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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人民之家和人民剧院?”〕
是否需要人民之家和人民剧院呢?关于这一点,一位工人说得最简单不过了:“工作之余人人都要披上大衣,找个去处走走。可是我们无处可去。所以我们就跑小酒馆。”真是这样,假如您在节假日观察一下人民群众,您会看到,他们“无处可去”。那些睡眼惺忪百无聊赖的人群不声不响地去蹓跶;他们嗑嗑葵花子,东一堆西一伙,零零落落坐在路旁的矮石墩上,因为坐都没地方坐……当然他们最后还是到了小酒馆,在那里可以坐一坐,跟伙伴们会会面,好好歹歹消磨掉时间。
另一位工人来自生活福利安排得极好的工厂,厂里给他们每人都配备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张小书桌,他向我坦白,他天天在闲暇时间上小饭馆,那儿不那么舒适,他只是为了改变一下周围环境和接触的人,主要是能感觉到摆脱了日常生活制度而自由自在。我在另一家工厂里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在工厂院墙内给工人师傅们办了一间出色的茶座,配置些娱乐(例如留声机)、报纸和游戏用具。茶座一点儿也不兴旺。与此同时,离工厂不远的另一条街上开了一家戒酒协会的茶室,陈设简陋得多。但这家茶室生意非常兴隆,吸引了厂内的全部工人师傅,致使工厂的茶座不得不关闭。这里的秘诀很简单:须要披上大衣,找个其他的场所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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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事实都证明了建立人民之家和人民剧院的必要性,尤其是现在当工人师傅们已不能再上小酒馆的时候,因为使我们普遍感到高兴的是:小酒馆关闭了。
值得庆幸的是,俄国人民大众对合理娱乐、教育和文化环境的需求是巨大的。
举几个例子。
夏天一些朋友在自己田庄简朴的晒禾棚里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开始阶段地主本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参加了演戏,因为农民认为登台演戏是丢脸和造孽的事,他们这种看法得到一些旧派人物的强烈支持。后来年复一年人们看戏的兴趣越来越大;几年后组成了农民剧团,我的一些熟人在剧团里只扮演农民们不能胜任的那些角色〔1〕。
他们邀请我参加了一批这样的演出。在演出的那些日子里,早晨十点便开始敲钟,钟声往常是地主们打的上工信号。持续不断的高亢尖细的钟声响了足足一小时,旨在通知邻村戏要开场了。邻村则轮到它再去通知另一些村子。几乎方圆十俄里开外的观众都穿着节日盛装陆续汇聚到这儿来。演出从两点钟光景开始,直到晚上十点左右结束,因为在幕间休息时观众都三三两两议论刚看过的剧情,有些农民观众则上台帮忙装置实景,有时用上了真的树木。
一群农民得知我是演员,是剧院院长,便邀我坐在小山包上,央求我讲讲剧本,分析一下它的内容。他们那种不同寻常的纪律性真使我震惊:一个人代表二百群众说话,这确实是真正严肃的座谈。可以商讨剧本的一切细节,解释个别观众的一切误解。他们还提出些纯表演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对表演技术本身也怀着很大的兴趣,这使我非常惊讶。所有的幕间休息都是这样度过的。最后一次幕间休息时,有几位颇不乏演员天赋的观众忍不住开始朗诵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以及奥斯特罗夫斯基剧中的整段独白。
他们之中有一位农民对戏剧喜爱得入了迷,他竟在一年时间内积蓄起一笔钱,以便赴莫斯科专程观看艺术剧院的新剧目。他抵达时穿着他的浅蓝色绸衬衫(非常稚气),头发擦得油光闪亮,郑重其事地按时前来赴约吃午饭。他毕恭毕敬,由于走在洁净的嵌木地板上,坐到丰盛的餐桌旁而禁不住喜形于色,这使我感动得流泪。我观赏着他,因为此时此刻对他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午餐,这是大摆宴席,他不是在简单地用餐,而是在品尝佳肴。他使用刀叉时的庄重神态使我感到宛如什么庆典仪式似的。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管多么幼稚,都证明他作过反复思考,可能这还是整整一年的怀疑和内心探索的结果呢。跟他交谈也颇不容易,因为需要特别留意和小心谨慎。
他这样循规蹈矩地访问剧院。每场戏都给他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印象,每次散戏后他就在空荡荡的莫斯科大街上步行到半夜三点钟左右,显然在体验这些印象。他回到我妹妹的寓所——他在那里落脚——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乎始终不在人前露面。妹妹不止一次打电话给我透个信,希望我别让他去看戏了,因为看戏后的印象使他过分激动了〔2〕。
我认为一个普通观众是能够理解一切真实而富于艺术性的东西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极端重要的条件:剧本的基本思想应揭示得很清楚、简洁、真实、色彩鲜明。那时剧本的相当深刻的实质就会呈现在普通观众面前。举例说,上演《唐·璜》时,十分重要的就是把阐明恶有恶报的最后一场戏极其鲜明地表现出来,要把骑士团最高级团员一角派给能力极强的演员。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普通工人来看《奥瑟罗》,散戏后一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对于奥瑟罗被派驻在居住东方民族的岛屿上一事表示惊讶,在场的工人师傅对此却理解得比她精辟。话题是从这里开的头:他针对奥瑟罗偷偷带走苔丝德蒙娜说了这么一句话:“这等于一个波斯人拐走一位郡主。这很清楚,这得连夜召开会议”〔3〕。关于奥瑟罗被派驻在岛上一事,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不派黑人去反对亚洲人,又派谁去呢?”他理解了观众一般不太注意的然而构成了剧本重要条件的那些事情:民族纠纷以及威尼斯贵族同他们所奴役的黑人之间地位的悬殊。
这里没有篇幅再援引其他一些意见了,即便援引工人师傅们对梅特林克的戏(《群盲》,《在内部》)〔4〕的意见,在这些评语中也反映了普通观众既善于寻根究底,也深明事理。
如果你留神观察我们那些可爱的伤兵们(他们因为是在战时,也跟全体观众一起平起平坐地看戏),那么这种对剧院的需求更容易得到证实了。在小医院里,哪怕就在由我们的男女演员充任男女护士服侍伤员的艺术剧院的小医院里吧〔5〕,演员和士兵之间的谈话是特别饶有兴味的。士兵们昨天看见的剧中女主人公,第二天相遇时前来给他包扎。这时在演员和观众之间便展开了长时间的交谈和争论。有趣的是,士兵们初进医院时,对他们一窍不通的演员活动总有点怀疑和不理解。但去了几回剧院后,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留神看戏,并十分关心别让女演员———他们的女护士——演戏时迟到。他们郑重其事提醒她:“今天您要演《青鸟》(或《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已挂客满牌。走吧,护士,要迟到啦……”
在这种时刻,当德国的物质文化已向野蛮的方向转化时,俄罗斯的情感和精神文化应当对人民的心灵施加更强烈的影响。剧院和人民之家的美学是这方面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我们这行艺术虽说并不经久,但对它的同时代人说来却是不可抗拒的。剧院,这是同时跟众多群众进行交流的最强有力的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