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化

《没有陪嫁的女人》——《一个卢布》

第二年，我演了几个性格角色，例如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没有陪嫁的女人》中的巴拉托夫一角就是这样的〔77〕。这角色要说很多情话，要穿长筒靴和一件很像西班牙式披风的军大衣，这些对我都是危险的暗礁。我以前运用过的那位男中音的歌剧式的表演手法，和我新获得的技术手法之间，已经准备展开一场决斗。我又求助于这些技术手法，即控制、掩饰自己的情感、面部表情、色彩的多样变化等，一句话，求助于以前所发现到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某种我所能相信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幻想开始起作用了，于是某些细节，巴拉托夫本人的某些习惯和性格特征，例如他的军人仪表和大胆，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由于这一切发现，我在舞台上再也不是空虚的了，我在那里有事可做，所以没有感到自己是赤身露体了。经过几次排演，我习惯了那些技术手法，巴拉托夫身上的那种俄国人特有的豪爽打开了我的心灵。恰好化装也相当典型。我看了他的外部形象以后，一切都马上变得井然有序了。我就这样唤醒了打瞌睡的直觉，并且靠它的帮助去探索形象。这个形象是有某些基础的，它的某部分已经有了内心根据，现在需要做的不外是按照我还保留着的习惯去摹仿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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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角色的表演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我对台词总是处理不好。虽然奥斯特罗夫斯基剧本的语言是极为优美的，令人无法颠倒一字，但那台词却“很难上口”。我感到我在台上的每一瞬间都有可能说错。这使我感到紧张和害怕，引起了拖沓和不必要的停歇，造成了某些舞台上的差错，使剧本和角色失去必要的喜剧性的轻松和惯性。我对台词的恐惧是这样的强烈，以致在每一次停歇时都急得出汗。有一次我把台词前后搅乱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冲出这个字句的迷宫。我茫然失措，就下了场，结果把同台演员的一段最精彩的戏破坏了。

这一次开始犯的这种演员怯场病，我在扮演其他角色时也犯了，这使我逐渐失去了已经建立起来的自信心。但当我不去想起自己这个新的缺点时，这毛病也就消失了。这证明它纯粹是来自神经方面的。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在上演《没有陪嫁的女人》的期间，有一次我得了重病。体温高达三十九度半。我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但为了显示自己是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并给我的同事们日后做榜样起见，我在采取了一切必要的维护措施以后，冒着零下二十五度的严寒来到剧场。我躺着让别人替我化装，幸喜不用换装，可以在戏的进行中不出场时和幕间休息时间在后台躺一躺。演员们都害怕我会演到中途就离开舞台。但我被病痛转移去了注意力，结果却演得比平常更有把握，更自然；台词不再妨碍我了，记忆力也没有让我丢丑。

巴拉托夫一角的扮演工作和这个工作的结果对我是很有教益的，因为通过这些，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真正的角色类型和才干。我是性格演员。通过性格化，我克服了巴拉托夫这个角色的一切暗礁，诸如西班牙斗篷式的军大衣，爱情的词句以及对我是很危险的其他诱惑物。

但是，如果我不走性格化的道路，而使角色去迁就我自己，迁就我本人的资质的话，那么，失败就会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的：

很多演员，大半是jeunespremiers(22)和主角，他们很欣赏自己，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表现他们所创造的形象，而是在表现自己，表现他们本人，从来也不打算改变一下。他们脱离开自己就看不见舞台和角色。他们需要演哈姆雷特和罗密欧，就像摩登女郎需要穿新衣服一样。这类演员害怕离开自己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个人的舞台魅力上面。一旦用性格化遮蔽起来，他们就会失去一切。

还有一种演员，恰恰相反，他们羞于表现自己。当他们以本人的名义演一个善良的人或好人时，他们觉得把别人的优良品质加在自己身上是有失谦虚的。当他们演作恶的、放荡的和欺诈的人物时，又觉得把那些恶习加在自己身上是可耻的。但是，只要用起别人的名义，也就是化一下装，像戴上一个假面具似的，他们就再也不怕表现自己的恶习和优良品质了，而且可以说出和做出那种在不带假面具时决不敢去说、不敢去做的事情。

我是属于后一类型的演员。我是性格演员。不仅如此，我主张所有演员都应该性格化——当然，这里不是指外部性格化，而是指内部性格化。但即使在外形上，演员还是应该经常离开自己本人。这当然不是说，他必须失掉自己的个性和魅力；这是说，他应该在每一个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魅力和个性，而且，虽然这样，在每一个角色中又要有所不同。为什么所有情人都得是头发鬈曲的美男子呢？难道长得不漂亮但是很可爱的小伙子就没有权利谈恋爱吗？然而我这一辈子却只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情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丑陋，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自己的纯洁的爱情的心，正像《黑暗的势力》一剧中的掏臭水沟的阿吉姆的那件臭气扑鼻的外衣更能强调出他的纯洁而高贵的心灵一样。可是在当时，我所爱的不是自己心中的角色，而是角色中的自己。因此我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演员的成功，而是我自己本人的成功，我把舞台变成自我表现的橱窗了。

自然，这种错误使我离开了创作任务和艺术。

在所描述的这次演出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舞台魅力并不在于我本人的个性，而在于我所创造的具有性格特征的形象，在于我的表演技巧。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当时我对于这点理解得还不够深刻。

我的下一个工作是扮演费多托夫的《一个卢布》中的经纪人奥布诺夫连斯基一角〔78〕，戏的内容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像索丹维尔一样，这个角色也是经过了长期磨难之后，由于化装时的偶然发现，才演成功的。化装师在匆忙中把我的唇髭贴得右边比左边高了一些。这使我脸上的表情带有一种奸诈、卤莽的味道。为了配合唇髭，我把右眉也画得比左眉高些。结果形成了这样一张脸，只要我能十分自然地说出台词，大家就全已明白我所扮演的奥布诺夫连斯基是一个骗子手，他的话一句也信不得。

这个角色在性格化的标志下，终于获得了成功。

现在我总算懂得了一条简单的真理：单靠摹仿别人的表演去接近角色是创造不出形象来的。我了解到必须创造自己的形象，固然，我当时还只是从外表方面去理解形象的。说实在话，如果没有像费多托夫这样的导演给我启发，如果没有像演索丹维尔时那样的偶然发现，我是不可能找到接近形象的途径的；当时我只是从姿态，从服装、化装、风度、手势等出发走向形象的。

不具备角色特有的性格特征，我就觉得仿佛脱光了衣服站在舞台上似的，为自己在观众面前赤身露体而感到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