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在我二十岁稍稍出头的时候,有一位颇有声望的事业家对我说:“要想替自己建立地位,就应该从事某种社会事业:譬如说,当学校或救济院的董事,或者是当议会议员。”从那时起,我的艰苦历程开始了。我参加了某些集会,尽力显出老成持重的样子;装出很关心给救济院老妇们缝制什么样的衣帽;想出一些措施,来改进俄国儿童教育,虽然我对于这一专门而重要的事业是一窍不通的。我学会了演员那种巧妙的艺术,当我对某一件事情毫不了解时,便保持沉默,装出在深思的样子,或者富于表现力地说出一两句殊费猜测的话:“是啊!嗯!……让我考虑一下……”我学会了如何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很巧妙地把这些意见变成自己的,显然,由于我假装行家的角色表演得很好,许多慈善机构、学校和其他团体都争先恐后地来邀请我参加它们的工作。我东奔西走,忙个不休,弄得相当疲乏,而心里却是冷冰冰的,满是闷气,自己也觉得做这些事情很无聊:我不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快意了。我是自己替自己兜揽了这一些不必要的工作的,但是,这些新的社会活动把我越缚越紧,我简直没法摆脱掉自己答应承担的责任了。总算侥幸,我找到了一条出路。我的表兄,一位非常活动的人,曾经是俄国音乐协会和音乐院的理事之一,他因为担负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务,必须放弃原有的位置。我被选为他的补缺人;我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口没有时间,把其他各种职务统统推掉〔32〕。生活在艺术的气氛中,和那些有才能的人在一起工作,当然要比在那些对我格格不入的慈善机构里工作好多了。

当时音乐院里确实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只要举出下面这些人就足以说明:那儿有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钢琴家兼作曲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达涅耶夫,特列嘉柯夫画廊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特列嘉柯夫,还有包括瓦西里·伊里奇·萨冯诺夫〔33〕在内的教授们。这些人都先后和我一起在理事会工作。俄国音乐协会理事的地位,使我经常有机会认识和结交其他杰出的有才能的人物,像安·格·鲁宾施坦、艾尔曼斯达费尔〔34〕和别的一些人,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日后的艺术事业起了重要的影响〔35〕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和伟大的人物即使只有过表面的接触,仅仅和他们接近了一下,那种看不见的精神上的交流,他们对某种现象的不自觉的反应,他们的感叹或脱口而出的话语,他们的雄辩的沉默,都会在我们的心中留下痕迹。随后,当演员成长起来,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景时,他便会想起这些伟大人物的眼神、谈吐、感叹和沉默,经过揣摩而领会到它们的真正意义。在命运赐予我和安·格·鲁宾施坦三两次会面机会以后,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起了他的眼神、感叹和意味深长的沉默。

有一次,正好在安·格·鲁宾施坦将要来到莫斯科指挥一次交响乐演奏会的时候,俄国音乐协会的领导者们都因有要事离开了莫斯科。一切行政事务全交给我一个人负责。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我知道鲁宾施坦是很严格的,性情直率得近乎粗暴,在艺术上决不作任何宽容和妥协。当然,我到车站去接他。但他却出乎意料地乘早一班的火车来了,我只好再到旅馆去见他,并向他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我们的谈话很简短,纯粹属于客套性质。我问他关于这次演奏会有什么吩咐和委托没有。

“什么委托?事情已经布置好了,”他用懒洋洋的拖长的腔调高声回答我,同时还用那锐利的目光刺探着我。他和我们这些凡人不同,他能够像在观察什么东西似的长时间盯着人们,而一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顺便说一句,我从日后接触到的一些伟大的人物身上,也发现了这样的习惯。

我被鲁宾施坦的回答和目光弄得很狼狈;我仿佛觉得,这种回答和目光意味着惊讶和失望:

“看,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如今连毛头小子都当上理事了!他对我们这门事业懂得什么呀!还巴巴结结地来张罗呢!”

他那狮子般的沉着,狮鬃般鬈曲的头发,从容不迫的神态,懒散平稳的动作,都压迫着我。同他一起坐在小房间里,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他的伟大。我知道,这位沉着的壮士,一旦坐到钢琴面前或者登上指挥台,会怎样燃烧起来;那时候,他的鬈发会怎样竖起,就像狮鬃一般,遮住他的半边脸;他的眼睛会怎样闪射出火焰;他的手臂、头和全身,像出自一股野性的冲动似的,会冲向那暴风雨般的乐队。在我的脑子里,狮子和安东·鲁宾施坦已经融为一体了。因此我当时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狮子笼中作客。

一小时以后,在乐队预演时,我又看到了他。鲁宾施坦努力以自己高亢的声音压倒雷鸣般的乐队。他突然尖叫一声,转到长号手那边来,暴躁地对他们讲了一句什么话。大概是嫌乐队的声音和力量太弱,不足以表达在他内心沸腾着的情感,所以要求那些长号手高举起他们的喇叭,好让吼声毫无阻碍地传入听众的耳鼓。预演结束了。鲁宾施坦像一只战斗后的狮子,汗流浃背,拖着疲惫的身躯,像猫那样软绵绵地躺下来。我提心吊胆地站在他的化装室门口,守着他,为他祈祷,从门缝里欣赏他。乐师们也很兴奋,等到他休息过后,他们恭恭敬敬地陪送他回到旅馆,回到他那个小笼子里去。

因此,当几个情绪激动的乐师跑到我跟前来,用一种挑衅的腔调宣布说,如果鲁宾施坦不向他们道歉,他们将不参加当晚的演奏会,我就很是不解。

“为什么?”我想起刚才所看到和所听到的那一切美妙的东西,不禁惊讶地问。

我不明白乐师们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大概是他们觉得鲁宾施坦对他们发了脾气,或者是他们不能容忍这位天才在创作灵感焕发时的说话腔调。尽管我用尽了一切办法,我还是没有能够使他们平息下来。我只得到了他们且先去到会场的允诺,并且讲定,如果鲁宾施坦同意在演奏后向他们道歉,那他们便演奏,如果不同意,他们可以自由行动。

我立刻去找鲁宾施坦,向他道歉,吞吞吐吐地说出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并且问他我应该怎么办。他半躺着,姿态还是像我第一次见到时那样悠闲。我这一番话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反应,而我却已经由于焦急不安,由于害怕就要闹出来的乱子和无法执行自己所应负的重大任务,而汗流浃背了。

“好!我去跟他们——讲!”安东·格里哥利耶维奇慢吞吞地说。

如果按照他说这句话时的语调来表达这句话,它将是意味着:

“好,我会叫他们知道,怎样去闹出乱子来!我会叫他们知道的!”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说您要向他们道歉呢?”我极力想得到他明确的答复。

“好,好!……就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坐到自己座位上好了!……”他更加悠闲地回答,然后懒洋洋地伸手去拿一封信,把它拆开来。

当然,我本来应当得到更加明确的答复的,但我不敢再打扰他,不敢坚持自己的要求,而怀着不满足的心情走了出来,担心着演奏会是否举行得了。

在演奏会开始前,我告诉乐师们说,我已见过鲁宾施坦,把发生的事情全对他讲了,他已表示说:“好,好,我去跟他们讲!”当然,我没有把他语调中原来所带的微妙含意传达出来。乐师们都很满意,看起来他们刚才的怒火几乎完全平息了。

演奏会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这位天才对于这种成功抱着多么冷淡和不在乎的态度,对于赞扬他的观众是多么淡漠啊!他走出台来,机械地行了一个礼,然后,我觉得,他似乎立刻就把他的周围环境忘掉了,他竟当着听众的面,和他遇到的熟人交谈起来,仿佛那些雷动的掌声,那些由他激起的热烈情绪,都与他完全无关似的。当听众以及那些敲击着乐谱架的乐师们的不耐烦情绪已经达到顶点,仿佛再拖延一分钟,听众就会忍不住闹起来的时候,作为演奏会负责人的我,便被派去提醒鲁宾施坦,告诉他说,他的成功还没有结束,需要再出来一次。我战战兢兢地跑过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却得到了他的一个十分冷淡的回答:

“我——听——见了!”

换句话说就是:

“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怎样去对付……他们!……”

我不作声了,只有衷心地赞叹和羡慕这位天才,羡慕他有权利对荣誉表现出如此有气派的淡漠,自觉比在场的观众优越。

我朝那些刚才还在骚动的乐师们看了一眼:在欢呼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嚷得更要热烈。

我还和安·格·鲁宾施坦见过一次。虽然当时我曾充当了一个很愚蠢的角色,我还是要把经过情形讲一下,因为在这次会见中,这位伟大人物的典型特征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并且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也是发生在我担任俄国音乐协会理事的时期。有一次,在皇家大剧院隆重举行歌剧《恶魔》的第二百次演出〔36〕。剧院里挤满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人物。灯光辉煌,贵宾们坐在皇家包厢里,某些第一流的歌唱家都担任了最小的角色。人们对敬爱的作曲家作了盛大的欢迎,乐队奏出了欢迎曲,合唱团和独唱家们高唱《光荣赞》然后奏出序曲。幕徐徐升起,演出开始了。第一幕以优异的成绩在一片雷动的掌声中结束。开始了第二幕。作曲家在指挥,但他神色焦躁不安。他那狮子般的目光,一会儿盯着这个表演者,一会儿盯着那个乐师。他的动作中流露出不耐烦的、急躁的情绪。全场观众都在议论纷纷:

“安东·格里哥利耶维奇发脾气了。一定有什么使他不满意……”

当剧中恶魔从活动地板中出现,升到躺在睡椅上的塔玛拉上空的那一瞬间,安东·格里哥利耶维奇突然制止乐队的演奏和戏的进行,他着恼地用指挥棒敲击着乐谱架,很不耐烦地对站在后台的人喊道:

“我告诉过你一百次了,叫你……”

下面的话没有听清楚。

后来才知道,全部问题原来就在于反光灯上,这盏灯本不应该从正面,而应该从背后照射着恶魔的。

全场寂静得像一座坟墓。台上和后台的人们都着了慌,有的人从幕后伸出头来张望。那些突然被剥夺掉音乐以及习惯了的舞台动作的可怜的演员,茫然失措地站在那里,好像他们一下子全被剥光了衣服,而为自己的赤身裸体感到羞愧似的。仿佛整整一小时过去了,惊讶得目瞪口呆的观众这才逐渐恢复知觉,开始表示愤慨,并且批评起来了。场内掀起一片喧闹声。鲁宾施坦以安闲的姿态——几乎以第一次我在旅馆里和他见面时所看到的那样的姿态坐着。当听众的喧闹声达到顶点时,他安详地、懒洋洋而又严厉地回过头来望着观众厅,用指挥棒敲击着乐谱架。但是这完全不是意味着他已经屈服,愿意继续演出了。这是对观众的一种严厉警告,要他们遵守秩序。场内出现了嘘声,接着便安静下来了。又过了好一些时候,直到一道强烈的灯光射到那个恶魔的背上,使恶魔的身姿看过去几乎像个透明的剪影时,戏才继续下去。

“多美呀!”听众都在这样窃窃私语。

第二次幕间休息时的掌声远不如第一次热烈。这可能是由于观众感到受了侮辱的缘故。但这对于鲁宾施坦同样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我看见他还是那样安详地在后台和别人谈话。

下一幕戏是由我们——我和俄国音乐协会的另一位理事——来开场的:我们受委托把一个系有长飘带的大花环献给作曲家。鲁宾施坦刚刚走到指挥台上,我们和我们的那件大行李便被人从红色舞台框和幕布之间的缝隙中推了出来。当我们从那缝隙中钻出来时,难怪大家都觉得好笑。我们不习惯于大舞台的强烈的脚光,眼睛立刻发花了。前面的东西完全看不见,仿佛从脚光那里升起一层雾,把对面的一切都遮蔽住了。我们走着,走着……我觉得我们仿佛已经走了足足一俄里的路。观众厅里先是传来谈话声,最后变成了嘈杂的声音,三千观众终于哄然大笑起来。我们还是继续走着,走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到舞台边缘的导演席从雾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原来我们当着观众的面在舞台上迷了路:我们早已走过了舞台的中央,而过去指挥一向是站在那里的提词室旁边,乐队席前面,背对着乐队的,这样,献礼人就可以从舞台上直接把礼物献给他。我们用手挡住直射眼睛的脚光,越过脚光朝观众厅望去,却忘记了那个大花环,以致花环上的飘带在地上拖来拖去,简直是演了一出滑稽戏。安东·格里哥利耶维奇笑得前仰后合。他用指挥棒猛敲着乐谱架,好让我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们总算找到了他,把花环递给他以后,赶快放开脚步,狼狈地跑下台去。

我还和其他一些有才能的音乐家见过面。尼古拉·格里哥利耶维奇·鲁宾施坦〔37〕去世后,曾费了很长时期去物色一个人来接替他管理莫斯科交响乐演奏会的工作。试验过了许多人以后,最后选定了那位著名的交响乐指挥、优秀的音乐家马克斯·艾尔曼斯迭费尔。他确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在我担任俄国音乐会理事的时期,他的声誉已盛极一时。

就是那位由我接替他在音乐院职位的我表兄的夫人,和艾尔曼斯迭费尔夫人过往甚密。当时我既年轻,又有了所谓“地位”,总之,我具备了一个好未婚夫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某些太太们看到额上仿佛刻着“未婚夫”字样的逍遥自在的独身汉,总不甘心。她们不把一个还想逍遥自在、无羁无绊、不愿跟妻子一道锁在温暖的炉边的幸福自由的年轻人加上婚姻的束缚,是不能安眠的。一句话,她们想尽办法要使我结婚。事有凑巧,就在这时来了一位初露头角的明星,优秀的提琴家季,她是一位年轻貌美、情感丰富、才能卓绝的德国姑娘,是被请来在交响乐演奏会上参加客串演出的。她由她的严厉的母亲随伴着,母亲显然很看重自己女儿的优越条件。我的那位自告奋勇来担任媒人的表嫂,灵机一动就举办了一些晚会和宴会,特别热心地招待这位年轻姑娘和我。表嫂在那位严厉的母亲面前极力赞扬我,对她说:“请您想一想,他那样年轻,就已经当上像俄国音乐协会这样团体的理事了。”同时,她又对我说:“这个季小姐多么漂亮呀!像你这样的年龄,怎么会这样没有眼光和这样冷漠无情呢!站起来,端一张椅子给她坐!”或者说:“挽着她的手臂,引她进去入席!”

我便挽着她的手臂,引她进去入席,和她并排坐下,我感到很满意,但我猜不透我的这位可爱的媒人到底想要把我推到哪里去。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他的弟弟是和我那位自告奋勇的媒人的妹妹结婚的——大概也参与了这个向我进攻的阴谋。我被邀请去参加在比洛饭店举行的、由作曲家和演奏家们举办的小型音乐会和宴会。这个饭店是那些远道而来的音乐家们留宿的地方,季小姐也住在那里。这些晚会上聚焦了许多优秀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他们演奏了自己的新作品,那位青年女提琴家也把没有在公开音乐会上演奏过的节目演奏给大家听。柴可夫斯基很喜欢这位少女,他极力地促使我和她接近,虽然他一向是很害羞的,完全不善于faire les honneus de la maison(10)。柴可夫斯基的殷勤使我不知所措。我当时不能了解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总喜欢向我反复地说,说我这样年轻就能够扮演彼得大帝,又说等我成了歌唱家,他将根据这个题材为我编写一个歌剧。

在这些晚会上,艾尔曼斯迭费尔和他的夫人对我非常关切,我还听别人说,他们很喜欢我,为我担任俄国音乐协会理事而感到高兴。

在小型晚会开完以后,青年女提琴家的母亲往往请我和其他几位音乐家到她们的房间去喝茶。柴可夫斯基有时也走进来逗留片刻,腋下夹着软皮帽(这是他的习惯)。他来得突然,去得也很突然,他总是显得那么紧张和忙碌。艾尔曼斯迭费尔和他的夫人,还有我的媒人,待下来的时间比较长些。随后他们也偷偷溜走了。这样便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女提琴家、她的那个留住我不放的母亲和我。可是我的德语讲得不大好,为了既不用讲话,又可以消磨时间起见,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便来教我拉小提琴。她从一只精致的盒子里取出她的小提琴,我笨拙地把它接过来,生怕弄坏,更笨拙地用另一只手握着弓,于是在这座已经沉入睡乡的清静的德国旅馆中,传出了受到我虐待的琴弦的惨叫声。这位姑娘不久便离去了,我去送行,送给她一束玫瑰花。当火车开出车站的时候,她黯然把花瓣一片片地扯下来,向我这方面投掷。我们的恋爱故事就这样毫无下文地结束了。

因为我的迟钝,我还被我的媒人责怪了一顿!

在这个时期,我和艾尔曼斯迭费尔夫妇有了亲密的交往。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情感热烈而神经质的人,所以和他接近,就要懂得方法。显然我已经摸到此中的窍门了,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却未必能懂得这点,他们是不善于和他相处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况:遇到有事需要和这位指挥商量时,他的那些同事,那些和他同样杰出的艺术家们,并不直接找他,而要转托我去和他商量。我在大多数场合也不直接去找艾尔曼斯迭费尔,而是通过他的可爱而聪明的、对他很起作用的夫人。渐渐地,他也习惯于同我商量事情,而不愿同其他人交谈了。事情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我,甚至和他在一起编排起下一季音乐会的全部节目来。他之所以让我和他接近,大概是想找一个人来同他谈话,免得他老是独自坐在房里冥思。或者,他需要我,是为了替他记录下他的意见。当然,那些理事和音乐家们曾利用我,使他们所筹划的节目得以通过。我不得不向这位著名的音乐家提出一些意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幸好我学会了一套在实际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本领。我懂得在哪一些场合应该保持沉默,在哪一些场合应该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面孔,意味深长地哼上一声:“So!”(11)或者装出在深思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Also,Sie meinen…”(12)或者装出想通了的神气,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So,jetztver‐steheich…”(13)等到需要对他所提议的某些节目表示意见时,我会露出不怎么赞成的神色。“Nein?”(14)他会惊奇地问。“Nein,”我便用肯定的口吻回答。“Dann,wasdenn?”(15)“Ein  Mozart,ein  Bach,”(16)我回答着,把别人提示给我的所有节目依次讲了一遍。显然,我的那些提词人并不是傻子,因为我的这位有才能的朋友时常被我的鉴赏力和敏感所震惊。

如果他不立刻接受我的意见,我有时就不得不故意把事情弄得复杂些。“这个怎么样?”我哼出一个我似乎觉得适宜于作为节目的曲子。“Aber spielen Sie,”(17)这位著名指挥家对我说。但我还是唱出我脑子里随意想到的东西。当然,这位音乐家是怎么也听不懂的,于是他便自己坐下来弹奏。“不,不,不是这样!”我又哼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又赶快跑到钢琴前弹起来,但我依然表示不满意。就这样我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建议。过了一会,我装出仿佛有了一个新的辉煌的发现似的,突然跳起来,若有所思地在房里踱来踱去,然后把别人预先提示给我的新节目讲了出来,这使他又一次被我的鉴赏力和理解力所震惊。

这样,我便完成了理事会同事们托我做的相当多的事情。在我的这个新角色中,演员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里需要表演,要表演得细致,具有真实感,这样才不至于失败。坦白地说,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某种艺术上的满足。如果不能在舞台上表演,那么至少也要在生活中表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