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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等级制的终结?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官僚制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等级制的权威是现代性的核心所在。然而，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现则是，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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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权，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和萨拉查治下的葡萄牙到东德和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渐次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至少也是乐意拥抱更大程度政治参与的国家。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现代的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之大，在某些方面是东方的专制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握有足以蒸发掉大半个世界的核武器。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限制。民主社会的等级体制也会像威权社会的等级体制一样，出现效率不高的情况，因此在今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里，要求权力分散、实现联邦化、私有化和权力委授的呼声很高。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商学院教授、企业经营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曾着重指出过高度分权管理的公司的优点，其中还有人称，在21世纪，大型的、等级制的公司将彻底被新的组织形式即网络所取代。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同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一样：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恰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遭遇危机，这不是一个偶然。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五十年前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提出过集权化的等级制企业在信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为此文奠定基础的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一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作品。[1]为了掌控治下的一切，独裁统治者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决策。在农业社会中，君主统治农民只需要掌握骑术、剑术、一些政治统驭术，并知道如何向当地主教祈福，大概就足以将权力专于一身。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实现统治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统治者所掌握，因此他必须事事依赖技术专家，从武器设计到财政管理。并且，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绝大部分实际上都只在产生的当地局部流转。假如有供应商提供质量低劣的铆钉，能知道此事的多半是铆工，而不是集中规划部门里的经济事务官员或公司管理层中的副总级人物。[2]
但是，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苏联发生的此类过程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我覆灭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就发现自己依赖要那些被称为“红色董事”（Red directors）的技术专家，以及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3]尽管他可以利用恐怖政治来控制这些专家（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狱室中设计出的飞机），但其继任者发现这样做越来越难。技术专家可以守着知识待价而沽，并借此同掌权者讨价还价。这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权，并有机会开始为自己着想。此外，虽然所有生产资料定价和流转理论上都由中央政府部门控制，但中央机构没法了解边缘地区产生的全部地方性知识。因此，像乡镇的党委书记这类基层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离地方性知识的源头更近，从而得以逐步积累实际权力。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时，集权统治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那些老总也热衷对手下行使专制权力的公司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这些老总，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雇员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板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如同政府一样，公司也需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以及离产生信息的地方性来源更近的决策者。今日有些管理专家认为公司分权和员工授权的概念是新兴事物，但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4]像通用汽车和杜邦化学这类大型多部门制公司实行等级制架构，但与小型家庭企业相比，它们在经营权分散化方面程度还是较高。这些困扰大型等级制组织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有理由相信，在其内部权力下放的过程仍将继续。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新近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解决途径之一是市场，让彼此平等的买卖双方在没有中央权力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达成有效的结果。美国商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但市场交换会产生交易成本，没有一家公司会按照人人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组织其核心部门。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网络的兴起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经典理论中指出，交易成本是等级制存在的原因。[5]像汽车制造这样的复杂活动，理论上可以由相互签订协议的多个小型、分散管理的公司分别生产全部组件而合作完成，并由其他公司负责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和市场营销。但汽车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而是由庞大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来生产，其原因在于，一切都付与外包而产生的谈判、签约、诉讼等全部成本远远高于将这些活动纳入公司体系内的成本，在后一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管理条令控制生产体系中全部投入和产出的质量。[6]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作为传统的市场和等级制组织中介形式的市场是如何兴起的，人们认为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7]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one）和琼安·耶兹（Joanne Yates）认为，廉价的、泛在的信息技术能降低因发生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人们创建等级管理体制的积极性。[8]许多热心鼓吹信息革命的人不仅把新兴的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还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唯独这样形式的组织才能适用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的需求。
图12.1 一个扁平化的组织
主流研究文献大多从正式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转变的发生过程。典型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形，图12.1显示的则是组织扁平化后的结果。扁平化后的组织仍保持着集权性和等级性，改变的只是介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管理等级的数量减少了。扁平化组织（flat organizations）能带来控制范围的扩大；如果施行得当，高层管理人员就不会为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而叫苦连天，而是把权力下放到组织的下级部门。
社会学家早就开始使用网络这一概念，他们有时会对商学院教授如今要重起炉灶表示出几许愤愤之意。社会学家通常所说的网络，定义极其宽泛，同时包括了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市场和等级制的概念在内。[9]不过，管理专家在使用“网络”一词时更是严重缺乏精确性。一般理解认为网络有别于等级制，但人们常常不清楚网络同市场有怎样的差别。事实上，马隆在最初谈到等级制的衰落时并没有用到网络这一概念；协作在典型的市场机制中也能实现。[10]有人将网络视作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同时认为其中没有产生至高权力的正式来源；另外一些人把网络理解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或联合，其中每个组织自身可以是等级制的，但彼此之间通过垂直的契约关系联系在一起。日本的经连会组织（keiretsu groups）、意大利中部地区小型家庭企业的联盟、波音公司同其供货商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网络。
如果我们不将网络视为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而是视为社会资本，就会更好地理解网络的经济功能究竟体现在何处。按照下述观点，网络是一种关于信任的道德关系：
网络是由一群个体行为者组成的，他们分享着超越普通的市场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规范和价值观可以是从朋友二人之间简单的互惠原则到有组织的宗教所创造的复杂的价值观体系。像特赦国际和全国妇女组织这类非政府组织就是基于共享的价值观而达成协作。若是教友或教派成员的情况，组织中个体成员的行为就不能单从经济上的私人利益出发予以解释。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即表现为一系列网络的集合，作为集合元素的诸网络数量庞大且结合紧密，关系复杂且相互交叠。（见图12.2）。
图中最大的椭圆代表美国社会整体，其国居民共享着与自由和民主相关的特定政治价值观。与最大椭圆形成交叠的椭圆可以代表移民群体，比如亚裔美国人，他们中一部分能共享上述价值观，但也有部分人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完全包裹在大椭圆之内的椭圆所代表的群体林林总总，从宗教派别到具有特别强烈的企业文化的公司都是。
图12.2 信任的多重网络
对网络的这一定义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网络与市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定义的。这意味着，网络内部经济交换活动的进行与市场中的经济交易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基础。纯粹主义论者也许会说，就算是市场交易也需要某些共同的规范（例如，双方都愿意进行交换而不是拿拳头说话），但经济交换所必需的规范相对不多。互不相识、彼此不喜的人之间也可以发生交换，操不同语言者也能，甚至双方都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也能完成交换。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换则不同。共享的规范带给他们一种能令市场关系发生扭曲的高级目的。因此同一家庭或山峦社（Sierra Club）[11]的成员，或本民族内信用互助协会（rotating-creditassociation）的成员，他们奉守特定的共同规范，不像在市场中相遇但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那样进行交换。除了市场交换外，他们更愿意进行互惠交换——比如，在不指望立马获得收益回报的情况下给对方一定好处。尽管他们会期待长远的个体回报，但双向交换关系并非同时发生，也不像市场交易那样对成本收益精打细算。
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等级制的地方在于前者基于共享的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的职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在此意义上，网络可以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身处正式等级体制中的成员，除了确定其成员身份的工资合同之外，不需要其他共享规范或价值观；但在正规组织之上，可以重叠有各种类型的非正式网络，它们或是基于同样的庇护支持、同样的种族身份，或是基于共同的企业文化。
在正规组织上叠加网络，结果并不一定好，还可能因此造成许多组织功能紊乱的现象。每个人都不会对基于亲属关系、社会阶级、朋友关系、男女感情或其他因素形成的老友网络和庇护网络（old-boy and patronage networks）感到陌生。任何一个此类网络中的成员都与网络内其他成员共享重要的规范和价值观（特别是互惠），而不会与正规组织内其他成员共享它们。在庇护网络内部，信息很容易流通，但网络边界却对外形成一层阻膜，使信息向外流通要困难得多。组织内部的庇护网络是个问题，因为网络之外的人弄不清它们内部的结构，而它们又常常破坏正式的职权关系。相同的种族渊源能促进同一族群成员间的信任和交换活动，却抑制了不同族群成员间的交换活动。如果老板不愿批评或解雇一名能力不足的下属，仅仅因为后者曾受其提携或者是私交乃至恋人，则网络的互惠作用就变成一种明显的阻碍。
非正式网络的另一问题是，团结社群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强有力程度（及因此它们之间得以协调的程度），同它们对网络外部的人、观念和影响力的开放程度恰好相反。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或摩门教会的一员，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正式组织的成员身份。强大而有特色的组织文化能产生出高度的内部团结和协同行动的能力，成员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中得以社会化。另一方面，陆战队员与平民百姓或者摩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文化隔阂，要远远大于道德联系程度较低的组织间的文化隔阂。围绕不同团体形成的各自壁垒，其阻隔性常常让这些团体缺乏宽容、排斥他者、适应力差并且漠视新观念。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率先在其著作中提出“弱联结”（weak ties）对信息网络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后继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12]往往是那些横跨不同社群、特立独行的人带来离经叛道的新观念，而如果一个团体要想成功地适应所处环境的改变，最终恰恰需要这样的人。
网络，当作为非正式伦理关系时，便与诸如裙带关系、徇私偏袒、缺乏宽容、排斥他者、暗箱操作、凭个人好恶行事等现象联系起来。此种意义上的网络与人类社会群体自身同样古老，且在许多方面构成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主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被我们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的体制，比如契约、法治、宪政和三权分立，都是被设计用来克服非正式网络关系弊病的。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斯·韦伯及其他现代性的阐说者认为现代性的实质是以法律和透明的制度来代替非正式的权威。[13]
由此说来，人们又有何种理由相信，未来的人类组织会更少依赖正式的等级制而更多依赖非正式的网络呢？的确，那种正式的等级制很快可能消失的说法十分值得怀疑。网络正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会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但为什么非正式的网络就不会与之共灭呢？答案之一涉及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通过等级制实现协调的问题。
协调方式的变化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14]数字时代更是如此，鼠标一击可以产生一份计算机文件的无穷副本。
这意味着在组织内部产生的信息应该能向组织内部其他可以用到它们的部门自由流动，理论上这才是最优结果。由于原则上组织拥有其全部雇员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故信息从组织内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不应有成本。
遗憾的是，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流通从来不会像高高在上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免费自由。这与组织不得不向下层授权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s），受委托人雇佣的代理人自有一套做法和安排，并不总是出于老板或整个组织的意志。许多管理人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个人激励与组织激励相一致，从而使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行事。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时常存在直接的冲突。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果发现信息技术的一项新应用或让管理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的一个新方案会让其职位不保，他就不会有动力进行这种探索。[15]在其他一些难以衡量产出质量的情况下，比如治疗师为病人提供咨询或艺术家绘制一幅作品，为了实现针对个人的激励而监视每个人的业绩表现，这样做成本会过于高昂。
因此，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常言说，信息就是权力，组织内的不同个体会将授让还是扣留信息作为尽可能提升自己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在等级制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清楚，上下级之间或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都存在为了控制信息而进行的斗争。
除委托—代理问题之外，等级制组织也苦于与信息的内部处理效率不高有关的问题。官僚体制下甲部门对隔壁的乙部门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我们都司空见惯。一些决策的实施需要高层监管，故而产生实施这类监管的内部交易成本。还有可能，组织部署了监管责任，但要么不必要或不恰当，要么效率低下。
等级制的繁文缛节也会给复杂信息的处理制造麻烦。等级制的管理通常需要创造出一个由正式规则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构成的体系——这是韦伯式官僚制的精要所在。在劳动力市场上，广告和正式岗位需求列表用于满足简单、低技能工作的供求[16]，当大学和公司需要聘用经济学家或软件工程师时，则由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原因是他们的技能和成就很难以正式的条陈方式表现出来。美国大学中，给予某人永久教职的决定不是根据详细的正式标准，而是基于其他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据参选人著作的质量给出的大致判断。
最后，等级制的适应性较差。正规化的控制体系远不如非正式的控制体系灵活；当外部世界的状况发生改变，组织内较低层次的部门往往比高层部门看得更清楚。因此，过度集权化在诸如信息技术产业这类外部环境快速变动的领域里，就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阻碍。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朋友之间的信息共享一般不会特别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不会带来交易成本。因此友谊能够促进组织内部信息的自由流通。朋友之间也不会耗费大量时间来谋划如何在相对关系中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权力地位。市场部门的人认识生产部门的人，可以在午餐时间告诉后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抱怨，这样就越过正式的等级体系而更快地把信息传达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理想中的企业文化同时给个体员工提供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体身份，鼓励他们为群体目标而努力，而群体目标又在此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大学还是工程、会记、建筑方面的公司，一般都不会尝试按照精细的官僚制形式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来管理其专业员工。大多数软件工程师远比管理他们的人要熟悉本职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对自己的生产率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样的员工通常被认为能按照内化于己身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自我管理。一位医生如果得到足够的酬劳，恐怕就不会对病人做出违反职业伦理的事，他已经立誓要为病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信息时代的任何发达社会中，职业教育都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来源，并为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组织提供基础。
的确，社会资本对某些部门和某些形式复杂的生产活动而言很重要，原因正在于基于非正式规范的交换，既能避免在大型等级制组织中发生的内部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在公平市场交易中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随着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估价和区分，非正式的、基于规范的交换活动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加重。
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在这样的体系中，不需要信任、社会资本或非正式社会规范：每一个员工已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怎么行动、何时休息，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任何一点点创造力或判断力都是不受欢迎的。不管得到的是奖励还是惩罚，员工纯粹为个人动机所策动，并且随时可以同其他员工相互调换。借助工会对体系的反制作用，蓝领劳动力要求他们的权利得到正式的保证，并尽可能在最小范围内明确其职责——于是就造成了作业控制的工会主义（job control unionism）和电话簿一样厚的劳动合同。[17]
泰勒制是协调低技能产业工人活动的有效手段——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有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18]但泰勒制随即遇到了大型等级制组织的所有问题，包括决策过程缓慢，工作规则死板，适应新环境能力低下等等。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一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就正式权威问题来说，原先指定给白领的中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如今被蓝领的流水线工人自己以团队形式来承担。每天的生产计划、机器安装、工作纪律和质量控制，全由工厂最底层的劳动力来掌握和处理。
在高岗市（隶属日本名古屋地区）丰田公司的装配线的每一个工位上，都有那条著名的控制线，这根控制线显示出权力被下放到组织底层的程度，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发现生产过程中某个问题时停掉整条装配线。这根控制线就是博弈理论家所称的单元否决权（unit veto），任何操作者都能让整个群体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样的权柄要安全地向下授受，必须满足以下一些特定条件：劳动力要充分接受训练，从而能承担此前由白领中层管理人员肩负的职责，并且他们要怀有一颗责任心，懂得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大的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服务。
在历史上劳资关系一贯紧张的地方没法实现这种权力授受。换句话说，后福特式工厂需要比全面制定工作守则的泰勒制工厂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如许多研究成果所示[19]，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其原因在于，处理地方性信息的活动能更接近于产生它的地方：如果分包商提供的车门不合用，负责将它安装到车身上的工人就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确保该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让相关信息在冗长的管理层次体系中来回传递最后不知所终。
地域和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对于实现一个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的重要性，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乍看上去，硅谷是美国经济中一个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都较低的地区，在这里作为规范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市场中相遇的那些理性的、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效率。小公司多如牛毛，新的小公司还不断从其他公司拆分出来，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它们或异军突起或沉寂消亡。就业没有保障，终身受聘和忠心服务于某一家公司的事迹罕有听闻。信息技术产业相对不受约束的性质，以及风险投资市场的成熟，给高度的企业家个人主义（entrepreneurial individualism）创造了空间。
但是，众多有关硅谷技术进步的实际性质的更为详细的社会学研究，如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的《区位优势》（Regional Advantage）[20]，则认为呈现于硅谷的是一幅不受约束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场景。在现代经济中，社会资本并不是仅存在于公司个体内部，或体现在诸如终身聘用制等实践中。[21]萨克森奈恩在比较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不同表现后指出[22]，硅谷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独特的文化。萨克森奈恩清楚地揭示出，在硅谷表面看上去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竞争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网络，它们将不同公司（从半导体业到个人计算机业）的个体联结起来。这些社会网络有各自不同的根源，包括共同的教育背景（例如都在伯克利或斯坦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和共同的就业经历（许多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性人物都曾共事过，如罗伯特·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在该产业发展初期都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23]，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受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潮流所倡导的那些规范的洗礼。
非正式网络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有多方面原因。大量知识处于隐形状态，不容易转化为可在知识产权市场买卖的商品。[24]底层技术（underlying technologies）和系统整合过程的极度复杂性意味着，即使是最大型的公司也无法在自己公司内部创造出足够支撑其发展的技术知识。技术流转可以通过公司间的合并、兼并、专利互换和正式结盟来实现，但关于硅谷技术发展的研究文献指出了大量研发工作的非正式性。对此，萨克森奈恩说道：
从准家庭关系中滋生的非正式社会交往，在当地生产者中造成了无处不在的合作和信息分享。人们爱去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马车轮酒吧（Wagon Wheel bar），工程师们在那里聚会，交换想法和小道消息，这个酒吧已被誉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策源地……
大家都认为，这些充斥于大街小巷的非正式谈话是掌握商业竞争者、客户、市场和技术的最新消息的重要来源……在以快速的技术变革和激烈竞争为特征的产业中，这些非正式交流常常比行业杂志这类传统的、时效性较差的媒介更有价值。[25]
她认为，128号公路园区里的公司，例如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其专有专营的做派其实是一种不利因素。最终它既不能成为一家技术上实现垂直整合、能自给自足的制造商，又缺乏与竞争对手分享技术时所需的非正式联系和信任。
这些技术网络所具有的伦理和社会维度的意义，对实现它们的经济功能十分重要，通过下面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地工程师认识到，他们通过网络获取的反馈和信息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度或者说可信度。只有那些与你有着共同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才能确保这种质量。”[26]因此，这些共享的职业和个人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他一些作者从技术发展的其他方面对所谓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7]他们发现，致力于某一特定技术发展的工程师之间往往会基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而彼此分享信息。涌现出来的实践社区总是自成一格；除了共享相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外，它们常常跨越个体组织和专业分工所形成领域的边界。
相比其他产业部门而言，这些非正式网络在信息技术产业可能更为重要。在化学制药业中，公司的一大收入来源可能只是出于对某一单个分子的知识的掌握，这样的公司在分享其知识产权上自然会更加谨慎。就信息技术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它涉及大量高技术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整合。将专有知识特定的一小部分与潜在商业对手进行共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
由这类非正式网络造就的社会资本令硅谷得以在研发上形成规模效益，而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公司则做不到这一点。有不少文献谈到过日本公司的合作特点以及“经连会”（Keiretsu）组织成员彼此分享技术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整个硅谷可以被视作一个大型的网络组织，它在汲取组织内部专家知识和专门技能上的表现，即使最大的、垂直整合的日本电子科技公司及其经连会合作伙伴也无法做到。[28]
社会资本对技术发展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其中一点是，尽管有了全球化，地理集中的优势依然重要——甚至可能比此前更重要。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等评论者曾指出，虽然有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但许多产业，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产业，依然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29]假如信息能通过电子网络被轻易分享，为何没有出现产业地理分布的进一步离散化呢？电子网络内非个人性的数据分享看来不足以形成硅谷中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作为重复的社会互动结果的当面交流和互惠参与从而就必不可少。因此，尽管货物一类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包给世界上劳动力成本低的其他地方，但精密的技术开发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得多。
地域仍然重要，但这不意味着世界正退回到某种桃花源式的状态。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即使像犹他州普罗沃市一带这样广阔的、技术密集型的区域，虽然孕育了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包括如今落败的昔日巨头网威公司（Novell）和完美文书公司（WordPerfect）都坐落于此，但这些区域的规模依然不足以保证它们站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弱”联结仍然重要；想让创意和创新能自由流动，就需要网络彼此交叠。另一方面，没有社会联结，创意就很难转化为财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了宽带和高速的网络连通，但社会联结仍然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1]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Friedrich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1945): 519-530.
[2] 对于等级管理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参见Gary J.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Jeremy R.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 See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1990).
[5]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6 (1937): 386-405; 另见Oliver Williamson的著作， 包括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企业的科斯理论还没有被普遍接受。Alchian和Demsetz争论说企业可以被充分地理解成市场关系。Armen Alchian and H. Deni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7] See, for example, Gemot Grabher,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Roudedge, 1993);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John L. Casti et al., Networks in Action: Communications, Economies and Human Knowledge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5); Michael Best,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Thomas W. Malone and Joanne Yates, “Electronic Markets and Electronic Hierarchi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0 (1987): 484-497.
[9] See, for example, Nitin Nohria, “Is a Network Perspective a Useful Way of Studying Organizations?” 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10] Thomas Malone et al., “Electronic Markets”; see also Malon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ordination,” ACM Computing Surveys 26 (1994): 87-199.
[11] 译注：由美国著名的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于1892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环保组织，是美国著名的环保组织之一，又翻译为塞拉俱乐部、山峦俱乐部。
[12]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1360-1380.
[1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4] Kenneth J. Arrow, “Classifica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5] 关于该观点，参见Masahiko Aoki, “Toward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March 1990): 1-27.
[16] See, for example, KennethJ. Arrow, “Classifac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7] Harry X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18]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19] See James P. Womack et al.,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20]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 在这一方面，我在《信任》一书中错误地高估了企业规模的重要性。巨大的企业规模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并基于人们愿意去相信他们家庭以外的人；它也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的不足，因为在低信任度、泰勒制的层面上去组织大型公司是有可能的。公司规模并不比联系个人的社会规范更加重要。这些规范可以在单个的组织界线内存在，也可以超越个体组织。
[22] 译注：波士顿128号公路是和加州硅谷齐名的另一条美国的高科技走廊，在20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自8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度创新等手段，该地区又呈现出新的活力。
[23] 译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是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也是仙童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则是英特尔（Inter）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24] Don E. Kash and Robert W Ryecroft, 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1999).
[25]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pp. 32-33.
[26] Ibid, p. 33.
[27] See, for example, Bernardo A. Huberman and Tad Hog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I (1995): 73-92; John Seely Brown and Paul Dugui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 (February 1991): 40-57.
[28] Masahiko Aoki在1996年6月递交给三星经济研究所的论文。
[29] Michael E.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8): 77-90; also Porter,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oks, 1998), pp. 197-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