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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证券分析方法的初检视

我注定要在华尔街度过全部42年的职业生涯，一开始是作为经纪商的跑腿者，最后成了一家大型投资基金的合伙人，同时担任着两家大型企业的主席。这些年来，我从他人的教导和示范中学到了很多，虽然我学到的东西从来没能让我避免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也没能对我取得的成就做出太大贡献。这一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虚荣心，使得哪怕是一个诚实而相当谦逊的自传作者也会很容易忘记他对别人的亏欠。

我带给华尔街的东西是一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节的核心学术观点。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使我具备了查找信息、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但我要在这些能力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种能力，而具有学术天赋的人通常是不具备这两种能力的。首先，要有找出问题的重点的良好能力，要具备避免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的能力；其次，要有解决实际问题、把事情做好、提出解决方案，尤其是发明新方法和新技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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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足够幸运，能把我的才华施展在金融分析领域，那么我也同样足够幸运，能在一个好时代进入华尔街。当我开始职业生涯时，市场投资范围几乎完全局限在债券上，普通股则主要被视为投机工具，除了极个别例外情况。不过，很多场外交易市场的经纪人开始交易普通股，这为之前还被视为几近于赌博筹码的普通股注入了一些正能量。上市公司开始提供详细的运营和财务信息，它们要么是自愿这么做的，要么是遵从了交易所的要求。金融服务机构开始以简便的方式在它们的手册和定期刊物上呈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此外，诸如州际商业委员会和各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之类的监管机构也开始搜集大量数据，涉及铁路、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而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供查询和研究。

然而，1914年，在股票分析领域，大量的财务信息被严重浪费了。投资者虽然没有完全忽视数据，但他们只做肤浅的研究，而且对研究几乎没什么兴趣。他们最看重的是各种内幕消息，其中有些与商业运营、新订单、盈利预测等数据有关，但更多的消息与市场操纵者的当前行为和计划有关。这些著名的“庄家”可以操控每只热门股票的价格，使其大幅上涨或下跌。华尔街老手认为，将精力放在分析枯燥的数据上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价格变化是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因素决定的，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人为的。

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大型工业企业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的分析上越来越注重内在价值和投资优势。作为华尔街的新人，我没有受到扭曲的传统教条的影响，而是接受了已经开始进入金融领域的各种新力量。我学会了区分哪些东西重要和不重要、可靠和不可靠，甚至能辨别出诚实和不诚实，在这方面我的眼光和判断比我的很多前辈还要准确，因为他们受到了过往经验的束缚。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我发现华尔街是一片处女地，可以在其中检视真正有效而普适的证券分析方法。自身能力和时代潮流的双重幸运因素使得我在华尔街的成功成了必然。不过，我的职业生涯绝不缺少挫折。

我先举一个小例子：纽伯格-亨德森-洛布公司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客户服务员沃纳先生。他自己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闭，之后加入了我们公司。他有一头白发，颇具贵族气质，为人和蔼可亲。他有个儿子，名叫阿瑟，是个很聪明的小伙子，但酗酒，这让沃纳很是头疼。沃纳能准确地报出任何一只股票的最新价格，也熟知华尔街上大大小小的消息。他走路时一定会拄着拐杖，他曾经说服我也买了一根合适的拐杖用来在华尔街走路。我确实照做了，但只使用了很短一段时间。

1915年，我正在客户室帮同事更新行情报价，之前我经常在那里与沃纳先生就经营进展、公司盈利等问题相互交流。那个时候，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利润有了改善，但这只通常被称为“小猫”的股票似乎还在以每股12美元的低价出售。我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帮过沃纳的忙，作为报答，他建议我们一起买100股“小猫”普通股，他出一半的钱，我出一半的钱。⁽¹¹³⁾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明察秋毫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听说了这件事，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训斥了我一顿。他提醒我，他曾经对我说过不要投机，然后又以格外严厉的语气补充道：“本，如果你想投机某只股票，至少你应该选择其他标的，而不是像‘小猫’这样处于下跌趋势、质地不好的铁路股。”当然，为了了结此事，我很快就卖掉了我的仓位，还赚了点小钱。我能想象阿尔弗雷德一定也训斥了软弱的沃纳先生。

不过后来情况又反过来了，公司采纳了我提出的建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涉及的对象同样是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它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境，这时我说服我的公司购买它的股票，这一操作证明了我擅长类似的计算。“小猫”铁路如今处于破产状态，印证了之前阿尔弗雷德对我的批评，认为我这个新手对这类股票的操作过于莽撞了。公司的重整计划公布了，赋予了普通股持有人购买重整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市场认为现有的股票一文不值，股价大约只有每股50美分。我向公司合伙人指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小猫”老股的股价相对于同样数量的新股过于便宜了。换句话说，如果新股在现有的价格基础上只上涨1美元，老股的价值也会提升1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老股会获取两倍的回报。事实上，在铁路股牛市期间，人们很容易赚3到4个百分点，而最大损失可能只有0.5个百分点。公司合伙人原则上反对公司从事任何与投机类似的行为，虽然他们很乐意看到客户沉迷甚至过度沉迷于投机。然而，就这件事而言，我的逻辑分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我们买入5000股，第二年，我们赚了差不多6倍的利润。

我的第一笔套利操作

我真正成为华尔街与众不同的交易员还要追溯到1915年，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分拆计划给我提供了绝佳的证明机会。这家公司持有几家大型铜矿公司的大量股权，包括内华达、奇诺、雷集团和犹他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是纽交所的热门股。当古根海姆勘探公司提出分拆计划，要将它持有的各类股份按比例分派给它的股东时，我计算了各类股份的加总市值，它显著高于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股价。在这种情况下，买入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股票，同时做空奇诺、内华达、雷集团和犹他公司的股票就能实现确定性套利收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股东不同意分拆计划；二是清算或其他麻烦导致计划执行被拖延；三是很难做到一直持有被做空的股票的空头仓位，直到这些股票被分派给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股东。

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风险都不大。我向公司提出了这一操作建议，公司花了不少资金来进行这次套利。我还把这一操作方案推荐给了其他同事。我记得哈罗德·劳斯建议我帮他操作，赚取的利润分给我20%。就这样，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笔套利操作，事实证明，这是我尤为擅长的研究和交易领域之一。分拆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利润兑现就像我计算的那样精确，每个人都很开心，特别是我。

1915—1916年，我们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牛市。美国虽然没有卷入战争，却从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和战时物资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战争爆发之初，股价暴跌，但很快又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公司的业务持续增长。我发现我履行了很多不同的职责，统计人员、证券分析师以及市场简报撰写人，还在出纳忙得不可开交时，做他的助手。那个时候，在华尔街的公司，出纳是最重要的后台部门岗位，负责证券递送、短期拆借和长期借款，以及完成所有的簿记和记录工作。我们的出纳是赫德先生，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尖酸刻薄和独断专行的人。然而，我却能与他很好地共事，并且他似乎也很感激我对他工作的帮助。事实上，有一次，当公司接连把我的周薪上涨了5美元和10美元时，好像是从25美元上涨到30美元时，赫德先生把加薪后的工资递到我手上，然后用他一贯生硬的口气说：“你早该加薪了。”

到了1916年，我的工资涨到了每周50美元。我迫不及待地正式向黑兹尔求婚，她不假思索就同意了。11月，我们举办了订婚派对，我们开了香槟庆祝，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祝贺电报。然而，其中一封电报与庆祝无关，那是关于我要服兵役的信息。我必须一开始就诚实而坦率地承认，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打了折扣的从军生涯

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与此同时，纽约的普拉茨堡成立了军官候选人训练营。目的是将征募的大量士兵培养成初级军官。我决定申请加入训练营，希望能成为少尉军官。为此，我争取了很多推荐信，包括总督岛上的伦纳德·伍德将军、米彻姆上校以及尤为积极的我的老教务长凯佩尔，老教务长现在已经担任战时助理秘书长了。有了他们的支持，我想我应该是可以加入训练营的，我还提前做了相应的准备，尽管母亲和黑兹尔都不太支持我的做法。结果还是让我失望了。我收到了一封简短的信件，说军队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军官候选人，由于我是英国人，所以他们不会考虑我的申请，把我的推荐信也一并退还给了我。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的两个哥哥挣的钱还不太多，我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如果能当上军官，我的薪水就足以继续维持母亲的生活，但如果只是一名士兵，薪水就不够用了。最理想的情况是，到时候由我的两个哥哥去服兵役，而我则以母亲需要照顾为由申请豁免服兵役，继续从事我现有的工作。我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方案，因为我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它驱使着年轻人为国家而战。事实上，那时我已经把美国当成了我3/4的故乡，剩余1/4属于英国，这两个国家都需要我的帮助，我很不愿意成为逃兵。

我和黑兹尔早就打算在6月举办婚礼。那时我正在申请加入军官候选人训练营，我告诉她，婚礼可能会无限期推迟。不过，既然我没有被训练营录取，似乎也不可能去服兵役，我们就决定如期举行婚礼，尽管还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1917年6月3日，我们在黑兹尔家里举行了婚礼。那天早上我还与赛·科恩（Sey Cohn）和阿奇·伦敦（Archie London）在亨特高级公寓的球场打了几场激烈的网球比赛。后来，我带着我的网球拍跟黑兹尔去了弗吉尼亚州旧康福特角（Old Point Comfort）度蜜月。我们出门时，我的岳母说我看起来完全没有新郎的样子，身材矮小，细皮嫩肉，腋下还夹着网球拍。她的观察有些许预言的意味。周日一大早，只要阳光明媚，我多半会出现在网球场，而不是继续躺在家里的床上。

在我举办婚礼的前几天，我的哥哥莱昂娶了内莉。因为新娘家人的观念非常传统，他们认为，哥哥没结婚之前弟弟先结婚是不妥当的做法。婚后不久，莱昂参军了。由于他这些年参加了国民卫队的训练，所以被送到军官候选人训练营，成了军需公司的少尉，而他不是美国人这个问题也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了。他没上过战场，多数时间待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¹¹⁴⁾的聋哑人避难所，当时该所已被征用为军事基地。维克托也如期参军了，但直到战争结束，他也没有离开过美国。

大约在1917年末，我因为申请豁免服兵役，要去征兵委员会答辩。那时我和黑兹尔正期待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委员会官员询问了我的婚姻情况，他们对前一年11月我们在订婚派对上收到服兵役的电报一事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们对我都很友善，但我还是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有些激动地说道，我对家庭的义务使得我提出了豁免申请，但如果委员会认为我应该立即或者稍后服役，我会接受安排，以缓解我的愧疚感。然而，我的豁免还是得到了批准。

在此期间，我还是有过一段打了折扣的从军生涯。由于国民卫队的士兵全部去参战了。当时成立了一个名叫“纽约州卫队”的新机构以取代国民卫队的分支机构。我成了第22工程兵M连的成员。我们在靠近百老汇第168号街的军工厂进行演习，而那里是真正的第22工程兵所在地。我们每周都会演习，每月进行兵团检阅，完成不同的特定任务，包括作为仪仗队为米切尔市长的葬礼服务。我们的上校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¹¹⁵⁾，我们的荣誉乐队指挥是著名的维克托·赫伯特（Victor Herbert）。我至今还记得我们连第一次接受检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经过兵团演习大看台时，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乐队使尽全力演奏，而浮夸的指挥员则用力地挥舞着他的手臂。我们的上校高大纤瘦，留着范戴克式的胡须，他犀利的眼神会看向每一个经过他的方阵，也算是对指挥员发出的“向右看”命令的回应。

我们连的领导是莱森林中尉，只要我们连的人数能达到40人的最低要求，他就能马上晋升为上尉。这一目标很难实现，但莱森林还是尽力不停地招募新成员，并给那些已经加入的成员打气。我们都非常喜欢他，最终我们实现了目标，成了兵团里满员的一个连。几周后，莱森林患肺炎去世了。一个新的负责人从其他兵团调了过来。他缺少莱森林的激情，于是，我们的士气很快就消退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于1918年11月签订时，我们的士气彻底消失了，我们也没有了再继续过军旅生活的实际理由。然而，作为一位名义上的下士，我还是在兵团里又待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负责一个小分队的操练。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是因为我急于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以我不愿意每周抽一个晚上的时间以非正式的军官身份召集大家在军工厂演习。我两年的征召期在1919年结束了，我很高兴能光荣退伍。

这就是我不太光荣的战时经历。我没能加入真正的军队，没能与数百万其他年轻人一道在前线出生入死，遗憾和不安贯穿了我的一生。当我写到这里时，一个很不和谐的场景浮现在我脑海。那是1918年的某个时候，由于我稍后将会提到的财务问题，我的母亲不再单独住她的公寓，而是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黑兹尔跟母亲完全合不来。母亲习惯于完全独立的生活，并且也不对任何人负责。而我的妻子则是一个精力旺盛、认真尽责和有控制欲的人。她们之间关系总是很紧张，并且时不时爆发言语冲突，然后都来寻求我的支持。我记得有一次，她们正在争吵时，我严肃地宣布，我打算离家去参军。她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我也收回了我的威胁之辞。今天，我的理性告诉我，我没有在法国战场上战死，这对于我以及对于我的国家都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还是会有羞愧感，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做法显得不够忠诚。

1916年是伍德罗·威尔逊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竞选总统的一年，两人的民意支持率差不多是美国政治史上最接近的一次。在那个时期，华尔街本身就是选举的赌博中心。几乎所有交易股票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在今天，每个人都把自己称为“投资者”。他们也并不认为股票交易和赛马或其他赌博方式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读者知道纽交所经纪商所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就是为客户保管选举赌注的话，可能会感到很吃惊。几年后，交易所为了提高社会声誉而禁止了这项业务。1916年我被推选为公司总统竞选赌博部门的负责人，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我在公司的确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几乎所有选举的赌注金额都是一样的。我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了现金和签过名的备忘录。选举投票结束的第二天，大家都很兴奋，没人知道究竟谁会获胜。事实上，直到第三天，威尔逊获得连任的官方结果才传到华尔街，而我也开始为那些赌民主党获胜的人分发他们赢得的赌金。

投资生涯中的两次挫败经历

我的投资生涯经历过两次重大挫败，现在我要讲述第一次经历。我的好友阿尔杰农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他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也是一个极为节约的人，他攒了不少闲钱，大部分用来投资了美国照明和有轨电车公司价格很高的公共事业股票。我在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拆项目上获得的初次成功让我对套利、对冲等特殊交易，以及其他被低估的证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些独特领域正是我享誉华尔街的原因所在。此外，我还得出结论，买进被低估的股票，或者批售的股票，投资者或多或少都能赚到钱。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阿尔杰农，并把我在其他案例上的成功经验分享给他时，他非常感兴趣。我们签了委托理财协议，他的账户里有25股美国照明和有轨电车公司的股票，每股市场价格为400美元，这价值1万美元的资产就是我的保证金⁽¹¹⁶⁾，然后由我来操作账户，利润和损失由我和他均摊。

大约在第一年，我们的账户就赚了不少钱，我从其中分得了几千美元的利润。我用这笔钱买下了位于百老汇第98号街的百老汇留声机店。我的哥哥莱昂早就想从沃纳梅克百货公司辞职了，这些年来他对音乐，主要是歌剧以及留声机一直很感兴趣。他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欧文·齐恩（Irving Zion）准备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留声机店的消息。莱昂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尤其是这家店拿到了艾奥利安Vocalion留声机的独家销售权，而这种留声机当时刚推向市场。想到几年前我们在投资电影院上的惨败经历，我没有像我哥哥那样信心满满，但我还是很乐意帮他实现梦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为这家店支付了3 500美元，包括固定资产和商誉，然后又以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共的投资额大约7 000美元。为了拟定法律协议，我们邀请了我们家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律师，就是那个13年前在父亲墓碑揭牌仪式上致辞的人。当协议拟毕，亚历山大对面颊苍白而瘦削的齐恩说了如下一番话：“齐恩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位年轻人做点特别的事情，因为他们显然热情有余，经验不足。不像其他久经沙场的生意人，他们没有讨价还价就接受了你的报价。你能让他们少付500美元，以作为他们急需的运营资本吗？”齐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称赞了罗森塔尔先生尽力为他的年轻客户争取利益的做法。但他还是没有在价格上松口，并声称现在再来谈降价无异于让孩子把吃到嘴里的面包吐出来。亚历山大叹了一口气，交易还是按照之前约定的价格执行。

我们对留声机店的经营远谈不上成功，但在降价卖掉它之前，我们还是维持了好几年。接手的人是一位前歌剧导演，他比我们更懂行。就艾奥利安唱片公司（Aeolian Records）而言，我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啼笑皆非的位置，而这种情况在我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过好几次。艾奥利安唱片公司在第42号街有栋办公楼，我们每次都带着谦卑的敬畏之心去拜访，要么是想去争取点优惠条件，要么是去为自己辩护，因为公司批评我们不重视推销他们的产品，而是更多地在销售其他品牌的产品。15年后，艾奥利安唱片公司陷入了经营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奥利安唱片公司年息7%的优先股的最大持有人。我成了公司保全委员会主席，要为我们持有的证券拿出最佳重组方案。我们最终成功摆脱了困境，没遭受任何损失。那时我对艾奥利安唱片公司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与1917年我对公司的欣赏简直判若云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对我们留声机店的生意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当莱昂去参军时，维克托替代了他的位置，成了经营者，后来维克托也被征召服役。我会在某些晚上和周六去店里帮忙。有时候客人会对我们提出一些可笑的要求。有个客人曾经问莱昂，店里有没有露西·盖茨的唱片，莱昂和善地回答说，“没有，但我们有露西·马什的唱片”。⁽¹¹⁷⁾那一刻让我回想起了巴曼农场的两头奶牛，它们的名字都叫露西。还有一次，一个德国人来到店里，问我有没有关于《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¹¹⁸⁾的游戏。我非常严肃地向他保证，演员不会在悲剧歌剧中玩游戏。他对我的回答有些生气，因为他想要问的其实是有没有“乡村骑士”唱片的珍藏版。

当维克托也要离开店铺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朋友的哥哥接替了他。我对这位年轻人了解不多，但我经常听到有人称他为“王子”。他的确长得很英俊，和蔼可亲，不过也像大多数王子一样，不太聪明。可气的是，他当上店铺经理没几个月，就盗窃了店里的大量存货卖给其他商店，然后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当事情败露时，他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的父亲出现在了我们面前。那个女孩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道：“不要为那区区几千美元担心，我已经决心要嫁给他，我会让我的父亲尽一切努力让他免遭牢狱之灾。”我不记得我们追回了多少损失，但我敢肯定，那位“王子”轻易就逃脱了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除了留声机店铺的生意起起伏伏之外，我在华尔街的工作也陷入了困境。始于1916年秋天的所谓“平静的有惊无险时期”持续了一年，直到1917年美国参战，股票价格遭遇了持续下跌。阿尔杰农账户里持有的基本都是面临极大麻烦的证券，比如，我熟悉的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债券。我曾经计算过，它的重组价值远比市场价格高。然而，在熊市中，它的报价跟我持有的其他证券的报价一样，不断走低。更糟糕的是，几乎要跌停了。阿尔杰农的账户需要追加更多的保证金，但我的钱已经投在了留声机店铺上，变成了留声机、唱片和固定资产，无法变现。最终，我只好卖掉一部分教授最钟爱的美国照明和有轨电车公司的股票，也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账户资产仍然低于保证金，处于冻结状态。我欠下了我无法偿还的债务，更糟糕的是，我管理的阿尔杰农账户亏得一塌糊涂。

我记得有一天吃午饭的时间，我极为绝望地在金融区闲逛，有那么一瞬间，我多多少少想过自杀这件事。但我还是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的老朋友，尽我最大努力摆脱困境。不用说，对我极为信任的阿尔杰农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但他还是对我报以最大的理解和同情。他提议说我可以每月向账户偿还我能够负担的金额，直到亏损完全得到弥补。我同意每月固定偿还60美元，这一过程持续了两年，直到市场开始转好，同时阿尔杰农的账户也不再需要额外补充资金。幸运的是，阿尔杰农一直信任我，尽管我似乎并不值得他信任。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为他赚了很多钱。

就在我的财务状况相对紧张的时候，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母亲与黑兹尔争吵不断。不过，我的经济状况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改善，甚至在还清阿尔杰农的债务之前就出现了这种趋势，因此没过多久我就有条件再次让母亲搬出去单独居住。从此，她一直独居，超过了25年，直到以悲剧般的方式去世。亲朋好友出于对她的心理健康的考虑，建议她与别人多来往，但都无法说服她。究竟是因为与儿媳同住的几个月给她留下了难以释怀的糟糕印象，还是她的性格使她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

跟以前一样，在我婚姻的早期阶段，除了每周的薪水，我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我从公司领到了每年圣诞节发放的奖金。1914年12月，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关闭了很长时间的交易所重新开张。没人会对圣诞节奖金抱有多大期待，有些公司只是象征性地发了一点，有些则一分钱都没发。平安夜那天，正当我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一位老员工指着百老汇100号附近几乎门可罗雀的酒吧悲伤地说：“你可以想象去年和以往的圣诞节那里的景象，我们会在那个人山人海、拥挤得几乎无法呼吸的酒吧里花掉我们得到的大多数奖金。”我忍住没告诉我的朋友一件事，而阿尔弗雷德·纽伯格也严禁我把它透露给其他人。他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有100美元，作为我在公司承担各种职责的一种特殊奖励。

我之所以对这100美元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用了其中20美元为母亲买了一个通用牌的小电烤架，这是她一直想要的东西。这件礼物让她喜出望外。她几乎每天都用它来烤羊排或者鱼类，一直用了30年，直到去世那天。从那以后，我每年的奖金都会大幅上涨，一直涨到了上千美元。但我觉得，之后越来越多的奖金都没有我第一次打开信封时那样兴奋。

结识重要的朋友威科夫夫妇

1915年，我结束了在夜校教书的工作，但我还在时不时给总督岛上军官的儿子们当家教。此外，我还在其他教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我教会了库斯女士如何使用标点符号。通过库斯，我认识了她在Vogue杂志做编辑的姐姐，因此得到了一个撰文发表的机会，让我误以为从此我将为该杂志撰写专栏。她让我写一篇短文，内容与文学或人文相关，文章将发表在杂志的评论版面上。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名为“圣人和罪人”（“Saints and Sinners”）的文章，其中再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在生活中总是更热衷于书籍，而不是行善？我在文中施展了自己曾得到过称赞的旁征博引的才华，提到了高乃依⁽¹¹⁹⁾在《熙德》（Le Cid）中提出的“亲爱的罪恶”这一概念。我想当然地认为，Vogue杂志的读者应该不难明白这一概念的含义和出处。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15美元的稿费。我马上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热切的希望之火很快就被浇灭了，我后来得知杂志社已经安排了另一个文学编辑来写这个月度专栏。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把这些文章发表到其他刊物，就此放弃了我的文学梦想，直到多年后我又尝试了戏剧创作。

也许我放弃的一个原因在于，我开始为其他的媒体撰文。带着些许忐忑，我给《华尔街杂志》投稿了一篇名为“挑选廉价债券”（“Bargains in Bonds”）的文章，其中展现了我对全部债券的相当全面的研究，希望读者能留意到不同债券之间的价格差异。杂志编辑巴纳德·鲍尔斯（Barnard Powers）迅即发表了此文，并让我继续投稿，而我记得这篇文章让我收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从那时起，我成了《华尔街杂志》的日常撰稿人。我结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和杂志的出版人、威科夫的妻子：令人敬畏的卡丽·G.威科夫（Carrie G Wyckoff）。威科夫夫人的商业生涯颇为传奇。刚开始她是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后来成了威科夫的妻子、商务助理，然后接替威科夫担任杂志社总经理，最终成了杂志社唯一的所有人。这最终的结果是由他们离婚造成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法律纠纷和恩恩怨怨。

我的“交友哲学”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与两人都相处得很好。每当我反思这类问题时，我都会发现，我天生适合做每个人的朋友，但无法成为知心朋友或密友。我之所以能得到每个人的喜爱，原因很简单，而且这也不是值得提倡的优点。我很少求人，但又不愿拒绝别人对我的请求。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总是想让自己给予别人多过别人给予自己，我也希望别人能够明白我的想法。这可能听上去非常像一条利他原则，但真实情况是，我也因此受益匪浅。首先，我的生活只需要来自他人的最小程度的帮助。其次，我真的很享受帮助他人的感觉，至少愿意帮助那些潜力尚未得到发掘的人。最后，我非常幸运，从来没有因为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不得不与他人进行艰苦卓绝的讨价还价。我很少从道德层面指摘他人的行为，我自己也并非完美，但我会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我有最强大的选择性记忆能力，我会尽可能迅速而彻底地忘记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尤其会忘掉他人对我不友善的行为。

正因为我的这种性格特点，和蔼可亲也好，优柔寡断也罢，我很容易结交朋友，而且友情都很长久。不管是在工作上产生过分歧的男性朋友，还是我曾交往过的女性朋友，我们都能保持友谊。不知何故，甚至通常以分手告终的恋爱关系也没让我和当事人彻底疏远，即便不再有爱情关系，我们也会恢复朋友关系。比如，就在几天前，我的妻子埃斯特尔⁽¹²⁰⁾提到我一个前女友的故事，然后让我猜一猜那个人是谁。为了搜寻线索，我试探性地问道：“她跟我还保持着朋友关系吗？”埃斯特尔大笑，说道：“我是不是应该换个问法？你跟哪个前女友没有保持朋友关系？”

容易交朋友的另一面在于，我缺乏大多数人所说的“深度”关系，而我喜欢把这种关系称为“完全投入”。我想我可能对吉卜林⁽¹²¹⁾的一句忠告印象太深了：“让所有人都依赖你，但又不要过分依赖你。”显然，有些朋友会比其他朋友更亲密。但自从上高中以来，我就没有结交过一个真正的密友，一个能让我毫无防备地分享我的想法的朋友，一个他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朋友，一个他的朋友也会成为我的半个朋友和半个对手的朋友。在人际关系问题上，我内心有种东西让我抗拒独占或垄断的观念。这使得我既难交上糟糕的朋友，也难交上知心的朋友，此外，我还必须补充一点，这种性情也使我不会对任何一个女友完全不满。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后，我发现自己既要为威科夫夫人的杂志供稿，还要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咨询机构提供服务。对于后一种情况，我每个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状况”或“廉价证券”的建议文章。威科夫夫人两次劝说我离开我的公司，加入她的团队。第一次收到邀请时，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回绝了。然而，第二次邀请给了我《华尔街杂志》主编的头衔，薪水丰厚，还有相当不错的盈利分红。我颇为心动，想要接受这一盛情邀请，但阿尔弗雷德·塞缪尔劝我留下来。我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承诺让我成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1920年他兑现了承诺。

我与威科夫夫妇的关系还对我哥哥维克托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20年的时候，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所事事了。虽然维克托天生是一名优秀的销售员，但他所在的公司总是以倒闭告终。我请威科夫夫人帮忙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威科夫夫人叫他到公司见习一段时间，工作职责是将印有杂志广告的股息计算器销售给经纪商。他把这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最后正式加入了公司广告部门。此后，他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很快，维克托就成了广告部负责人，而他的前任领导则成了他的助手。在20世纪20年代的牛市，《华尔街杂志》的发行量增长了好几倍，广告收入也在维克托聪明有力地领导下实现了快速增长，部门的营业收入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他也为自己赚了不少钱。遗憾的是，麻烦接踵而至。我认为威科夫夫人要么是她自己爱上了我哥哥，要么是想让我哥哥娶她的妹妹，或者两者兼有。但那时的维克托在风流了一段时间之后，疯狂地爱上了一个美丽活泼的18岁女孩西尔维娅·古德曼，而且他们很快就结婚了。那是1928年发生的事情，但威科夫夫人似乎从没原谅维克托的“一意孤行”。他不得不离开薪水丰厚而且职位也不错的杂志社，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但他进入行业的时机再糟糕不过，并且这项工作也完全发挥不了他在销售方面的特殊天赋。维克托带着极大的沮丧和悲伤熬了20年才重回正轨。他最后10年的工作虽然不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那样赚钱，但给了他所需要的挑战性和安全感。

“最糟糕的司机”上路

我的收入来源包括特定的套利交易和阿尔杰农账户的分红。直到1918年那个糟糕的秋天，我一直认为我对阿尔杰农账户的操作是相当成功的，也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早在1915年，我就与我的堂哥路易斯共同出钱买了一辆汽车，那是福特的新款车，名叫福特A型汽车，是福特畅销的老款T型车的升级版本。刚买车的最初几个月，大家都对我们羡慕不已，赞叹新车漂亮的造型。这让身为车主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具有工程师思维的路易斯在我们正式买车之前就买了一套指导工具，它解释了发动机、变速箱等部件的机械原理，另外还附赠了一辆零部件可以拆卸的硬纸板车模。因此，在把手放到油门上之前，我们就已经成了汽车专家。是的，那时的汽车是用像铁路机车那样的手动油门加速的，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脚踏板。

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与今天学开车完全不是一码事，福特会给买了车的客户免费提供驾驶指导。所以，我径直走到百老汇55号街的汽车销售店，付了395美元，买下了一辆锃亮的新款旅行车，然后由销售员开着它来到百老汇西区，教我如何开车。我必须先学会如何用曲柄启动汽车，这对初学者而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接着，销售员向我演示了如何同时操控三个踏板，包括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还演示了如何操作变速器、提前点火器、靠近驾驶杆的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学会了通过挤压小喇叭背后的橡皮球让汽车发出鸣笛声。当我第一次上手开车时，出现过大概6次汽车停滞不前的情况，每次销售员都会不耐烦地说：“把你的双脚从踏板上松开。”然后我会再次尝试。我开着车在西街来回经过了10个街区，那时西街上方还没有引以为傲的西城高速公路，路面上也没有多少车辆。半小时后，销售员说我已经学会了。于是，我载着他回到了汽车销售店，然后一点不紧张地独自把车开走了。我经过了曼哈顿中心的危险地段，到达了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高级公寓，而我全然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把车安全开回家的。

你可能会问：“你是如何通过驾照资格考试的？”不管你信不信，那个时候，只要你有车，就会让你有驾照。法律假定一旦你有了一辆车，你当然就应该懂得如何驾驶。因此，只有没买车的人才需要获取驾驶资格，参加相关考试。

我与堂哥路易斯共同拥有这辆车，这一事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快，虽然他多次警告我开车不要太鲁莽。我们对如何使用这辆车的安排是很简单的：每天轮换着开，所有与车辆有关的开销均摊，但不包括昂贵的保险费。我们有时会交换用车时间，但在我印象中，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用车发生过争执。

在我们家，我一直是那个最糟糕的司机。问题出在我无可救药的走神上，而不是因为我欠缺开车的能力。然而，我的辩护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45年的驾龄里，我从来没对任何人造成哪怕最轻微的伤害；除了剐蹭过挡泥板，我从来没撞坏过其他车辆；也没有对我自己的车造成比损坏风挡玻璃更大的破坏，而在那个遥远的、更快乐的年代，换个风挡玻璃只需要8美元。

但你们这些批评我的人呢，你们这些因着血缘或姻缘与我如此亲近的人，又是如何对待我的汽车的呢？莱昂和维克托，你们是否记得，有一天你们把车开到我公司，其中一人还提着一个小行李箱，郁闷地告诉我，我的车不小心撞上了电线杆，而你们俩竟然奇迹般地毫发无损，我的车却被撞得稀烂？我记得，我唯一的回应是，问你们是否把撞坏的零部件装进了你们的行李箱。埃斯特尔，你这位优秀的司机，我最严厉的批评者，难道不是你兴冲冲地把车开到公园大道，却开错了方向，撞上了一辆送一个孕妇去医院的出租车吗？我们的政府员工保险公司进行了全额赔付，所以我不知道这场车祸到底花费了多少钱。还有黑兹尔，我记得1919年在长岛休利特那恐怖的一天。当时你将我们的福特车撞上了一辆麦克斯韦汽车，母亲好不容易才把车门推开，而她的手上还抱着我们的宝宝牛顿。不过最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麦克斯韦的车主寄给我一张150美元的赔偿账单，用于修理汽车。你坚持认为他的要求太过分了，你只不过是撞坏了他的脚踏板，而且那辆车已经非常老旧。我给车主回信说，赔偿75美元足够了。在某个下雨的夜晚，他来到了我们在休利特的度假地，带着怒火拒绝接受我们的报价，坚持要150美元，1美元都不能少。为了平息事态，我把价格提高到了100美元。他冲进暴雨中，挥舞着他的雨伞，叫嚣着让我们跟他的律师去谈。但我们再没见过他或听到他的消息。就我们所知，他不知所踪了，而我们也从未想过要去揭开他的底细。

我们的汽车的前轴坏了，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坏的，但肯定与撞上麦克斯韦汽车有关。我们很想买一辆新的雪佛兰轿车，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通胀，该车的售价涨到了720美元，近乎天文数字。为了销售成功，当地销售员表示，只要我们能当场全款买下雪佛兰轿车，他愿意帮忙把我们的旧汽车修好，然后以250美元的价格卖掉它。我的商业经验告诉我，必须把口头承诺变成书面协议。他同意了，在协议上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汽车，但没有找到买家。就在我们返回纽约之前，我来到了他的销售店，将协议出示给他看，要求他要么把现金还给我，要么至少把我的车还给我。他无可奈何地让我把福特车开走了。当我们开到华盛顿高地时，很快发现有个邻居乐意以300美元的价格买下我们的车。于是，我们卖掉了这辆破车，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然而，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嫌弃这辆汽车，而它的买家却非常爱惜它。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汽车停放在我们住家的街角。他是一名牙医，经常下楼，用麂皮布掸去车上的灰尘，把车擦得锃亮，同时还要清洗风挡玻璃和车里的储物格。每当看到这一动人场景，我们很难不让自己发出笑声，因为我们会回想起，不久之前他的这辆“爱车”还破破烂烂地停在休利特的车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