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學者，不僅需讀官編的《清史》，也要讀《翁文恭公曰記》和《越縵堂日記》；而治中外關係史的學者，不能只看《籌辦夷務始末》，而放過《英軺日記》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記》，這對史學工作者來説，已是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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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民國以來，許多政界人物沿襲了寫日記的傳統，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總統的徐世昌日記12本，起訖時間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還出版了曾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的王世傑日記1〇本。蔣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記事的習慣，其所寫日記現收藏於台北「國史館」蔣氏之「大溪檔案」中。

相比於國民黨政治人物，中共高級領導人生前和生後都較少出版個人日記，80年代後，曾出版過一些曾擔任過負責工作的前領導同志的日記，如《謝覺哉日記》、《林伯渠日記》（片斷）、《周保中日記》，《賴傳珠日記》、《王恩茂日記》等。但這類日記所載內容均起訖於民主革命時期或革命戰爭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國後的內容。極個別者如《汪東興日記》也只是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經歷，而非汪氏全面、系統、有連續性的完整日記。

在擔任過黨和國家最高職務的領導同志中，楊尚昆是唯一在生後出版日記的。其日記是迄今出版的前領導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內容最為豐富、部頭最大的日記。這部日記共有上、下兩冊，全書no萬字，引人注0的是，該日記全是建國以後的內容。起訖時間為]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時間跨度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國後的這17年間，楊尚昆位居黨和國家的領導岗位，他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因此，這部日記就格外引人注目。在這部日記中，作者不僅簡要記述了他的所見所聞，還敍述了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堪稱是一部觀察當代中國史的珍貴記錄。

中共是一個長期在農村進行艱苦革命戰爭的黨，1949年初，中國革命即將獲得全面勝利，黨中央也將從戰鬥了幾十年的農村轉移到城市，對於黨的這個重大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毛甚至以「糖衣炮彈」來比喻中共將面臨的新的嚴峻考驗。楊尚昆當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1949年3月23日，楊尚昆為中央打前站，先行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在《日記》

中，楊記述了個別機關在北京紀律鬆弛的事，他感歎道，才進城幾天，「似乎大家都變了」，「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佈置」，楊寫道：「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

楊尚昆長期擔負黨和國家的中樞——中央辦公廳主任。 這一岗位所承擔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達，其具體事務包括上至中央常委開會會場的佈置與記錄、文書草擬和下發，下至中南海車隊的調度、托兒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繕和花草栽培。楊是辦公廳主任，不一定具體處理過於瑣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談話、聽取彙報、佈置檢查等等，負責處理的事情極其繁雜。1955年3月，中央決定開黨的代表會議，事先楊接見中央新聞製片廠廠長，具體討論拍攝事宜，詳細指導拍攝哪些鏡頭，哪些鏡頭不拍。50-60年代，政治風雲時有變幻，忽而雷電閃鳴，轉眼又是風和日麗的豔陽天，不管發生如何變化，中樞機器都要運轉，楊仍每天都要面對亟待處理的一大堆具體事務。楊尚昆自1956年黨的八大後，在書記處分工分管工、青、婦和指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他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聽取中調部常務副部長孔原同志等的彙報，近十年從未間斷。從《日記》上看，楊幾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點，儘管在這17年中，楊在黨和國家的職務序列中並非處於最前沿。

楊尚昆所處的地位極其重要，距毛澤東主席很近，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楊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諸如代表中央與罷黜後的彭德懷進行聯繫的工作，也由楊來承擔。所以，楊尚昆對毛的記載就特別有意義了。楊尚昆對毛的膽略、氣魄和能力極為折服，他在《日記》中時常稱毛為「主」、

「主座」，這應該是為了記述的方便而作的簡稱。不無巧合的是，曾經擔任過毛澤東政治秘書、也是楊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職秘書李鋭等私下也稱毛為「主公」。

楊尚昆青年時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和王明是前後同學。由於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重大損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許多領導同志包括楊尚昆的尖鋭批評。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發言，對自己的錯誤多有掩飾。楊在《日記》中批評王明的發言「口若懸河，離題萬里」，「簡直是胡鬧」，「總觀此人是毫無進步，野心未死，還有伺機反攻之企圖」。而對於毛澤東，楊尚昆則是發自內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記裏，抒發了自己的心聲，「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親眼看見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規定的進程，走向全國大勝利，實在是值得興奮，值得為自己慶祝。」「沒有毛主席的領導，這種合乎國情而又使革命加速勝利的辦法是難於想像的。」建國初，我志願軍在朝鮮取得對美國的勝利，大大地振奮了楊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主席出兵朝鮮參戰之舉「實是萬分英明的，有遠見的決定……如果當時要由我來決定，我則會偏於『苟安』！」

從楊尚昆的這些敍述可以看出，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和成功，成為老一輩革命者對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動的基礎。對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內化為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澤東時代，完全實現了以毛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統一。在毛的強有力領導下，聽毛主席話，照黨中央指示辦事，幾乎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包括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日常

行為準則。只要毛澤東和中央一聲命下，全國上下馬上動員起來，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百姓。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面只要指導正確，下面貫徹執行也大體正確；而上面的指導一旦出現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現問題。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響應劉少奇主席的號召，率領中央辦公廳長安社教工作組，前往陝西省長安縣開展社教運動。楊尚昆親自下鄉蹲點，在長安縣搞社教大半年時間。楊深入幹部和群眾，對他所蹲點的村——長安縣斗門村的經濟、社會、人民生活情况進行了細緻深人的調查，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記中。長安縣的社教運動是當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領導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大抓階級鬥爭，「進行民主革命補課」。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幹部，在這個縣進行「大兵團作戰」。幾十年後，歷史雖然已對當年的這場轟轟烈烈的階級鬥爭作出了定論，長安社教基本是失敗的。其根本原因是，運動的指導思想不符合實際。儘管如此，當年中央領導同志深入群眾，與群眾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精神，今天看來仍有其積極意義。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圍繞「四清」運動(社教運動），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對中國政局的發展帶來極嚴重的影響。有關毛、劉爭論的詳情，在楊尚昆的日記中少有反映。楊當時在長安搞「四清」，特地趕回北京，參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開的持續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以及緊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澤東在核心層多次指責劉少奇，並且主持通過了包含批評劉少奇內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條》。楊

尚昆在日記中，沒有記錄毛批評劉少奇的原話。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記中，楊表示支持《二十三條》，但同時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經過實踐證明」。毛、劉爭論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楊寫道：「劉話不靈了」，他擔心從此以後，幹部「不蹲點了！」

在楊尚昆所擔負的工作中，有一塊是負責協調中共中央與蘇共中央的聯絡。楊多次參預兩黨談判，也經常安排蘇聯駐華大使與毛澤東、劉少奇等的會見。楊通俄文，有時甚至親自擔任毛與蘇大使會談的翻譯。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新黨綱，楊一面安排工作人員進行翻譯，送交領導同志參閲，同時他還找來俄文原件，直接閲讀。I960年夏，蘇聯政府突然中斷對華援助，撤走專家，恰逢我國遭受特大經濟困難之際，雪上加霜，給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1961年3月，赫魯曉夫對我國作出姿態，提出願意以貸款方式供給我國小麥1〇〇萬噸和轉口古巴糖50萬噸，事關重大，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後，要向毛澤東彙報，請毛定奪。此時，毛已退居二線，住在廣州，但所有重大問題仍需老人家親自拍板。為此，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專程飛穗。毛一錘定音，不要糧食，可以接受糖。從楊尚昆的這段敍述中，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主席不食嗟來之食、堅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堅強。

《楊尚昆日記》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況下，某些時日，日記主人因工作繁忙，而無暇堅持每天記日記。楊尚昆也有此種情況。《楊尚昆日記》中，有一些年份都為空缺，例如，從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記日記。1951年只記了頭四個月的日記。1953年楊也只是從12月24日記到31日，其他全為空缺。編者對《楊尚昆日記》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説明。例如，編者明確提到，楊的「一部分日記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雖然並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種情況下，日記的空缺則可能情況不同。例如，從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楊尚昆的日記空缺，編者未加注明是否楊本人在這一段時間確未記日記，而其他的空缺，編者都予以了説明。這一段時間為中共八大召開，楊升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提出雙百方針和波匈事件的發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楊的日記也出現了空缺，編者也未説明原因。此一時期，為整風反右前後。然而對於1959年的廬山會議，楊的日記中卻有極其簡略的記述。1959年7月23日，毛澤東就彭德懷的信發表重要講話，楊在日記中作了記述。自此以後，楊也每曰有日記，雖少涉及彭德懷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來楊處談話，「由十點半談到四點」，次日下午，彭德懷向八屆十中全會作了檢討。日記首次披露了廬山會議後，由楊代表中央與彭聯絡事。9月12日晚，楊向毛彙報「昨夜彭來談的情況」。廬山會議後，毛很關心彭德懷的學習和生活情況。從廬山返京後，1959年10月21日，毛要楊「常去彭處，每月兩次」。10月26日下午4點30分，楊去彭處探望，當夜12點便將與彭德懷談話的情況向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彙報。自此後，楊尚昆經常向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彙報彭德懷的情況。

日記通常都較簡略，魯迅日記即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記簡略，就不僅僅是書寫習慣的問題了。如涉及重大政治問題，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對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記中通常會迴避或較少着墨。楊尚昆位居中樞機要，所見所聞大多不宜對外透露，在其日記中，對許多重大事情加以迴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魯嘵夫訪華，與中方同志發生嚴重爭執，楊尚昆亦參加部分會談，但在日記中均無反映。像這一類情況，在《楊尚昆日記》中並不是個別的。因此，對於學者而言，僅憑日記一類的記載來進行研究，顯然是不夠的，還須其他相關資料加以佐證。

例如，有關彭德懷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楊的日記中記載得就極為簡略。1965年10月19日，楊代表中央約見彭德懷，日記中只有寥寥數行字：「下午三點至六點，彭德懷同志來談話，要求幫助他去西南。」此次談話時間長達三小時，所談內容一定比較廣泛，但在楊的日記中並無涉及，也無一字提及楊在這次談話中的感受。事隔幾十年後，楊著文紀念彭德懷，他寫道，當年這場談話，他與彭都動了感情，共同回憶了過去在紅三軍團並肩戰鬥的往事，臨分別時，兩人都流下了眼淚。

楊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調離工作崗位，下放地方工作。對這件關係到楊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運的大事，在他的日記中記述得也非常簡略。

1965年10月29日，楊尚昆在當天日記的抬頭上，寫下： 「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日記寫道：「上午十時半，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約我談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着，永遠不要忘記！」這是一次什麼樣的重要談話呢？談的又是什麼內容呢？在楊的日記中無一字反映。談話的當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記中，楊都寫了對這次談話的感受。談話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記中的第一段，分別寫有這樣的話：「心情不安，什麼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沒有精神，無心看什麼。」原來這次談話是由於中央個別領導同志對楊尚昆同志產生了不信任，宣佈調離楊的工作，另行安排楊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周、鄧、彭只是奉命傳達而已。楊尚昆是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下放廣東擔任一名普通書記(當時省委一級的書記處的書記多達5-6名），這只能被認為是眨黜，否則何來「不安」，何來「整天沒有精神」？

10月29日談話後，楊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這在日記中均有記載。楊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動，例如參加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會議，出席蘇聯大使館國慶招待會(11月6日），出席阿爾巴尼亞國慶紀念會(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對楊尚昆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楊的工作調令在此日正式發出。同一天，毛澤東主席應楊的要求約見楊。當天日記抬頭寫道：「中午主席找去談話。」這次談話歷時一個半小時，但在楊的日記中對談話內容無一字記載。幾十年後，楊回憶道，在這次談話時，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調查，先在珠江流域幹個兩三年，再到黃河流域幹個兩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問道：「廣東那麼熱，你跑到那裏去幹什麼？」然而，熟悉黨內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楊尚昆如此重要幹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經最高領導點頭批准而絕無可能的。

毛澤東瞭解楊尚昆辦事牢靠，即使要調離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務。在楊遭贬黜一個月前的9月16日，楊還受

命與廬山會議後一直賦閑接受批判的黃克誠同志談話，那次是向黃宣佈調黃任山西省副省長。丨0月19日，楊受命與調任三線副總指揮的彭德懷談話。現在，楊自己也被調離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楊奉毛澤東主席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楊又去看望了陳雲同志。雖然在日記中未寫是否受毛的委託，但以楊當時的身份，不可能單獨去拜訪陳雲同志。（1998年，楊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次去拜訪陳雲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楊在看望過王稼祥、陳雲同志後的第三天，專門就此探望給毛澤東寫了書面報吿。而在1]月19日，楊還就這兩次探望向周恩來作了口頭彙報。

11月19日，楊尚昆向周恩來的彙報，是這兩位革命老戰友的最後一次見面。楊的日記寫道，這次談話「從上午i一點到一點半」，至於所談內容，即在彙報了與王稼祥、陳雲同志談話情況後，楊與周談了什麼，日記中付之闕如。直到1976年初，楊尚昆在山西臨汾流放期間的日記，以及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而發表的文章中，才對這次談話的內容作了披露：楊尚昆對周恩來説：「由於我工作崗位特殊，涉及面很廣，做了些工作，也犯過些錯誤。許多事情你都瞭解，有些問題只有你知道，我沒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説過；但也有你不瞭解的，我不願意多説。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要處分我，甚至要開除我出黨，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無辜的，我就心安了。我決不計較個人利害，也不願意説不應當説出的事。周總理兩眼一直盯着我，聽完我説的話……然後對我説：『不至於如此，你放心！』」楊尚昆還回憶了周當時的表情：「眼睛特別明亮，似乎含着眼淚。」

楊尚昆是一個有着高度組織紀律性的老共產黨員，在如此緊張的氣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壓力，照常工作，有條不紊地向中辦同志辦理移交手續，即使對他的老伴，有着幾十年黨齡的長征老幹部李伯釗同志，也口風很緊，不深談什麼。在11月2日的日記中，楊寫道：「晚間散步時，同伯釗談了一下，她有些疑慮，不好向她説明」。這一天，楊「勉強工作到(夜)十二時後」。

楊尚昆對於他的夫人李伯釗是這樣，對於中央常委、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也是這樣。1965年11月27日，是朱德八十大壽的日子，楊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談什麼，彼此心照而已」。何以如此呢？楊尚昆與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幾十年的老戰友，楊主持中辦二十年，與幾位中央常委朝夕相處，彼此間知根知底，有些甚至還知心，即如楊所説的，他與朱德「彼此心照」。朱委員長年事已高，事實上已屬賦閑，楊對朱德的境遇一清二楚，而朱委員長對楊的工作調動事卻很難説事先予聞。在朱委員長八十大壽的日子裏，兩位老戰友無言默對，情何以堪！

1965年12月，由姚文元評吳晗《海瑞罷官》一文引發的政治風暴已經來臨，北京市風緊雲急。由於楊已被調離領導崗位，不再參預中央領導事務，故在日記中對這一事件無一字反映，但事實上，當時，楊尚昆透過此事，已預感政局即將面臨大變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1998年楊尚昆在文章中回憶到當時的情景）。現在又一位領導同志處於前沿，他就是曾參加約談楊尚昆的彭真同志。至於彭真被其他領導同志約見談話，免去職務，則要到半年以後。

1965年12月8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開會去了！」這次會議就是中央「處理」羅瑞卿同志問題的上海政治常委擴大會議。此時，楊根本無法想到這次會議會和自己有何關係，楊事先也無從獲悉會議的內容，因為這次連劉少奇也不知道去上海開什麼會。上海會議雖與楊無直接關係，但有間接關係，半年以後，楊尚昆被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同志紳在一起，成為子虛烏有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

1965年12月10日，楊尚昆整裝登上南下廣東的火車，這時，上海會議正緊鑼密鼓地進行，楊心情黯然，吿別送行的妻兒和中辦的同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感慨甚多，非言語所能表達」，最後的一句話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開始變了，一切只能等時間！」

楊尚昆歷經黨內鬥爭，見識廣，心胸開闊，他的氣度和忠誠在艱難的歲月裏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楊的「等時間」，不是一年兩年，這一「等」竟長達十二年。1965年底楊赴廣東後，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慶任地委副書記，可謂一贬再贬，任命下達的當天，他以氣候潮濕，身體不適，向中央申請轉去山西，得到批准。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宣佈「揪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的幾天，楊尚昆轉任山西臨汾任地委副書記。旋即「文革」爆發，楊被隔離審查，不久即被「監護」了起來，一直被關到1975年，鄧小平復出，楊才被放出來，安置在山西臨汾。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央重新啟用楊尚昆，任命楊為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兩年後，楊回到北京，開始擔負一系列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楊尚昆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歷史已與黨的歷史融為一體。他是四川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楊闇公之弟，早年留蘇，返國後曾任中宣部部長，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後不久，擔任三軍團政委，抗戰爆發，旋又任北方局書記，1941年，楊調回延安，工作性質發生了變化，以後長期主持中央辦公廳，長達二十年。楊尚昆對黨的歷史如數家珍，八十年代後，曾負責中央黨史領導小組。

楊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共產黨員，他通俄文，愛看電影(在日記中有其所看電影的大量記載)和戲劇。楊更堅持寫日記幾十年，臨去世前幾個月，他還寫了回憶周恩來、彭德懷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摯，很少有這類文章常見的程式化的味兒。楊在1995年完全退下來後，寫了他的回憶錄的建國前部分，他原還準備寫中辦二十年，「文革」前後和復出工作後三個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這三部分已永遠無法完成了。

即使在「文革」後期，楊尚昆在臨汾流放期間，他也寫了日記，楊近年發表的紀念周恩來的文章《相知相識五十年》，就是依據臨汾日記集納而成的。很遺憾，目前讀者還不能看到他在文革後期以及恢復工作後的日記——根據楊一生的習慣，相信他在七十年代後期恢復工作後仍會記日記。人們只能指望這些珍貴的日記將來會有向社會公開的一天。

筆者長期治史，雖然只能從資料、影視中接觸到楊尚昆，但亦可窺見楊尚昆個性之一斑。依筆者觀察，楊是一個豁達、寬和，頗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釗結缡於1929年的莫斯科，兩人共同走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楊對其老夫人也呵護了一輩子，在其日記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楊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彥涵，此人抗戰時期在太行八路軍總部工作，是楊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幾十年。楊對彥涵説：「當時你為什麼不找我呀，我給他們打一個電話説一下就完了嘛。」6彥涵是一介書生，不懂也不會請托，但楊的這番話卻透出他關懷下屬的性情。

1996年，楊尚昆已89歲高齡，帶領王若飛、秦邦憲等「四八烈士」遺屬100餘人，專程去延安掃墓。楊尚昆去世後，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遺屬和其他子弟們也專程護送楊的骨灰回四川潼南老家，只因他們的父母輩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後的歲月裏，都曾得到過楊的關照。

作為一個革命者，一個老共產黨員，楊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難忘的人，他留下的這部《日記》，以及現在暫未發表，將來可能問世的文字，將長久被後人所研究和咀嚼。

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