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列尔

忆友人

这是在1901年〔1〕。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剧院的后台开始起劲地谈论苏列尔：“亲爱的苏列尔！”“快乐的苏列尔！”“苏列尔是革命者，托尔斯泰信徒，杜诃波依派教徒。”“苏列尔是小说家，歌手，画家。”“苏列尔是个船长，渔民，流浪汉，美国人！”

有人在讲：“今天我在住所走廊里穿过时，瞧，苏列尔蜷缩成一团睡在一只箱子上。夜里他按门铃，把他放了进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那请把你们的苏列尔带给我看看啊！”我被这种种谈论激起了好奇心，喊道。

终于有一次演出《斯多克芒》时，苏列尔本人在我的化装室里出现了〔2〕。无论我对他还是他对我都没作自我介绍。我俩一下子相互都认出来了，虽说我们还从未见过面，但我们已经是熟人了。

苏列尔坐在沙发上，一条腿缩在身子底下，慷慨激昂地谈论正上演的这个戏。噢！他真会看戏，对戏真有见识！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要办到这一点，必须具备敏锐的心灵眼睛。苏列尔是个好观众，好批评家，没有偏见。

散场后苏列尔送我到马车旁，在临开车的一刹那他出其不意跳上橇板，跟我一起驶到我当时寄寓的红门。以后他常来喝杯茶，往往坐到夜深。但他怎么也不应允留宿，总在天寒地冻的深夜里走到什么地方去。他常穿一件很肥的绒衣，外罩一件很肥的、扣子直扣到领端的短上衣。出门来到室外时，他只戴一顶呈栗色点子的皮帽子，那是他从加拿大带回来的。他到哪里去了，住在哪里，怎样给他写信，这谁也不知道。

“您究竟是什么人呢，苏列尔？是画家吗？”

“不，我写中篇小说。”

“您是作家吧？”

“也不是……”

当他跟平民百姓中的什么人交谈时，可以感觉到他跟他很亲切；而他在演员、画家或乐师中间也是自己人。我也见过他涉足贵族之家，出席各种宴会和晚会，他在那里也举止得体。他到处都穿上自己那件穿惯了的衣服露面，这件衣服挺合他的身，他穿得马里马虎，满有把握，保持着尊严，可又不修边幅。奇怪的是这件远非上流社会的衣服不知为何跟燕尾服、晚礼服、上流社会贵妇人的袒颈露肩的华服搭配得十分美妙。这还不算，这件衣服还往往使得苏列尔在穿戴考究的人群中处于突出的有利地位，有助于他成为注意的中心，整个交际场中的风头人物。而他充当这个角色真正是别开生面的。

苏列尔会玩五花八门的娱乐。他的即兴表演，他讲的故事，他搞的滑稽模拟，他的类型，都是真正的艺术创造。还记得他在美国家庭里度过的一个节日吧——既夹杂着劝人为善的谈吐，也有隐隐约约的卖弄风情？还记得他的美国剧团和草台戏吧？还记得《恶魔》中遐迩闻名的合唱——他一人代表全体唱的《快拿起武器》吧？还有他跳的那些获得邓肯本人很高评价的舞蹈？还有他的英国上校，就是在蔬菜会上被装进炮筒射进剧场楼座的那个英国上校？〔3〕

苏列尔是演员，讲故事人，歌手，即兴剧作者和舞蹈家。真是幸运儿！想必所有的缪斯在他降生时都吻过他吧。

但是在严肃人们的圈子里苏列尔也身不由己地博得了普遍的注意。他善于说正经话。他说的话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说的许多话都不是凭道听途说，而是根据自或己欢痛苦乐的的。是经啊验，他是有话可说的，那是你从书本上读不到的。他有话可说，因为他有而饱经磨忧炼患出来的思想和观点。他有东西可以宣传，因为他怀抱着为之奋斗的生活目标。他也有所的幻想东西，因为他永远在探索更美好、更崇高的事物。

在他的思想、目标和幻想中蕴蓄着他的生活的谜底和涵义，他的主旋律，这主旋律贯穿在他的全部行动之中，回响在他的一切争论、宣讲、故事和戏言里，赋予他的整个个性以特殊的魅力、意义和崇高精神。在这些基本观点和目标中最为经常地忽明忽暗呈现的是他的充沛强烈的气质，汹涌激荡的情感和孜孜探索的思想。但是，唉！在他的精神生活的这条深沉激流里有着两种流向，两条河道，常常使他的心灵一分为二。

在我们谈到的这段时期里，苏列尔显然恰恰体验着这样的分裂——重大的内心斗争。他辗转反侧〔4〕。毫无疑问，我们的剧院以及院内令人陶醉的气氛在那时就已吸引着他的演员天性，但背后在剧院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抗拒地召唤他归去即后退的力量。我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严格保持中立，不敢利用剧院的诱惑力把他打乱。但看来有的时候苏列尔在期待我说如决定性的意见，他没有得到，于是又奔到什么地方去，远离戏剧的瘟疫，好几个月销声匿迹。后来又露面了，是顺路来看一看，呆上个把钟头，还似乎躲着众人，或是怕有损他们的名声，只是偷偷跑来呼吸一下舞台生活的空气，接着又告失踪，直到下次露面，那时他又回来，好像从什么事中获得解放了似的。他来得突兀，去得匆匆；他隐而复现，或观摩排演，或观看演出，或在上面楼座，或在池座前排，有时跟契诃夫共一包厢，有时却跟某个怪人——他的熟人呆在过道里。

“这位先生是谁？”你问他。

“这个，我们一起打过鱼……”

直到如今他的隐遁对我仍是个秘密。他只是偶然露些口风，说他不敢住在莫斯科，而在城外一个铁路转辙员的小棚里落脚，他不能影响旁人的名声。我不认为他属于什么党派。这跟他的整个禀性不大相符。想必他在宣传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文学，为此而被驱逐。

终于在1906年正当我们剧院在柏林巡回演出时，苏列尔接受了戏剧的洗礼，同时经受着作为导演和教师的考验。他跟他已故的朋友伊·亚·萨茨共同导演了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和他的一个女学生获得了成功〔5〕。

我从国外回来后，我们跟他作了一次长谈。问题在于，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灾难〔6〕，他处在乡村和剧院、田野和艺术之间的十字路口。他向我叙述了他整个不平凡的一生，这一生能写成整整一部书。他谈到了流浪生活，谈到了打鱼和海上漂泊生涯，谈到单人牢房和疯人囚室，谈到穷乡僻壤的监狱（他的死刑被改判为流放后到了那里），谈到与群狼结伴的草原旅行，谈到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学说，谈到杜诃波依派教徒，谈到妻子和儿子。

他的理想是拥有自己的一块土地，他想用自己的双手亲自耕种这块土地，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它。人人都应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不应该有仆人和主人。

“所以，”他预告说，“一有机会我就想在基辅省的加涅夫买一块福地，抛掉一切，投入大自然。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家庭，我暂时还得生活和工作。最好为艺术，在剧院，在你们这儿工作。在这里可以跟活生生的人们交流，通过情感向他们表达语言说不出的东西。”〔7〕

我相信苏列尔，乐意接受他自荐为我的助手的请求，我没有弄错。事实证明他在剧院里和在艺术上的作用和意义是很大的。

苏列尔把他直接采自大地的浩瀚新颖、生动活泼的精神材料随身带进了剧院。这是他走遍全俄罗斯搜集来的知识，他常常肩挎背囊，走遍全国各个角落；这是他从不止一次漂泊横渡的五湖四海搜集来的，是他作环球旅行及其他旅行期间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

他把高原草地、乡村林莽和大自然的真正的诗情画意，把艺术观察和生活观察，把历尽沧桑锤炼出的思想和目标，独树一帜的哲学、美学和宗教观点带上了舞台。

他带来了对待艺术的纯洁的童贞态度，与此同时他丝毫不知道他所拥有的是陈旧、破败、捡来的匠艺表演手法，加上它那老一套的刻板和模式，以华丽代替美，以紧张代替激情，以伤感代替抒情，以刁钻古怪的朗读代替崇高情感的真正情致。

苏列尔随身带来了辽阔自由的艺术态度，决不把艺术分割成条条框框，划分成左派和右派，立宪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他爱思考和研究艺术原则，但他害怕装在套子里的理论家和对艺术危险的字眼，如：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浪漫主义。代替这些，他懂得另一些字眼：美和不美，卑下和崇高，真诚和不真诚，生活和做作，好剧院和坏剧院。他善于仅仅从大自然里和生活里撷取材料，也就是说无意识地去做谢普金教给我们的事情，那是我们人人贪婪地孜孜以求、自己难以学会也难以教会他人的事情。他说不出这些或那些角色该怎样演，可是他明白人们在感觉和体验着作者所说的内容，自己也能体验和表现出他从旁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只有自己能当演员，他才是导演。

但导演的作用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他一身兼任美学家，诗人，心理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戏剧行家，教师和理论家，批评家，行政管理人，他必须具备创作主动精神，等等。

然而须知苏列尔的天性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他就是画家，文学家，歌手，演员，行政管理人，某种程度上的音乐家，他也能细致感受造型和舞蹈，对哲学感兴趣，喜爱心理学，等等，不一而足。还要加上异乎寻常地良好的趣味，丰富的气质，巨大的劳动能力，因此苏列尔能那么迅速地成长为真正的导演和舞台活动家，这就一清二楚了。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组织者。创造欲始终在他身上蠢蠢欲动，他总是在安排些什么，在整顿得有条有理，使之系统化……他的天性主要是创造性的。

但使他有别于其他普通舞台活动家的主要之点，是在思想上服务于艺术，服务于对人对大自然的爱，以及对他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身上和在自己流浪生涯中学到的一切东西的热爱。他需要艺术的程度，要视艺术如何使他展示挚爱、温柔和富有诗意的心灵的实质，展示他所信任的、他用以使人们欢乐的一切而定。

不过我应讲一讲自己的回忆，而不是对于作为导演的苏列尔作出批评性估价。我担心我的回忆会变成演讲，使非专家听起来过于专门，而使熟悉作为导演的活生生的苏列尔的演员们听起来枯燥乏味〔8〕。

《生活的戏剧》第一次导演时，苏列尔已作为正式工作人员即以我的助手身份出现了。

“开始。”

“是！”苏列尔按海员的方式高声、振奋而充满激情地应道。于是我一下子就对自己的新助手有了信心。我跟他在剧院共事将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与他一起导了下面一些戏：《生活的戏剧》、《人之一生》、《青鸟》、《哈姆雷特》。乍一看来戏并不多，但假如注意到，其中每个戏都是探索所谓“”体系所由形成的那些创作原理时的一个阶段，那就该承认他是做了许多工作的〔9〕。

苏列尔是个好教师。他比我更善于解释我的演员经验给我的启迪。苏列尔爱年轻人，自己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善于跟学生们谈话，不用艺术中危险的科学新名词去吓唬他们。这使他成为所谓“体系”的卓越的向导，他运用新的讲授原则培养了一小批学生。这批学生被吸收为我们一起创建的第一讲习所的核心。他为这个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的行政管理、创作、教学和道德方面的力量。他留下了自己心灵的一大块在这里的四壁之内。

关于他在讲习所的生活，让那些与他一起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的他的学生们来叙述吧，我将继续谈一谈苏列尔精神生活的基本线索。

他为什么这样爱上了讲习所？因为它实践了他一个主要生活目标：促进人们彼此接近，创造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劳动和欢乐，对鄙俗、暴力和非正义进行斗争，为爱和大、自然为美和上。帝服务

苏列尔在自己不知不觉中竟成了青年们的培养者。这个作用使他付出了最大量的心血和精神。我可以断言，无论讲习所还是艺术剧院在许多方面都得益于苏列尔的精神上、道德上和艺术上的影响。

讲习所在苏列尔领导下上演了一些戏：《“希望”号的沉没》、《有病的人们》、《盲歌手》、《炉边蟋蟀》、《洪水》〔10〕。

这整个最后十年间的冬季都是在艰难的剧院工作中度过的。但只要春天的太阳把大地稍稍晒暖，苏列尔就不再属于剧院了——土地和大自然不可遏止地吸引着他。

“不能单靠艺术生活，不能单靠一部分神经生活，”他喊道，感到自己是被锁在一地的囚徒。“大家也应一块儿到大自然中去生活一阵。只有那个时候我们彼此才能真正相互了解，团结在一个家庭里，爱所有的人。我们一起买块土地，前去耕种，我们亲自造房子，过干粗活的日子。冬天是艺术，夏天是大自然和土地。”

苏列尔就这样力求把自己内心的两股水流——艺术和土地汇合成一股，因为现在这两者中间的任何一股他都再也不能割裂了。

说到做到。讲习所学员们的领地在叶夫帕托里亚建立了；况且全部主要的繁忙事务都是苏列尔亲自承担的。我们成了地主，苏列尔的新理想实现了，可是夏天新添了许多操心事，其全部重担都落在乐观的但已疲劳过度的苏列尔身上。

大自然、海洋、阳光确实使讲习所学员们彼此更接近了，但它们已不能如往年那样使苏列尔一冬来已趋衰弱的机体康复，而到了最后一个秋天，苏列尔仿佛对大自然和土地丧失了信心，离别它们跑回讲习所，来到朋友们身边了。

他哀号着反复说：“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想必苏列尔已预感到必须赶快上路，而他并没有弄错。他只来得及到剧院和到讲习所各逗留了一次，会一会老家的朋友们、同志们和同事们，然后就卧床不起，静待慢慢熄灭。他卧床时，仍然手不释卷地读着狄更斯著作的廉价本，抓住了它，好像抓住艺术中最后一根稻草似的。这时讲习所已决定把狄更斯的《钟声》搬上舞台，而梦想上演《钟声》，便是他跟离他远去的艺术的最后联系。

但创作情感和思想已经不听从苏列尔了，于是他一筹莫展地揉着手里的小册子，找不到话来表达自己的诗情遐想了。终于揉皱的小册子从他无力的手里掉下……跟艺术的联系永远割断了。

只剩下了一些人——家属，朋友，讲习所学员，前来探望他的熟人。但他已不能同他们谈话了，因为他已丧失说话能力。他贪婪地听旁人在他身边谈话，赞许地点头，温柔地望着所有的人，微笑着。

“他爱所有的人”。这是生活所留给他的一切了。

但是为什么，命运为什么恰恰在这一生命即将熄灭的时刻从加涅夫给他寄来一封信，告知他毕生憧憬的“福地”正在出售。信中写道：“必须赶快。”命运之神来迟了。苏列尔即将去世：躯体已倾圮，舌头已发僵，脸颊已无生气，动作被死神所禁锢，只有一对眼睛还活着，它们闪耀着非人世的光辉。

对福地的关切卸掉了，对讲习所的焦虑卸掉了：把他的心灵一分为二的全部生活目标和思想都汇合并凝结在一种光辉灿烂的的爱情感里。它释放出自己的热能，温暖着所有守候在他临终卧榻旁的人们。终于那颗乐观的心也停止了跳动〔11〕。但令人惊讶的是，呼吸还持续了很久，整整三个钟头，你会感到在这些弥留的喘息中，那种爱继续向一切人们投射着热烈纯洁的光芒。它们直到如今还隐隐地温暖着我们。，主啊请接，受这我颗们亡灵亲、爱令的人难、忘可的贵的苏列尔的亡，灵因，为他因善于为爱他、在鄙诱俗惑和野兽，般自相他残杀中心间生活中，却珍因藏而着启仁示慈他临终之前说出这些水晶般纯洁的爱的话语〔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