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查制度

在莫斯科文学艺术小组的报告

我们的艺术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有这样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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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是一种综合艺术。它把文学家、演员、音乐家、画家和造型艺术代表者们组合在一个和谐的整体创作里。它通过几种艺术的共同努力，同时影响成千人的情感、理智、听觉和视觉，并造成一种为上述每种艺术所不能单独达到的强烈印象。尽管我们的艺术是不经久的，但它是不可抗拒的。

其他艺术作品是被人们不出声地、在沉默的静观中所领会。人们单个地或成群地来到陈列室或博物馆，欣赏雕刻家或画家的创作。这些艺术创造可以由若干代人和若干世纪进行评价。

在剧场里，观众的评判却是在片刻的印象下在创作结束之前匆忙进行的。观众不愿意抑制自己的情感迸发，这往往是既不能控制，又很不公允。所以剧场里表示敬意的热情欢呼，侮辱性的指责，嘈杂的示威或抗议，就是很平常的现象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观众有自我催眠的特点。集体的感情会把从台上得来的印象烧得更旺，并使成千人的心脏同时强烈跳动。

舞台艺术是易于接受和普及的，因为戏剧文学作品是由演员体现并由美术家加以描画的。所有其他跟人们交流的方法都要求人们要有新的文化修养。比方说，只有能识字才能看书；要了解所读的内容，还得要有读书的习惯；表现在音乐里的思想，专家能明白；而无声的雕塑和绘画多数在诉诸艺术家的心灵，就不是一般观者所能经常了解的了。戏剧艺术是所有的人——帝王和农夫、学者和文盲以及老人和孩子，都能了解的。

观众为了娱乐走进剧院里来，当出去的时候已不知不觉地从剧院用新的思想、感受和需要来丰富了自己，这是由于作者及演员们从舞台上和观众进行的精神交流。

这样，戏剧文学作品就能具有宣传的意义，而舞台和剧院就成了讲坛与教室。

形式枯燥乏味的一般的宣传或演讲，是不大众化的，因为人们不是经常都喜欢受教育。人们对于演戏和娱乐的喜爱是无限的。因此人们是这样乐于占满观众厅，就在那里非常容易地了解作品作者的思想，并跟演员创造的人物形象亲近起来。的确，通过人的心最容易影响理智，我们的艺术也为自己主要选择了这条复杂的道路。这种艺术是通过演员们的成功把作者的思想送到观众中去的。

戏剧由于具有从精神上影响观众的巨大力量，就获得了重大的社会意义，如果从它的舞台上宣扬崇高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的话。

它也可能以同样的力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如果从它的舞台上向观众表演庸俗、虚伪和偏见的话〔1〕。

我们艺术的这些特点，就必然引起了行政当局加强对戏剧的控制和监督，拼命限制思想、情感和言论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戏剧比其他艺术更多地遭受检查机关、宗教团体和警察机构压迫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戏剧被置于一切法律之外，而不能用任何权利来保卫自己的缘故。

比戏剧其检他查艺的术条款和文学方面的更为苛刻〔2〕。

以下就是任何剧作在未上演之前所要经过的那些关口。

程序一

根据《检查及出版条例》第八十五条，戏剧作品作者要把两份剧本送交出版事务总管理局，纳印花税一卢布二十戈比。出版事务总管理局了解作品以后，把那经许可并有检查员签字的一份交还作者，另一份存总局图书室。

如果戏剧作品被检查机关认为不适宜上演，那么根据《检查及出版条例》第八十八条，把这情况写成说明理由的报告书。报告书的内容不向那在这种场合被认为是私人的作者宣布。用公文和作者通信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准许上演的，是已向行政当局提出并经过检查的一份剧本，因此为了剧本便于上演，作者应当或者自己出版自己的作品，或者委托别人出版。

程序二

为了获得出版自己的作品的权利，必须把已纳六十戈比印花税的一份剧本，随同请求准许的申请书，送交总检查机关。这级机关不一定迁就前面的机关，经常在对戏剧作品的看法上跟它有分歧。这级机关经常禁止观众阅读那些在帝国的和私人的剧院舞台上演出的剧本。

根据总管理局1884年3月21日第一三六一号的通告，和1892年12月11日第六○四二号的通告，作者无权在出版的剧本和打印的剧本上题字，以说明他的作品已被准许上演。

从自己这方面，警察当局无权供给合法出版的和打印的准许上演的剧本，因为在这方面他们应当以专门的戏剧检查机关的许可为依据。

程序三

作者可以把自己的打印的或石印的作品，附上印花税，再次送交总管理局，申请把剧本列入《政府通报》上无条件准许上演的剧本目录。

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根据《检查及出版条例》第九十条和九十一条，警察有权只准许这样的剧本上演，即在《政府通报》的无条件准许上演的剧本目录里公布的剧本。有时剧本很快就出现在该目录里，有时却要经过一两个月。

出版事务总管理局并不是经常认为这些剧本可以列入《政府通报》，尽管它们是已经由戏剧检查机关和总检查机关准许的，完全据原稿准确打印并经总管理局同意的剧本。

程序四

莫斯科的剧院处境特殊，对此，《检查及出版条例》中未作任何说明。

剧本上演以前，上述一切程序都由设在莫斯科的特殊的检查机关控制。它要重新检查和审批已经准许的原稿，检查剧本在舞台上产生的印象，并根据自己亲自的观察，进行修改或禁演。抱着这个目的，它审读预备上演的剧本，并看总排和初演〔3〕。

程序五

这道关口的设置，是为了这类少数剧本，如像《在底层》、《小市民》、《罪与罚》、《沙皇鲍里斯》等。这些剧本尽管得到出版事务总管理局的同意，特别根据设在彼得堡的俄国戏剧协会的申请而准予上演的。在《检查及出版条例》中也没有对这道程序的指示。

还有一类剧本，根据总管理局1868年10月15日第二五四一号通告，只准许在各帝国剧院演出。

意外的程序

程序六

除了上述必要的程序以外，还有许多意外的程序。例如，看舞台作品中所涉及的题材如何以及所体现的形式如何，中央各部都能批下禁演令。

戏剧生活中这种意外事件是层出不穷的，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就像戏剧有责任把它反映在舞台上的生活本身那样各式各样。现在就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举几件事情来说吧。

（1）阿·托尔斯泰的被禁演了三十年的剧本《沙皇费奥多尔》，经过了部里的这些程序才被批准上演了，得以上演的不是所有的剧院，而仅仅是几个由企业家个人负责的剧院。既然剧本已开禁，演出就取决于中心人物——沙皇费奥多尔〔4〕一角的表演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借口就是，担心对这个在某些地方写得大胆的角色作不正确的处理。

（2）马·高尔基的剧本《小市民》和《在底层》也经过部里的检查，而且对第一个剧本还要求检验整个舞台演出时的印象。

为此目的进行了一次总排，到场的有检查委员会的全体人员、一些大臣和他们的家属，以及众多身居高位的人物。在这次排演中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戏批准了。演出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对于剧本产生的印象的监视，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监视持续到《在底层》的演出。这个戏赶上了打破平静的社会生活的一些事件〔5〕。

（3）《斯多克芒医生》一剧也没有躲过部里的检查……由于总检查机关的特殊照顾，这个剧本通过了这道程序，批准列入一些剧院的上演剧目〔5〕。

（4）奇利柯夫的剧本《伊万·米伦内奇》，为供国民教育部〔7〕检查而多次排演。如此等等。

程序七

这道程序关系到那些涉及宗教问题或精神道德问题的剧本。这是一种非官方的、宗教性质的检查。这个检查的禁演压力是无法抗拒的。例如，剧本《汉娜莉》在彼得堡的文学艺术小组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年，在莫斯科却经过长期奔走才获得上演的许可。这种严格限制风行于莫斯科，如人们所说，因为在莫斯科有许多教堂和僧侣。由于同一原因，这个剧本在基辅至今未获准上演。

1896年春，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时候，《汉娜莉》在莫斯科上演了大约二十场，甚至在《莫斯科公报》上引起了热烈的评论。几年以后，一家莫斯科的剧院把这剧本作为主要王牌列入自己的上演剧目，把即将到来的演剧季的财物预算都以它作为基础〔8〕这时，剧院已到了非演这个剧本不可的地步，否则这企业似乎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当这出戏的总排演到天使的合唱曲的最后和音作为结局的时候，剧院负责人收到警察当局发来的电报，内容说：“从剧目中撤下《汉娜莉》。”

警察当局很同情这个剧本和剧院的不幸。他们对《汉娜莉》大大赞赏一番，并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宗教当局，说他们在私自的通报中反对这个剧本。

至于那些波折，以及剧院负责人在跟宗教当局解释时所处的可笑的地位，尤其是大家非常清楚的那些宗教人物对演员们的看法，就不再去说它了。

偏见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剧院负责人甚至没能够向宗教人物解释清楚两个检查机关的差别：一个是总检查机关，准许剧本出版而毋须删节；另一个是戏剧检查机关，这次对于禁止一切福音的对话以及关于耶稣变成卡普勒僧侣的情节极表关切……宗教界人物却认为，给剧院这样的设施成立专门的检查机关，是大可不必的。剧院尽管有莫斯科总督殿下为它讲情，尽管许多年来有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的说项，但是直到现在还没能够撤销宗教首脑们所加的禁令。剧院遭受的损失达三万卢布，就是说这正好是那个根据它的计算被取消的剧目所应赢得的数目。

程序八

根据出版事务总管理局1888年5月20日第二二○一号通告：“凡预定在各人民剧院上演之一切剧本，须有如下批示：‘出版事务总管理局同意在各人民剧院上演。’未经出版事务总管理局盖章之剧本，警察官员不得准其在固定性或临时性人民剧院上演。”

在最近一次剧院代表大会上，已弄清楚有关人民剧院的如下数字资料（斯威特洛夫先生的通知）：“列入准许无条件上演于人民剧院的目录的剧本共有五七○个；其中有三二二个独幕或两幕的通俗笑剧，十九个歌剧和轻歌剧，十七个小俄罗斯的剧本和轻歌剧，等等。大剧本共有一七七个，但是其中半数是任何一家人民剧院都不愿上演的，它们全是些粗俗的文学。可是它们不仅只供人民剧院使用，而且甚至还供应那些因这样那样条件必须卖低票价的剧院。”〔9〕

前不久，一个人民剧院建团的时候，我曾经到场。请来商谈的为数不多文化程度很低的演员，都同意为初创的事业服务。他们为了物质上的需要，不大情愿地订了合同。那些有学问的青年演员，却不顾自己的贫困，不顾为国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愿望，在看了一遍准许人民剧院上演的剧本目录以后，就断然表示拒绝。检查机关划定的范围，对他们的艺术要求说来，是过于狭窄了。

这就是原因之一，使人民剧院失去它最有用的活动家，这些活动家是怀着爱心并且有思想地对待国民教育以及合理的娱乐问题的。

深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必须承认发展人民戏剧事业是没有希望的。

程序九

那些在公开的演奏会或文学晚会上供朗诵的文学作品的许可和批准，取决于教育区的督学。

这样一来，要上演剧本，就需要有经过检查的本子和经过警察局签署的戏报。穿着燕尾服诵读剧本，不化装、不着戏装也不布景，就需要教育区督学的批准。换句话说，督学控制戏剧是跟演员的服装紧密联系的。演员们穿了登场人物的服装，就不受这个程序的约束，如果穿燕尾服，他们便归国民教育部管理。

检查机关的限制的后果，对俄国戏剧文学说来是很可悲的，它们在如下这些方面表现了出来。文学戏剧作品的形式本身是费力的，是很紧凑的。许多才能卓著的文学家害怕这种形式，虽然理解到跟舞台艺术家的合作中引人入胜的一面。如果在一切专业性难题上再加上现存各个检查关口的难题，这就很清楚了，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文学家跟剧院不相往来。

此外，禁止人物在台上说那些首先观众愿意听的话，而一些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登场人物，又一劳永逸地从舞台上撤销了。例如最高层的人物，省长，大臣，身居高位的宗教人物（僧人是允许的）。军人只许出现在幻想的而非现实的戏剧形式里，更不能佩假勋章，显然照军人的理解，是因为戏剧使军服蒙受耻辱。

高官显贵和政府要员出现在台上，应当是讨人喜爱的样子，但是既不应当把他们表现得过于庄严，也不应当表现得过于随便。自由主义者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当然不会出场。只有在那些可靠的作者的作品里才准出现警察分局长和警察。在高尔基的《在底层》里，不得不让一个穿了一件铁路列车长制服的警官出现。〔10〕

所有这些人物所谈的，都不是他们应当感兴趣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台上的工人谈工人的问题，不信教的人谈信仰，农夫谈农田问题，大学生谈自己的集会。所有这些给抽掉了主心骨的人物，在台上都显得没有生气而内心空虚。必须把自己裹起来并且说假话，而许多人对此都是不能容忍的。

于是，戏剧失去了它的同时代观众所体验到的最重要的思想感情，失去了我们周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

译成俄文的外国作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诚然，有时能做到给那非法的思想顺利地“打气”，而且用隐秘的暗示使这思想顺利地活跃起来。

观众对此甚至感到高兴，更愿意到剧院来观剧了，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是把已成熟的问题讲清楚，还不如说观众在自己的种种猜测中搅乱了头脑。这个手法产生了新型的准自由主义的作品。它只能蜻蜓点水，而没有什么深度。它在搔痒，在舒服地刺激观众。这种经长官同意的自由主义，使伟大的思想内容贫乏，使观众受到腐蚀。

在寻找艺术性的不伤风败俗的剧本时，剧院着眼于过去的文学杰作，它们曾经是自由主义的，而今成为古典主义的了。它们的形式和思想的经院性是很出色的，但是对现代观众说来却是冷冰冰的，因此他们准备只从远处欣赏它们。

这样一来，就给那种艺术开阔了广大的地盘，它不会受到检查机关和行政当局的追究，而且始终能吸引人。这类作品畅行无阻地培育着鄙陋、粗俗和淫秽。

在现代剧目中这种剧本的百分比是很大的。而那些剧院因它们才有存在价值的剧本却看不见了。

在这种可悲的条件下，剧院能带来人们期望于它的那种益处吗？当然不能。

程序十

剧院处在完全依赖行政和警察当局的地位。

这种依赖性在外国也是存在的，只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并有明确的形式。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剧院自然就听从个别人任意处置，而且以他们对我们艺术的看法为转移了。

俄国演员和戏剧企业的生活中的无数事实，都最好不过地描绘出了这种处境的无法容忍。我现在讲几个随手找到的事件。

在许多外省城镇还存在这样的惯例：警察当局可以把外来的演员和剧院业主的证件扣留下来，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一直到剧团离开他们所管辖的这个城市。这种惯例的形成，起因于上述当局对戏剧艺术家的怀疑态度。

这些当局还决定保证金的数额，这是由企业主交付的，为了保证可能发生不缴费事故。剧院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经常取决于地方长官，他们没有责任来注意一切债务和预支，而这些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把剧院业主跟订合同的演员以及开始的企业拴在一起。剧院业主无力交纳保证金的时候，往往在成立之前企业就解体了。他破了产，而演员们只得失业饿饭。

不久前在俄国外省的一个城市，上演格里勃耶多夫的剧本《智慧的痛苦》未获批准（报纸消息）。另一个外省城市，地方官要求果戈理的剧本《钦差大臣》必须是经过检查的本子，否则就不许演出（报纸消息）。

在最近一次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曾报告一桩发生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事情。那里不许上演轻歌剧《可怜的约纳方》，因为雅罗斯拉夫尔的大主教就姓约纳方。

在喀山，奈坚诺夫的剧本《华纽申的孩子们》不许上演，因为他们认为，作者把城里众所周知的一个家庭搬进作品里去了。

地方官往往把检查机关的职务承担了起来，向剧院索取演出本去审查。例如，外省一个偏僻县里的警察局长，把格里勃耶多夫的台词改成这样：

“向枢密院提出，见大臣，见最高长官！”〔11〕

他认为在剧院这样的地方不可以提到皇上。

不久前在罗斯托夫，把席勒的剧本《唐·卡尔罗斯》从上演剧目中撤下来了，因为它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许多其他的剧本也不止一次发生这种事，如像《斯多克芒医生》，高尔基的剧本，等等。

在基辅，在演剧季中准许上演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条件是在一星期里上演不超过两次。

在上演高尔基的剧本《小市民》的时候，穿上剧院侍者服装的警察，在尽查票员的职责。

剧作者在自己个人生活方面显得是个不可靠的人物，他因为与剧院无关的事情受到迫害或惩罚，他的剧本被人为所欲为地从演出剧目上撤下来，从而使企业主和剧团蒙受损失，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对谁也没法追究（如像在柯米萨尔日夫斯卡娅剧院演出《避暑客》）〔12〕，这类事情是够多的。

警察是不遗余力地坚持对剧院的控制。为此规定了每天在戏报上签字的制度。一个戏无论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条件下演出过上百场，只要警察办公室的人不同意在每日的戏报上签字盖章，就没法上演。这种拒绝签字盖章的行为，不受法律制裁，也没有上诉的机构，或者追偿损失。行政当局可以托词推卸，说是忘记了，不知道，因意外事情等等，而企业主就得听信所有这些理由，不得不承担撤销一个或许多个戏的演出的一切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和地方长官的良好关系应当可以使它免受损失。

既然剧院的上演剧目、它的物质收益和债务都取决于这种偶然性，在这种条件下有什么必要编制预算和行动计划呢，而缺少这些，任何一件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都无法进行。

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俄国为什么难得见到殷实的戏剧股份企业的一个原因。

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就常常遇见一些怪事。比如说，警察有时还把导演、服装员、布景人员和道具管理员的职务承担起来了。

警察如果发现台上的演员穿上真正的军服，扣眼上挂着勋章，他就一定要检查他的服装和道具。这种时刻不妥协是不行的。通常这种事情要结束得大家满意，就是要把有搪瓷圣像或签名的勋章注上一层火漆蒙起来。在布景中就特别注意任何有点像十字架、圣像和神灯等等的东西。在这种场合，警察有责任同布景人员商谈，指点应如何适当改动设计或画面上的图画。

一句话，戏剧因为这一道道的关口、监督和任意摆布而喘不过气来了。

必须挽救戏剧，在为时还不晚的时候。必须尽快用法律保护它，这法律应当注意到我们这自由的、如今受到钳制的艺术的一切特点和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