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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在本书开篇我就将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减少作为测算社会资本的负面指标，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前述章节中曾详细指出的规范的转变，如何影响了人们出于合作目的彼此联合的能力，以及如何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社会关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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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1]与此同等重要但更为本书重点关切的是，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不仅难以预料，也可能彼此冲突。按照明显的道理，如果社会失序往往是由年轻气盛的男性造成的，那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应该能带来社会秩序整体水平的提高，因为年轻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未来数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将年逾半百。年届五十以上的人群绝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富于革命激情或犯罪倾向。从经济学上看也是如此，人口减少不会带来明显的损失：虽然GDP绝对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人均收入也许反而大为增加。随着人口规模变小和国民收入减少，出现这些变化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也会变弱，但这些国家中的年长群体是否怀有强烈的帝国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则难以遽断。
人均寿命的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发展形势，是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需要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曾指出，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大延长了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和保持创造力高峰的年限——他说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人的四十到五十岁阶段。[2]由于现代社会不再对高质量教育实行强制配给，活至老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会体会到“第三级人生”（tertiary life，即成年人接受全面教育的那种生活）的发达。社会资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形成，学生不再只是因为要获得能力和知识而接受教育，而是出于符合各行各业的需要而接受社会化改造。因此，年长者社会化程度之所以更高，不仅由于他们的心智更成熟，也由于他们更好地接受了社会的磨炼。
另一方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亲属关系的进一步衰弱，也因此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一些难题。大断裂时期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另一原因正是人们寿命的延长。如今的婚姻契约需要比往日维持更长的时间。今天，感情不谐的夫妻很少会像过去那样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自立之后再去离婚。而在19世纪，大多数夫妻都活不到这般年纪，往往在孩子成年以前夫妻一方就已撒手人寰。
家庭变小了，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变小。几十年后，大多数欧洲人和日本人也许只与他们的直系先辈发生联系。三代成年人同时活在世上成为常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人口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的计算，如果现今的生育模式往下延续两代人，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孩子将不再有兄弟姐妹、堂表亲以及姑伯叔婶这类亲戚；只有5%的孩子能同时拥有兄弟姐妹和堂表亲。[3]这意味着，像意大利这样在文化上十分珍视家庭关系的国度，彼时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独居的人数量大大增加，由于女性往往比男性在晚年活得更久，也是造成独居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见表6.1）。北欧国家的核心家庭退化得最为严重，几乎一半的家庭只由一人组成，显得最为孤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人家庭占到全部家庭的75%左右。[4]一些国家因此希望通过鼓励更大规模的移民来弥补本国出生人口的不足。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学会如何处理来自不同文化的异国移民涌入本国的情况，但在欧洲和日本，异国移民的到来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国民的强烈抵制。本国出生的人们内部也会出现新的冲突形式，譬如，如果老一代人不愿被年轻一代取代，就会发生代际间的争斗。
表6.1 一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
来源：各国统计部门资料，见附录。
那些实际上拒绝维持世代交替的社会还会出现其他哪些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家庭破裂的后果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减少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造成后几代人人力资本的减少。1966年由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委托完成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是一项旨在揭示出影响教育绩效诸根源的大规模调研。调研发现，家庭和同龄人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共政策所支配的教育投入（诸如教师薪资、班级规模、教具投入等）的影响。[5]此后，《科尔曼报告》的研究发现又屡屡为后续研究所验证。美国学生考试分数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其多半可归咎于家庭由于破裂、不和睦、贫困等原因而无法给孩子传授技能和知识。相反，许多亚裔美国孩子在考试中有抢眼的表现，这反映出他们的家庭结构相对完整，也说明亚裔美国群体中保留了更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自1965年莫伊尼汉的报告出版以来，有关离婚、婚外生育和单亲家庭之于孩子成长期间幸福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6]这份报告由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劳工部任职期间完成，报告指出，家庭结构是解释美国黑人贫困状况至关重要的一个中间变量。该报告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莫伊尼汉的结论是在“谴责受害者”，或者说是把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价值观强加于家庭结构与之不同但不见得低一等的另一种族上。[7]
时隔三十五年后，莫伊尼汉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对的，再来讨论三十五年前的这场争辩也就没有多少意义。我相信对任何能以持平态度阅读莫伊尼汉报告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在传统双亲家庭中成长一定是比在单亲或失亲家庭中成长要好得多。某些人坚持认为家庭结构的差异不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造成太多影响，其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家庭破裂和单亲家庭与其他诸多社会不良环境（social ills）相互存在高度关联，它们始自贫困，并包括质量堪忧的学校、治安险恶的居住区和毒品泛滥的侵扰。哪怕最精密的统计学分析也无法厘清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但有可能弄明白的是，如果其中某一种对孩子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学家用以描述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术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离婚和单亲家庭对孩子幸福成长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8]
换句话说，金钱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由家庭破裂造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亏空。我想，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认识生长于离婚家庭或其他不幸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他们在经历了一些个人动荡后最终也“还不错”，身心健康地步入成年。不少历史上的伟人都是由保姆或者父亲的情人抚养成人，或是出身那些古里古怪、看似不健康的环境。不过，在有充分的教导、好的学校教育和良友相伴的情况下，那些糟糕的家庭状况只会是小磨难，甚至能作为日后形成他们性格的积极助力。
这种观点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钱。家庭破裂给穷人带来的麻烦只有通过福利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才能得以缓解。这就把负担不公平地从遁迹的父亲身上转到纳税人那里。尽管政府能多少减轻贫穷的单亲家庭的负担，但这么做成本高昂，并且由于实际上鼓励了它原本希望能劝化的这类不良行为，而造成道德危机。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可能夸大了福利对家庭破裂的影响，但福利在其中肯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之二在于，家庭破裂本身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我们凭常识得来的感觉：单亲家庭损失了规模效益，能动用的收入、劳动力和社会资本都只有双亲家庭的一半，也不再能获得由夫妻双方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实证研究确认，无论离婚前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离婚后，有孩子的家庭其收入会大幅下降。[9]不管怎样这都对女性不利：即使对不那么贫困的家庭，母亲和孩子最多只能分享离婚前家庭总收入的一半，父亲的收入实际上是上升了。[10]因此，社会经济状况在社会学家看来是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问题之三是，统计分析往往不能把握住孩子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定性成分，特别诸如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比起母亲来说，父亲的角色更多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因社会和个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父亲只是起到提供精子和收入这样最基本的作用，有的则发挥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的本色[11]，在教育子女和帮助其社会化上带头发挥作用。起码来说，父亲在家里得以让母亲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12]但这与人们的常规看法相悖，即对多数孩子来说，父亲唯一的积极作用是提供生活费。事实上，父亲是儿子重要的榜样：如果年长的男子能告知年轻的男子如何正当地与人竞争和掌控局面，男人的好斗性就会成为体现男人气概的优点。父亲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女儿对男性的期待。如果母亲的丈夫（更不用说男友）对她不够尊重，女儿在选择伴侣时就不大可能报以过高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美国，认为父亲没能履行其责任的看法变得普遍[13]，实际上，考虑到这一角色的脆弱性，情况确如人们所想。[14]
虽然家庭破裂本身造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损失，但实际上也可以令某些家庭成员同家庭之外的人和群体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包括他们的朋友、给他们支持的团体或男性/女性权益组织。像中国和拉美国家这类家庭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里，血亲纽带联结很强，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而当代西方国家中家庭纽带联结的弱化有可能造成家庭外部的社会联结的增加。
家庭中其他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能对公民社会造成影响。大多数调查数据倾向表明，在外工作的女性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比居家女性要多。[15]这一点不足为奇：在20世纪50年代，住在城郊的美国家庭主妇最为抱怨的是，她们被社会孤立——比起过着乡村生活、男人和邻里都在身边的前代人，她们要孤立得多。职业女性如今加入的各种组织其性质料来与从前大有不同，她们不再只为教会和学校做点义务工作，而是参加工会、行业协会等其他与工作相关的社团。在外工作虽然能带来和加强各种社会联系，但单身母亲正因为要花大量时间来抚养孩子而无暇分身。当然，花钱依旧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这一矛盾，不过不是全然解决。有钱人家的孩子也需要有与父母共处的时间。
上述西方社会家庭诸方面的变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复杂的。其影响显然造成了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减少，但同时它也具有某种中和作用，即有可能对家庭之外的信任和社会联系带来积极效应。
但是，亲属关系的疏淡会导致社会关系质量的一个重大变化。常言道，“择友不择亲”，就是说，不管你多么不喜欢你的亲戚，也还是会觉得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就拿养老院来做测试。假如你认识的某位身体或心智受损的人住进了一家养老院或类似机构，这人不再有魅力、有朝气或与之相处不再让人觉得有趣，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它实际上回到孩子那种依赖状态，却又没有了童真。怎样范围内的这么一个人，才能让你年复一年、永不中断地在每个周末去养老院看望他（她）呢？恐怕只有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也有可能）能通过这一测试。而那些成百上千的朋友和熟人，在对他们失去兴趣或是仅仅觉得自己时间过于宝贵之前，我们一般会反过来要求一些相互的关照。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两个同样日渐迟暮的人，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欧洲或北美，另一个则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18世纪初。在后一种情况下，能活到七八十岁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半数子女十五岁之前就夭折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二岁这一高龄。让·富拉斯蒂耶解释说，在那个年代，活到五十二岁这个年纪就算是不一般的成就，这样的人就有资格被大家视为了不起的人。而到21世纪初，活过五十二岁的人也可以把自己视为“幸存者”，但这部分人构成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对多数。在早先的年代里，垂暮之人往往死在家里，身边陪伴的是两三代甚至更多代的后辈亲人，他们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人的生活为大大小小的规矩所支配，从每日的祈祷、餐桌前的礼仪到人生终了时的葬礼。
与此对照的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老人，不妨说是生于20世纪婴儿潮时期而在21世纪初步入老年的人，离过两三次婚，在公寓或房舍里独守暮年，间或有儿子或女儿来看望一下他们，但儿女也过了退休年纪，也要想方设法应对自身每况愈下的健康。他们同亲人的关系也是淡薄的，由于年轻时长期轻狂不羁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婚姻和性伙伴，由此而来的家庭分裂以及在家庭财务分割和子女监护上的冲突——使他们同后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不得不同物理距离以及比家庭责任更轻松的活动相竞争的关系。老人的一位孙辈或一位前任配偶会忽然心血来潮想了解这位老人的近况，但这种情况纯系偶然。作为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位老人会有很大的朋友圈，且无论他们就在本地还是远在天边，不管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关涉到国计民生还是仅仅自娱自乐（从政治、宗教到园艺和烹饪），都与之保持着日常联系。现代通讯手段的诱人之处——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侵蚀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却变成了进步的障碍。搬进养老院的老人，身边人忽然都成了陌生者；那些朋友和熟人通过网络表达慰问和关心，却发现若要亲自来访实在不方便。生活变得彻底不需要仪式。人生的某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不再由令人熟悉和亲切的、能把个人同上代人和下代人联系起来的仪式来标记，而是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创新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在人生的早期阶段看上去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征，如今只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孤独。当人生走到终点，只有独自去面对。
谁受益？
指出家庭变化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后果，绝不是将它们归罪于女性。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社会规范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规定了男性对妻子和子女责任的那一方面上。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而且，在这些转变发生之前，男人的表现也不总是令人满意。传统家庭的稳定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关乎情感和肉体的伤痛以及机会的丧失，并且是不成比例地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这其实不至于令人奇怪。考虑到女性的角色传统上就是围绕着生儿育女，而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运动要说对家庭没有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令人向往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式的职业[16]，而是来自低端服务业的工作。这些工作能为女性带来些许的经济独立，但接下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被丈夫抛弃，他们去找更年轻的女人做妻子或女友。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男人越老越有魅力，这一点比女人要强），女人再婚的可能远低于离开她们的前夫。男性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女性中间。受过良好教育、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女性冲破性别障碍，证明自己在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上一样能够做得很好，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未经良好教育、进取心不强、才干也不高的女性，她们试图依靠累死累活的低收入工作或（更穷者）依靠救济来抚养孩子，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生的地板向下塌裂。而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和撰写女性方面问题文章并借此影响相关公共舆论的时候，几乎都用前一类例子来说事，故而我们对女性贫富差距拉大过程的认识也被扭曲了。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他人（有时可能就是他们）欣然从照料妻子和孩子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休·海夫纳（Hugh Hefner）在20世纪50年代尚没有缔造出《花花公子》以宣扬那种生活方式，纵观历史，惟有那些位高权重又有钱的男人方能肆意接近多个女人，这也是男人们总是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竞逐第一的首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改变在于，普通的男人也能够过上恣意享乐、分期多偶（serial polygamy）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以前只能为社会顶尖阶层的极小一部分人所享受。大断裂时期产生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性革命没有性别歧视，男人和女人从中同等获益，而且性革命同女权主义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性革命服务于男人的利益，并且到头来给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后所期望的各种社交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
犯罪给社会资本造成的后果
我们可以把高犯罪率作为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其他方式展开。更具体地说，高犯罪率能让社区中遵纪守法、奉持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也就不太愿意同他人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说过：
掠夺性犯罪不仅危及个体，它也妨碍，极端情况下甚至阻止社区的形成和稳定。借助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纽带所形成的精微关系，我们同邻里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犯罪活动则破坏了这些精微关系、扰乱了邻里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走向瓦解，令社会成员变成只盘算自己得失（特别是如何在人群中扩大自己生存机会）的个体。共同的事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遥不可及，只有在大家都渴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17]
由于太害怕遭遇犯罪而不敢夜间出门的人，不大会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或童子军这类志愿组织（不过也有例外，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邻里守望组织）。前文已论及，受犯罪伤害的经历同信任之间有很强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增加是信任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邻里街区内不存在什么现实的危险（美国的绝大部分邻里街区就是如此），人们还是在当地电视台报道的刺激下对犯罪率上升抱有忧虑，从而加重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就此而言，媒体常常起到了大而无益的作用。
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也已影响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能力，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述，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英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虐童案发生率都上升了。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案件，大大推高了大众关于这一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这些案件包括对加州曼哈顿海滩市一家托儿所经营者的审判（最终无罪释放），马萨诸塞州的阿米劳特（Amirault）虐童案和迈阿密的斯诺登（Snowden）案。根据多萝西·拉比诺维茨（Dorothy Rabinowitz）多年来在《华尔街日报》对此类案件的详细报道，许多（包括最终被成功定罪的）案件都是被一些躁进的公诉人所推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不少冤狱。[18]然而，对这些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大众中制造出某种观念，即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美国社会正愈演愈烈。这一看法对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的处世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条基本思想，即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
当人们有了以孩童为对象的犯罪在增加这种认识后，其最终影响是使得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个人化。在紧密结合的传统社区，帮助孩子走向社会通常是社区的责任之一。即使在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往往是由社区中的成年人而非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管和赏罚。但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权威逐步下滑。经过20世纪80年代媒体报道对虐童问题的大肆渲染，当父母见到陌生人惩戒自己孩子时，更有可能叫警察来介入而不是把这种事当做社区在合法地行使权威。积极的情感表现也收到阻遏。据说学校老师都不敢拥抱孩子，因为有些这样做的老师被指控为对孩子实施性虐待。[19]
对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关系的认识，促成了美国警方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执法措施进行了颇富成效的创新改进。从20世纪60年代起，除了严重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以外，“社会失序”现象（诸如街头涂鸦、街头流浪、搞小破坏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在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在增多。有两种原因推动了社会失序现象的增长，一是轻微的社会越轨行为的非罪化，二是精神疾病患者逐渐采用院外治疗的方法。80年代曾有一度，纽约城的地铁列车几乎被涂鸦覆满。政府当局完全无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这让人们深感自己的社会已经失控。
在一篇1982年发表的颇具影响的文章中，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除了通常成为头条新闻的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案，警察也应该对社会失序问题抱以关注。[20]他们指出，破损的窗户得不到及时修缮往往会招致犯罪上门，因为这种情况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邻里街区里的人不关心这里的外在环境，因此对奉行其他类型的规范也会不太上心。克林和威尔逊认为，即使这种办法（译按：指警察对社会失序问题加以关注）不会对严重犯罪行为带来多少改观，但它能让人们对自己的邻里街区有更多好感，从而促进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才出现了社区警务，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制度已经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实行。[21]最早的社区警务做法是，让警察走出巡逻警车，走上街头，在那里他们可以同社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更积极的做法是，警察帮助社区的志愿者组成邻里监督组织和体育联盟，并着力解决各种小的社区生活问题，比如派对喧闹或犬吠扰民。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城开始投入大量成本来清理地铁车厢上的涂鸦、驱走原本栖身公园的流浪者，也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让民众知晓政府将全面加强执法的决心。早期维护治安的通行做法，正如时任洛杉矶警察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出现治安问题而且是重大犯罪事件的时候才派警力深入社区。这样做虽然节省了警力和其他警务资源，但这样做就把巡警同邻里街区分隔开来，也使当局无法获得出自与当地居民的信任关系的警情信息。[22]更加保守的警务部门对这种治安方式表示怀疑甚至不屑，据说这让警察变成了社会工作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区警务的好处变得越来越明显。[23]
实际上，美国刑法和执法活动的改变给社会资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超过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象。当然，不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社会失序问题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立基于尊重个体权利和尊严的美国体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和其他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认为，对诸如街头流浪这种情况进行刑事定罪实际上是在判定贫穷有罪。根据这一观点，中产阶层人士受到邋遢、散发异味的流浪者的骚扰，或孩子因被无家可归者搭讪而受惊，这些情况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以此将他们从街头和公园逮捕或驱走。地铁车厢涂鸦，前已说明，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不喜欢这玩意儿的人无非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无论是在为弱势者发声的人群和自由派改革人士的眼里，还是在力图遏止谋杀、强奸和吸毒犯罪激增趋势的老练冷酷的警察眼里，被标以社会失序的那些行为，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然而，长期来看，社会失序实际上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的社会资本而言。乔治·克林和凯瑟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指出，大量调查结果显示，令中产阶层搬出城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严重犯罪，而是社会失序问题——每当他们穿过市民公园，都免不了遭到乞丐的纠缠，而且他们也不愿看到自己孩子不得不从情趣用品店旁、从站街女身边走过。[24]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人们逃向市郊，包括种族和学校教育的原因。但放松对小的社会异常现象的管制所带来的最大意外后果之一是，促使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邻里街区，而这些邻里街区恰恰是由有身份的中产阶层住户所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来维护社区的行为规范。这种变化在非裔美国人邻里街区和白人邻里街区都有发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种族隔离居住区被废止后，这一变化更加明显。美国许多中心城区，比如纽约的哈莱姆（Harlem）、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Roxbury）以及芝加哥的南区（South Side），居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与之相伴随的是事业有成的住户搬到城郊或者更加安全的邻里街区。[25]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犯罪倾向更强的社区居民，他们占社区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则是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社区价值观开始急剧败落。轻微的社会失序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导致许多形式上更危险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社区瓦解。
20世纪70和80年代，装有门禁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美国的城郊，它们被许多人视为美国社会缺少信任、原子化和彼此孤立的生动例证，或者说一个“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美国的生动例证。这些人也不外如是。这些门禁式社区不再像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美国小镇那样，人行道上人流如织，或房舍的前廊朝向街面，而是变成，住户晚上回家时要驾车经过安检，下车后径直回到家中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甚至不需要向隔壁邻居打声招呼。不过，这类社区最初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有了汽车和廉价的汽油，以及某些社区成员的小肚鸡肠，门禁式社区是力图在院墙内重建曾经存在于城市邻里街区和（城郊居民成长于其中的）小城镇中的（人身）安全环境。如果当局不再设法限制行乞和涂鸦行为，住户只有自己设法实现，并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同广阔社会隔离开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当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所保障的时候，人们又涌回城市，毕竟城里的生活更加有趣。就此而言，社区警务以及其他虑及社会资本问题的警务创新，在振兴纽约等美国城市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单纯的犯罪情况统计所能显示的要多。
[1] 在意大利，六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在向低增长变化的情境下，联合国人口署在1997年开始第一次预测抚/赡养率：六十五岁以上受赡养的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现在的比例为20%（即每五个劳动人口要赡养一个人），但是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在德国会达到60%，在日本为65%，而在意大利则达到令人惊讶的80%。这些预测基于一种假设，即在没有巨额的外来人口涌入的情况下，生育率在即将达到低谷之前会持续走低。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生育率会否突增。然而，对欧洲和日本急剧减少且老龄化的人口预测，并不需要对未来行为做出夸大的假设；它们是源自大断裂时期所形成的生育模式，参见Nick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1997): 18.
[2] Jean Fourastie,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Paris) 14 (1963): 417-432.
[3]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 21.
[4]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5]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6).
[6] Daniel P.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A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7] See, for example,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ee also William J. Bennett, “America at Midnight: Reflections on the Moynihan Report,” American Enterprise 29 (1995).
[8] 其中第一次提出该论点的是Elizabeth Herzog and Cecilia E. Sudia,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 Caldwell and H.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关于更为近期的观点，参见Michael Katz,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New York: Pantheon, 1989), pp. 44-52.
[9] See the evidence summarized in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9-94.
[10] Ibid, pp. 24-25;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2 (1985): 485-498.
[11] 译注：福山在这里运用了心理学中沟通分析理论的概念，该理论将人格分为父母、成人和儿童三类独立性态，其中人格的父母性态中又包括“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和“控制型父母”（controlling parent）两种性态。
[12] 父亲对孩子影响的研究仍缺乏，关于这一点，参见Suzanne M. Bianchi,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en in Families,”’ Demography 35 (May 1998): 133.
[13] 对这一话题最好的概述之一，参见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另见Patricia Cohen, “Daddy Dearest: Do You Really Matter?”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98, p. A13.
[14] See, for example,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95).
[15] Robert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PS (1995).
[16] 译注：《墨菲·布朗》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女主角墨菲·布朗是一名电视台女记者。
[17]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6.
[18] Dorothy Rabinowitz的文章包括 “Kelly Michaels’s Orwellian Ordeal,”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April 15, 1993,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WSJ, January 30, 1995, p. A20;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WSJ, March 14, 1995,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I,” WSJ, May 12, 1995; “Wenatchee: A True Story,” WSJ, September 29,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 WSJ, October 13,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I,” WSJ, November 8. 1995, p. A20; “Verdict in Wenatchee,” WSJ, December 15, 1995, p. A14; “The Amiraults: Continued,” WSJ, December 29, 1995, p. A10; “Justice and the Prosecutor,” WSJ, March 21, 1997, p. A18; “The Amiraults’ Trial Judge Reviews His Peers,” WSJ, April 10, 1997; “Justice in Massachusetts,” WSJ, May 13, 1997, p. A22; “The Snowden Case, at the Bar of Justice,” WSJ, October 14, 1997; “Through the Darkness,” WSJ, April 8, 1998, p. A22; “From the Mouths of Babes to a Jail Cell,” Harper’s (May 1990): 52-63.
[19] June Kronholz, “Chary Schools Tell Teachers, ‘Don’t Touch, Don’t Hug’,”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8, 1998, p. Bl.
[20] 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 249 (1982): 29-38.
[21] 关于社区政策的概论，参见Robert Trojanowicz, Victor E. Kappeler, Larry K. Gaines, and Bonnie Bucqueroux, Community Policing: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d ed. (Cincinnati, Ohio: Anderson Publishing, 1996).
[22] “警察在获取信息时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对公民有一定程序的信任，相信他们会与警察合作。” Ibid, p. 10.
[2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 15.
[24] 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2-13.
[25] 关于这个过程的解释，参见Nicholas Lemann, 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347-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