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何以選擇離開

——王鼎鈞《關山奪路》讀後

寫20世紀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的書很多，大陸和台灣都有上乘的讀本，但是這些書大多都缺少「人」之活動，及至齊邦媛、龍應台、王鼎鈞書的出版，才彌補了這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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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的《巨流河》，以自傳的形式，將國族危難與個人遭遇結合起來，寫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苦難和抗爭，又以滿含感情的筆端，描繪了幾位令人迴腸盪氣的愛國者，揚我浩然民族正氣，讓無數的國人為之感動。

龍應台生於50年代初的台灣，相比於齊先生和王先生，她是晚犟，在《大江大海》一書中，以宏大目光反思歷史和人性，展現了歷史的冷峻和溫情。

王鼎鈞，經歷最豐富，1949年前在國民黨軍中服務， 「解放戰爭」中的三大戰役中經歷了兩個，對國民黨的大失敗有近距離的觀察，來台後服務於新聞界，因「歷史問題」而受到情治部門的長期監控，王先生與台灣社會上下層都有互動，目光如炬，成老辣酣暢之文字，給人以持續性的思考。

三人都成就蜚然，各有千秋，彼此不可取代。

王鼎鈞的代表作是他的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 《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書剛問世，就受到讀書界的重梘。2009年秋天，台灣中研院近史所陳永發先生寄贈我一套，我立即展讀，愛不釋手，以後在病中又讀了兩遍。去年9月陳先生來寧，11月底我和李嘵林見面，我

們都情不自禁談起王鼎鈞的回憶錄，他們也都非常喜歡這套書，永發説，他也讀過兩遍。

王鼎鈞這套書的前兩本寫作者的青少年時代，後兩本橫跨戰後的1945-1979年，緊扣冷戰歲月國共的熱戰和武力對峙，以「人、歲月、生活」為經緯，用簡練優美文字，寫盡被時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艱辛、蒼涼和辛酸，又跳出個人的局限，在時局大動盪中展現了人與時代交融的複雜狀態。而作者在當時或事後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彌足珍貴，使其完全不同於一般的個人自傳而具有豐富的思想性，故此書既有歷史價值，還有很高的思想價值。

躲避左翼革命，逃往台灣

王鼎鈞，山東臨沂蘭陵人，抗戰勝利之初投筆從戎，入國民黨憲兵部隊，先後移駐南京、上海、瀋陽等地，後調至天津，全程經歷國共內戰，在平津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旋被釋放，遂自行前往上海投奔在國民黨軍中服務的同鄉前輩，被一同帶往台灣，上岸後不久即辦理相關手續，完全脱離軍隊。王鼎鈞天資聰慧，雖然學歷只是初中畢業，但在抗戰時期流亡中學讀書時，有幸遇上幾位學問好的老北大畢業生，打下很好的文史基礎，學生時代就給報紙投稿並獲採用，從此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來台第一天，就在基隆碼頭給《中央日報》副刊寫了一篇小文章，立即被刊用，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歷經多年努力，終成著名作家。1979年王鼎鈞獲准離台前往美國西東大學講授中文。

王鼎鈞之所以能寫出他著名的四部曲，都緣與1949年5月在上海吳淞口的決定。就在那個關鍵的時刻，王鼎鈞随同他

的「上校爺爺」和看守江灣軍火庫的國民黨軍人爬上了開往台灣的軍艦。1949年，王鼎鈞只有24歲，他為什麼不像當時大多數社會賢達和知識分子那樣，留在大陸等待解放，而是跑台灣去呢？那些名流宿耆，黨國高官都對國民黨失望，他一個小伙子，怎麼還對國民黨如此留戀？

從他的書中得知，作者對國民黨的弊端有深刻的認識， 他批評國民黨軍隊欺壓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幾百萬卑視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來」37與此相聯繫，王鼎鈞對中共艱苦奮鬥的精神、中共和農民的緊密聯繫等一直抱有好感，1946年後，他隨部隊在東北，這方面的感受更深。王鼎鈞回憶説，在東北嚴寒的日子裏，共軍匱乏艱苦到極點，士氣仍然很高，能征慣戰，無論如何這是奇跡。王鼎鈞感慨：「毛澤東用兵如神，練兵也如神」。「當時大家猜想，共軍可能凍死很多人，可是他們怎麼沒凍死？」「真是天亡我也」。

既然對國共兩黨有如此的認識，王鼎鈞為何還要選擇逃離共區？答案是：作者對左翼革命有相當的保留。他認為解放區「絕對沒有」他所要的自由的空間，他也「很難適應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自己也無法達到中共對老百姓的期許」，他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渙散的」社會裏去討生活，只能随國民政府南逃。我以為王鼎鈞之所以對左翼革命存有保留或否定，在相當程度上是受了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刺激。

和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一樣，王鼎鈞對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有較多的留意和觀察，1946年他隨軍駐守在南京，對在南京聚集的「蘇北難民」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1946年春，中共中央發出指導各地進行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五四指示》，而作為土改運動的熱身準備，以階級鬥爭、暴力剝奪及消滅反抗地主為主要特徵的「反奸、清算、復仇」運動已在共產黨領導的各根據地全面進行。蘇北根據地基層政權對地主這個昔日統一戰線的盟友普遍採取了過激政策，諸如：「開鬥爭會、遊街戴髙帽子，規定地主富農沒有公民權，並做上各種記號以示識別」（如剃半邊頭、穿紅背心、掛布條等等）；此外，各村還成立管理小組，通過釘繚或聯保的方式對地主實施人身管制：走路沒有自由，不能參加任何會議，不准早起晚歸，不能與其他地主通話等等。更為激烈的做法是，開會鬥爭時動輒對被鬥者實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問題上打死人事情，全華中可能已有上萬的數目」38。

所謂「蘇北難民」在革命話語系統中被稱為「蘇北逃亡地主」，就是受到「反奸、清算、復仇」運動和土改運動的打擊，被掃地出門而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蘇北地主、富農及其家屬，最多時，人數達數千人。

1946年6月23日，馬敍倫、雷潔瓊率「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團」在南京下關車站被「蘇北難民」毆打，引起輿論大嘩。作者因關心他的家鄉魯南地區的土改，對與魯南毗鄰的蘇北的土改情況特別留意，花了三天時間向「蘇北難民」瞭解有關情況，那些人把他看成記者，紛紛向他倒苦水。作者才知道，這些「難民」在南京，根本無人理睬，他們派出代表去國府請願，被警衛部隊轟了回來。請《中央日報》記者來長談，但報紙一個字也沒登出來。「國民黨完全不管他們，還有人説他們是地痞流氓，活該共產黨整治他們」。更重要的，南京的老百姓不要聽他們的訴苦，他們説，「共產黨為什麼要這樣做？沒必要嘛，再説，他們也做不到」（頁113-114)。王鼎鈞説，北方發生的故事離南方人的經驗太遠，國統區的人民連聽也懶得聽。就是聽到有關解放區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釋，相信自己家鄉縱然解放了，也不會受到這般對待。

這是一個經驗和事實互相背離的怪圈。以後京滬一帶的人逃到廣東，廣東人對他們也是不信，「不同情」；待廣東人跑香港、台灣，台灣人也是不信，説他們肯定不是好人，否則不會被家鄉人趕出來。王鼎鈞説得非常正確：凡是完全超出經驗範圍的事，都教人很難解受。抗戰勝利後，南京、上海出版過蘇聯叛逃者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回憶錄《我選擇了自由》，但沒有任何社會反響，因為該書的內容太反常，超出人類經驗的範圍，誰都難以相信書中的內容。左翼青年拒斥可以理解，中間派或自由派知識分子也跟着視而不見，就令人費解了。概因這些人受過良好教育，許多人還留過洋，相信自己客觀公正，其實他們大多受二戰後社會潮流的影響，對斯大林充滿美好的想像，很難真正做到獨立思考，實際上是先入為主，早已在頭腦中築起了攔河大壩，已自動過濾了與自己價值觀相悖的其他信息。

作者在南京與「蘇北難民」的接觸對他以後的選擇產生了直接的作用，他説，自南京訪問「蘇北難民」後，他對解放區的情況非常注意，這個「注意」非同小可，幾年後把他帶到了千里之外的台灣。而他父親的「離開」則是緣於他個人的經驗。

王鼎鈞的書中寫道，某個早晨，他的父親眼見駐紮在家鄉的國軍在悄悄撤離，馬上手牽兒女，連家都不回，就緊隨國軍離開家鄉，最後來到上海。他的父親怎麼有此膽識？山東的地主多數只讀了幾年私墅，目光短淺，捨不得家裏的房子、土地和罎罎罐罐。王鼎鈞的父親也是一個「守舊的鄉紳」，但是他讀過專科學校，一向關心時局，還曾是軍閥孫傳芳的幕僚，八路軍第一次佔領其家鄉蘭陵時，曾被短期羈押，後因沒有劣跡，才被釋放。王鼎鈞説他的父親「細密謹慎」，從此知道「中共革命，他沒有生存的空間」，看到國軍撤退，擔心前腳國軍走出，後腳共軍進來；也惟恐國軍出城以後，中共地下工作者禁閉城門，禁止出入。機不可失，他沒有回到深宅大院去多拿一件衣服，就跟着國軍斷然出走，而那些留在家鄉的山東土財主，以後大多死於暴力土改。

山東土改之劇烈，還可從山東聯中八千學生流亡南下得到佐證。這些學生多為地富出身，由家長交由學校帶出逃命，也是那樣的問題，他們的父兄家庭，雖然知道土改的厲害，但是「小人戀土」，只求把家中的孩子託付給學校，為家裏留一個根，自己寧願在家鄉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運的安排。這個時間為「濟南戰役」之後，此時山東大局已定，八千學生跟隨山東聯中校長一路南下，最後落腳澎湖，只剩下五千學生。1949年12月，校長等七位師生被指為共產黨「匪諜」，慘遭澎湖司令的槍殺。學生雖然以後陸續被接到島內完成學業，但澎湖司令的這個「下馬威」成了這些學生的終身陰影，一直難以消除。

何以不受左翼風潮的影響？

40年代是左翼思潮風行全國的時期，左翼思潮的溫床有兩處，一是學校，二是左翼文學。

學校成為左翼思潮的溫床，最令國民黨當局哭笑不得。抗戰軍興，國民政府為了保存、培育未來建國人才，花了大量人力、財力、物力將沿海地區教育單位內遷。國府對戰時教育十分重視，1937年後，全國有208個教育單位，2.5萬名教職員，30萬學生內遷。政府為學生提供基本生活條件，不收費用，還以貸款的方式維持學生的生活，但學生對政府的意見還是很大，共產黨的影響不斷擴大。

作者的中學階段是在抗戰期間流亡中學度過的，他所就讀的國立二十二中學，由李仙洲創辦，隨戰局的變化，從安徽的阜陽遷至陝南的漢陰，老師多是謙和好儒之人，對學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作者説，如果不是離開了山東，他本人很難不受山東共產黨的影響，山東地富子弟背棄家庭，參加中共者很多。齊邦媛也是受了老師影響，她發現被左派學生指責的人，有些是他父親的朋友，她都有所接觸，認為他們都是好人，是愛國者，於是她和左派學生就逐漸拉開了距離，也不去讀書會聽左派學生的高談闊論，這就引起了左派學生的憤怒，左派學生的反應是加大對她的孤立和打擊，這就使她更遠離了左派。

抗戰勝利後，左翼思潮舉世滔滔，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受到青年普遍熱愛，各地都有中共地下黨或外圍組織的「讀書會」，但是王鼎鈞不喜歡魯迅的「氣性」，也不喜歡巴金、茅盾、郭沫若，覺得他們「只談意識形態，不談藝術技巧」，作品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毁滅的快感」。王鼎鈞雖然熱愛文學，卻排拒了當時佔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學，這在廣大青年文學愛好者中是罕見的。

對於當時不斷發生的學潮和學生遊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會輿論普遍同情學潮，王鼎鈞的看法則屬於少數派。他説他對學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傷自己失學，認為那些學生不珍惜學習機會實在可惜。他給報社投書説，求學機會難得，何不及時努力？「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失學的青年，你們領公費，讀大學，為什麼要罷課？」

作者對時局轉折之際的很多社會現象都有看法，他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持批評態度，他認為他們對國共兩黨持雙重標準。他説，那時關內關外，每當共軍受挫，國軍得手的時候，也就是和平呼聲很高的時候，左派的媒體，中立的賢達，純真的學人，平時有各種分歧，卻在這一點上異口同聲，他們奔走呼號……催促國民政府大幅度讓步求和(頁95)，但當李宗仁向共產黨求和時，這些人卻全部保持沉默。

作者當時雖然只有二十多歲，但幾乎在所有重大問題上， 都有自己的意見，儘管他對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誇誇其談有所批評，然而他的思想底色還是自由主義，用他的話説，「我一心想嚮個人自由，我的人生觀改變了，大我，紀律，信仰，奉獻，都是可怕的名詞，背後無數負面的內容」。

國民黨失敗如此迅速，誰也沒想到

作者戰後隨軍去了東北，親眼目睹國民黨在東三省的統治由盛而衰再敗的過程。當解放軍在東北整軍經武，擴大地盤的時候，王鼎鈞所在的憲兵部隊正在訓練立正和稍息，甚至

在組織中下級軍官學習《比較憲法》，還搞什麼「策論題」 考試，其中一個題目是「用人唯德與用人唯才孰為得失」。王鼎鈞在瀋陽「代長官讀了十幾本書」，「沒有一本是批判共產主義，沒有一本是分析國際局勢，也沒有一本介紹東北的風土人情」。

國民黨失敗之快，有許多原因，蘇聯對中共的支持，蔣介石軍事戰略錯誤，用人不當，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裏應外合，各路軍頭擁兵自保，見死不救，都是重要原因，設想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若以20多萬兵力支持淮海，或許不敗？但這只是假設。

國民黨喪失「民心」一説，大陸的著述説得最多，其實， 民心如流水，隨時會變化。王鼎鈞説，「國民黨似乎並非因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他的依據是，在山東國共「拉鋸戰」時期，「地方上的鄉鎮幹部都有兩套班子，一套接待共軍，一套接待國軍。小學裏有兩套教材，國軍佔領期間使用這一套，共軍佔領期間使用另一套。鄉鎮公所辦公室預備蔣先生的玉照，也準備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國軍最後一敗塗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張肖像了」。

「先有土地，後有人民」，話雖不太好聽，但知內情的人都知道這話是有道理的。1949年前，國統區的人民雖然強烈不滿通貨膨脹和國民黨的腐敗，但受正統思想的影響，對蔣還存有相當的迷信，對中共還缺少正面認識，並非就是在盼着共產黨去解放。他們的思想轉變都是在解放軍進城後，對於國民黨官兵而言，更是如此。作者於1949初在天津被俘，解放軍班長教他們學唱革命歌曲，劈頭就是「蔣介石，大流氓，無恥的漢奸賣國賊。」全場默然，作者更是張口結舌，説這未免太離譜了，他認為這不僅是侮辱蔣氏，也是侮辱他們這批被俘者的知識程度。以當時的民眾的「思想覺悟」程度而言，完全接受「打倒蔣介石」的口號，還需一個過程，蔣的威望還不至於一瞬間就消耗掉。

蔣介石打內戰不謂不努力，但內裏已被蛀空，戰場上又處處失敗，最終還是無力回天，只能以「氣數已盡」為解釋了。但是退一步，蔣如果在重慶談判時對毛施以辣手，國民黨會敗走台灣嗎？當時蔣的聲望如日中天，作者在書中沒有展開這個問題，但是我讀該書時卻不時聯想到這種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參觀大溪蔣中正陵寢，駐足良久，也在想這個問題。

許多事實證明，特別是從宏觀歷史的尺度來度量，蔣確有「婦人之仁」，雖然他殺人也不少，但在殺伐決斷、手段凌厲上，那就遠遜於他的對手了。1945年8月後，毛在重慶談判，這對於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蔣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記中例數毛的「罪狀」：割據地盤，擁兵作亂，階級獨裁，自立為王，擅征租税，私發妙票等等，稱毛為「罪大惡極之禍首」，「如不加懲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亡軍民在天之靈耶！」5儼然有審毛、加害毛之架勢。

蔣是能看透毛的少數人之一，但還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國、蘇聯的牽制，同時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參加重慶國民參政會為紀念「九一八」的茶會上高呼「三民主義萬歲」、「蔣主席萬歲」用以麻痺蔣，是劉備「聞雷失箸」計謀之重演。當毛於十月安全返回延安後，原先高度緊張的精39神一下鬆弛下來。據師哲回憶，毛得了嚴重的眩暈症，不能見人，常會暈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區休養，以至於斯大林專門從莫斯科派了醫生來延安為毛調養身體。這段時間長達數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緩解。

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是因為蔣的寬厚，若蔣不罔不顧，對毛施加毒手，中國歷史將會徹底改寫。歷史固然沒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設」，但是評説歷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對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

試想當年重慶發生了針對毛的惡性事件，一個沒有毛的中共將是什麼樣的呢？在中共和國民黨的長期角逐中，毛和蔣是棋逢敵手，甚至明顯高出蔣幾籌。毛目標明確，以奪權為唯一目標，蔣則要受到各方條件的制約。雖然毛的本錢少(地盤和軍隊），但正因負擔輕，正可以放開手腳和國民黨搏江山，加之毛謀略多端，有張有弛，收放自如，蔣何嘗是他的對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黨內還沒有執掌最高權力時，蔣就把毛當成中共的靈魂和最有權力的人。

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領導層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驁不馴，常使黨內高級同事難堪，但大家多對他妥協忍讓，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領高強」，認定只有毛才能對付蔣介石。毛上台後，中共實力和地盤均獲得巨大增長，全黨已把他看成是延續黨命，拓展黨業的根本。

所以一旦毛有不測，中共只能採守勢。由於中國基本問題的存在——農民希望獲取土地，國民黨對此始終拿不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行動，而中共植根於農民之中，隨時準備以剝奪地主土地來動員農民，從而使自己在和國民黨的爭鬥中擁有取之不盡的人力——國民黨不可能把中共和軍隊完全吃掉。在國民黨優勢兵力的進攻下，中共會失去多數根據地，對全國政局的影響力也將明顯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兩塊根據地，則問題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後的劉少奇雖然位居黨內第二號人物，但在黨內、軍內，遠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威，劉的專長在黨務，不在軍事，其個人對軍隊的影響力極有限，根本不能遙控中共幾個大戰略根據地，最後只能由朱德、周恩來等元老組成議事的主席團，即政治和軍事領導聯席會議來處理黨和軍隊的日常事務，周恩來會拉上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一起來承擔責任。以周之性格和氣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最後還是聽命於斯大林。如此，蔣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人生無常|命運莫測

作者在平津戰役中被俘，後被解放軍釋放，一路南逃，最後跑到上海江灣，在一位家鄉長輩「上校爺爺」的庇護下，在江灣軍械庫謀得一文書的職位，有了一個飯碗，作者後來發現，這位「上校爺爺」收留了十幾位家鄉的青年，最後這群人也都随軍械庫遷台。

1949年5月，解放軍已逼近江灣，國民黨守軍為了撤退， 還設了警戒線和解放軍抵抗，大批軍人就坐在吳淞口的張華濱的江邊上等國軍的軍艦來載他們去南方，遠處解放軍槍炮聲已清晰可聞，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運氣，有些人就在船旋邊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裏。國民黨此時已無章法，從吳淞口南撤的軍艦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後，國民黨軍艦根本不管哪些捨命掩護他們撤離的軍人，明知道他們未及上船：就起錨開拔。天亮以後，王鼎鈞看到他的父親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邊的人都面有怒色，當許多年輕軍人都被蹬下了江裏，他和他的父親卻爬上了軍艦，這不是天意，又是什麼？！

台灣此時已由陳誠宣佈戒嚴，嚴格限制人員入台，「誰也不知道這條船開到哪裏去」。依當時形勢，王鼎鈞上的這條船應開往廣東或海南島，但這兩處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後才知道，他們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爺爺」之福，由於這艘船運的是軍火，才得以允許入台。

1949年的台灣需要的是軍械，不缺的是人。6月，國軍劉安祺統領十萬人有序自青島撤退，抵基隆港登陸台灣，後又奉命轉赴海南和廣東，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灣留下，這批人以後或「起義」，或被解放軍消滅。最近從解密的蔣中正日記中才知原委：原來蔣懷疑此部混夾共黨「匪諜」。他説，看到劉部軍紀蕩然，四處遊嘻，不寒而慄，為不使其中的「破壞分子」損害台灣，才把他們支到海南和廣東。

設想王鼎鈞當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島，再上了船逃到台灣，最後還得隨艦被運到海南島或廣東放下，也就不會再有他以後在台灣的三十年的歲月。在左翼主義的大環境下，他會被當成「特嫌」，一輩子被懷疑，任他再説什麼「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也無濟與事，類似的情況，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有許多。大陸學者蕭功秦教授的兩個堂兄，在1949年先後來到台灣，其中一位很有科學家的天賦，在當時就被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錄取，卻因戀家、戀女友再回大陸，當他回到家鄉後，女友卻因他去過台灣而與他斷絕來往。無獨有偶，他的另一位堂兄也因戀家返回大陸。這兩個堂兄，一個在湖南，一位在江西，遭遇是一樣的，都因這

段經歷被長期審查，飽受各種挫折和磨難，幾乎荒費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位堂兄在80年代平反後雖做了省裏的科學院副院長，但早已失去鋭氣和創造力了，故蕭功秦稱他是「離科學殿堂最近又最遠的人」。

其實，蕭功秦兩個堂兄的選擇在當年是具有普遍性的， 1949年後，有不少知識分子從國外回來，參加國內的建設。1950年，實業家盧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從香港回到大陸，對於當時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大陸是一個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對共產黨心存疑慮的人，對共產黨也多從好的方面去理解，諸如，中共和蘇聯共產黨不一樣，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義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毛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發揮了安定人心的重要的作用，毛在他的這兩篇論著中，多次重申中國不走蘇俄式的道路，讓許多知識分子和資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頒佈《約法八章》，宣稱對歷史上有反共行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國民黨「軍、警、憲、特」穩定了下來。至於大多數工商界人士和知識分子，相信共產黨也要發展經濟和教育，自己憑本身吃飯，共產黨不會為難自己。王鼎鈞父親有一朋友是復旦大學教授，依當時的標準，可以稱得上是「進步分子」，他就勸王父留下來。他説，「你換一頂新帽子還有三天不舒服呢，兩周後就習憒了」，「所以識時務者位俊傑，逃得越遠，罪孽越重。他介紹了一首當時的順口溜：「走不入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禍，不投有過，早投沒錯。」

此時離抗戰復員不久，內遷之顛沛流離實在不忍回顧，人們再也經不住又一次大搬遷了。另外，搬那兒去呢？台灣，風雨飄搖，共產黨隨時會打過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

英國的領地；美國？完全不可能；巴西，遠在天邊，於是， 除少數人外，大家都留下來等待共產黨。一兩年後，當共產黨接續推出「鎮反」、「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他們中的有些人後悔了，但此時再離開已無可能。盧作孚先生被迫自殺了，其他有名或沒名氣的知識分子及資本家也自殺了，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他們活了下來，但在和平年代，他們卻選擇了自己結束生命。

如此看來，王鼎鈞是幸運的。可是他去的台灣，遠不是天堂，那是一個右翼主義的大環境，他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等待他的是又一種形式的審查，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從一個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曰一3月15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