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演出研究剧本和资料

座谈会，这也是我们剧院的重要创新。在我们之前，从未有过这种做法。集思广益嘛。我们的座谈会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责成全体工作人员都来出席。我不记得西莫夫〔20〕、叶戈洛夫、基里林〔21〕、道具管理员等曾出席过哪次座谈会。因此，上面提到的许多人虽然和我们(1)起共事，但没有为一个共同的思想意图和我们联系在一起。

才智出众的人虽然朝夕相处，想法相同，彼此灵犀相通，但最终仍不免是些持片面意见的人。我愿说，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整个集体的智慧是由我们工作人员的全部智慧所构成的。它很了不起，但又是片面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近来的座谈会变得越来越单调而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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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形成了中心，但为了能把事情全面地管起来，我们还缺少左右翼，如同在国会里那样。

一些极端的意见需要从侧面获得。我记得有过这样一件事：在排演梅特林克的戏时，我去求助一个年轻的雕刻家（他因制作垂死的牧师雕像如今已成名人）。他环顾作好的模型，声称对于如此现实的梅特林克来说，只需拿麻屑塞出个像来就行了〔22〕。

这个不恰当的刻薄的比喻使我感到受了凌辱，于是我询问他，为什么对待我们的工作态度如此粗暴。他就此发了一通谬论，当时我是这样感觉的。他说：梅特林克的戏不需要任何布景、任何服装和任何雕像，等等。

冲动的情感和自尊心妨碍了我们谈论实质问题。自那时起，只有在经过若干年之后我才明白，即使在这样古怪的批评中也有几分道理。遗憾的是我们很少听取。遗憾的是我们始终不善于听取真理，体会它的实质。在这种有益的交流中，往往是自尊心和自信妨碍了我们，吓住了被我们的刚愎自用所迷惑的座谈者。

座谈会之空洞常常是由于我们导演和座谈会的其他参加者毫无准备地来了，谈话没有提纲，没有材料，为了填补空白，就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作一般性的议论了。

这样的发言很少能提出争论的题目，也很少能激起幻想和智慧。

我们也不善于引起座谈者的反驳，他们多半是不擅长雄辩的，是腼腆的。对于这些座谈，谁也不作记录，因此会上的发言和思想没有在积累的材料中留下痕迹，经常是毫无结果地化为乌有了。

为了避免孳生文牍主义，也没有要求作这类记录。它们也许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我们往往不善于发挥事业心强的工作人员的力量。我们不善于调动人员去广为收集排戏的资料。

有时候做到了这一点，如排《恺撒》一剧时那样……〔23〕

排演每一部戏，即使是易卜生的《罗斯莫庄》〔24〕，也不妨任用一些勤奋的工作人员，托付他们或是阅读评论文章，读后写出简短摘要，或是按美术家—布景设计的吩咐和意图，从附有插图的书刊和版画集中搜集资料。现在美术家们都在各自搜索枯肠。一无图书馆，二无必要的书刊，他们很快会把想象力消耗殆尽的。

没有图书馆，同样是一个遗憾的缺陷。一个剧院居然没有最基本的，不仅是它本身所必备的，也是学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却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这正如一个祭司没有圣礼书一样。更有甚者，剧院还没有学会珍惜他人的材料，对待他人的瑰宝如同一个野蛮人一样。

在我的藏书中，不知多少书被毁坏、遗失和失散了。近日，我在一堆纸张中找到从我的一本书里胡乱剪下的插图和肖像画，该书市场上已无法买到。剧院竟如此疏忽大意，以至不归还书，把书丢失了。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逼得我不能再提供我的书，只允许在家里使用。

同样的不满情绪也产生在那些把自己的材料供给剧院的其他人身上。不久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也不会把自己的资料拿进剧院了，于是大家不得不奔走于私人的和公共的图书馆之间，从而给工作增添许多困难。

这种不尊重资料的态度经常是由事业中的主要人物引起的。恶劣的榜样无论在剧团还是学校都造成了恶劣的传统。我们不但不善于珍惜资料，并对其艺术上或文物上的价值一窍不通，而且我们也不善于保护自己个人的劳动果实。

若不是我几乎是从地上把《恺撒》一剧失散的资料检起来的话，为此剧和其他剧本所收集的资料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25〕

模型是处于什么状况呢？假如它们好歹还完整无缺的话，那就应该明白，这些东西过去对我来说十分有价值，现在仍然是这样。

剧院购买的那些昂贵的书刊在哪里？

舞台装置用具在哪里？〔26〕

我购得的那些稀罕的文物丢失了多少？

无价之宝郭伯廉式的家具竟在大家的眼前随随便便地作普通排练之用，并且在排戏时被损坏了〔27〕。

那些在夏季旅外演出之后，由世界各个角落返回的演员，和被剧院派往挪威、派往罗马、派往波兰的远征队，他们都带回无数丰富的资料〔28〕。

对待剧院的这些宝贵珍品，采取的却是一种有罪的粗枝大叶的态度。

谁来负责这些资料的完整无损呢？谁能从我们的杂乱无章的档案室和图书馆里把它们找到呢？

这是犯罪行为，对于有文化的人是无法解释的。

很难把这样的两种极端彼此联系起来：高度的戏剧文化和对待我们现有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资料、古董和过去演出的档案文献所采取的野蛮无知的态度。

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应当受到关怀，并令人感到钦佩〔29〕。不仅在今后的演出中可以利用它们，而且对学校来说也有可能直观地来研究所有的〔历史〕时期了。

实践表明，我们剧院的成长甚至尚未达到能够领会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室对于一个艺术机构的重要意义。

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谁也不注意经常出现的有关文艺问题的书刊，谁也不研究我们的艺术问题，从不和自己的同事交换阅读心得。在这种情况下，美术家、导演、服装师、道具员、演员们的想象力居然尚未完全枯竭，确实是令人感到惊讶的。

但是，这样的时候不会很远了，因为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在自我重复，越来越多地在闭门造车。

为了纠正这一弊端，在初期便应竭力启发那些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器重古老的艺术珍品，教会他们如何对待〔它们〕和爱惜这类资料。做到这一点之后，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着手建立真正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

为此必须：

1﹒准备场所、书柜和库房（在新住宅内、模型间、楼下的库房、楼上的休息室、走廊、化装室里等等）以便保存上述文物。

2﹒利用集体的力量长期地收购和搜集：（1）照片，（2）明信片，（3）书刊，（4）化装人像，（5）版画，（6）各个国家和时代的稀有文物、家具和服装、武器、刺绣、裁剪式样、织物等，无论是古代的，或是日常生活的和民族的。（7）这类物品的赝制品或仿造品。

3﹒将分散在剧院内和个人手中的属于剧院的文物、书籍，加以整理归类。

4﹒将模型图、舞台装置用具清单、导演本子、剧评、海报、场记，以及剧院的其他史料都加以清理归档。

5﹒收集在艺术活动中涌现的关于新思潮、新形式、新作者的有趣文章，收集那些涉及老作品和诗人的评论文章，以及关于戏剧艺术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等等。

鉴于没有保存这些文物的地方，势必遭到反对，在此，我预先提出以下异议：

1﹒实践已断定我们确犯有销毁古物和演出设备的错误。比方说，假若我们现在存有《白雪姑娘》、《伊万雷帝》、《克拉梅里》等剧的演出设备，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复排起来。

有些剧本是可以为我们剧院效劳的，另一些则可以为分院所用，或作为平行的演出。这些被遗忘的戏对于青少年一代仍然是新鲜的。几场演出就能绰绰有余地补偿耗费在保存这些杂物上的费用。

2﹒我为《村居一月》（第一次）所购得的家具和其他古董曾为我们发挥过莫大的作用。目前这套家具既用于《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又用于《伊凡诺夫》。那些我买来以防万一而没有特殊用途的当作样品的椅子，也没少派用场。它们成了《智慧的痛苦》的道具模型，它在上演此剧时解救了我们，为我们排除了巨大困难。

3﹒若不是我带进剧院大批属于我个人的收藏物，情况会怎样呢？在历次演出中这些古老的杂物提供了多少美妙的遗迹！这些收藏物为仿造它们提供了多少设想和范本啊！

4﹒我的远远称不上齐全和丰富的藏书不止一次地给剧院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5﹒一块块、一段段古老的刺绣、织物，以及它们的赝造品，就在不久前还使我们得益匪浅。它们确实在最后关头拯救了波兰〔30〕，也将拯救剧院，免得在制作不合格的波兰服装上耗费一大笔相当可观的不必要的开支。

把《夏洛克》的古老服装饰以一块块这样的刺绣，就焕然一新，富丽堂皇了。

几块被遗忘的织物使我们联想到玛利娜的服装和中世纪时期的服装，等等。

6﹒我收藏的武器已不止一次带来益处。在排演《鲍里斯》时，我的长剑、马刺、铠甲、锁链、皮带便为那次彩排所需的骑士服装解了围。若没有这批收藏，在演出的前夕，我们可怎么办呢？莫斯科根本不出这类产品，想弄到中世纪的东西，谈何容易？

我深以为憾的是，五年前没有购买的那套家具，如今排《钦差大臣》只能望而兴叹了。

为了上述设想，即使不得不拆除或扩大现有的库房也在所不惜，它将会在第一个风格化的演出中绰绰有余地捞回在库房上的投资。假设修盖这样的库房需要一次耗资达五千卢布，每年的维修费六百卢布。保存五、六个戏的布景和家具共五年，八千卢布就足够应付了。假设恢复的戏每台戏演十场，共演三十场，这三十场戏每场收入按一千二百卢布计算，共得三万六千卢布。扣去八千卢布的消耗，可以净得〔约〕三万卢布。可是，实际的情况还要强得多，因为那些大板棚里不止存放三台戏的装置，还能多放一些；一套偶然购得的家具，在五年中的某个时候不仅会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且会收到艺术上的效果，正如那套被我忽略的家具，如今就可以使《钦差大臣》得到好处，像我侥幸在圣彼得堡购得的那些东西，使得一系列的剧目得益匪浅一样（《樱桃园》、《伊万诺夫》、《万尼亚舅舅》、《智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