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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巴·契诃夫在艺术剧院
回 忆
写这回忆的准确日期没有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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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9年11月3日致尼·弗·德利旬的信中，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两年前我把所有这些关于安·巴·〔契诃夫〕的回忆告诉了我的导演助手——列夫·安东诺维奇·苏列尔日茨基。他把它们记录下来了并想出版。”（见1948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第1卷，第488页）看来，题为《安·巴·契诃夫在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完成于1907年。1914年纪念契诃夫逝世十周年，在《野蔷薇》文集第23集中初次刊印了删节本。它们收入了由列·安·苏列尔日茨基编的《回忆安·巴·契诃夫在艺术剧院》中的一篇，副标题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话记录》。1943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刊出全文（由叶·尼·谢缅诺夫斯卡娅整理），1947年出版单行本。
回忆契诃夫的手稿开始部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亲手写的，其余部分显然是由苏列尔日斯基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口述记录下的。
在一份大约属于1904—1906年的笔记中，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契诃夫在剧院》的手稿，这是他回忆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最初草稿。没有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收进回忆的正文中然而却颇为有趣的一些片断，在注释中可以看到。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始终认为，与剧作家契诃夫的会晤以及剧院与高尔基的接近，决定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进一步发展。无怪乎在对契诃夫的回忆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谈到了高尔基。上演高尔基的剧本，在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的创作经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痕迹。
在这里所发表的回忆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较少谈到艺术剧院和契诃夫的共同的创作工作。关于这一点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就写得更详细和深入。但是这些回忆之所以有价值和可贵，是它们表达出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两人内心的亲近，他们在艺术上的意向和目标的一致。
根据手稿（第1086号）刊印。
〔1〕彼此认识可能在1888年11月3日艺术文学协会开幕的时候，应邀者中有安·巴·契诃夫（见《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4卷，莫斯科，1949，第215、217、218页）。在报刊评论里有关于邀请契诃夫参加1889年2月18日协会举行的化装舞会的报道。（《每日新闻》，1889，2月20日）
〔2〕，苏阿沃列林克谢·谢尔格耶维奇（1834—1912），新闻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出版商，是帝制派的反动报纸《新时代》的老板和主编。
〔3〕这第二次相遇可能是在1897年2月15日（而不是过去的出版物中的注释所说的1897年1月4日）。
这天在科尔兹剧院为资助莫斯科大学“不富裕的大学生”举行了文学音乐晚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朗诵了普希金的《吝骑士》中地下室一场。
现在援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草稿中的片断：“对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说来，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晚会。在真正的剧院，在纯粹职业性的戏剧环境里表演。看见自己周围许多冷淡的、漠不关心的有时甚至不无幸灾乐祸或蔑视神情的脸——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生活中所不习惯的和令人焦心的情况。我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是初次演戏。
“在那为仅有的排练所规定的时间里，我碰见一座空剧院和一个半睡不醒的工匠。我在分给我的时间里我所做到的一切，就是摆好一些木板台，一些不合用的道具箱。道具长久地使我相信，它们是出色的，因为当时著名的演员就是用〔这些物件〕表演那场戏的。
“我所希望的场面调度并没有搞成，用了有阴暗而不祥的长走廊的城堡塔代替了中世纪的地下室，出现一个极好的舞台监狱高地，在这里浮士德生活于歌剧之中，或者玛甘泪在麦秸上孤独地发愁，或者《抒情诗人》中的吉卜赛女巫师在火堆里化为灰烬。我第一次在演出中当着观众知道了提词人和聚音性，也只有在这里重视它在真正剧场的意义。他的尾白在我耳里正像强烈的哨音飘荡，这正好是为了我，因为我由于腼腆而常常忘记已极认真牢记的台词。
“带薄隔板的不舒适的化装室，某些我不认识的人在化装时的谈话——所有这些都令人不快，而且破坏情绪。
“我演得不好，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难为情。
“现在，我赶快离开那在里面使我初次感到非常失望的真正剧院的时候，胆怯地朝观众看了一眼，力图从他们的目光里了解——我演砸了还是不太坏？！
“连忙穿上大衣，这是我在演出前故意放在观众存衣处的，希望在那些因我而快活的观众的好奇目光中穿上大衣，——我有点不满地看到穿过人群的契诃夫。我想回避这次相遇，想在那对我毫不感兴趣的观众中不被人注意地溜走。安·巴走近我并表示感谢，可是，唉，不是感谢《吝骑士》，而是感谢他的剧本《蠢货》中的……一个角色，这是我不久前在艺术文学协会我当着他表演过的。‘请听我说，人们说您把我的剧本演得很精彩。我可没有看见，知道吗？我可是个曾遭受失败的……作者’。”（第761号，第4—6页）
在对这次晚会的报刊评论中，赞扬了“很卖力地演《吝骑士》地下室一场”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很好地朗诵了自己的小说《后台的戏》中的片断，米·列·克罗皮夫尼茨基表演了塔·格·舍甫琴珂的《乌克兰民歌》，等等。
从安·巴·契诃夫的日记中查明，1897年2月15日他是在莫斯科，但是没有提他出席科尔兹剧院文学音乐晚会。
〔4〕契诃夫的通俗笑剧《蠢货》是1895年4月10日在艺术文学协会上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斯米尔诺夫一角。尤·尼克拉耶夫在《莫斯科新闻》（1895年4月16日）上写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表演……一个乡下的蠢货，出人意料地刹那间发生爱情的人，——而且非常质朴地演得无比的好。我笑出了眼泪。”
在一段很长的间歇以后，于1897年1月24和31日，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描写同契诃夫第二次会见前不久，艺术文学协会重演了《蠢货》。
〔5〕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里谈的是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举行的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工程师弗·奥·舍赫杰利设计的人民剧院建筑图。“2月16日晚上，聚集在《俄罗斯思想》编辑部谈人民剧院。大家都欣赏舍赫杰利的计划，”契诃夫在1897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中保存着他收到的杂志编辑维·亚·戈尔采夫的信：“……您对修建人民剧院和讲堂的主张很表同情。我受托请您于2月16日星期天莅临《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在尼基特街和列昂杰夫巷拐角处）。”
〔6〕1897年6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斯拉夫商场”饭店会晤，奠定了未来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基础。
〔7〕艾尔弗雷德·是德勒个孚法斯国军官，犹太人，被诬告叛国罪，流放圭亚那附近的鬼岛。
〔8〕在笔记的草稿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着补充的通知：“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同他进行了广泛的事务性的通信。他们主要是就排练问题进行通信的。可惜，我不记得安·巴对这有趣的问题的意见。我只知道他虽然也主张上演《沙皇费奥多尔》，但是不认为该剧作者是真正的剧作家。假古典主义的调子和莎士比亚的强烈影响受到安·巴的指责。”
〔9〕指1896年《海鸥》在亚历山德拉剧院初演的失败。
〔10〕1898年5月，契诃夫同意把《海鸥》列入艺术剧院上演剧目。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1898年5月31日写给契诃夫说：“已收到你的信……这么说，我可以上演《海鸥》了！！”（《书信选集》，莫斯科，1954，第117页）8月间《海鸥》在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指导下开始排练。
〔1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安德烈耶斯克他兄弟的田庄上写成《海鸥》导演计划的，并一部分一部分地寄到在那里初次排练《海鸥》的普希金村。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舞台调度是大胆的，对一般观众说来是不习惯的，也是很富生活气息的。”（《往事》，莫斯科，1938，第132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总谱后来以单行本出版。（《〈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
〔12〕1898年9月9日契诃夫出席《海鸥》的排练。（见《契诃夫和克尼佩尔的通信》，第1卷，第27页）
〔13〕在关于艺术大众剧院第一年活动的铅印总结里指出，在8月《海鸥》排练三次，9月七次。在10月和11月因为演出五台戏，《海鸥》的排练暂停，在12月才又重新开始。
〔14〕《海鸥》在艺术剧院初演是1898年12月17日，导演是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奥·列·克尼佩尔饰阿尔卡金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饰特里戈林，梅耶荷德饰特列普列夫，玛·列·罗克桑诺娃饰尼娜，玛·彼·李琳娜饰玛莎，瓦·瓦·鲁日斯基饰索林，阿·列·维什涅夫斯基饰多尔恩。
〔15〕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起草的电报，签名的有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尼佩尔以及《海鸥》初演的其他参加者，于12月17日夜至18日发出。电文是：“刚演了《海鸥》，极大成功。剧本从第一幕起就很吸引人，随后接着出现许多辉煌成就。不停地叫幕。第三幕以后我声明作者不在剧院，观众要求代表他们发电报给你。我们感到极大幸福……”
在手稿的这个地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打算附上契诃夫对剧院关于《海鸥》演出成功的电报所作的答复，下文可证实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它〔电报〕作了答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到的契诃夫给艺术剧院的答复，没有找到。在1898年12月19日给阿·列·维什涅夫斯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啊，要是您能感觉到并且懂得，我没能出席《海鸥》的上演和看到你们大家是多么苦恼，该多好啊！莫斯科的电报简直使我一反常态。”（《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7卷，莫斯科，1949，第393页）
〔16〕戏剧文学委员会的成员是尼·伊·斯托罗任科、阿·尼·维谢洛夫斯基、伊·伊·伊万诺夫，他们在1899年4月8日看了契诃夫的戏《万尼亚舅舅》，作出决定必须改写和删节才许可在小剧院上演。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刊印于弗·阿·杰利亚科夫斯基的1898—1917回忆录，第2册，1924，第168—170页。
〔17〕在这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不准确。1899年5月1日为了演给契诃夫看而在尼基塔剧院演出的《海鸥》并，没有契布诃景夫在1899年5月9日致高尔基的信可以证明（见《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8卷，莫斯科，1949，第145页）。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谓的“布景”是指装置部件（家具、大小道具），没有这些，戏就不能演出。
在尼基塔剧院进行了《海鸥》的内部演出，因为莫斯科艺术剧院在“爱米塔兹”的冬季演剧季到1899年3月1日便结束了。
〔18〕“在莫斯科在艺术剧院为我演出了我的《海鸥》。令人惊叹的演出。”契诃夫1899年5月15日致彼·费·约尔丹诺夫的信中这么说。（《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8卷，第154页）
〔19〕1905年《海鸥》换了演员重新上演。
〔20〕这里是谈饰尼娜·查列奇娜娅的女演员玛·列·罗克桑诺娃。契诃夫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谈到她：“……我不能冷静地评论这个戏，因为海鸥自己演得太糟，一直在痛哭流涕……”（《安·巴·契诃夫全集》，第18卷，第145页）
〔21〕1899年10月26日《万尼亚舅舅》在艺术剧院初演。导演是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饰阿斯特罗夫，阿·列·维什涅夫斯基饰沃伊尼茨基，瓦·瓦·鲁日斯基饰谢列勃里亚科夫，奥·列·克尼佩尔饰叶连娜·安德烈耶夫娜，玛·彼·李琳娜饰索尼娅，阿·罗·阿尔杰姆饰杰列金。
〔22〕列入旅行演出剧目的有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海鸥》，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们》以及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剧团在1900年4月10日出发。
〔23〕，弗谢列尔罗盖夫·瓦西里耶维奇（1841—1901），记者、剧评家，用“谢·瓦西里耶夫”笔名发表作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致弗列罗夫的信载全集第7卷。
〔24〕在《野蔷薇》上的正文里这一段有以下的说法：“我们的出色的业余摄影师季霍米罗夫拍了他在轮船跳板上的照片，后来不管在哪里，他都乘机给安东·巴甫洛维奇拍照，一会儿是单照，一会儿是跟剧团一起照，取各种景次和位置。这种不停的拍照，显然已使安东·巴甫洛维奇牢记在心，并促使他写出《三姊妹》中拍照的场面，这些他当时还在脑海中酝酿。”拍照的插曲在《三姊妹》的第一和第四幕。
〔25〕维特采尔和基斯特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旅馆老板。
〔26〕“《万尼亚舅舅》第二幕以后……观众颇受震动，从此我们艺术剧院的几个戏成为一系列的辉煌胜利。”谢·瓦西里耶夫（弗列罗夫）在他的发自塞瓦斯托波尔的通讯中这样写道。（《莫斯科新闻》，1900年4月24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笔记的草稿中详细谈到《万尼亚舅舅》的成功演出、契诃夫以及契诃夫就角色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们的谈话。
“第一幕被冷落地接受。因为我们的表演方法不同一般，还是因为我们演得不好——难于确定。随后成功在增长，最后达到热烈欢呼。
“带着好消息的通信人从安·巴那里来了。他鼓了掌，而且在演出快结束时不得不出去谢幕。他的出现引起狂热的欢呼，而叫幕不停地延长。安·巴在叫幕的时候沉醉了。他很腼腆，可是尊严地站立在舞台上，间或迅速地略微弯身行礼。由于故意久不落幕，观众喊得更响。他不知道怎样填满这时间，还因为羞涩而使用了自己所乐意的掀一掀夹鼻眼镜的办法。然后又接着出现迅速而轻微的鞠躬。
“幕一落，他就转向我们，他的脸色是那样，好像洗了冷水淋浴。
“‘请听我说，你们干吗不闭幕。他们定会害死我。’
“舞台上是一片欢腾，安·巴更加快活起来，甚至满脸通红。
“现在只得在观众不知不觉中把他领走，否则观众会把他举起来，使他受凉。因此他必须到最暖和的化装室去等待。
“只是在这里他才初次对演出表示意见。
“请听我说，这戏演得精彩。你们的人有才能，有知识。’
“他对我们每个人作了评语，出了像猜领带那样的谜语。比方说，他对我只讲最后一幕。
“‘他要这样吻她（他朝自己的手作短暂的一吻）。阿斯特罗夫不尊重叶连娜。后来，请听我说，阿斯特罗夫动身的时候打口哨。’
“我不是很快猜中这个谜语，可是它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无比有趣的角色阐释。
“阿斯特罗夫是个恬不知耻的人，他被创造出来是由于对周围鄙俗行径的蔑视。他并不多愁善感，也不是精神不振。他是个搞思想问题的人。生活的平庸不能使他惊讶，他对这作过很好的研究。到最后他情绪不佳，夺去了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终场的抒情性质。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动身。他勇敢地忍受着生活。
“需要专家来评价这些意见的精微之处。
“第二天上午十二时，剧团集合起来进行《寂寞的人们》的检查排练。
“安·巴很快也来了，他很活跃，爱说话。他扎了一条白色丝领带，钮孔上插了朵花，这使他像过节的样子。我遇见他的时候，正当一个擦皮鞋的工人把他的脚放在一个装着各种药剂、刷子和鞋油的有东方花纹的小箱上，擦光他的鞋。周围站着一些演员在开玩笑。其中一人最俏皮，他训导这个有喜剧气质的土耳其擦鞋工人说，应当怎样使得像契诃夫这样的人大放光泽，这是他极大的荣幸。土耳其人按自己的方式回答他，显然也是说的俏皮话。这使大家很开心，丽安·巴像孩子那样更是笑个不止。
“在这些笑谈中，每个在前一天表演过的演员都努力想知道安·巴的意见，可是他仅仅反复这么说：
“‘演得很好，你们那里有不少很有才能的人。大家都要给你们写剧本。’
“‘您写吧，’最大胆的人紧接着说个不停。
“‘我不是剧作家，剧本是很难写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写吧，’演员们纠缠不休。‘写个小角色给我，我不要求大的。’
“‘请听我说，我会给您写的。您将从各方面拍照，可是大家将回避您。’
“‘我将干什么呢？’
“‘我可不知道。请听我说，维什涅夫斯基将在海滨浴场洗澡，阿尔杰姆却在钓鱼。他是个出色的捕鱼人。’
“在这里他开始回忆，许多年前他怎样同阿尔杰姆一起钓鱼，阿尔杰姆怎样拉起希鱼，然后又沉迷于更年轻的关于在塔干罗格中学生生活的回忆，想到一般的熟人、教员和同乡。曾经和安·巴在同一个中学念书的维什涅夫斯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在讲这些童年故事时，安·巴纵声大笑，仿佛变得年轻了。”（第761号，第19—22页）
在回忆契诃夫的最后文稿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这个插曲不是归入1900年，而是归入1901年秋天，当时契诃夫产生了要创作《万尼亚舅舅》的想法。（见本书第314页）
〔27〕从这里起，手稿开始了列·安·苏列尔日茨基写的文字，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字迹。
〔28〕，季约霍瑟米夫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898到1904年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导演。
〔29〕谢·瓦西里耶夫在自己的小品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周》里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结束演出的那天，他在旅馆里深夜一点钟听见街上有一群人在大声喊叫：“这是青年们从剧院把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抬起了。几分钟以后，喊叫声再起。抬起康·谢·阿列克谢耶夫不断往上抛，也同样把他抬到了旅馆大门口。到最后一个戏结束的时候，塞瓦斯托波尔的观众向艺术剧院致辞表示感谢……”（《莫斯科新闻》，1900年4月24日）
〔30〕，米维罗克留多波夫·谢尔格耶维奇（1860—1939），通俗月刊《大众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者，契诃夫曾为它撰稿。
〔31〕在1900年4月的一封信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满意地指出，许多在雅尔塔的文学家对艺术剧院很感兴趣，演出的戏使他们产生要为艺术剧院写剧本的愿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高尔基最想写。他像个放纵不羁的人常到我这里来，谈他产生的想象和渐趋成熟的新剧本的提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资料，书信，研究》，莫斯科，1955，第251页）
〔32〕，塔凡塔尼林诺亚娃·卡尔洛夫娜，在雅尔塔别墅的主人，歌手埃·卡·巴甫洛芙斯卡娅的姊妹。后来，塔塔林诺娃在艺术剧院教唱歌，并给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上声乐课。
〔3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1900—1901年的演剧季，当时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白雪姑娘》（9月24日），易卜生的《斯多克芒医生》（10月24日）、《当我们死者醒来时》。（11月28日）和契诃夫的《三姊妹》（1月31日）
〔34〕“当契诃夫看了我们剧院舞台上的《寂寞的人们》，他燃起了要为剧院写作的新愿望，而且很快就给了我们两个新剧本：《三姊妹》和《樱桃园》。这两位作家的近似不是偶然的。像契诃夫那样，霍普特曼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些真实的、内容丰富的剧本，总是提出许多使进步的俄国知识分子激动的问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32年2月8日为纪念霍普特曼七十诞辰曾这样写道。（Berliner Tageblatt《柏林日报》），1932年3月1日）
霍普特曼也极其高度地评价了契诃夫的剧作和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的戏；他看这些戏是在1906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柏林巡回演出的时候。
〔35〕契诃夫在1900年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
〔36〕契诃夫在致玛·彼·李琳娜的信中谈到《樱桃园》：“我写的不是正剧，而是喜剧，有些地方甚至是闹剧……”（全集第20卷，莫斯科，1951，第131页）
〔37〕契诃夫本人对于在排练时不愿对演员多加评评论一事是这样解释的：“您写道，在最近一次到来时，我使您不开心，仿佛我害怕直言不讳地同您谈谈《三姊妹》，等等，”契诃夫于1901年1月26日写给玛·费·安德烈耶娃的信中说。“上帝饶恕！我并不怕直言不讳地谈论，而是害怕干扰您，才有意努力不作声，尽可能地抑制自己，正是为了不妨碍您的工作。如果我在莫斯科，难道会在第十次排练以后就作出自己的评价吗，那也不过是对细枝末节的评价罢了。”（全集第19卷，莫斯科，1950，第28页）
〔38〕彼得罗夫，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上校，根据契诃夫的要求，作为军事专家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三姊妹》解答疑难。“彼得罗夫上校每天到排练场来，像导演那样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叫他值班导演，取笑他，可是对他有礼貌，态度和气，”玛·巴·契诃娃1901年1月28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中这样写道。（见《致兄弟安·巴·契诃夫的信》，莫斯科，1954，第171页）
在艺术剧院博物馆保存有维·亚·彼得罗夫的手稿《我的回忆中的一页》，其中他谈到自己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作为军人生活顾问的工作。（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第2498号）
〔39〕契诃夫在1900年12月11日去尼斯，于1901年2月回国。
〔40〕契诃夫在发自尼斯的信中寄来的对《三姊妹》台词的增补和订正，可举这样的例子：“在第三幕索连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看着图津巴赫）‘齐普，齐普，齐普……’请把这点加上，”他于1900年12月18日给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在致阿·列·维什涅夫斯基的信中，他请他在“一切生活中主要的是它的形式”这句话之前加上“我们的校长说”这几个字。（1901年1月25日）
〔4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说的不准确。在所说的这一场，安德烈·普罗左罗夫不是同费拉朋特，而是同切布狄金讲话，但费拉朋特在场。
〔42〕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三姊妹》初演后拍给契诃夫的法文电报译文如下：“第一幕被热烈叫幕10次。第二幕显得冗长。第三幕巨大成功。结束后叫幕变成真正的欢呼。观众要求拍电报给你。演员们演得非常好，特别是女的。全剧院问候你。”（1944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第1卷，莫斯科，1946，第193页）
“第二次演出特别完整。《三姊妹》大大胜过《万尼亚舅舅》，甚至也许《海鸥》，”玛·巴·契诃娃1901年2月4日这样写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同时指出剧本的巨大成功。高尔基曾看到艺术剧院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时演的这出戏，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三姊妹》演得令人惊叹！比《万尼亚舅舅》还要好。是音乐，不是表演。”（1901年3月）“《三姊妹》就高度配合的整体性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台调度说来，是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出，”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后来在《往事》一书中这样写道。
〔4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报刊不理解《三姊妹》，显然是指有偏见地把契诃夫的新剧本评为严重悲观主义的作品，这在当时的多数剧评中出现，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不同意的。为了表现停滞和日常生活平庸单调的难于忍受的氛围，他通过自己的导演阐释，努力强调“作家最后的令人振奋的思想，这思想抵偿了剧中许多沉闷的时刻”。应当指出，在本世纪初年的许多评论中，对剧本和演出的主题作了正确的揭示。例如，列·安德烈耶夫用笔名“杰姆斯·林奇”写道，《三姊妹》绝不是悲观主义作品，它是“明快的优秀的剧本”，它的基调是向往美好的生活，抗议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他写道：“……在《三姊妹》中压力已达极限，紧接着将是爆炸，难道您没有听见生活在沸腾，难道生活中愤怒的抗议声音没有传入您的耳鼓？”
〔44〕契诃夫和克尼佩尔的婚礼是在1901年5月25日举行的。
〔45〕易卜生的《野鸭》于1901年9月19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阿·罗·阿尔杰姆在剧中扮演老人埃克达尔。
〔46〕霍普特曼的《米加尔·克拉梅里》于1901年10月27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
契诃夫1901年11月1日给克尼佩尔写道：“根据报刊判断，《克拉梅里》没有获得我所期望的成功，现在我还感到难受。我们的观众需要的不是戏剧，而是游艺场面。”契诃夫欣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工作和他扮演的米加尔·克拉梅里。“一般地说，在我们这里《克拉梅里》演得很精彩，阿列克谢耶夫最好，倘若我们这里搞剧评的是一些思想新颖、胸襟豁达的人物，那么这个戏就会取得辉煌的成功。”契诃夫在1901年11月7日这样写道。（全集第19卷，第156和162页）
〔47〕“……《三姊妹》演得极好，很出色，比剧本所写的好得多。我稍微导演了一阵，作了一点作者提示，就像人们所说的，戏比上次演剧季演得好，”契诃夫在1901年9月24日这样告诉列·弗·索耶金。1901年11月10日致彼·费·伊奥尔丹诺夫的信中，他重新评价了艺术剧院的《三姊妹》：“这个剧院值得去看看。《米加尔·卡拉米尔》演得很好，我的《三姊妹》演得很精彩。”（全集第19卷，第139—140、164页）
〔48〕艺术剧院上演《小市民》的时候，受到检查机关多种刁难。1905年4月2日在莫斯科文学艺术小组会议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己的有关检查的报告中谈到此事。在《我的艺术生活》的《马·高尔基〈小市民〉》一章中也曾谈到。
在这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概有意把这个问题说得缓和一些，以便在发表这回忆时避免检查方面的困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由于受到禁演《小市民》的威胁，不得不暂时对剧本的台词作了许多删节。为此奥·列·克尼佩尔在1902年3月17日写信给契诃夫说：“你可别告诉高尔基，我们不顾检查机关而涂改了许多，演几场以后就恢复原样。”只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代价，才得以把高尔基的第一个剧本保留在艺术剧院的上演剧目里。
〔49〕，巴尼拉古诺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是艺术剧院从1899到1903年的演员（在《我的艺术生活》的《马·高尔基〈小市民〉》一章中曾谈到他）。
〔50〕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彼得堡旅行公演期间，奥·列·克尼佩尔在《小市民》最初几次演出中扮演叶连娜，但不久因生病就改由玛·加·萨维茨卡娅扮演。
〔51〕契诃夫在1902年3月末来到莫斯科（在6月2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在莫斯科已住了六天）。这时候艺术剧院的剧校在波热多姆街的房屋里举行了考试，这房屋是由萨·提·莫洛佐夫供给剧院作排戏和学校上课用的，那时艺术剧院楼房在卡梅尔格斯克巷。1902年5月27日和30日的考试演出中，在上演的其他片断里也演出了《海鸥》中的场面。
〔52，〕吉弗里拉亚基罗米夫斯尔基·阿列克谢耶维奇（1853—1935），诗人，小说家，记者，用“基里亚伊大叔”名字闻名文学和戏剧界。（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的《在底层》一章中曾谈到他。）
〔53〕契诃夫从1902年7月6日到8月14日住在留比莫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