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登台

我们在莫斯科近郊庄园的院子里的那间小侧屋，也就是我三岁时第一次登台表演的地方，已经坍塌了，我们很是惋惜。这曾经是我们大伙儿可以聚在一起唱歌、吵闹、跳舞，而又不妨碍别人的唯一场所。没有这间古老的侧屋，我们怎能过下去呢？不仅是我们，就连邻居们也都为它而悲悼。由于大家一致要求，父亲终于决定在原来的地方重盖一所带有大厅的新屋，那间大厅，必要时可以用来进行家庭演出〔19〕。我想，父亲是由于一向想使孩子们更多地和家庭亲近，才这样经常关心我们的种种需要，尽量照顾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和要求。顺便提一下，正由于我的父母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我们的家就随着每次发生的事件而改变着自己的面貌。例如，父亲（他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为农民设立了一个医疗所。我的大妹爱上了这个医疗所里的一位医生，于是全家都开始对医学发生热烈的兴趣。病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许多和我妹夫是朋友的医生，也纷纷从城里来相聚。他们中间有些是戏剧艺术的爱好者。他们发起举办家庭演出。于是我们大家也都变成戏剧爱好者了。不久二妹跟一位邻居恋爱，这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商人。我们全家便开始讲德语。同时经常有外国人前来做客。大家都热衷于骑马、赛跑、跳高等体育活动。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力想法穿欧式服装，谁要是能够，还要留起一撮小胡子，梳出时髦的发式。等到我的一个弟弟跟一人穿短袄和俄罗斯式长筒靴的朴素的俄国商人的女儿恋爱时，全家便变得朴素起来了。茶炊永不离桌，大家都对喝茶表现出很大的爱好，此外，还经常上教堂，举行庄严的礼拜，请来最好的唱诗班，我们自己也唱祷文。就在这时候，三妹爱上了一位自行车竞赛选手，于是我们全都穿起羊毛袜、短裤，买了自行车，起初是骑三个轮子的，后来改为两个轮子。最后四妹和一位歌剧歌唱家相爱，全家的人便都唱起来了。许多有名的俄国歌手，如索宾诺夫、谢卡尔‐罗让斯基〔20〕、奥列宁〔21〕等，都是我们家里特别是庄园上的常客。他们在家里唱，在森林里唱，白天唱情歌，夜里唱小夜曲。他们在游艇上唱，也在浴场里唱。每晚五时进晚餐前，歌唱家们都到浴场集合。他们在跳台上排成一列，唱起四重唱。唱到最后一个音以前，一齐从跳台上一个筋斗翻入河中，等到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才唱出四重唱的最后一个高音。谁最先唱完这个音的人，就是胜利者。

谁知道，全家诸如此类的变化，家庭所有成员的经常改变兴趣和更换装束，也许真的对于作为演员的我起了一些影响，使我习惯于在性格角色中进行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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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所谈的时期，正是业余演剧盛行的时代。因此建筑新剧场是很合乎时宜的。侧屋建成后，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剧场，这里面有各种设备，有演员化装室及其他。

剩下的就是要上演一出戏来纪念这幢新屋的落成。

但是从哪里去寻找演员、导演和其他人员呢？结果只好采取半强迫的方式，从家属、亲友、男女家庭教师中招募演员，在这些硬被拉来演戏的人中间，有一些人从此立下了毕生为戏剧工作的志愿。例如，我的哥哥弗·谢·阿列克谢耶夫〔22〕和我的妹妹季·谢·阿列克谢耶娃（索柯洛娃）〔23〕，在当时就是和我一起登上剧坛的，如今，到了垂暮之年，我们又在这上面相遇了。当时，我们这个习惯于改变自己面貌的家，已经在业余演剧这条线上固定下来，全家人甚至连我的父母亲在内，都参加了演员的队伍，我们的家庭教师〔24〕，一位大学生，他自命为某种程度的戏剧专家（他曾组织过剧团），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导演。

开始发生了一般业余剧团感到苦恼的事，即诵读和选择剧本。必须给每个人分配一个角色，而且这角色既要合乎扮演者的胃口，又要不比别人的小，免得有委屈之感。因此每次演出都得由好几个独幕剧组成。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获得他所中意的角色。

我自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当时的理想是什么呢？

当时的理想是很幼稚的。我只希望能像我所喜爱的演员尼古拉·依格那吉耶维奇·穆基里〔25〕，一位专演傻瓜蛋的喜剧演员。我很想有他那样的声音，有他那样的姿态。对于这位现在已经去世的杰出演员，我最为欣赏的就是这些。所以我的全部工作就在于摹仿他的表演手法。把声音也练成沙哑的。我想成为他的丝毫不差的翻版。当然，我选了他曾经演过的剧本。这样，我才能演得和他一模一样。这剧本的名字叫做《一杯茶》，是个独幕通俗笑剧。我熟悉我所喜爱的这位演员的每一段戏，每一个场面调度，每一种语调，每一个手势，每一种表情……导演对于我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角色已经由别人创造好了。我的任务就只是重复一下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盲目地抄袭一下原本罢了。所以我在舞台上倒觉得自己表演得很好，很自由，很有把握。

在扮演另一个角色——《老数学家》，又名《在县城里盼彗星》这个通俗笑剧中的老人时，情况便完全不同了〔26〕。我没有见到过任何有关这个角色的标本，所以这个角色在我看来是空空洞洞的，怎么也填不满它。我需要一个现成的舞台标本。我自己在设想：我所认识的而且能够从他那里去摹仿表演手法的某某演员，该是怎样来扮演这个角色的？

我设想出了一些东西，这时候我在舞台上便感到比较自在些。但是，在角色的其他地方，由于还没有找到熟悉的手法，我就搞得很不好，有时，我偶然想起了另一个我所熟悉的演员的表演手法，我就又可以活跃一下子。在另一个地方，我又想起我所熟悉的第三个演员，于是又去摹仿他。依此类推下去。这样我在一个角色中表演了十个不同的形象，把一个人演成了十个不同的人物。每一个抄袭来的地方，就其本身来说都还像点什么，但加在一起就什么也不像了。角色变成了一条用碎布缝成的被子，我在舞台上感到很不自在。在演这第二个角色时，我的自我感觉和我在《一杯茶》中所建立的那种自我感觉毫无共通之处，所以《老数学家》第一次给我带来了创作的痛苦，不过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我当时却并不明了。在演《一杯茶》时，我对自己说：

“我的天！艺术和创作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呀！”

当我演《老数学家》的时候，我却暗自承认：

“我的天！当演员真是活受罪！”

这样，艺术在我看来有时很容易，有时又很困难；有时很称心如意，有时又难以忍受；有时是愉快的，有时又是痛苦的。我当时并没有弄错。的确再没有比觉得在舞台上就像在自己家里更愉快的了，再没有比觉得在舞台上做客更坏的了。再没有比非得去体现你所感到生疏的、模糊的、隔膜的东西更痛苦的了。直到现在，这种矛盾还使我时而高兴，时而苦恼。

我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母亲的命名日，即1877年9月5日那天。我原先以为是很遥远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实现了。过几个钟头，我就要面向脚光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人站在高台上了。许多人为了我将特地从莫斯科和遥远的郊区赶来。我将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使他们顺从地坐着听我讲话，看我动作。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使他们发笑。我想尽快走上舞台，来体验一下我当时所称的“当众感”。

我的情绪整天都处在此前所没有的极度高涨的状态中，连神经都在颤抖了。有一会儿，我幸福得几乎陷入昏迷状态。那一切能令我想起当前的演出的，都引起我心跳，使我连话都说不出来。有过这样一个时刻，我差点从马车上摔了下来。那是当我和哥哥从莫斯科学校回到庄园来参加演出的时候。我把一个大纸盒放在膝头上，紧紧地抱着它，好像搂住一人胖女人的腰似的。盒子里装着假发和化装品。它们那种特殊的气味从盒子的缝隙中透出，往我的鼻孔直冲。我被这种剧场、演员和后台所特有的气味熏得都要作呕了，就在马车颠簸的时节差点跌了出来。到家时，当我看到了为招待客人而铺上桌面的餐桌、餐具、包办酒席的厨师，看到了人们来往奔忙的情形，以及为晚会而做的其他一切准备，我的心脏便剧烈跳动起来，整个人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于是赶忙坐了下来，以免摔倒在地上。

我们被带到一张摆满珍馐佳肴的桌前坐下，匆忙地进了食。我是多么喜欢在这种为大喜日子而进行的忙碌准备中进食呀！在这种时刻，你简直就触摸到那即将到来的重大而愉快的事件了。

在作为剧场的那个侧屋里更是乱哄哄的。我的妹妹们、她们的女朋友以及一些年轻人——我们的熟人和朋友，抱着服装在那里跑来跑去，把这些服装送到各个化装室里去，挂在衣架上。化装师们正在准备油彩、胡须、假发，把假发梳好，烫好。一个大家管他叫雅沙的小伙子，在这几个化装室里穿进穿出。我从那天同他认识后，就再没有和他分过手。雅柯夫·伊万诺维奇·格列米斯拉夫基斯〔27〕是注定了要在戏剧界担任一个重要角色的人物，他把化装艺术提到了很高的水平上，使欧洲和美国都对他的工作感到惊讶。

演员们，包括我的父亲、弟兄、家庭教师和另外一些扮演者，依次坐到雅沙的镜子前，等到离开化装桌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别的人了。有的变老了，有的变得年轻而漂亮，有的变成了秃顶的，有的简直就认不出来了。

“这是你吗？！哈—哈—哈……妙极了！简直认不出来，瞧，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真是不敢相信！好极了！”

业余演出中时常可以听到的大惊小怪的叫喊声，从化装室的各个角落里传了出来。人们在那里挤来挤去，有的找领带，有的找领扣，有的找坎肩。好奇的旁观者妨碍着我们的工作，他们待在那里抽烟，吵闹，可又没有办法把他们从狭小的化装室里撵出去。

正在这时候，远处奏起了进行曲。宾客们持灯沿着花园里的所有通道先进，庄严地进入剧场。音乐声越来越近，最后，淹没了我们的谈话声。我们已经没法交谈了。过后，进行曲的乐声逐渐远去，最后静息下来了。代之而起的是观众的嘈杂声，脚步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演员们在后台也渐渐静了下来；化装室里的说话声轻些了；大家脸上露出了抱歉的微笑和尴尬的神色。但我的心却充满了快乐，那里面一切都在沸腾。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总是奔来奔去，简直妨碍了别人。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有时甚至往下沉。终于，幕升起了，演出开始了。

我终于登上了舞台，在那里，我有一种蛮不错的感觉。仿佛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因而我放纵不羁地向前飞奔，一直奔到剧终。我既没有创造出角色，也没有创造出戏——对于这样一个内容空虚的通俗笑剧也未必值得这样去做——我却创造了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表演方法。我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了观众，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是为了得到观众的赞扬。我内心急剧的速度和节奏激动着我，以致连呼吸都感到了困难。话语和手势都是以一种无法控制的速度蹦出来的。我气喘连连。喘息妨碍我说话；而我却认为这种神经极度紧张和无法控制是真正的灵感。在表演时，我深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观众。

戏演完了，我期待着观众的赞许，夸奖和欢呼。可是大家都保持缄默，看来仿佛是在回避我。我只好去找导演，低首下心到乞求他夸赞我几句。

“没有关系，总还算不错，”导演对我说。

这个“总还算”是什么意思呢？！

从这时候起，我开始认识到表演上的疑虑是怎么回事。

在演第二个戏《老数学家》的时候，我自己并不怎么满意，可是演完以后，导演却很高兴而诚恳地赞扬我说：

“这比上次好多了！”

怎么？当我自己感到演得蛮不错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夸奖，而当我自己感到演不好的时候，却反而受到称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和观众在台下的印象会不相符合？！

那天晚上我还认识到了另一点：了解自己表演上的缺点并不那么简单。从舞台上来了解自己的表演在脚光那边所造成的效果，这是一种很大的学问。经过多方探听，耍了些小聪明，向人家陪了小心，我才了解到：首先，我虽然很有“灵感”，但说话的声音却太低了，低到使所有观众都想向多喊道：“大声点吧！”其次，我话说得这样快，快到谁都想向我喊道：“慢一点吧！”我的手以飞快的速度在空中挥动，我的脚不停地从舞台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所以谁也不明白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晚上我还认识到：演员的琐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是怎么回事，仇恨、诽谤和忌妒都是由这里产生的。

初次登台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却带来了疑虑，使我随后不得不努力设法加以排除。因此，一有机会——在有我参加表演的一次家庭演出中——我就有意识地注意大声说话，并且记住不去挥动手臂。

结果呢？又有人指责我，说我是在大声喊叫，用装怪脸来代替表情，夸张，缺乏。分寸显感然，我手部的剧烈动作都转移到面部上来了，因此就有了夸张的怪脸相。那么呢分寸？感当然，从字面上来说，我懂得这是什么，可是实际上……

演出的机会很少，在间歇中我们常常因为没有戏演而感到苦闷。为了减轻一下表演的饥饿，也为了放纵一下从幼年时代起就染上的戏谑和恶作剧的嗜好，我们想出了如下的办法。有一天，在黄昏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装扮成喝醉酒的乞丐的模样来到车站。在那里，我们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给吓住了。人们丢钱给我们，狗向我们扑过来，路警还把我们撵出月台。人们越是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的演员情感便越是得到满足。在实际生活中必须比在舞台上表演得更加逼真（因为观众对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准备相信的）。否则就可能惹出麻烦来。但我们既然已经被人撵过，可见我们表演得算是不错的了。这样我就在实践中领会到了“分寸感”。

我们扮演吉卜赛人获得更大的成功。当时，正好吉卡赛人的屯宿地就离我们家不远，那些以占卦为生的吉卜赛女人经常带着小孩在各个别墅门前穿来穿去。这天傍晚，我们在等着我们的一位表姐，她将要乘火车到来。她因为正在和我们的邻居相爱，所以遇上机会总要占上一卦，来预测一下自己的命运。我们决定要捉弄她一番。我同新近为我妹妹们聘请来的一位善于占卦的女教师，还有女仆的一个儿子，都换了衣服，化装成吉卜赛人，在火车到站的时刻，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我把占卦时应当给我表姐算出来的事情都告诉了女教师。我们迎上了表姐坐着的马车以后，便跟在车后追赶，嘴里大声讲着似是而非的吉卜赛语。这位少女吓了一跳，吩咐车夫快马加鞭，赶快载她回家。我事先已经和哥哥约好，我们该在门口等候。过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陪着这位刚刚来临的，由于神秘的遭遇而激荡不安的少女来到了花园围墙外面；接着就开始占卦了。这次收到的效果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大。我又一次感到骄傲，因为分寸感没有受到破坏。

为了说明一个业余演员在没有行家指导的情况下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我将要描述一下对我那以后的活动最有表征意义的几次演出。我不打算按照这些演出的年代顺序来叙述，因为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演员在他的创作成长中所走过的阶段和阶梯，是这种成长的“曲线”，以及离开这条线而后又折回来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