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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要小看任何人

从公立第10校毕业后，我被推荐进入纽约城市学院附属汤森·哈里斯高中，或者也可以说是纽约城市学院的预科班。这所高中只上3年课程，而其他高中要上4年，但老师都希望学生们能在更短的时间里学到与4年课程一样甚至更多的知识。这所学校的入学门槛和继续学业的标准都相对较高，尽管如此，在我看来高一年级的班级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共有大约20个班级400名学生。由于分班是严格按照学生姓氏的首字母顺序来分配的，因此分配结果有些怪异。据说有个班全部由姓“科恩”的学生组成。虽然不清楚这是不是真实情况，但我的确知道，我所在班级的所有学生姓氏都以“G”开头。上学第一天，我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与我同岁的同学，他名叫弗雷德里克·F.格林曼（Frederick F. Greenman），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在我们班还有个名叫莫里·戈特沙尔克（Morrie Gottshalk）的同学，他后来成了这所学院的院长，而他刚进校时还是个非常害羞和充满忧虑的人。

我已经忘了汤森·哈里斯高中大多数老师的名字，而我能记得的某些老师又几乎没什么值得说的，但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是令人万分恐惧的拉丁文老师爱德华多·圣·乔瓦尼（Eduardo San Giovanni），正是他教会了我这门复杂的语言。我至今仍能记得他用惯常的咄咄逼人的语气问道：“加滕，第二变格的元音特征是什么？”加滕回答之后，他又问了下一个问题：“加滕先生，地球是圆的吗？是？所以你的分数也是圆的（零分）。”他毫不谦逊地向他的学生炫耀，他曾经在梵蒂冈的花园里用拉丁语与教皇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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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几何老师莫里斯·拉斐尔·科恩，他相貌平平，相当斯文，与圣·乔瓦尼的性情截然相反。那时候的科恩先生还籍籍无名，但他注定将成为哲学史上一颗闪耀的明星。¹而讲授几何显然不是他的强项。汤森·哈里斯高中有自己特别的课程体系，难度很大，我们必须在一个学年学完12本平面和立体几何教材。科恩先生起初没有把教学进度安排好，到了6月初时我们还有很多课程没上。所以，有一天，他向惊愕的学生们宣布：“同学们，明天我们将学习第10本书。”科恩先生的惯常做法是让我们一组一组地走到黑板前，给每一组分配一个不同的命题或问题。前面提到过的加滕是一个高个子、胖乎乎、爱开玩笑的人，他更适合当别人的朋友，而不是当学生。我和戈特沙尔克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有时我会与加滕交换位置，帮他完成黑板上的题目。而科恩先生正埋头于詹姆斯·乔伊斯⁽⁶²⁾的巨著中，完全没有注意到黑板前发生的事情。

7年后，我在别的场合碰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教授的科恩先生。我那时已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相当高傲的高年级学生，对哲学和法国文学尤其感兴趣。法国索邦大学的雷蒙德·布特鲁（Raymond Boutroux）教授到学校来发表主题演讲，题目叫“亨利·柏格森⁽⁶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吗？”布特鲁开宗明义：“是的，女士们，先生们，他当然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在结尾处，他又很肯定地说：“所以，柏格森先生完全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当我带着困惑离开演讲大厅时，我认出了留着短卷发、没有其他明显特点的几何老师。他礼貌地问候了我，而我带着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对纽约城市学院的人惯用的居高临下的腔调问道：“你好，科恩先生，你也对哲学感兴趣吗？”科恩先生自嘲地笑了笑，说道：“有点儿吧。”然后就离开了。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同学诧异地看着我，惊呼道：“你这个蠢货，难道你不知道科恩已经是公认的威廉·詹姆斯⁽⁶⁴⁾的传人了吗？”不，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的无知教会了我一个人生道理：绝不要小看任何人。

开启辛酸的打工生活

高中时，母亲决定搬出莫里斯舅舅的家，开始新的寄宿生活。她在黑人聚集的哈莱姆区第129号街租下一栋褐砂石房子，然后装修了一下，尽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装的。母亲的经商能力确实不怎么样⁽⁶⁵⁾，当我们发现房子面朝马车出租行时，为时已晚。随着夏季白昼时间越来越长、气温越来越高，这栋房子的缺点变得越发明显，而租客会比我们更难接受它。

作为一名已经年满12岁的有抱负的男孩，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份赚钱的工作。离我们家不远处的萨克斯顿牛奶店挂着一张正合我意的海报，上面写着“招聘男工”。当我应聘这份工作时，老板萨克斯顿带着不信任的目光说：“你还不够强壮，胜任不了这份工作。”我向他保证我可以胜任，并且他完全可以相信我的态度和品行。当时的法律允许商家在暑期招聘任何年龄的员工，提供任何水平的薪酬。我的薪水是每周2美元。刚开始，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我会推着满载牛奶的推车把牛奶送到附近不同的客户家门口，然后提着牛奶桶来到客户的地下室，找到门铃和对讲机，与客户取得联系。接着，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升降机把牛奶送上去，客户会把钱放到升降机上，我再把它放下来，通常我还会把找零的钱放到升降机上，再次拉上去。虽然大多数客户都住在6楼，但这并不是一份很难的工作。⁽⁶⁶⁾后来，推车给了另外一个人，我不得不提着装得满满的牛奶桶去送奶。这让我感到精疲力竭，尤其是在炎热的8月初。有一次，我把牛奶桶放在地上，擦了把脸上的汗，放松下我酸疼的胳膊。有两个男孩在隔壁一栋房子前玩弯弯球。正当我提起奶桶要往前走时，身后有个男孩对我吼道：“干活啊，你这头畜生！”我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没过多久，比我强壮得多的年轻人维克托接手了我的工作，而且确实做得比我好多了。

爱情初萌

在夏季结束时，我们离开了位于第129号街的充满马臭味的房子，搬到了曼哈顿大街350号靠近第114号街的一栋差不多也是褐砂石的房子。那里的浪漫氛围第一次打动了我的心。我只将女人分为两类：母亲和来自其他星球的居民。这种不正确的态度源于我接受教育的环境。除了在幼儿园那糟糕的两周，我从来没与女生一起上过课。由于缺乏亲近感，我几乎没有与任何同年纪的女生有过正式交往，也许我的表姐海伦除外，但她没有对我的思想或情感造成多大影响。

我曾经迷恋和爱慕过一个漂亮、聪慧、开朗的女孩，并且她也很喜欢我。遗憾的是，她18岁，而我只有12岁，还是个小孩子。她的名字叫作康斯坦丝·弗莱什曼（Constance Fleischmann），她为了住得离巴纳德学院近一点，与母亲一起搬到了我们家寄宿。没有哪个女孩能像弗莱什曼对待我那样，友善地对待一个害羞的男孩了。她主动教我法语，我也学得很投入，尽管我的功课已经很繁重。从此我的书架上多了一本教材版的普罗斯佩·梅里美⁽⁶⁷⁾的小说《高龙巴》（Colomba），书上写有单词、注释等。

我们还一起读法语诗歌。有一首诗是雨果写的，名字叫《坟墓与玫瑰》（La Tombe et la Rose）。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诗，要求我用心领会。我不仅由衷地这么做了，还把它翻译成了英文诗，直到今天我都能背诵这首诗。它标志着我精神生活第一次重大转向的开始。与很多浪漫而且敏感的男人一样，我自己也写过很多诗歌，尽管我的批判性思维告诉我，这些诗歌缺乏闪光点。然而，将其他诗人的杰作翻译成英文则让我汲取到了他们的灵感。翻译需要专注，外加某种技巧，我认为我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我曾翻译过很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作品，此外，我还曾将英国著名诗人豪斯曼的一首诗翻译成法文，并从中获得了自我满足感。

我忍不住想在这里分享我翻译的雨果的这首小诗《坟墓与玫瑰》：

坟墓询问玫瑰，

黎明抛洒给你的那些眼泪

你会用来做什么，爱情之花？

玫瑰询问坟墓，

注定要从上方喂进你咽喉的生灵

你会用来做什么？

玫瑰说，死亡的归宿啊，

眼泪被微风吹洒

我将用它制作琥珀芬芳的香水。

坟墓说，啊，哀伤的花儿，

知晓我能力的每个魂灵

我就是送他们去往天堂的天使。

我快满13岁了，开始接受训练为成人礼做准备。关于这件事，我唯一可说的是，我让我的指导老师失望了，因为仪式上通常要对父母表达感恩之情，要对犹太教的荣光和礼教做出庄严承诺，而我固执地拒绝这么做。

搬回莫里斯舅舅的家

母亲的租房生意以惨败告终。在我们将房子和几乎所有物品拍卖掉之前，危险信号就已经出现了。我记得我们既为自己的物品在拍卖锤下被公开卖掉感到羞耻，又为拍卖场人山人海、拍卖本身和稀奇古怪的事情感到兴奋。拍卖那天，我们三兄弟每人都分到一项很轻松的任务。由于我是家里数学学得最好的，我的任务就是把每个房间的家具卖了多少钱进行加总。看着一个个家具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售出，母亲是多么伤心啊！不过，我们的竖琴有两个下定决心要购买的竞拍者，其中一位最终以150美元的高价买走了它。这是我那天唯一一次看到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再次回到位于长岛自治市公园的木屋，与莫里斯舅舅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住所离市中心好远，而且离位于曼哈顿阿姆斯特丹高地的汤森·哈里斯高中尤其远。为了从新家去学校，我首先要乘坐有轨电车，然后乘坐穿过布鲁克林大桥的快速高架列车，最后还要搭乘新建的开往第137号街和百老汇的地铁。单程需要耗费一个半小时。然而，主要的难题在于往返的交通费，单程要花5美分，每周累计要花1美元。但我没有浪费通勤路上的时间，我几乎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是在通勤途中做完的。我记得那时我正在学习初级希腊语，当列车缓慢驶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我会时不时抬起头，朝北看看当时正在修建的曼哈顿大桥的红色大梁。

作为一个13岁的男孩，我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赚点小钱，积少成多。我会去照看煤炉，除了要将很重的煤灰桶沿着台阶从地下拉到地上，然后把煤灰倒进道路上的凹陷处之外，这份工作并不难。我还为一个男孩做过数学家教，他家离我家只隔了几栋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劳工运动家约瑟夫·巴伦德斯（Joseph Barondess）。⁽⁶⁸⁾我们两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并且我还多次听到巴伦德斯与莫里斯舅舅这两个聪明人之间的亲密交谈。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将舅舅交给他不同客户的报告用打字机打出来。这些报告都是煞费苦心写出来的，页数很多。我是用奥利弗牌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的，这种打字机只有三排按键，但每个按键可以敲出三个字母，不像常用的打字机那样只能敲出两个字母。后来，我很长时间以后才忘掉好不容易熟练掌握的奥利弗打字法。我不知道这种打字机现在是否仍在使用。

在赚了更多的钱之后，生日那天我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那可是我人生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天。我把自行车推到并不难找的一条僻静的街上，在那里，经过半小时的磕磕绊绊，我自己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暑假到来，自行车绝对是个好东西。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它载着我的邻居兼好友克劳德·加斯纳（Claude Gassner）去位于弗拉特布什（Flatbush）的“公立学校体育联盟”运动场。我们非常喜欢在那里打网球，并且球技还有了很大的进步。

寄宿于长岛自治市公园的那个夏天，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法语，我的基础非常薄弱，基本还是弗莱什曼教的。我家书房唯一的法语书是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⁶⁹⁾写的《自然研究》（Etudes sur la Nature）。与其他书一样，它是父亲在摩西·蒙特菲奥里⁽⁷⁰⁾的藏品拍卖会上买回来的，曾经装订得非常好，但现在已有些破旧。这个版本是大约1800年印刷的，一共有6小册。书页是黄色的，字体古旧，而且非常不好辨认，法文本身也是古体语，比如，单词结尾的“ait”被写成“oit”。这位圣皮埃尔是个典型的18世纪法国作家，集自然主义者、博学的科学家和小说家于一身。他写过关于植物和动物、关于各种科学理论的各类著述。他正好赶上了各个学科大发展的好时代，并对各种哲学问题做出了思辨式的回答。

我会在《希思法国字典》（Heath’s French Dictionary）上查阅每个我不认识的单词，然后把它的法文含义连同对应的英文含义抄在一张纸上。反过来，我会遮住纸上英文或者法文那一列单词，然后试着把未遮住的单词翻成另一种语言。夏天结束时，我学会了好几千个新单词，尽管这些单词大多是些专用术语。由于很多单词与国外的植物和动物有关，我很快就把那些很少用到的单词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是能记住不少。后来，我会时不时在与法语教授对话时使用相当专业或古旧的词语，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不过，对于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法语单词，我的很多发音都不准确，因为我完全是通过阅读认识它们的，在应该如何发音的问题上，我就像圣皮埃尔的科学理论那样经常犯错。

转学至男子高中

莫里斯舅舅逐渐变得富有起来，他搬到了位于华盛顿高地的一个相当奢华的公寓，而我们则搬到了位于布鲁克林区巴斯海滩的一个小房子里，离布鲁克林城区相当远。母亲非常高兴能再次“自立门户”，我们三兄弟也以最兴奋的状态接受了我们这个小房子的不足之处。

然而，由于与曼哈顿的距离变得更远了，我几乎无法继续在汤森·哈里斯高中的学业，只好很不情愿地转学到布鲁克林男子高中，这所高中采用标准的四年制课程，而汤森·哈里斯高中则是三年制。我一直有一种幼稚的虚荣心，希望自己能在15岁就进入大学，但转学意味着我必须放弃之前极不理智的野心。

那一年，布鲁克林男子高中换了一位新校长——沙利文博士，他后来成了纽约州的历史学家。他曾在曼哈顿的商业高中给我哥哥莱昂上过历史课。我带着我在汤森·哈里斯高中的成绩单走进了沙利文博士的办公室，刚开始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冷淡，不过，当他看到我的成绩单时，他的圆脸上就绽放出了笑容。“这才是我喜欢看到的成绩，”他说，“几乎所有从汤森·哈里斯高中到我这里的学生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被赶出来的，尽管这些学生会拉低我们学校的平均分，但我也不得不接收他们。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布鲁克林男子高中长期以来都是在学业成绩方面享有最高声誉的学校之一，而我的确很荣幸能到这里当校长。”

我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度过了充实的两年。由于时间不够用，我无法继续学习希腊语，但我对拉丁语课程仍抱有特别的热情。尽管我承认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作家、雄辩家西塞罗能言善辩，但我还是无法适应他的自恋和自命不凡。在我接受的古典文学教育中，我真正喜欢的作家是维吉尔。我发现他是一个天才，他的作品既满足了我的精神需求，又映照出了我的认知局限。诚然，维吉尔是荷马的效仿者，他的作品不够直截了当，他塑造的人物也过于简单。然而，他弥补了荷马的不足，我能深刻地领会到他叙述的所有精妙之处以及他在诗歌表达的意蕴和韵律上所展现的精湛技巧。维吉尔的作品中没有天真幼稚的东西，但也不过度浮夸，没有深不可测的神秘，更没有反智的内容。在我看来，他就像音乐界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作者在眼界和能力上无疑弱于《第九交响曲》的作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勃拉姆斯比贝多芬更能让我产生共鸣。

虽然古典语言已经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是我并不赞同强制学习拉丁语，更不用说希腊语了，我甚至不赞同将这些课程当作选修课。学习这两门语言本身不是坏事，但需要耗费极大的脑力和很多时间。就我所知，很多选了这两门课的同学都证明了，最终他们付出的时间和努力都白费了，这很可惜。没过几年，他们就忘了所有的概念和几乎每个单词。在学习每门语言的过程中，无论是古典语言还是现代语言，都存在着某个临界点，一旦过了这个点，你付出的努力就会得到永久回报，这样的努力才是值得的。如果学习者在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前就停止学习，那么他已经学到的东西就会逐渐忘掉，有时甚至会忘得很快。但如果他坚持住并越过了这个拐点，他就会终身掌握这门语言，并且还可以在余生中不断拓展和加深对它的理解。

有人认为学习外语只是为了“锻炼脑力”或者只是一种“训练”，不用了解与语言相关的文学和文化，这种观点我是不认同的。在英语学习中，就有很多技巧可以用于锻炼脑力，比如，快速阅读的技巧，理解阅读内容的技巧，多年后还能记住文字内容的主旨和某些细节的技巧，以及用清晰、简明和符合语法的方式表达自己或他人想法的技巧。如果由我来重写《爱弥儿》⁽⁷¹⁾，前8年我会只安排两门课程：英语和科学。当然，后者包括数学。不过，我还会将历史、地理和公民教育加入持续的英语学习中去，而且不会把这些科目与文学截然分开。

虽然我一直是个单词拼写高手，但理智告诉我，学习英文拼写本身没有多大价值，掌握它仅仅是出于传统或约定俗成的原因。我宁愿让每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拼写，只要信息传达充分、表达正确即可。就像莎士比亚时代的那些伟大人物所做的那样。不过，我认为我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每个人都想改进当前的教育制度，而这里不是一个详尽表达我自己想法的合适的地方。但我必须呼吁，有天赋的学生在年纪尚小的时候就要有接受更大挑战的勇气，并理应受到特殊对待。他们应该学习多门外语，以作为标准课程的补充，因为只让他们上标准课程，节奏太慢，无法让他们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投入极大的专注。

我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班上排名第三。但我得为自己开脱一下，因为班上的聪明学生实在太多了。我写了一个故事，名叫“巨大的饼图”（The Great Pie-Plot），发表在学校的文学年刊《记录者》（The Recorder）上。那是一本很厚的期刊，封面用了我们学校的代表色红色和黑色。我还参加了班级之间的辩论赛。我在学校取得的主要荣誉是入选了“阿里斯塔社”（Arista），一个在我毕业那年所有纽约高中组建的荣誉社团。但让我获得最大满足感的事情，是我赢得了学校的网球比赛冠军。那一年早些时候，我努力想进入校网球队，但没能如愿。因此，能在三局两胜制的比赛中击败校队队长詹宁斯，对我来说是巨大的个人胜利。后来，詹宁斯又击败了锡德里克·梅杰（Cedric Major），而梅杰随后赢得了在森林山举办的全国专业级单打比赛冠军，我想他一定是经过我们学校的比赛磨炼后球技大涨。再后来，梅杰成了利哈伊谷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主席，却在60岁时死在了网球场上。由于我在布鲁克林男子高中被视为刻苦勤奋的学生，因此大家都觉得我并不擅长运动，然而，如果联赛日程安排得更早一些，那么我夺得校冠军这件事就可以让我在同学面前扬眉吐气了，但因为联赛直到我们毕业之后才结束，所以几乎没人知道这一足以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事实上，直到第二年秋天，我才拿到我的金牌。我们的体育主任把金牌交到我手上时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再次搬家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是从布鲁克林搬到布朗克斯的凯利街。这与两年前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我住在离布鲁克林城区很远的地方，上学的地方则在北曼哈顿；现在我住在布朗克斯，上学的地方却在很远的布鲁克林城区。

15岁那年，我构思并完成了一项发明，这可是我好几次绞尽脑汁想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像我们住的那种公寓，访客在楼下按门铃时，厨房里的铃声会响起来；然后主人会去楼下的门口按下控制门闩的按钮，让访客进来。因为我年龄最小，开门这活儿就分派给了我。每当门铃响起时，我都不得不把书放下，去开门。我被这项任务弄得不胜其烦，但它成了我发明的灵感来源。我想起电线可以从门铃连到门闩按钮上，而门铃铃舌一旦移动，就会闭合电路，从而打开楼下的门闩。

在做了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我终于成功搞定了装置。我甚至还在线路上设计了一个小开关，一旦我们一家人出门，就把开关关闭，装置就不起作用了。当然，只要访客按响大门门铃，门闩就会自动弹起，访客就能开门而入。与此同时，就像以前一样，我们听到门铃声就知道有人来了。我曾幻想我的发明会安装在全世界每一栋公寓里。安装成本很低，我可以很轻松地从每一户住家那里赚取1美元。当然，我还可以向其他城市收取巨额的专利费。我天马行空地梦想着凭此发明为家族重新积累财富，甚至把财富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没过几天我的梦想就破灭了。怎么回事呢？首先，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只要访客用手指按住楼下的门铃，门闩就会弹起。访客在按门铃时肯定会注意到门闩弹起的响声，然后他就必须松开门铃去抓门把手。可是就在他的手指离开门铃的一瞬间，门闩会马上落下，门又被锁住了。令人沮丧的是，访客会重复按门铃好几次，但结果都一样。最后，还是要有人下楼去给他开门。我们会做些蹩脚的解释，然后访客会说他们觉得这个发明不怎么样。不过，比起那些不知道如何用这个装置的人来说，有些知道如何使用的人带来的麻烦更大。没过多久，公寓楼里所有的小孩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会故意按响门铃，巧妙地用另一只手抓住门把手，把门打开，然后进到自己的公寓，而住在顶楼的我们却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客人还没上来。很快母亲就受够了。她命令我把这该死的玩意儿拆掉，而拆的过程让我心疼不已。在那之后，我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