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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巴·契诃夫在艺术剧院
回 忆
我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认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已不记得了。大约，这事情发生在18……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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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认识的初期，就是在艺术剧院诞生以前，我间或在正式宴会、纪念日、剧场遇见他。
这些相遇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了三个情况以外。
记得有一次相遇是在莫斯科阿·谢·苏沃林的书店里〔2〕。
店主人、当时契诃夫作品的出版者站在屋子中间，在严厉责备某人。一个不相识的先生头戴黑高筒礼帽，身穿灰胶布雨衣，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拿着刚买的一叠书，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却靠着柜台，在察看放在他身旁的书籍的装帧，偶尔说几句简短的话打断阿·谢·苏沃林的长篇大论，他的简短的话总是引起哄堂大笑。
穿胶布雨衣的先生是很可笑的。由于大笑和狂喜他把书籍扔在柜台上，当神情严肃起来时，又安静地把书拿起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说着有礼貌的笑话向我转过身来，可是我当时并没有重视他的幽默。
我难于归咎自己：当时我觉得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大讨人喜欢。
我觉得他傲慢、自负，还不免有些滑头。是不是因为他那头向后倾的姿势，才赋予他那种神情，——可是，由于他近视才出现那个姿势：这样透过夹鼻眼镜看东西更方便。是因为习惯了跟人谈话时眼朝上看呢，还是因为经常推一推夹鼻眼镜的忙劲儿，在我跟里，他成了一个高傲的不诚实的人，但实际上这一切印象都产生于他那可爱的害臊，这在当时我还觉察不出来。
另一次意义不大的还保存在我记忆中的相遇发生在莫斯科，在科尔兹剧院，为作家们募集基金的音乐文学晚会上〔3〕。
我第一次在真正的剧院、对着真正的观众登台，所以自顾不暇。
我不是无意中把外衣不照演员所应做的那样放在后台，而放在池座的走廊上。我是想要在这些观众的好奇的目光下穿衣服，使观众为之惊讶。
实际上出现了另一种结果。我只得赶快作为一个不被注意的人离开那里。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我遇见了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径直向我走来，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下面这番话：
“有人说，您把我那个剧本《蠢货》演得很精彩〔4〕。听我说，您演吧。我要来看，然后写剧评。”
他停一下，补充说：
“我可以领到稿费。”
又停一下，最后说：
“一卢布二十五戈比。”
说实在的，当时我觉得委屈，为什么他不称赞我刚才扮演的角色呢。
现在我是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他那几句话。
安东·巴甫洛维奇大概是在我刚才经受到的挫折之后，想用自己的笑话来振作我的精神。
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初期，还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三次和第四次的遇见的环境是这样的：一家著名杂志编辑的窄小的办公室。
许多陌生人。
满屋是烟雾。
当时有名的建筑师、安·巴·契诃夫的朋友给大家看民众文娱馆、茶室和剧院的建筑计划〔5〕。我根据自己的专长，怯生生地对计划提出不同意见。
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惹得大家发笑，坦白说，是打扰了大家。在这天晚上，他显得特别有生气：高大，丰满，脸色红润，面带微笑。
那时我不理解，是什么使他这样高兴。
现在我知道了。
他因为莫斯科的新事业和好事业感到高兴。他感到幸福，因为有一线小小的亮光射向阴郁的人们。后来，凡是使人类生活美好的一切都使他毕生感到高兴。
“听我说吧，这好极啦！”在这种场合他就这样对我说；一种孩提般纯洁的微笑使他显得年轻。
我与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第二时期，有丰富的对我极可宝贵的回忆。
1897年春，莫斯科艺术大众剧院诞生了〔6〕。
招集股东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人们没有预言新事业一定成功。
安东·巴甫洛维奇响应了第一个号召，入了股。他对我们的筹备工作的一切细节都感兴趣，要求更经常更多地写信给他。
他渴望来莫斯科，但是疾病把他困在雅尔达不得离开。他把这地方称为鬼岛，把自己比做德勒孚斯〔7〕。
当然，他最关心的是这个未来剧院的上演剧目〔8〕。
他无论如何不同意上演他的《海鸥》。这戏在圣彼得堡演出失败以后〔9〕，成了他十分心疼的、但因此也是心爱的产儿。
可是在1898年8月，《海鸥》被列入上演剧目〔10〕。我不知道，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是用什么方式顺利解决这件事的。
我出发到哈尔科夫省，去安排场面调度〔11〕。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很惭愧，我不理解剧本。仅仅在工作的时候，我才不知不觉地深入体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契诃夫剧本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你被它的魅力吸引以后，就想要闻它的芳香。
我很快就从信中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忍耐不住，来到了莫斯科。他来也许是为了看当时已经开始的《海鸥》的排练〔12〕。他很不安。当我快回去的时候，他已不在莫斯科。坏天气把他赶回了雅尔达。《海鸥》的排练暂时停顿下来了〔13〕。
快到我回去的时候，艺术剧院开幕以及它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的焦虑的日子到来了。
剧院的情况不好。除了很上座的《费多尔·伊万诺维奇》之外，没有一个戏吸引观众。全部希望寄托在霍普特曼的《汉娜莉》上，但是莫斯科的大主教弗拉基米尔发现它违反书刊检查规定，就把它从上演剧目中撤销了。
我们的处境是危急的了，而且在《海鸥》上我们没有寄托物质希望。
但是又不得不演它。大家明白，剧院的命运取决于演出的结果。
不仅如此。还加上一个大很多的责任。演出的前夜，在没有多大成功的总排结束的时候，剧场里出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
因为从雅尔达来的不愉快的消息，她非常着急。
担心《海鸥》在病人当时那种情况下第二次演出失败，这使她十分惊恐，所以她不能容忍这种由我们担当起来的风险。
我们也害怕起来，甚至谈到取消演出就等于是关闭剧院。
签署对自己作品的判决，使剧院人员挨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股东们呢？他们会说什么？在对他们的关系上，我们的责任是最清楚不过了。
在第二天八点钟，大幕拉开了。观众不多。第一幕是怎样演的——不记得了。只记得从全体演员那里发出缬草酊的药味儿。记得当扎列奇娜娅独自的时候，我心惊胆战地坐在黑暗中，背向观众，而且悄悄按住在神经质地哆嗦的一只腿。
看来，我们失败了。大幕在死一般沉寂中闭上了。演员们胆怯地互相紧靠着，倾听观众的动静。
死一般的沉寂。
工人师傅们也从侧幕探出头来倾听。
寂然无声。
谁哭了。克尼佩尔忍住歇斯底里的哭声。我们沉默地在幕后走动。
就在这顷刻间，观众突然爆发出哼叫声和鼓掌声。大家急忙跑去谢幕。
据说，我们站在台上半面对着观众，我们的脸色很可怕，谁都没想到要向观众厅方向鞠躬，有的人甚至坐下来了。显而易见，我们都没有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观众中反映出巨大的成功，而舞台上在过真正的复活节。大家相互亲嘴，那些冲进后台来的外来人也不例外。有人在歇斯底里地打滚。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在内，由于欢乐和兴奋，狂舞起来。
演出结束的时候，观众要求给作者拍发贺电〔15〕。
从这天晚上起，在我们全体人员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之间建立起了几乎是亲属的关系。
第一个演剧季结束了，春天来到，树木转绿了。
跟随着燕子，安东·巴甫洛维奇也迁来北方。
他在小德米特罗夫卡镇，他的姊妹的一个小住宅里居住下来，这是杰格嘉尔雷巷，希施科夫的房子。
屋中央一张极普通的桌子，同样普通的墨水瓶，钢笔，铅笔，软沙发，几把椅子，放书籍和笔记本的提箱——一句话，都不过是必需的，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这是他在旅行期间临时书房的通常陈设。
以后屋子里增添了青年画家们的一些画稿：他们都是有才气的、倾向新颖的和质朴的画家。这些图画的题材，多数也是很普通的——有列维坦风格的俄罗斯风景画：小白桦树，溪流，原野，地主庄园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画框，因此就用图钉把这些平常的习作钉在墙壁上。
在写字台上很快出现了一些小本子。这种本子很多。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忙于修订自己的零星的、已被他忘记的古代小故事。他准备给出版人马尔克斯一卷新的小故事。在重看它们的时候，他憨笑起来，这时整个小住宅都洋溢着他那深厚的男中音。
在他那间屋子旁边，茶炊常常发出声响，而围着茶桌，像万花筒那样，变换着客人。这一批到来，那一批离开。
在这里经常地和长时间地坐着安静的画家列维坦，诗人布宁，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我们剧院的演员维什涅夫斯基，苏列尔日茨基及其他许多人。
在这屋子里总有某个男子或者妇女默不作声地坐着，几乎谁也不认识。这或者是崇拜者，或者是西伯利亚来的作家，或者是此地的邻居，中学的同学，或者是主人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童年朋友。
这些先生们使得大家特别是使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感到拘束。可是他广泛运用给自己争得的权利：躲开客人。那时从关着的门里边传来他的几声咳嗽，和均匀的脚步声。对他这种隐匿不见，大家也都习惯了，并且知道如果是合他的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他就更经常地出现，甚至和他一同坐下来，同时透过夹鼻眼镜，看一看那默不作声的不速之客。
他自己不能不接待来访者，或者甚至暗示他坐得太久。不仅这样，当有人这样替他做了，顺利地对付了这种来访者的时候，他还要生气，尽管因感到满意而微笑。如果陌生人坐得太久，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稍稍推开书房门，把某个亲近的人叫到身边。
“听我说，”一边紧闭房门，一边恳切地说，“请告诉他，说我不认得他，说我从来没在中学里念过书。他口袋里揣着的一本小说，我知道。他将留下来吃饭，然后就朗读……这样不行……听我说……”
当他不喜欢的门铃响起来的时候，他就迅速坐在沙发上，而且安静地坐着，努力不咳嗽。住宅里鸦雀无声，客人们也沉默不语，或者在角落里躲起来，以便开门的时候新来者猜不透屋里有人。
听得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的裙子的簌簌作响，随后是门链声和两个人的交谈。
“没工夫？”陌生的嗓子高声说。
长时间的间歇。
“啊——啊！”他想到什么了。
又是沉默。然后传来只言片语。
“外来的，只要两分钟。”
“好的，一定转达，”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回答。
“篇幅不大的小说……剧本……”陌生人在说。
“再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在告别。
“深深的鞠躬……这样的人的权威意见……”
“好的，一定转达，”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强调说。
“对年轻的天才的扶持……一定要有开导性的鼓励……”
“一定。再见，”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更加客气地告别。
“啊，对不起！”这时听见有一包东西掉落声，纸张的沙沙声，随后是穿胶皮套鞋，又是“再见！深深的，由衷的，充满了……深刻的……美的片刻……深处充满……”
最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把那绳子已拉断的散开的手稿放在写字台上。
“告诉他们，我不再写了……不需要写……”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边说，一边看着手稿。
但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要读这全部手稿，而且还要答复送手稿的人。
不要以为，在《海鸥》演出成功以及几年阔别以后，我们的重逢是令人感动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把我的手握得比平时紧些，亲切地微笑——如此而已。他不喜欢情感奔放。我却感到有这样的必要，因为我已变成他天才的热情崇拜者了。我已经很难像从前那样平易地对待他了，我在鼎鼎大名的人物跟前感觉自己渺小。我希望自己比上帝创造的我更聪明些，所以我挑选字句，努力说些重要的事情，很像一个在偶像跟前的疯子。安东·巴甫洛维奇发现这情况就觉得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不能建立平易的关系，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却跟所有的人寻找这种关系。
此外，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没能掩饰对那在他身上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印象。疾病是无情的。也许是我的脸色把他吓住了，可是我们两人这样在一起都觉得难受。
幸亏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很快走了过来，我们便开始谈业务。这就是我们想获得上演权，演出他的剧本《万尼亚舅舅》。
“为什么呀，听我说，不必……我又不是剧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推辞。
最糟糕的是，帝国小剧院也在为这上演权奔走。阿·伊·尤仁是个那样坚决维护自己剧院的利益的人，并没有睡觉。
安东·巴甫洛维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由于拒绝而不得不难受地使我们某一方感到委屈，就想出种种理由，以便不把剧本交给任何一个剧院。
“我必须修改剧本，”他对尤仁说。而对我们他又一再说明：“我不熟悉你们的剧院。我必须看看你们怎样表演的。”
一个偶然事件帮了我们的忙。帝国剧院的一个官吏请安东·巴甫洛维奇去谈判。当然，如果这个官吏自己劳驾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就更妥当了。
交谈开始得非常古怪。首先那个官吏问这位著名作家：
“您是干哪一行的？”
“写作，”非常惊讶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说。
“就是说，当然，我知道……但是……您写什么？”这官吏有点晕头转向。
安东·巴甫洛维奇探过身子去拿帽子，准备离去。
这时，那位阁下大人还没有来得及赶忙直接转入正题，即剧目委员会审查《万尼亚舅舅》之后不同意在第三幕里打枪，结尾必须修改。在检查记录里大约写有以下莫名其妙的理由：不许开枪射击大学教授、领有奖状的人物〔16〕。
接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求把这绝妙的检查记录的抄件寄给他，然后点一下头就走了。他带着明显的愤怒，把检查记录给我们看。
在这个悲喜剧事件以后，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继续坚定地强调说：
“我可不知道你们的剧院。”
这是个计策。他不过是想看一看我们演的《海鸥》。我们也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我们剧院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便在尼基塔剧院临时住下来。并声明不公开演出。运去了全部布景〔17〕。
肮脏的、空荡的、没有照明的潮湿的剧院环境，和运来的家具，看来不能使演员们以及他们的这个唯一的观众感到高兴。但是，这次演出却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满意〔18〕。显然，他在雅尔达“流放”期间是非常想看戏的。
他露出一种几乎是孩子般的满足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而且巡视演员们肮脏的化装室。他不仅喜爱剧院表现出的一面，而且还喜爱它的内里。
他喜欢这次演出，但是指摘了几个演员，其中包括演特里哥林的我。
“您演得非常好，”他说，“可是他不是我的人物。我可没有写这样的人。”
“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他穿的是方格子裤子和有窟窿的鞋。”这就是他在我不停的坚决要求下向我阐明的一切。
“方格子裤子……还这样抽雪茄烟……”他不大灵巧地用动作来解释所说的话。
从他那里再听不到什么了。
他向来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形象又简短。
这些意见使人惊讶，而且铭刻在记忆里。安东·巴甫洛维奇好似出字谜，你一天没有把它猜中，就一天摆脱不开它。
只是在六年以后，第二次重演《海鸥》〔19〕的时候，我才猜中了这字谜。
实际上，我为什么要把特里哥林演成一个穿雪白裤子和那种“bainde mer”(39)鞋的英俊的讲究衣着的人呢？难道是因为人们喜爱他？难道他这身衣服对俄罗斯作家说来是典型的？当然，问题不在方格子裤、有窟窿的鞋和雪茄烟。尼娜·扎列奇娜娅读了不少特里哥林的可爱的但是空洞的短篇小说，爱上的不是他，而是自己的少女的幻想。被射伤的海鸥的悲剧就在这里。生活的嘲笑和粗暴就在这里。一个外省姑娘的初恋不会注意方格子裤，也不会注意有窟窿的鞋和气味难闻的雪茄烟。她对这种生活的反常现象知道得太晚了，这时生活已毁坏，一切牺牲已经带来，而爱情变成了一种习惯。就需要新的幻想，因为必须生活——于是尼娜就在信仰中寻找幻想了。
但我离题了。
他指摘一个角色的表演，严厉到无情的程度〔20〕。很难设想会出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身上。他要求立刻把这个角色派给别人演。不接受任何的道歉，并威胁说不许再演这个剧本。
话题暂时转到其他角色，他对表演的一些缺点说了几句亲切的嘲笑话，但是一谈到演失败了的角色。他的声调就忽然变了，加以无情的沉重打击。
“不行啊，请听我说。你们从事的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他说。
这就是他那毫不留情的理由。
通过这些话，他对我们剧院的态度就表现出来了。他既没有说恭维话，也没有说详细的评语和鼓励话。
由于天气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度过这整个春天，每天来看我们排戏。
他并不对我们的工作细加考虑。他不过是愿意置身在艺术的气氛中，并跟快活的演员们聊聊天。他热爱剧院，但是不能忍受剧院里的无聊的话。这类话使他或者难受地缩踡身子，或者立即走开。
“对不起，我得走了，有人等我。”于是他就回家了，在沙发上坐下来思索。
几天以后，就像是一种反射，他说出一句大家感到意外的话，这话说明了曾使他感到受辱的无聊的性质。
“原原原则上抗议，”有一次他忽然这么说，还不住哈哈大笑。他想起一个非纯粹俄罗斯人的一次不可想象的冗长讲话，在谈到俄罗斯农村的优美时，就在自己的讲话中用了这句话。
我们当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谈《万尼亚舅舅》，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很简略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都写在那里了。”
但是有一次他明确地说出来了。有一个人在讲在外省看到的《万尼亚舅舅》的演出。演主角的演员把他演成一个迂腐的地主，穿着上油的皮靴和农夫的衬衫。舞台上一向是这样表现俄罗斯地主的。
天啊，因为这种庸俗的表演，安东·巴甫洛维奇怎么样了啊！
“不能那样，请听我说。我是这样写的：他打的是很漂亮的领结，很漂亮的！要知道，地主比我们大家穿的还要好。”
这里问题不在领结，而在剧本的主要思想。天生奇才阿斯特罗夫和这个富于诗意的温情的万尼亚，在穷乡僻壤销声匿迹，而蠢汉教授却在圣彼得堡养尊处优，和他同样的人一起管理着俄国。
这就是关于领结的舞台指示的涵义……
我们演出的《万尼亚舅舅》获得巨大的成功。演完戏的时候，观众要求：“给契诃夫拍贺电！”〔21〕
据来信判断，安东·巴甫洛维奇整个冬天都想到莫斯科来。现在他衷心怀念着我们的剧院，如果不算那次临时安排的《海鸥》的演出，他一次也不曾看到过我们的剧院。
他想为我们写剧本。
“可是为了这个必须看到你们的剧院，”他在自己的信中强调说。
当大家知道医生不让他在春天来莫斯科的时候，我们懂得了他的暗示，就决定带着全体人员和演出用具到雅尔达去。
……1900年4月某日，全团带着家属、四个戏用的布景和服装道具，从莫斯科动身去塞瓦斯托波尔〔22〕。跟随我们去的有某些观众，契诃夫和我们剧院的戏迷，甚至还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谢·瓦·瓦西里耶夫（弗列罗夫）〔23〕。他是专为详尽报导我们的演出前去的。
这是一次民族大迁徙。在这次旅行中我尤其记得阿·罗·阿尔杰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妻子。在路上他选了阿·列·维什涅夫斯基作自己的“妻子”，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在这段时间里成了他的动力和意志。在驶近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阿·罗·阿尔杰姆多次问大家，那里有没有马车，最好别在山里步行等等。
经常是这样：当阿·列·维什涅夫斯基不在跟前的时间久一些，阿·罗·阿尔杰姆就托人去找他。一路上这个老人都在谈论死亡，而且很不开心。
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已出现山洞、岩壁、美丽的地方，剧团全体人员都纷纷走到平坦地段上来。忧郁的阿尔杰姆在阿·列·维什涅夫斯基的护卫下，一路上第一次走出来了。阿·列·维什涅夫斯基表现出他那特有的热情，开始安慰阿尔杰姆：“不，你不会死，萨沙！你为什么要死呢！你瞧，海鸥，大海，峭壁——不，你不会死，萨沙！”
而阿尔杰姆呢，在这些悬岩，大海、火车沿着它奔驰的美丽的转弯地带的影响下，艺术家在他身上苏醒过来了，已经用深情的双眼观赏周围的风景，忽然把头一摆，恶狠狠地转向阿·列·维什涅夫斯基，狡猾地说：
“我干吗要死！干么要想这些！”
接着，烦恼地转过脸去，补充说：
“瞧，在想些什么呀！”
克里米亚迎接我们很不亲热。冷风从海上吹来，天空乌云四布，旅馆已升了炉子，我们还是觉得很冷。
剧院还在冬天就给紧钉上了，而暴风刮掉了我们那些还没人看过的戏报。
我们感到失望。
但是太阳出来了，大海在微笑，我们又快活起来。
来了一些人，拔了剧院的挡板，开了大门。我们走了进去。里边很冷，象在冰窖里一样。这是真正的地下室，你一周也不能使它的气味消散，可是我们两三天之后就要演出。首先我们担心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怎么能够坐在这发霉味的空气里。我们的女士们整天在选择那让他坐得安适些、少被风吹的地方。我们的同伴们开始在剧院旁边越来越多地聚在一起，生活在剧院周围沸腾了。
我们是欢度节日的情绪——在第二个演剧季，大家都穿了新上衣，戴上呢帽，都这样年轻，而且特别讨人喜欢，因为我们是演员。那时候，大家竭力表现得过于彬彬有礼——说这不是无足轻重的戏班子，而是首都的剧团。
最后，来了，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她声称自己是本地的贵族，契诃夫的友人，要求给她保留每场演出时按字母排的包厢。在她之后，观众拥到票房，四个已公布的戏的入场券很快就抢售一空。
大家在等待契诃夫的到来。奥·列·克尼佩尔已请假前去雅尔达，当她还没有从那里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焦急不安。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六，她带着不好的消息回来了，说安东·巴甫洛维奇病了，恐怕不能到塞瓦斯托波尔来。
这使大家忧虑起来。我们还从她那里知道，在雅尔达暖和得多（消息经常从那里来），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个绝妙的人，那里聚集了几乎所有的俄国文学的代表：高尔基、马明—西比利亚克、斯坦纽科维奇、布宁、叶尔帕齐耶夫斯基、奈坚诺夫、斯基塔列茨。
这更加使我们激动。在这天大家都去买奶渣糕和圆柱大面包，为了在异乡迎接即将到来的开斋。
在午夜教堂的钟声不像在莫斯科那样，唱歌也不是那样，而奶渣糕和圆柱大面包还带养喉糕的味道。
阿·罗·阿尔杰姆十分严厉批评塞瓦斯托波尔，认为只可以在家乡迎复活节。然而开斋后沿着海边的散步和春日清晨的空气，使我们忘记北方。在黎明时分是这样适意，我们不由得唱起吉卜赛的歌曲，并且在大海的咆哮中朗诵诗歌。
翌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那艘应当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上面的轮船。终于，我们望见他了。他是最后一个从公共起坐厅走出来，他面色苍白消瘦，咳嗽得厉害。眼睛是忧郁的，现出患病的眼神，可是他尽力亲切地微笑。
我真想哭出声来。
我们的业余摄影师拍了一张他在轮船跳板上的照片，这个拍摄下来的场面后来进入了他当时构思中的剧本（《三姊妹》）〔24〕。
很多人不知分寸，对他的健康纷纷提出问题。
“很好。我很健康，”他回答说。
他不高兴有谁为他的健康担忧，别说是外人，连亲人也一样。无论感觉自己多么不适，他本人从来都不说病痛。
他很快就到旅馆去了，这一天我们没有去打扰他。他住在维特采尔的旅馆，不是在我们大伙儿住的地方（我们住在基斯特那里）〔25〕。或许，他害怕太靠近海。
第二天，也就是复活节的礼拜一，我们的旅行演出开始了。我们面临这两方面的考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和新观众的。
这一整天是在不安和奔忙中度过的。
我仅仅在剧院仓促中看见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来看看自己的厢座，还担心两个问题：是不是把他跟观众隔开，坐在那里的会不会是“上层人物”。
不顾严寒，他穿了一件薄大衣。对这事大家说了很多，但他还是简单回答：
“请听我说，我身体好！”
剧院里非常冷，因为它到处是裂缝，也没有取暖设备。几个化装室因煤油灯才暖和起来，可是风又把暖气吹散。
黄昏时候，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小化装室化装，靠自己身上的热气把它烘暖，而那些要穿薄纱、裙衫的妇女们就跑到隔壁旅馆去，在那里取暖和换衣服。
八点钟，刺耳的手摇铃铛的声音召唤观众来看第一个戏《万尼亚舅舅》。
作者的黑黝黝的身影使我们紧张；他在经理的厢座里，躲在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他夫人的背后。
第一幕反应冷淡。全剧结束时演出的成功博得热烈欢呼。观众要求见作者。他毫无办法，只得走了出来〔26〕。
紧张过度的阿·罗·阿尔杰姆，在第二天躺下了，没有来排戏。〔27〕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欢治病，一听见这个消息，就因为有了病人而高兴起来。何况这个病人还是他很喜欢的阿·罗·阿尔杰姆。他立刻和季霍米罗夫〔28〕到病人那里去。我们大家就跟踪打听，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怎样医治阿·罗·阿尔杰姆。大家觉得有趣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去看病人的时候，还回自己旅馆去了一趟，带上自己的叩诊小槌和听诊器。
“请听我说，我不能没有工具，”他焦急地说。
于是他在那里对他听诊和叩诊很久，后来开始劝他相信，根本用不着治疗。给了一点薄荷糖，说道：
“喂，请听我说，就服这个吧！”
这一来治疗也告结束了，因为阿尔杰姆第二天就恢复了健康。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排戏的时候来，可是因为剧院里很冷，他就只是偶尔朝里面瞧瞧，而大部分时候却坐在剧院前边有太阳光的场地上。演员们经常在这里晒太阳。他愉快地和他们聊天，常常说：
“请听我说，你们的剧院，这是了不起的事业，是非常好的事业。”
可以说，这是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说的几句话。
常常是这样：他坐在场地上，精神很好，心情愉快，和男演员或者女演员聊天，特别是跟克尼佩尔和安德烈耶娃聊天，那时他对她们表示好感，而且一有机会就骂雅尔达。这已经流露出低沉的情绪。
“冬天那个大海是黑色的，像墨水一样……”
有时候脱口说出非常苦恼和忧郁的话。
我记得，在这里他还跟剧院木工笑谈几小时，并教他怎样“模仿”蟋蟀。
“它是这样叫的，”他边说边做，“停几秒钟再叫‘曲曲一曲曲’。”
有某个先生在一定时候来到场地上，毫无必要地开始谈论文学。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大家不知不觉中立刻不见了。
第二天，在看了那使他产生强烈印象的《寂寞的人们》以后，他说：
“这是个多么好的剧本啊！”
他说，剧院本来就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物，一定要给剧院写剧本。
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他在《寂寞的人们》以后第一次说这种话。
在这些空地上的闲谈中，他谈到《万尼亚舅舅》，大大夸奖了所有参加这个戏的工作人员。并就最后一幕的阿斯特罗夫，对我仅仅提了一个意见：
“请听我说，他可以吹口哨。万尼亚舅舅在啜泣，可是他吹口哨。”
根据自己当时简单的世界观看来，我怎么也不听从这个意见——这人在那样悲伤的地方怎么可以吹口哨。
他经常是在开幕之前很早就来了。他喜欢到舞台上去看搭布景。在幕间休息时间，他到每个化装室去和演员们谈些琐细事情。他一向带着深切的爱来对待剧院的琐细事情：怎样放下布景，怎样照明，而且当人们在他面前谈这些的时候，他往往站在那里露出微笑。
《海达·高布乐》演出的时候，他常常在幕间休息时间到化装室里来，戏开演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这使我们感到困惑。我们想，如果他不急着到观众厅去，就意味着他不喜欢这个戏。当我们向他问及这一点时，他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地说：
“请听我说，易卜生并不是剧作家！”
在塞瓦斯托波尔，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看到《海鸥》——他从前看过这出戏。可是在这里，天气变了，刮风，起风暴，这对他更坏，他就不得不离开。
《海鸥》是在很坏的条件下演出的。风使劲地吹，以至每个侧幕后面都要有人站着，拉着侧幕，以免被风吹下台去。一直听得见从海上传来的轮船警笛声和汽笛声。风刮到舞台上，使我们的衣服不住飘动。下着雨。
这里还发生一件意外事。在舞台上，无论如何都要有灯光，要有这种灯光，只得让半个城市公园没有照明。我们要放弃这种效果，看来是不可能的。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本领——他作了安排，干脆灭掉半个城市公园的灯光。
《海鸥》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戏演完之后，观众聚集在一起了。我拿着雨伞，刚刚来到台阶上，就有人把我托住，好像都是些中学生。可是他们对付不了我。我的情况真是可悲：中学生们喊叫着，提着我的一条腿，我用另一条腿在跳着，因为他们拖着我往前走，雨伞往哪儿飞了，下大雨，可是说清楚也不可能，因为都在高喊“乌拉”。妻子跟在后面跑，担心伤着我。幸亏他们很快就没劲了，才把我释放了，这样我就用两条腿走到了旅馆的大门口。可是在这里他们还想做点什么，就把我放在很脏的台阶上。
看门的出来了，开始擦我身上的泥土，而气喘吁吁的中学生们还着急好一阵，谈论着怎么会闹成这样〔29〕。
我们已经认识了全塞瓦斯托波尔的首脑们，临到要出发去雅尔塔的时候，从各方面来电话通知：“西北风，东北风，将会颠簸，不会颠簸”；所有的海员都说一切都会很好，颠簸将在阿依—托多尔什么地方。而这里是弯曲地带，我们是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
但是出了海什么弯曲地方也没有，把我们颠簸得直到今天还忘不了。
在路上把我们折腾得很厉害。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带着妻小出门的。有一些塞瓦斯托波尔人和我们一起去雅尔达。保姆、女佣、孩子、布景、道具等等在轮船甲板上乱成一团。在雅尔达有一群观众在码头上，鲜花，礼服，在海上是暴风雪，大风，总之，一片混乱。
这时有一种新的感觉——感觉到人们已承认了我们。还有由于这种新情况而产生的快活与困窘，第一次获得声誉时的腼腆。
我们还没有到达雅尔塔，还没有来得及到各自的房间，洗脸，收拾收拾，我就已经遇见了维什涅夫斯基，他飞快地跑来，欣喜若狂，忘乎所以，喊着，叫着：
“刚才认识了高尔基——真叫人感动！他已经决定要给我们写剧本！还没有看见我们呢……”
第二天早晨，第一桩事就是到剧院去。在那里拆围墙，打扫，洗涤，一句话，尽力工作。在刨屑和尘土中间，在舞台上走动的有：拿着手杖的阿·马·高尔基、布宁、米罗留波夫、马明‐西比利亚克、叶尔帕齐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
这一行人参观了舞台以后，就到城市公园用早餐去了。顷刻间整个露台都被我们的演员挤满了，我们占据了整个公园。在单另的一张小桌前坐着斯坦纽科维奇，不知怎的，他跟大伙儿没有联系。
所有这群人，有的步行，有的六人乘一辆马车，从这里出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这里，桌上永远是准备好了的，或者吃饭，或者喝茶。房屋还没有完全竣工，可是周围已出现一个他刚才稀疏地栽上东西的小园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神情非常愉快，面目一新，仿佛从死里复活了。我清晰地记得这个印象：他使你想起一座房屋，整个冬天都钉了护窗板，紧关上大门。到了春天忽然间把它打开，所有的房间都光亮起来，露出微笑，容光焕发。他一直把双手放在背后，从这里走到那里，时而推一下夹鼻眼镜。他一会儿在那放满新书报的露台上，一会儿面带永不消逝的微笑来到园子里，一会儿又在庭院中。有时他躲进自己的书房，显然在里面休息。
人们来了，又去了。这一餐结束，那一餐又开始。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忙得团团转，而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作为忠实的女友或者未来的主妇，卷上袖子积极地帮助家务。
有人在屋角辩论着文学问题，在园子里就像小学生们在干什么事，有人在远处指责谁，在第三堆人里，伊·阿·布宁用超群出众的口才在介绍什么；凡有布宁的地方，一定站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而且哈哈大笑，笑得死去活来。伊·阿·布宁情绪很好的时候，就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引起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大笑。
对我说来，高尔基是个中心，他的魅力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的身姿和面貌不同寻常，说话带“O”口音，在情绪激昂的时刻，作出罕见的手势和用拳头示意，他有爽朗的孩子般的微笑，脸上时而悲剧性地洋溢着热情，在引人发笑的、或者有力的、鲜明的、形象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衷心的柔和与优雅，而且，尽管有点儿驼背，可是他的体态具有一种独特的雕塑性和外形美。我常常猛然发觉自己在欣赏他的姿态和手势。
他经常用一种深情的目光凝视着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倾听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极小的喉音时，脸上浮现出微笑，倾听他那极短小的风趣话时，发出和悦的笑声。这一切不知怎么使我们更加对主人有了普遍的好感。
这个一向爱谈眼前使他着迷的事物的安东·巴甫洛维奇，露出孩子般天真，从这个人走到那个人跟前，重复着同样一句话：他的这个或者那个客人是不是看到了我们剧院。
“这是了不起的事业！您一定要给这个剧院写剧本。”
他还不断地谈到《寂寞的人们》是个非常好的剧本。
高尔基讲自己的流浪生活的故事，马明—西比利亚克讲那非常大胆的、有时近乎插科打诨的幽默话，布宁讲高雅的笑话，安东·巴甫洛维奇作意外的插话，莫斯克文说中肯的讽刺话——所有这一切造成一种气氛，把大家团结在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里。大家产生了一个想法：都应该聚集到雅尔达来，甚至还谈到为这事营造住宅。一句话，春天，大海，欢悦。青春，诗，艺术——这就是当时我们所处的气氛。
这样的白天和夜晚，大概每天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中重复着。
在剧院票房前，聚集着各式各样的观众，有来自两个都城的衣冠楚楚的女士和男伴，有俄国各省城市来的教师和职员，有本地居民以及肺病患者。他们在这令人苦恼的冬季还没有忘记艺术的存在。
给演员献礼品的第一次演出演过了。尽管在一些悲剧性的地方这城市公园的公园乐队给我们高声伴奏波尔卡曲和进行曲，演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城市公园，露台附近，在激烈辩论着艺术中的新倾向和新文学。有的人，甚至是著名的作家，都不理解最起码的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另一些人又走向完全相反的方面，希望从舞台上看到那种为舞台所不应该有的事物。不管怎样，演出引起了几乎要动武的争论，——可见，已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所有在场的文学家，仿佛忽然问想起了还有剧院存在，于是有的在秘密地、有的在公开地想象着剧本。
这些演出使安东·巴甫洛维奇败兴的一点，是他必须应观众的呼唤走出来，而且接受几乎每天都有的欢呼。因此，他有时忽然间出人意料地从剧院溜走了，这就需要宣告作者不在剧院。多数场合，他只是来到后台，从这间化装室走到那间化装室，感受幕后的生活及其不安和刺激、成功和失败，以及使人更尖锐地感觉生活的那种紧张性。
每天早晨大家都聚集在堤岸上，我寸步不离阿·马·高尔基，在散步的时候他想象着未来剧本的种种情节。他的那个非常热情的孩子马克西姆卡在玩一些不可思议的玩意儿，他的调皮捣蛋时常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从我们在雅尔塔的逗留中，还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在白天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我看见他声色俱厉，头发散乱；总之，他这样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平静下来的时候，说明了以下这个情况。他很敬爱的妈妈终于准备去剧院看《万尼亚舅舅》。对老太太说来，这是个完全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是她去看安托沙写的戏。她一清早就忙碌起来。老太太翻遍了所有的箱子，从箱底找出了一件式样古老的绸缎衣服，她准备穿上它去出席这个隆重的晚会。这个计划偶然暴露了，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着急。他想象着这样一幅图景：儿子写了一个剧本，妈妈穿着绸缎衣服坐在包厢里。这种温情脉脉的图景使他坐卧不安，以至于想回莫斯科去，只要能不参与其中。
每天晚上有时在“俄罗斯”旅馆的单间里聚会；有的人弹奏钢琴，这全是业余性的，程度幼稚，尽管这样，琴声却立刻使高尔基流下眼泪。
有一次高尔基兴致勃勃，讲出了自己正在酝酿中的剧本的情节。一个客栈，气闷，板床，漫长的、寂寞的冬天。人们由于悲惨境遇变得粗野，失去了耐心和希望。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互相折磨，空发议论。每一个人都竭力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还是一个人。有个曾经当过堂倌的，特别夸耀自己那个很不值钱的纸衬胸——这是他过去燕尾服生活的唯一无二的残余。有一个住宿者为了要捉弄他，硬把这个纸衬胸偷来撕成两半。这当过堂倌的四处寻找纸衬胸，因此吵闹起来，闹得不可开交。他悲观失望了，因为跟过去生活的一切联系，都和这纸衬胸一起撕毁了。谩骂和争吵一直闹到深夜，可是由于听说警察就要来巡夜才停顿了下来。大家急急忙忙准备警察的到来，每一个人在跑来跑去，藏起那些自认为宝贵的或者会使他吃官司的东西。大家在板床上躺下来，假装睡着了。警察走进来。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被带到区上去，板床又归于寂静；只有一个游方僧老头儿在沉寂中从炕上爬下来，从自己的行囊里掏出一段蜡烛头，把它点燃后，开始虔诚地祷告。一个鞑靼人从某处的板床上探出头来，说道：
“给我祷告吧！”
第一幕到此结束。
下一幕只具一点儿轮廓，就很难说清楚。在最后一幕，春天，太阳，客栈的住客们在翻地。疲倦的人们出来过大自然的节日，真正复活了。甚至仿佛受到大自然的影响，人们彼此相爱。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阿·马·高尔基对我说的关于他的剧本的种种就是这样的〔31〕。
剧院把自己的一批戏演完了，在万尼亚·卡尔洛夫娜·塔塔林诺娃〔32〕的宽大的平屋顶上，吃了一顿别致的早餐，便结束了在这里的逗留。我还记得那炎热的一天，某种节日的凉棚，远处闪闪发光的大海。这里到了剧院全体人员，所有聚在一起的、可说是以契诃夫和高尔基为首的文学界，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子女。我记得那些欢乐的被南方太阳烘暖的谈话充满了希望，无穷的希望。在开阔的天空下，在这奇妙的节日里，我们在雅尔达的逗留结束了。
翌年，我们演出了《白雪姑娘》、《斯多克芒医生》、《三姊妹》、《当我们死者醒来时》〔33〕。
演剧季一开始，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经常写信来，时而寄给这个人，时而寄给那个人。他要他们把剧院的生活告诉他。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几行字，他这种为我们所不易觉察的经常的关怀，对剧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仅在现在他逝世以后我们才能认清这影响的真正价值。
他对剧院的一切琐细事物、当然特别是对上演剧目感兴趣。而我们却始终怂恿他写剧本。从他的来信我们知道他正在写以军人生活为题材的剧本，知道有那么个团队从哪儿来，开往哪儿去。但是根据简短的、片断的字句，我们没法猜测剧本情节是什么。在书信里，就像在他的作品中那样，他对文字是吝啬的。只有到后来，已经知道了剧本的时候，我们才了解这些片断的字句、他创作思想的这些一鳞半爪的意义。
或者剧本没有写出来，或者相反早就写好了，而他没有下决心和它分离，就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可是他千方百计拖延寄出这剧本。作为托词，他要我们相信：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剧本；应当上演霍普特曼的，好让他再写剧本；而他自己并不是剧作家，等等〔34〕。
这一切托词使我们非常失望，我们就写了恳求信，要他赶快把剧本寄来，以挽救剧院，等等。我们自己当时不懂得，我们是在对一位大艺术家的创作施加压力。
终于寄来剧本的一幕或者两幕，都是用我们熟悉的纤细笔道书写的。我们如饥似渴地读完它们，可是，就像一切真正舞台作品所常有的情况那样，它的主要的美在诵读的时候是不易发现的。手捧两幕戏，我们既不能开始制作模型，又不能分配角色，也不能从事任何的舞台准备工作。我们以巨大的毅力，开始争取其余的两幕。我们获得它们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
最后，安东·巴甫洛维奇非但同意把剧本寄来，而且亲自把它带来了〔35〕。
他本人从来没有朗读过自己的剧本。他参加对演员的剧本诵读时，不无羞涩和紧张。当开始读剧本以及请他说明什么的时候，他非常腼腆，推托说：
“请听我说，我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真的，他从来不善于评论自己的剧本，而且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惊奇来倾听别人的意见。最使他震惊，他至死也不同意的是，认为他的《三姊妹》和后来的《樱桃园》是俄罗斯生活的沉重的正剧。他真心确信，那是开心的喜剧，几乎是通俗笑剧(40)。在他最初听到对自己剧本的这种评价的会上，他是不是还像这样很顽强地坚持自己别的什么意见，我已不记得了。
我们当然趁作者在场的机会，弄清我们所需要的细节。可是他回答我们的话是极其简短的。那时，我们觉得他的回答不明确而且难理解，只有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些回答的全部非同寻常的形象性，才觉得简短的话对他及其作品说来是典型的。
准备工作开始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坚持，非要我们请一位他认识的将军不可。他希望，在军人生活方面要达到在极微小的细节方面都是真实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像个局外人似的，仿佛没有参与其间，而从旁观察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探索普罗左罗夫家的内部情形时，他不能帮助我们。我们觉得他很详尽地了解这个家，曾经看见它，但是根本没有去注意那里是什么样的房间、家具、物件，以及充满其中的一切，——总之，他仅仅感觉到每间单独的屋子里的气氛，而不是它的墙壁。
文学家是这样感受周围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导演，这太不够了，他必须把这一切细节描画和制作出来。
现在明白了，当制景师和导演的任务符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构思的时候，他为什么那样因为快乐而温厚地笑起来。他长时间地端详布景模型，看所有一切细节，善意地大笑。
需要有这种根据模型去判断情况将会怎样，根据模型去了解舞台的习惯。这种纯粹剧场的、舞台的敏感，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所特有的，因为就他的禀赋说来，他就是一个戏剧圈子里的人。他热爱、理解并能感觉到剧场——当然是从它最好的方面。他非常喜欢一再讲述这些故事：他怎样在年轻时候由于爱好，在各种剧本中试演各种古怪的玩意儿。他喜欢排戏和演出时的紧张情绪，喜欢师傅们在舞台上的工作，喜欢倾听舞台生活和剧场技术的细节，但他对于舞台上的真实音响却有特殊的爱好。
在那对剧本命运的一切操心当中，他多次担心的，就是在第三幕台后着火的时候怎样发出警报。他想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介绍那种发出当当声的外省警钟的音响。每次遇到方便的场合，他就来到我们某个人跟前，用双手、节奏、手势，竭力要把这种惊心动魄的外省警报的气氛提示出来。
几乎他的每个剧本排练的时候，他都到场，但总是很难得地、谨慎地、几乎是胆怯地发表自己的意见〔37〕。只有这一个意见他特别坚决地坚持：就像在《万尼亚舅舅》里那样，在这里所担心的是，不能把外省生活演得太过火和漫画化，不能把军人演成一般戏剧中的套用叮当作响的马刺的徒有其表的人物，而要演成普通的、和悦的好人，穿着旧军服，而不是演剧用的军装，没有一切做戏式的军人的挺胸、耸肩以及说粗话，等等。
“没有这样的，”他急切地让人相信，“军人已经变了，他们已开始有了文化，其中有许多人甚至开始懂得，在和平时期他们应该把文化带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去。”
他坚持这一点，还因为当时的军界已经知道剧本描写了他们的生活，有点焦急地等待着它在舞台上的表现。
排戏的时候，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介绍的一个将军〔38〕在场，他是这样地跟剧院和所排练的剧本的命运连在一起，以至经常忘记了自己身负的职责，而且对于某个演员在角色方面或者个别地方没有演好，还感到非常不安。
安东·巴甫洛维奇过问了剧院的全部上演剧目，提出了自己的言简意赅的意见，这些意见经常以其出人意表而促使人们加以思考，有时还不能立刻明白。只有经过相当时间以后，对这些意见才能融会贯通。作为这类意见的例子，可以举出我在前面提到过的这样一个意见：《万尼亚舅舅》中阿斯特罗夫在悲剧性的时刻吹口哨。
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等到《三姊妹》的总排，因健康情况不好，不得不到南方，动身到尼斯去了〔39〕。
我们接到从那里寄来的简短的书信——要在某一场里，某几个字后面，加上某一句话。比如说，“巴尔扎克在贝纪赤埠结婚了”，就是从那里寄来的。
另一次忽然寄来了一小场戏。他寄来的这些珍品，在排戏时读一读，都使动作更加活跃，把演员引向真诚的体验〔40〕。
还有他从国外作的这样的安排。在《三姊妹》第四幕，堕落的安德烈与费拉朋特谈话，因为谁都不愿意再和他谈话，向他描述从一个堕落的外省人的观点来看妻子是什么〔41〕。这是一段出色的约占两页的独白。忽然我们接到来信，信中说要把这段独白整个删掉，换这几个字：
“妻子就是妻子吧！”
在这句简短的话里，如果深思一下，包括了长达两页的独白中所说的一切。这很能说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特点，他的创作始终是简短而内容丰富的。在他的每句话里都有各种思想情感的全音阶，他对这些一字不提，可是却在脑子里自然而然地诞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演他的每个剧本时，哪怕是演过上百次，在那早已烂熟的台词和多次体验的角色的情感里，都会有新的发现。对一个深思熟虑的和感觉敏锐的演员说来，契诃夫的作品的深度是无限的。
《三姊妹》的初演怎样使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安，可以从这件事看出来：在演出前的一天，他离开了那座我们知道他住址的城镇，不知去向，以便不要听到有关演出的任何消息。
剧本成功与否还不一定。
演完第一幕，观众厅爆发出一片呼唤声，演员谢幕大约达十二次。第二幕谢幕一次。第三幕有几个观众胆怯地鼓了鼓掌，演员就没有出去，第四幕只谢幕一次。
不得不勉强考虑拍电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说剧本获得“很大成功”。〔42〕
第一次演出以后三年，观众才渐渐认识这个绝妙的作品中的美，并开始在作者所希望的地方发笑和屏息无声。每一幕都带来辉煌胜利。
报刊也是长时间不理解这个剧本〔43〕。说来奇怪，我们是在去柏林演出这戏的时候，才读到了对这个剧本第一次公正的评论。
在莫斯科，在演出这个戏的那年，演了几场以后就搬到了彼得堡。也期待安东·巴甫洛维奇到那里去，但是恶劣的天气和他的健康情况使他未能成行。
回到莫斯科以后，剧院又恢复了为下一个演剧季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这时候，演员中开始谈起契诃夫和克尼佩尔可能结婚。真的，经常碰见他们两人在一起。
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求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安排筵席，招待自己的亲属，不知为什么也招待奥·列·克尼佩尔的亲属。在规定的时间大家都到齐了，只是不见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等待，着急，困窘。最后得到消息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带着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到教堂举行婚礼去了，从教堂出来又到车站，上萨马纳买马奶去了〔44〕。
他们安排这个筵席，是为了把所有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些人可能妨碍那免去一般结婚时的喧闹的秘密结婚。盛大的结婚仪式很不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口味。在路上拍了一个电报给阿·列·维什涅夫斯基。
第二年，安东·巴甫洛维奇安排在莫斯科过秋天，并且只是在最冷的月份才到雅尔达去。秋天他真的来了并住在这里。这个时期不知怎么没有很好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将回忆一些片断。
比方说，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来看排练《野鸭》，显然他感到索然无味。他不喜欢易卜生。有时他说：
“请听我说，易卜生不熟悉生活。生活里不会这样。”
在这个戏里，安东·巴甫洛维奇不能不微笑地看着阿·罗·阿尔杰姆〔45〕，而且总是说：
“我可要为他写个剧本。他一定得坐在河岸上钓鱼……”
他想一想又补充说：
“……维什涅夫斯基就在他旁边的河滨浴场洗澡，弄得河水哗啦作响，还高声说话……”(41)
由于这样的结合，他的构思又有了进展。
有一回排戏的时候，我们开始纠缠他，要他再写一个剧本，他便暗示了一个未来的剧本的情节。
他仿佛看见一扇敞开的窗户，一枝盛开着的雪白的樱桃花从园中探进窗来。阿尔杰姆已变成一个仆人，后来不知怎么成了一个管家。他的主人，有时他觉得，这是个女主人，经常家里没钱，她在紧急时候就求助于自己的这个蓄积了很多钱的仆人或管家。
随后出现了玩台球的伙伴们。其中一人是个台球迷，毫无本事，非常快乐而精神饱满，经常大声嚷嚷。他仿佛看见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充当这个角色。接着出现了树丛中的屋子，然后又被台球房所替换。
通过所有这些缝隙，他向我们显露了一出大戏，可是这些仍然没有给我们准确地提供任何有关的表象。于是我们非常坚决地催促他写作剧本。
他愈是不喜欢易卜生，就愈是喜欢霍普特曼。这时候排练了《米加尔·卡拉米尔》，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关心这些排练〔46〕。
他是直接而天真地接受印象，这种很突出的特点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米加尔·克拉梅里》第二幕总排的时候，我站在台上有时听见他那短促的笑声。但是因为发生在台上的剧情并没有使观众有这样的情绪，而我当然是很重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意见的，这笑声就无法形容地使我困惑不解。此外，在剧情进行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几次站起来，在正中的过道上迅速地走来走去，一直笑个不停。这尤其使表演者惶惑不安。
一幕结束时，我走到观众中去，想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这样态度的原因，就看见他容光焕发，那样兴奋地在正中过道来回走动。
我问他的印象。他很喜欢这次演出。
“演得多好哇！”他说，“好极啦，知道吗，好极啦。”
看来，他是因为满意才笑的。只有最直爽的观众才会这样笑。
我想起有些农民，他们因为感受到艺术的真实，可能在最不适当的地方笑起来。
“多么像啊！”他们在这种场合会这么说。
在这个演剧季，他观看了《三姊妹》，对演出始终很满意〔47〕。但他的意见是，我们没有把第三幕里的火警搞好。他决心自己来调整这个音响。显然他是想自己来张罗工人，在后台导演和进行工作。当然派了几个工人给他。
在排戏这天，他乘马车来到剧院，车上堆着各种锅子、盆子和铁罐。他自己把这些器具分给工人，激动不安地讲谁该怎样敲打。讲解的时候，露出腼腆的神色。他在观众厅和舞台之间来回跑了几趟，可是不知为什么没有搞出什么结果。
开始演出了。契诃夫焦急不安地等待着自己的音响。这音响不能令人相信。这是一种刺耳的嘈杂声，像有人在胡乱敲打什么，而且使台词听不清楚。
安东·巴甫洛维奇坐在经理厢座里，旁边有人先是骂音响，后来骂剧本和作者。安东·巴甫洛维奇听见这类谈话，就不住移坐到更远的地方，最后干脆离开了厢座，谦和地坐在我的化装室里。
“您怎么啦，安东·巴甫洛维奇，不看戏了吗？”我问。
“请听我说，那里在骂人……真不愉快……”
就这样一整晚都坐在我的化装室里。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演出之前来到后台，对着化装的人坐下来，观察怎样因化装而改变了面容。他默不作声，十分聚精会神地看着。当脸上划的某种线条，使面孔向这个角色所需要的方面改变时，他忽然快活起来，用他浑厚的男中音哈哈大笑。然后再沉默下来，注意地观看。我认为，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高超的相面家。有一次，我化装室来了一个我熟识的人，这个人很快活，朝气蓬勃，被认为是交际场中放荡不羁的人。
安东·巴甫洛维奇目不转睛地一直注视着他，而且脸色严肃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不参与我们的谈话。
当这位先生走了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晚上几次走到我跟前，提出各种各样关于这位先生的问题。我问这样注意他是什么缘故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请听我说，他将来会自杀。”
这样的编造我觉得是很可笑的。几年以后，当听说这个人真的服毒自杀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想起这件事。
往往有这种情况：你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坐下，聊天。他坐在自己的软沙发椅里，不时咳嗽几下，偶尔猛然抬起头来，透过夹鼻眼镜看看我的面孔。
你自己觉得很愉快。一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这里，就会忘记来这里之前的一切烦恼。可是，当你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抓住这个空儿，问你：
“请听我说，您今天的脸色很难看。出了什么事吗？”
当有人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悲观主义者，他写的人物是神经衰弱患者的时候，他非常抱屈。当时有些批评家是这样恶毒地对他进行挑剔的。他偶然看见他们的文章的时候，一边指着报纸，一边说：
“告诉他，他（批评家）需要水疗法……他也是神经衰弱患者，我们大家都是神经衰弱患者。”
然后，往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咳嗽几下，带着微笑，可是也带着苦恼的痕迹，突出“悲观”两字，重说几遍：
“悲观主义者！”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我所仅见的对未来最为乐观的人，他精神抖擞地，经常是生气勃勃地怀着信心描绘我们俄罗斯生活的美好未来。对现在不说假话，不怕真理。那些说他是悲观主义者的人们，自己却首先精神不振，或者咒骂现在，特别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生活过的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回忆一下使他备受折磨的重病，在雅尔达的孤独生活，他都不在意，还有那始终富有人生乐趣的面容，始终对周围一切事务具有浓厚的兴趣，那么，难道从这里能够找到悲观主义者肖像的特征吗。
〔1902〕年春，剧院到彼得堡作旅行演出。这之前已经在雅尔塔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很想同我们一起去，可是医生不让他离开雅尔塔。当时我们在潘纳耶夫剧院演出，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很担心不准我们演高尔基的《小市民》。
在演剧季开始之前，已规定单独演出《小市民》给检查机关看。来看这个戏的有大公、大臣、检查机关的各种官吏，等等。他们要决定可不可以演这个剧本。我们尽量演得温和一些，加了我们自己搞的一些片断。
剧本终于通过了。检查委员会命令删去这一句：“……在商人罗曼诺夫家里〔48〕……”
排演结束时，大家对扮演捷捷列夫的演员巴〔49〕颇感兴趣。巴参加我们的工作以前是个歌手，领很少的薪水，为的是只要不在合唱队工作。他身材魁梧，有高级僧正的男低音。好几年他都没有被人发现，可是扮演这个很适合他的条件的捷捷列夫以后，马上就受到赞扬。
我记得，阿·马·高尔基当时很赞许他，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反复说：
“请听我说，他不适合我们的剧院。”
于是在排演之后把他带到观众厅。交际界的妇女们很欣赏这位天生奇才，发现他标致、聪明，而且有吸引力。而他自己立刻感觉到好像鱼游水中，就非常矜持起来，为了显示气派，他用朗朗的男低音，对某个上流社会人物声称：
“唔，抱歉，我不认识您。”
第一个戏上演了。台下藏着十二个武装警察。观众厅许多位子上坐着秘密警察——一句话，剧院到处是军警。
幸亏没有发生异常事故。演出获得很大的成功。
在第二天，当肯定的剧评刊出的时候，巴戴着礼帽出现在剧院。一个当时作过书刊检查官的人在办公室要求同巴认识。
认识时互道寒暄之后，是个短暂的沉默，随后巴突然抱怨起来、说在彼得堡报纸太少了。
“生活在巴黎或伦敦多好哇，据说，在那里每天出的报纸达六十种……”
他就这样天真地脱口说出他乐于读到好评。
上演第二个戏的时候，奥·列·克尼佩尔病倒了〔50〕。看来病情是很严重的，需要动大手术，于是就用急救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
雅尔塔和彼得堡往返电报不断。对病中的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得不说一半假话。显然他很不放心，而且从他这些不安的关切的电报中，清楚表现出他那非常温柔和善的心灵。尽管他一心想到彼得堡，但始终没有让他离开雅尔塔。
旅行演出已经结束，可是克尼佩尔还不可能动身。剧院人员先后离开了。一两周以后，把克尼佩尔送到了雅尔塔。手术不成功，她在那里又病倒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饭厅变成了卧室，他像一个温柔的助理护士那样照料她。
每天晚上他在隔壁屋子里重新审阅自己零散的短篇小说，把它们汇编成集子。其中有一些他完全忘记了，在重读的时候，一看到机智和可笑的地方，自己就放声大笑起来。
当我去打扰他，提醒写新的剧本时，他说：
“这就是，这个……”同时拿出一张很小的写满细笔字的纸来。
在这忧郁的时间里，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就是极大的安慰。
在所有这些忧虑和不安中，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没有放弃要离开雅尔塔搬到莫斯科去的主意。许多漫长的夜是这样度过的：当面向他详细地叙述剧院的全部生活。他对莫斯科的生活是这样感兴趣，以至于询问莫斯科什么地方在建筑。还得要告诉他在什么地方、什么角落修建了房屋，什么风格，是谁建的，多少层等等。这时他面带微笑，有时作出结论：
“请听我说，这很好哇！”
一切文化和良好设施都这样使他高兴。但是，作为医生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大概不是很有远见，因为决定把妻子送到莫斯科是在她显然还远没有为此作好准备的时候。
正当我们在进行春季剧校考试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这些考试是在另外的楼房进行的，楼房是由萨·提·莫洛佐夫在波热多姆街专为我们排戏修建的〔51〕。那里有一个按我们的尺寸修的舞台和一间观众用的小屋子。
安东·巴甫洛维奇带着妻子在到达的那天就赶到这里来了。可是在第二天，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又病了，病得很厉害。她曾经濒临死亡，甚至都以为没有希望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白天黑夜都没有离开病人，自己给她做热罨剂，等等。我们在那里轮流值班，并不是为了病人，不值班她也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医生也不让我们到她那里去，那是更多为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维持他饱满的精神。
就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的一天，当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所有亲近的人都聚在一起了，商量去请哪一个相识的医生。像在这种场合所常有的那样，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介绍医生时，提到这样一个医生，他因为职业道德上的行为不正而名声不好。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到他的名字，就非常坚决地声明，如果请这个医生，他就亡命美洲永不回来。
“请听我说，我是个医生，”他说，“会因为这件事把我赶出医生行列……”
房子里在进行这种谈话的时候，著名的出版家吉‐斯基〔52〕，我和一个我们的演员站在街上抽烟，因为我们从来不容许自己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住宅里抽烟。在房子对面，啤酒馆附近，停着一辆从伊维尔斯卡来的马车。曾谈到年轻的生命有可能完结。这种谈话使吉‐斯基那样激动，以至哭泣起来。为了平静下来，他大概在想法使自己摆脱这种状况。忽然间，他帽子也没戴，就穿过大街，走进啤酒馆，然后坐在伊维尔斯卡来的马车里，喝瓶子里的啤酒，给了伊维尔斯卡的赶车人三个卢布，并要求把马车赶向林荫道。茫然不知所措的赶车人把马触动一下。笨重的大马车在路上沉重地晃动着，朝林荫道驶去，而吉‐斯基从车上向我们亲切地挥手。这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谈到的那个吉‐斯基。
把这件事告诉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时候，他放声大笑起来。
吉‐斯基的一个笑话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最爱谈的。
在动乱的时候，常常有人扔炸弹，所有的警察都是戒备着的。有一回，安东·巴甫洛维奇同吉‐斯基到特维尔斯卡去，吉‐斯基手里拿着用纸包着的南瓜和黄瓜。在从一个警士旁边经过的时候，吉‐斯基让赶车人停下，把警士叫到跟前来，脸带严肃认真的神情，把包着的南瓜递到他手里。警士接过南瓜。当赶车人赶马往前走的时候，吉‐斯基好像在警告那样对警士喊了一声：
“炸弹！”
开玩笑的人坐着漂亮马车继续向特维尔斯卡驰去，而惊慌的警士，不敢移动一步，立在大街中间，小心翼翼地捧着纸包的南瓜。
“我一直注视着，”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想看他还要干什么，可是再没有看见什么了。”
暑假到了，大家都分散了，但是病人还不见好转——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到那时候，尽管与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很久了，可是我不觉得自己是平易地跟他相处，我不能够平易地对待他，我总是想到，我面前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便努力使自己显得更聪明些。这种不自然的态度，想必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局促。他只喜欢朴实的关系。我的妻子能够一下子就跟他建立这种朴实的关系，她一向觉得自己跟他相处比我更自在。无法形容他们两人所谈的那些，以及这种轻松的无拘束的闲谈怎样使得这个本性朴素自然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愉快与喜悦。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在病人旁边的屋子里呆过许多日子，只有在这些日子里，我才初次找到了我们关系中这种朴实的性质。这时期使我们这样接近，以至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有时向我提出些性质亲密的要求，在这些事情上他是一丝不苟的。比方说，曾经打听到我会注射砷制剂——有一回我曾当他在场的时候自夸注射时手很灵巧——他请求我给他注射。
他一边观察我的准备工作，一边赞许地微笑，已准备信赖我的手巧和经验。但是问题在于，我做这事已习惯只用尖利的新针，而这里我遇到的是用过许多次的针。
他转身用背朝着我，我便开始给他打针。迟钝的针头怎么也扎不进皮肤。我忽然胆怯起来，但是我绝不能自认手不灵巧，就开始更用力地进针，显而易见，使他感到很疼痛。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一动不动，仅仅短促地咳嗽一下，可是，我记得，这一声咳嗽可刺痛了我。在这声咳嗽以后我惊慌起来，就在想法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可是脑子里什么好办法也没想出来。
我用针头在他身上按一下以后，把注射器往一边稍微拧一拧，以便造成针已扎进的印象，我不过是把整管药水放出体外，药水已流到床单上。
手术做完之后，我难为情地把注射器放回原处，安东·巴甫洛维奇把亲切的面孔转向我，并说：
“好极啦！”
但是，往后他再没有向我提出这种要求，虽然我们曾经约好，我随时准备给他注射。
当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在卡梅尔格斯克巷修建的新剧院。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不能离开病人，我们便把计划、图纸等带到他那里去。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妻子生病的时间里已筋疲力竭，很衰弱了。他们住在桑冬诺夫浴场的屋子里，窗户对着小巷，六月的空气非常可怕，尘土飞扬，令人憋气，也没有地方可走走。大家都各自离开了，留在他这里的只有我、我的妻子和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可是我的期限已过，必须到矿泉地方去，以便在演剧季开始之前能够结束一个疗程。这样一来，可怜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就注定一人留下了。阿·列·维什涅夫斯基是一片诚心舍不得离开他，就决定留在他那里。我便带着一家人到国外去了。
在这个时期，“水族馆”里那个灵巧的杂技演员，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唯一的乐趣。当病人恢复到可以间或离开她的时候，他便有时去看那个杂技演员。大约在六月底，我们终于获悉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已经好多了，但要搬到雅尔塔是根本谈不到的。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们建议他偕同病人和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利用我母亲庄园上的我们的厢房，我们时常消夏的地方。这里离莫斯科近，顺雅罗斯拉夫铁路，到塔拉索夫卡站，就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庄园“留比莫夫卡”。
安东·巴甫洛维奇带着生病的妻子、女护士和阿·列·维什涅夫斯基很快就动身到那里去了。
关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情形，我仅仅从叙述中知道〔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