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蒙难琐记

(1)

我们经历的那一段饱受惊恐、有时还险象环生的漫长艰难岁月，还在马里昂巴德就开始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时我们正好被困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里的紧急动员，这里对待俄罗斯疗养者的态度马上急剧改变，气氛立刻饱含怀疑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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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起我们离开慕尼黑那一刻起所将经历的遭遇，这仅仅是个相形见绌的开端而已〔1〕。

硕大的慕尼黑火车站牢牢刻进了我们的记忆里。车站里虽然人山人海，却鸦雀无声。是一派阴森而趾高气扬的情绪。无以计数的满载士兵和大炮的列车。留下一种周围遍布钢山铁海的印象。连身穿一色灰制服的巴伐利亚士兵也似乎是钢铁铸成的。天空也呈铁灰色。一片死寂。而候车离境的人群却与时俱增。你会感到纳闷：这一大堆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人群哪里容纳得下。多数是俄国人。但听不见半句俄语。人人都缄口如瓶，生怕说出话来引人注意，惹人怀疑。须知慕尼黑处在间谍网的控制之中。而这种迫害狂的牺牲者就是俄国人。

一个半小时焦躁疲惫、默默无言的候车时光过去了。站上的深邃沉寂有时突然被一声严厉的口令所打破，接着又是万籁俱寂。然后哪里传来些洋洋自得的喊声。这是乘车出发的士兵们在呼喊。而寂静似乎急忙吞噬了这些喊声，一切又归死寂。不祥的晚霞透过车站的玻璃窥视着。漆黑的黄昏。宛如处处有死神降临……

亲友们紧靠在一起站着，但一句话都不交谈。你独自想出点事情干，好像在仔细观看什么东西，唯求有权保持沉默，靠坚持不懈的缄默来避免粗野的三等车厢公众的注意。左右都出现些可疑的人物。看来是些密探。跟这些密探在慕尼黑旅馆里已经打过交道了。

我们的列车终于在粗暴、恶狠狠的喊声中驶出站了。

一些酩酊大醉的巴伐利亚后备兵跟我们同乘一节车厢。他们一路上还在不断喝啤酒，醉得越来越厉害，唱着军歌，朝从旁开过的火车挥舞手帕。我们一个劲地不吭声看来引起了猜疑。女士们开始窃窃私语〔2〕。这种窃窃私语更令人可疑……闷热难忍。饥渴交迫……

到了一个小站。大家都一阵忙乱。莫非到了林道啦？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我冒险向我的邻座乘客——无疑是个密探——打听这一点。原来他懂俄语，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另一个密探在嘲笑着什么。原来离林道还远着哩。这不过是伊梅施塔得。

整个车站塞满了半醉半醒的后备兵。一大群军人。突然一声尖厉的呼喊。一个军人向一个爬出车厢的俄国人扑了过去，手枪在后者鼻子尖旁乱挥。他喊了声什么，于是一片呼喊声嗡嗡滚过：“Russen……Spionen！！”(58)这句话到处都那么吼着。端着枪的士兵满车站奔跑，如临大敌。不知从哪里闯出来一队举着出鞘马刀的巡逻队。士兵们从两端冲进我们车厢，用同样呆板的军人腔调喊着：“Hrraus！Russishe　 Spionen！Hrraus！”(59)一个嘴唇青紫的士兵跑到我跟前，他那张撒野的脸我永远不会忘记：

“您是什么人？”

“俄国人……”

“Hrraus！”

行李飞向车窗。我们被推推挤挤走了出来〔3〕。车站上一片吼声。一些人狂热中爬上窗台，爬上柱子，就想把我们看得更清楚些。这是兽性和人性达到疯狂境地的鲜明图景……又一个士兵跑到我们跟前，吼叫着命我们扔掉行李。我们被推挤到一堆。士兵们继续搜查这列火车。俘虏队伍不断扩大。人们的嗥叫声也在增大。一群人大声计数：逮住了多少间谍。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我们全都是毫无疑问的间谍。一个连的士兵端着刺刀把我们紧紧包围住。士兵们不时拉响枪栓。他们在等一个什么人。来了些持着出鞘军刀的上级军官。把我们仔细打量一番，又继续走他们的路了。

据我们后来得悉，限定外国人离开德国的期限业已届满，过了这一期限，我们俄国人就被认为是军事俘虏了。话说得很可怕。我们是这里的第一批军事俘虏，所以我们就像新鲜玩意儿似的到处被饱览一番。我们感到痛苦不堪……

二

命令我们成双行排好队〔4〕。一部分士兵留在月台上，另一部分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就在这样押送下顺利穿过了月台。那些没有押送的人们则受到种种侮辱、推搡和打击。热心干这种事的主要是后备兵。

我们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两面都是几乎占了整垛墙壁的大玻璃窗。一些已变得十分残忍的人们紧贴着玻璃窗。一些人爬上另一些人的肩头，想更清楚地看看“俄国间谍”……有时你能梦见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满墙都是人脸，这些脸已经不是人类的，而是野兽的了。左边是越来越多的男的后备兵，右边是女人们的脸，顺便说说，后者并不更缺乏兽性。在这垛活人墙中有一张脸凭其疯狂表情显得特别突出。令人奇怪而又令人欣慰的是：人身上的兽性多么容易恢复人性……只需我的同路女伴柳·雅·古列维奇——著名的彼得堡女记者朝这张丧失了人样的脸和蔼地扫上一眼，只需她堆起善意的笑容微微一笑，半开玩笑半嗔怪地摇一摇头，“野兽”便颇感羞愧，女人便安静下来，再也没有听任残酷心肠来诱惑了。

这时在我们被驱入的房间里已开始进行令人恐怖的准备工作。几支步枪从半开半掩的窗子和小门里塞进来。不知何故在搬桌子，挪地方，忽儿这样摆，忽而那样摆。一些军人不断地进进出出。门外似乎安静了几分钟，然后又是沉吟，尖叫，呼号。接着一些新的俘虏跌进门来，常常立刻就跌倒在地。他们有时把一个披头散发的塞尔维亚女人——后备兵们抓住了她的头发——摔到我们跟前，有时则推进来一个哀哀啼哭的法国孕妇。有时当小门敞开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听到了可怕的拷打声。有人在挨打。但我得着重指出，这时马上就响起我们已如此熟悉的一声口令，它命令遵守秩序，于是过火行为立刻停止。又恢复了肃静。

总之应当指出，不管是在这里，还是早些时候在慕尼黑，只有一些群众才如此粗野地对待非德国人。令人伤心的是，德国的知识界也并不例外。可是所有身穿制服的人们，无论是军人还是文职官员，确实非常讲究种种表面形式，而这种人之讲究形式有时达到侮弄人的地步，严格到愚钝状态，不过对待我们是合乎分寸的。

我们奉命沿着房间的板壁站开，对面恰好是那几支竖在窗口的步枪。脑子里盘旋着要遭枪毙的念头。但奇怪的是我们好像全都镇静自若。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比我们在车站、车厢到处漂泊要安宁些。我甚至摸摸自己的脉搏，脉搏跳得又平稳又清晰。我觉得这种安宁心情人人都有。又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了片刻：他们怎么不怜惜这样好的板壁呢？须知枪杀我们的时候，板壁会被弄脏的。后来我又开始设想，假如杀人者很多，那么死去是一瞬间的事。但假如六个人射击五十个人（窗口竖着六条枪），那么这就不是枪杀，而干脆是大屠杀了……我脑子里马上作出判断，我们不会被枪毙在这所装置护壁板的房间里，会被带到右边大街上，穿过窗口紧贴着的那一堆狂吼乱嚷的人群。那边是营房，那边是空地……

我想起我身边带着一张证件，那是我们的公使馆在慕尼黑交给我的，证件上说明了我是什么人，还提到了我在威廉驾临时给他演过戏。我拿定主意，这是伺机试用一下这张证件的时候了，我就把一纸证件递给这伙武装人员中在我看来心肠最好的那个军人。纸片从一双手传给另一双手。军人们瞥一眼纸片，彼此流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交换着眼色。于是我们觉得，对待我们的气氛有了改变，温和一些，安静一些了……〔5〕。

来了一个军官，俄语讲得很漂亮。他开始问这问那，又译给另一些人听，然后匆匆忙忙走出去了。他临走时向我们宣布，拘留我们是因为正在通电话进行重要的商谈，差点儿要跟巴伐利亚国王陛下通话啦，这个电话商谈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三

我们在这所房间里站了很久，处在大窗子外边人群的众目睽睽之下。终于下达了命令：出去，不过每次只能五人。放走五个以后，大门又关上片刻。又一个想法令人心惊胆战：后备兵以及这伙子人一般说来会把我们怎么办呢？但是这一伙观赏残酷场景的人群想必也看腻了，几乎都已走散。这时已是半夜啦。我们被带往月台上，装进一节肮脏的车厢里。接着就被运走了……往回运。我们思忖，“大概送回慕尼黑吧”。不过我们都已筋疲力尽，我们的神经都已饱受折磨，因此我们根本无所谓了。想把我们运到哪儿就到哪儿吧，运回慕尼黑也罢，就回慕尼黑好啦……

几节车厢里几乎全是俄国青年学生，大学生，旅游者。按六名乘客、两个后备兵当看守编组分头坐着。派定到我们组当看守的是个和蔼可亲的巴伐里亚农民。一切严厉的长官派头很快就从他身上销声匿迹，他跟我们和善地交谈，隔着车窗把他家小屋的灯光指给我们看，他不久前还在那里过太平日子呢，他还告诉我们那里还剩些什么人。

火车停了下来。有一阵子车厢的小门仍然锁着。后来听到了军人的吆喝声，行军队伍的咚咚脚步声。小门敞开了，发布了命令。叫我们下车。这是凯普芬车站。夜间。站上灯光昏暗。站上杳无人迹，除了一排士兵。士兵中有一个满脸无赖相的大胖子特别显眼，是个巴伐利亚军士，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那排人听从他的命令包围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动弹。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个什么上级军官。暂时就是这个军士跟那些士乒们一起侮弄我们。他们说一口我们听不懂的方言。终于来了几个军官，他们厉声吆喝，又宣称我们是军事俘虏，警告我们稍有不服便予枪决。

我们这样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让我们排成四人一行——必须四人一行——，把我们带进一个房间。又像在伊梅施塔得那样不知抱着什么目的重新摆桌子，又在准备什么行动。士兵们在对一个军官说，他们不是人人都有子弹。不过我们的神经已麻木过度，对什么都不怕了，即便是关于显然用来枪毙人的子弹不够的那些话。后来大家时刻等待着的“他”终于进来了，这是总长官，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命运就操在他手里。他是个胖子，大个儿，不俊美，但他那张配着大鼻子的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讨人喜欢。他待人的态度也跟旁人截然不同。他对待我们彬彬有礼，不像以前那些管辖我们的长官使我们领教的那样厉声吆喝。他正要开始对我们作些致词之类，但很快打住话头，询问那个军士，整队干什么。他命令解散全体士兵，只留下四个哨兵，就派他们守在两扇门的两边。他简单而和蔼地对我们解释，我们错过了离开德国的规定期限，所以现在被当作军事俘虏。但我们不会遇到什么可怕的灾难。他跟林道当局通了电话，还跟罗尔沙赫边防的瑞士当局通电话。也许自由的瑞士不拒绝接纳我们。不过我们必须具结担保：或者留在瑞士口岸，或者如果我们去不成，就向碰到的第一个德国兵自首，说明让他逮捕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作为战俘被关进监狱。这一切只给二十四小时的期限。但假如我们错过这一期限，我们就会被当成逃犯，将按战时法律处置我们。这巴伐利亚人讲完这席话，就下令给我们打开头等客厅，允许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并休息到早晨六点我们的火车向林道开车为止。

开头全体餐室的侍者，尤其是餐室女掌柜不客气到极点了，要为“密探们”熬夜干活，这使他们很生气。但一个人不管怎样野蛮化，他身上总还保持着人性。女掌柜稍稍和善些了，愤怒消融在和蔼可亲中了〔6〕。我安置妻子睡在两把拼起来的椅子上，自己开始拟电报稿准备拍往瑞士使馆以及瑞士的一切熟人，设法搞到我们前往瑞士的护照。女掌柜走到跟前谈了一会儿〔7〕。后来她的丈夫也来了，也是个应召的志愿后备兵；那个胖军士值勤完毕后也来了，他不久前还侮弄了我们一番，放任自己粗野撒泼。他们坐到我们跟前来，开始交谈，一边享用一杯杯的啤酒，俩人原来都是和善可亲的人。我们跟他们告别时几乎已像好朋友了。餐室女掌柜甚至给我妻子献了两枝花，请她无论如何接受她的赠予。这种人性与兽性的更替大概是我们的史诗里最强烈同时也最有教益的观感之一吧。

我们和蔼的长官也来了。他说瑞士大概会接纳我们，除了他所害怕的大学生外，会放所有的人入境，而大学生也还有可能争取准许。心中安定一些了。天亮了，哨兵换了岗。新的长官来取走了我们具的结。签字具结之前，我跟我们同路的瓦·伊·卡恰洛夫曾请求说明，允许我们离境前往瑞士的二十四小时期限从哪一刻算起。似乎毫无疑问该从签字具结的那一刻算起，也就是从此日早晨六点钟算起。但是新长官不同意这种解释，决定期限要从我们被俘的时候也就是前一天晚上十点钟算起。由于这种独出心裁的计时法，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所剩无几，难以迅速办完事情了。可是争辩已不可能。具结书已经签了字。值班人员不知何故给全体士兵分发了子弹。刚刚开朗的情绪又变得闷闷不乐了〔8〕。

四

天亮了。有人睡在拼搭的椅子上，有人蜷缩在地板上。又从哪里运来些新的后备兵。他们贪婪地紧贴着大窗子的玻璃，竭力凭着昏暗的亮光仔细打量我们。最后又是用特有的德国军人腔调发出的那种熟悉的吆喝声。命令我们起来排好队。当我们“排好队”后，便带着我们从后备兵的身旁上了火车站，后者恶狠狠地目送着我们。我们被领到一列完全由四等车厢组成的火车旁。还允许我们检查自己的行李。原来行李已整整齐齐地码在车厢里。我们被安置在一节备有长条板凳的大型四等车厢里。列车开动了。于是车厢里的气氛顿时大变。人人都满怀希望。青年们忍不住高声说话，开起玩笑。这里笑声阵阵，有人甚至试图哼个歌子。我和瓦·伊·卡恰洛夫勉强制止了我们那些喜笑颜开的年青同路人，因为这样欢笑只能大大激怒德国人，其结果无疑只能促使他们尽可能吓唬我们，引起恐惧……

火车慢吞吞地爬着，在所有偏僻小站上它都要停车。我们原以为能在八点钟到达目的地，可是已经十点多了。而误点将使我们遭到极大的麻烦。我们也许会错过了离开德国国境的期限，这对我们又会是致命的……只是当远景中出现一只瑞士轮船和瑞士河岸时，才又使我们陷于低落的情绪重新振奋起来。火车终于驶近林道。我们停下来后，又站了很久很久。他们不打开车门。又是尝惯了的焦躁难耐的等待，又是站上沉重的脚步声，这是一支队伍走过。又是一个年轻洪亮的声音在发出响亮的吆喝声。

来了一个新穿上军人制服的青年军官，俊俏整洁，装束讲究。饰翎羽的高筒军帽上套着料子帽罩。他的本行职业是律师。所以是个酷爱发表演说的人。他的演讲的全部涵义就是：我们是战俘，这一点我们早已是了如指掌的了。这位律师军官只顾发表自己的演讲，犹如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炫耀他的清楚的口齿，而且像德国的演说家那样抑扬顿挫。有时他把悲剧性声调揉进他的演讲，而赢得效果的主要手段则仍然是那一个军人高调。我们听完演说，就把我们带出车厢。这时向我们宣布：妇女们可以自由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男人却要关进监牢。我的妻子拒绝离开，声明愿与男人同甘共苦。对此无人反对。我们说服始终与我们同行的柳·雅·古列维奇利用所给予的自由，出去为我们奔走，我们把夜里写好的全部信件和电报稿都转交给她。我们的行李被装在一辆小车上，我们便冒着倾盆大雨在士兵的包围下上了路。我们被带上大街，从两侧希望瞧一瞧“俄国间谍”的人群中间穿过。不过这些林道居民的脸色已经是另一种样子了，这些脸上流露出怜悯与同情。

我们走得相当长久。带到了监狱边。大门咯吱一声打开了。这是一个四周矗立着石室的很大的操场。操场上各个兵种的士兵应有尽有。正在操练。看来仿佛是向我们显示德国士兵们的威武敏捷。就像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去告诉自己本国人吧，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们被带进一座大棚子，这里各个角落都堆着些渣滓。门一直敞开着，也许是为了不让我们摆脱操场上进行的威慑性演习的影响。棚子周围有卫兵把守。棚子里边却已有一堆俄国人，他们原来跟我们同车抵达凯普芬，我们在那儿被捕时把他们放了。遇到了许多熟人：几个海列拉乌的达尔克劳兹学校〔9〕的参与者，几个莫斯科人，彼得堡人。顺便说说，慕尼黑画家瓦·瓦·康金斯基〔10〕也在这里。一位彼得堡人尤其悲痛欲绝，因为他同两个年幼的儿子被关在这里，而他的妻子同其他几个孩子却不知被押到哪里去了。我们的会面是纯粹俄罗斯式的，相当热闹。我们谈谈说说，情绪激动。于是立刻响起了熟悉的吆喝声：我们是战俘，言谈举止要合乎身份。给我们发下了吃食：面包和水。检查了我们的护照，通知我们要分成小组带出去脱衣搜查。这就带走了第一组：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把他们分头安置在不同房间里。真在那里脱了衣服搜查。受到搜查的一些人后来告诉我，派来搜查妇女的是几个年轻姑娘，她们对自己不得不参加这种作业始终万分窘迫，感到难为情，表示抱歉。就这样搜查了四组，停止了。谢天谢地，没有轮到我。

来了一个脸上刮得很光洁的小军官，几乎还是个少年，原本也是个律师，也是一身新缝的制服，也爱高谈阔论。这一位抓住每个借口发表讲话。他用非常华丽的词藻建议愿写者给亲属写明信片，但一定要用德文写，还事先警告说，信要受到军方的审查。一切的方式都暗示出，这是我们跟亲人的最后诀别，前途就是长期监禁，假如不是更坏的话……

出现了一位高级军官，胖子，长一个酒糟鼻子，发表了一篇有力的讲话，题目即我们是战俘……这样的讲演我们听了多少次啦！还有一个长官是身材匀称瘦小的军官，戴一个单眼镜，宛如《辛普里齐西摩斯》〔11〕的书页里跑出来的一样，按军人风度大胆地讲究穿戴，生硬地蹦出些言简意赅的句子。他忙于检查我们的衣物。在他们检查衣物的时候，我们写了些邮政明信片，交给其中的一个军官。

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而且一刻比一刻更牢靠：不会把我们发配在这里的，要把我们送上军舰，让我们前往瑞士。由于这些消息的影响，军官们对待我们的态度起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又过了一阵子，他们更变得和颜悦色了。他们开始卖弄自己的人道精神和自己的通情达理了。一个跟我们一起呆过的小姐抱怨天太热。那位律师军官便以一种富于魅力的手势从刀鞘中抽出军刀，想用它打开高处的窗子，然后仍以富于魅力的手势把它插入鞘内。后来他站到椅子上，又发表一次演讲，已经讲得风趣诙谐了，颇像德国人聚餐时致欢迎词。他甚至说，既然我们获得了自由，还用得着寄明信片么，须知那只会让亲属们受惊呀。是不是撕毁扔掉它们更好些呢？我们表示同意。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大刀，从上往下把相当厚的一叠信件戳穿了，转交给士兵。后者把它们撕碎了。

我就站在《辛普里齐西摩斯》画页上下来的军官身旁。我觉得他在留心观察练兵场上的机动演习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看我是否已深感德国士兵已达到多么完善的高度。这给予他极大的满足。十二名精选的士兵恰巧从他身旁通过。他们向他看齐时，像一个人似的举起右手，像一个人似的头向右转，向军官行注目礼。当军官停顿片刻，没有举手碰帽檐还礼时，他们就一动不动保持这种不自然的姿势。显而易见，这整个场景使他心中满怀着极大的骄傲。

应当说，这一切所作所为，就是军容的最高造诣了。

还是让我们四人一行排好队，还事先警告我们：谁想离队一步，立即枪决。又由士兵包围着穿街过巷，又从夹道围观的人群里穿过去。我们经过一家咖啡馆。这儿等候我们的已经是一群衣冠楚楚的上流人物了。他们都把望远镜、长柄眼镜对准我们，贪婪地观赏这些“俄国间谍”。

我们走到了码头边。不知从哪间小屋里出来一位大个子的胖牧师，脸容讨人喜欢。他后来对我们的命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画家康金斯基的朋友，要跟后者一块儿远行，好把他送到罗尔沙赫，那里有牧师的一份产业。这完全像个闹剧中的牧师，他在紧急关头出场，把全剧的所有艰险沉痛的波折导向良好的结局。

他加入了我们一伙，跟我们一块儿走上码头。这里泊着一艘德国轮船。已开始命我们登船。但牧师突然不知何故万分焦急，情绪激烈，在一秒钟前要料想到这个肥胖沉静的人会爆发出这么激烈的情绪是不可思议的。他开始向军官证实什么事情。他竭力说服军官，事情弄错啦，他谈起已订购了三十份餐具的午餐，还有旁的什么。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军官显然也不明白。但牧师越说越激愤，把军官弄得更加糊涂了。最后军官挥挥手，命令我们下船回去。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尽快踏上救生之地瑞士巴登湖岸的希望看来一下子破灭了。而罪魁似乎就是牧师……

我们又在倾盆大雨中折回街头。我们站在那里焦躁不安闷闷不乐地等待着。我恰巧站在牧师近旁。看见一个仆人跑到他身边，也谈到订购的午餐，谈到神秘莫测的三十份餐具。后来我们晓得，这“三十份餐具”是我们的救星，这是我们可爱的牧师施的巧计。假如我们乘德国轮船前往瑞士，瑞士不会收容我们。牧师知道这点，希望想点办法赢得时间，不让我们乘德国船离境。可是因为德军军官一个劲地逼迫我们速速开走，于是牧师拿定主意搅乱他，编些谎话，胡乱拉扯上三十份餐具的事。我们因此得救了。否则我们从瑞士湖岸返回德国后，恐怕早就在林道被当作战俘枪毙了……

一小时过去了。一艘瑞士轮船靠岸。我们争先恐后登上这条船。船驶离德国口岸。牧师由于自己的援救计划得逞，感到很幸福，那么兴高采烈。

五

我们在心中向如此苛刻无情地对待我们的德国告别。我内心对这个国家——那里有我那么多艺术界的朋友——并不感到怀恨，而是感到惋惜，她在自己国内培植了整整一族新型的铁石心肠的人……〔12〕

轮船在瑞士靠岸。我们正要满怀希望地下船。但在最下层的舷梯旁又停步了。又不放我们下去，又仔细检查我们的护照。每个人都被单独领进一间屋子，询问什么人身边有多少钱。令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仿佛不是在瑞士，重又流落到德国了……

但不应当责怪瑞士。必须设身处地考虑她极端困难的处境。她不得不最先收容一下子遣送来的俄国难民，遣送量又极大，而且大多数全是半饥半饱的人。而林道又近在咫尺，德国人在那里虎视眈眈，早准备一旦瑞士方面对他们的敌人过分礼遇就提出责难。破坏中立的指控如山雨欲来。每当我细细琢磨我们在边境站罗尔沙赫得到的待遇，我就越来越觉得，这不过是让俄罗斯人毫不显眼地融化在瑞士的一种特殊手腕。但这种手腕我们不得不亲身领受。

又过了几小时苦恼不堪的等待时刻。我们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摇来摆去，担心再把我们遣回德国。而黄昏时分的天色却越来越黑了。决定我们命运的消息却始终没有。在伯尔尼联邦行政院〔13〕研究如何处置我们的问题时，我们在卫队护送下被带进一家三等大咖啡馆用餐和休息。我们就这样等候到晚上十一点钟。有人告诉我们联邦行政院还在继续开会。终于把我们分派到旅馆去睡觉了，但责成我们明天十点钟必须再来听取决议。这样过了三天。一会儿说准许我们进入瑞士内地，一会儿说要把我们送回德国……然后以个别解决方式在各个旅馆发给护照，于是这帮俄国人就不声不响地融化并分散在瑞士境内了。我想，这种不知不觉的消散就是人们在罗尔沙赫对我们的一切处置的真正目的。

我们乘车到了伯尔尼。它完全是一派空城的景象。根本看不见成年男子。只有妇女和小孩。载着军人的小汽车在空荡荡的城市里奔驰，瑞士士兵的队伍也在这里通过。他们神色庄重。这些人全都非常魁梧强壮，像是一个个精选出来的。

我们在伯尔尼的处境艰难。无钱过活，因为外币不给兑换，连法郎都不兑换，证券也几乎分文不付。应该说，提到对待我们俄国人的态度，在瑞士是无可非议的。诚然，在日耳曼系的瑞士，整个同情心显然都在德国一边。但是对我们是充分殷勤周到的，该做的都做到了，凭着自己对流落此地的外国和平居民的责任感，他们做到了应做的一切。瑞士方面对待我们固然没有热情，没有感人肺腑的真挚情谊。然而合乎分寸的礼遇是充分的。我国小小的公使馆被这件突如其来的大事弄得真有点措手不及。开头几天为张罗一日三餐的必需品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然后又得好歹把成千上万的俄国旅游者送回国去。公使馆开始扩充成员，并且吸收了所有能够吸收的人。因此慕尼黑大使馆来的布勃诺夫，法兰克福来的冯·费克纳，罗马来的沃尔康斯基就开始在公使馆办公了。许多自愿帮忙的人也参加了公使馆的工作。当地的雷赫斯贝格教授也以身作则为俄国人做了许多事情；一位哈尔科夫来的旧律师也参与了大量组织援助的工作。离公使馆不远有个街心公园，园内有一所什么剧院或咖啡馆。这座房屋拨给了俄国人，俄国人每天汇集到这里来，得一份热气腾腾的食品，牛奶。一些瑞士人也带着实物赈济到这里来。这个送来只鸡，那个送来只羊，豌豆等等。当然，大多数俄国人的处境都极端恶劣。两位莫斯科芭蕾舞女演员为了马马虎虎填饱肚子，被迫加入了一个行踪不定的马戏团去跳舞。一位大家闺秀身上唯一幸存的华贵连衣裙变成了真正的破衣烂衫。她口袋里则名副其实地一文不名……

我们常常不无羡意地望着那些流落他乡的英国人。他们的政府对他们表现了多出色的关怀啊！英国政府迅速为他们安排了前往英吉利海峡的专列火车，派来了携带一袋袋黄金的伙食管理员。每二十人给派一位医生。甚至来了专门的发货员，以便把流落在瑞士的英国人的行李发回英国……

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奔波——由于没有钱，由于我们对怎样取道回国、哪几条路仍然畅通、安全到什么程度等情况一无所知，我们的奔波大受限制——，我们终于决定走海路取道马赛回国，虽然赶到马赛也远非易事，过了马赛以后的路程也远不能担保不发生种种危险和难堪的意外事件。然而不必再选择和耽搁了。

我们在夜间抵达里昂。这正是德国人开始向法国南部推进的那些日子。里昂的情绪抑郁沮丧。而源源运来的伤兵更加剧了这种沮丧情绪。旅馆的侍者告诉我们，某某城被占领了，它距里昂仅仅一百公里，这意味着，敌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将到达里昂的大门口了。后来证明这种担心纯属误会。法国有两个小城市同名。其中之一靠近巴黎，另一则在里昂附近。原来是涉及前一座城市的消息……

终于我们到了马赛。这里又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其时正值明媚的艳阳天。所有的街道都是人山人海，极为热闹。华服盛装、纯巴黎风度的人群。常有军队路过，这时满街都对他们报以最热烈的欢呼。喊声，掌声，鲜花。当摩洛哥归来的抗土耳其战士们出现时，欢呼声尤其热烈。英俊的脸庞，漂亮的服装，出色的骏马。在这些滨海地区的军队中有某种歌剧式的东西。活像《阿伊达》的一幕戏搬上了马赛街头一样。马赛市民如醉如狂地欢迎他们。抵抗土耳其的战士们同样欢欣无比地回答他们，高喊法兰西将安然无恙。他们将击退德国人！……

现在我们已在轮船上。到达马耳他以前波涛汹涌。离马耳他后海上却风平浪静；我们的航程非常顺利，但时时刻刻为达达尼尔问题焦虑。放行不放行呢……在马耳他和阿尔希佩拉格之间有许多法国和英国的军舰。越靠近达达尼尔，这种军舰就越多。我们已驶到伊斯密尔。那里气氛紧张。但不管怎样我们的一部分乘客还是冒险上了岸，在土耳其城市里逗留一阵。现在到了达达尼尔啦。我们从两个炮台旁边驶过去了，开始发信号。答复我们：已迟了，得等太阳出来，虽然离黄昏还早着哩。我们抛了锚，这样停泊了白天的剩余时间以及整整一夜。领港员来了，准备引我们通过布雷区。突然一艘土耳其巡洋舰全速驶来，打出了停航信号。宣布让我们通过有一个条件：船长要让土耳其士兵和军官守在两侧船舷上。这是违反任何常规的。但是对常规已经无法考虑了。船长同意了。一些戴红色非斯卡帽的士兵上了我们的轮船，并向四面八方分散开，不知为什么还向船舱里窥探……土耳其军官查封了无线电报话机。当我们通过了达达尼尔以后，土耳其人便下了船。我们停泊在君士坦丁堡。气氛极端紧张。船上充满形形色色不安的传闻。虽然上了轮船的俄国领事关照不要上岸，几个乘客仍然下了船，到城里去转了转。他们回来后叙述君士坦丁堡热火朝天，正全速进行动员。我们的船长决定不再在君士坦丁堡耽搁，我们当天就离港了。通过了布雷区的第一道防线。又停下了。又有些军官上船，不过这是给无线电报话机启封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忽然一阵骚乱。炮声隆隆。我们拐进指定商船使用的航线。远方闪出一艘庞大的军舰。原来这是那艘臭名昭彰的“戈本”号〔14〕从黑海归来（它在黑海每天出航进行某种机动演习）。这艘“戈本”号——尽管它已正式按土耳其称谓更名，但大家仍旧这样称呼它——由一长串巡洋舰、鱼雷艇簇拥着护航。显然我们奉命停航让这艘庞然大物通过。“戈本”号却似乎直奔我们而来，但我们无法让路，因为我们几乎已被挤得紧贴着布雷区。再前进一步，我们就将腾空炸飞了。“戈本”号却仍在可说是肆无忌惮地直闯过来，根本不维持应走的方向。几乎舷碰舷从我们船边擦过去。我们在轮船上胆战心惊，恐惧万状。据后来船长给我讲解，我们名副其实处在千钧一发之中。但因而我们有机会看清了“戈本”号的全体舰上人员。军官们穿着德军制服。“戈本”号所披的伪装显然已被认为是再无需乎继续下去了。当它同我们赶齐时，全体舰上人员一齐转身背朝着我们，还做了个下流的手势。日耳曼人就以这种幼稚的方式对我们俄罗斯人表示他们的蔑视。

我们终于出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辽阔的黑海。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敖德萨。我们的俄国军官登上了我们的轮船，祝贺我们顺利归国，还带来了雅罗斯拉夫已被占领的消息。船上回荡着国歌声。继而大家又唱起《马赛曲》。到了早晨我们向海岸驶近，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这一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程结束了，这几周身陷异域的痛苦时刻结束了。我们到家啦，我们在俄罗斯啦〔15〕。

敖德萨已经惶惶不安。流传着动荡人心的传闻：这个城市可能遭到轰炸，因为最近一两天内土耳其就会参战，以德国战舰为核心的土耳其舰队将直扑美丽的黑海。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多么需要休息，留在敖德萨也不妥当了。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启程前往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