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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青鸟》后对剧团的讲话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着手在艺术剧院排演莫·梅特林克的《青鸟》一剧时,希望同作者商讨在舞台上如何体现剧本的原则,以及修改作者一系列舞台指示的问题。为此目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通过剧本的译者宾什托克,给梅特林克寄去了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排练《青鸟》前所作的讲话。
1907年4月29日宾什托克自巴黎寄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的讲话好极了,对于这里和英国的导演来说,称得上是一堂精彩的课。”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一个笔记本中称之为“梅特林克的代表和经纪人”的宾什托克,把这份讲话稿发表在《法兰西水星》刊物上了(1907年6月15日)。稍后,尼·叶·爱弗罗斯把它从法语译成俄语,并且经删节后刊登在《俄罗斯公报》上。(190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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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十分重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讲话,给予他和艺术剧院以充分的创作自由和《青鸟》的首演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创作在欧洲和美国的戏剧界引起极大的兴趣。1908年3月9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给谢·阿·安德烈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到我们这里来观看首演的,有梅特林克本人和来自欧洲、美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的经理和剧院业主。我焦急不安……绞尽脑汁,想避开那些困难和平淡无奇的地方,可这方面在梅特林克的新作中是如此之多。应当把梦幻剧变成美丽的童话剧,用概括的戏剧手段来描绘梦境。工作很艰巨,也颇乏味,因为它纯属外部的、演出技巧方面的。”
莫斯科艺术剧院于1908年9月30日举行《青鸟》一剧的首演。该剧导演——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列·安·苏列尔日茨基和伊·米·莫斯克文,美术设计——弗·叶·叶戈洛夫,作曲——伊·亚·萨茨。
1910年10月30日约热特·梅特林克‐勒勃兰观看了艺术剧院的《青鸟》。稍后,梅特林克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信道:“我的妻子从莫斯科回来,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欣喜若狂,她热泪盈眶,激动地向我诉说您根据我的简陋的长诗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具有独创性的奇迹。我原以为,在许多方面是由于您的努力,殊不知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您。面对我们时代最纯洁、最伟大的艺术家,我唯有深深地行礼致敬,从我内心所有一切美好意愿的深处感谢您”。(译自法语)
列·安·苏列尔日茨基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场面调度和导演计划排演的《青鸟》,1911年在巴黎莱让剧院上演。参加演出工作的有弗·叶·叶戈洛夫和叶·鲍·瓦赫坦戈夫(作为苏列尔日茨基的助手)。
《青鸟》一剧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具有优秀演出水平的导演作品之列。这个戏至今仍然是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演出达一千五百场次以上。
莫斯科艺术剧院博物馆存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话手稿的全文,标题是:“给剧团读莫里斯·梅特林克先生的剧本《青鸟》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先生的讲话”(第1094—1号)。原文刊登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书的第2卷(1905—1913)上,《脚灯和生活》杂志出版社,莫斯科,1914。
据《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书的原文,参照手稿校对后刊印。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里还存有未加标题的原始手稿(或许是该讲话稿的异文),是以下列字样开始的:“近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即将着手进行未来的演剧季的演出和研究剧本的准备工作。”(第1094—3号)
各种有趣的异文已列入注释。
〔1〕“绝不能靠演员的美貌,她们的华丽服饰和金碧辉煌的布景取胜。这一切已司空见惯并被视为游艺场的手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草稿中写道,“剧场性已丧失其魅力和作用。需要的是某种不同的、新颖的手法,以便能迅速抓住观众,迫使他在剧场里有所感受并进行思索。
“……但愿导演在一开幕时就能做到这一点。他要立刻使疲劳的观众振奋起来,然后让演员来使他们发生兴趣,让作者来吸引住他们,我们大家一道来强迫这些资产者坐着看完整出戏,让他们回到家里在茶余饭后同妻子们去争论那些崇高的思想和优美的形式吧。唯独不能要‘剧场性’。一旦有它的存在,一切都毁了,因为人们会把这个戏当作普通的儿童梦幻剧,谁也不会去考虑其中蕴藏的广博的思想”。(第1094—3号)
〔2〕在那份主要的手稿上,这里有下列一段文字,它们没有包括在《脚灯和生活》杂志出版社业已发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讲话中:
“剧院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剧场性。
我请求你们以最坚决的手段同它作斗争。
剧场性带来的是庸俗,它破坏和谐。
剧场性不再对观众起作用。
打倒剧场性!
和谐万岁!”
〔3〕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手稿的异文中有如下的补充:“无论是火光、烟雾,还是从地板里生长出来遮住整个舞台的鲜花、摇晃的树枝,都不能使我们感觉惊奇。所有这些用烂了的效果只能给演出增加剧场性,从而夺去它的严肃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摒弃了通常梦幻剧中的老一套手法,力求采用新的舞台手段来表达儿童的天真,童话的境界和离奇性。他断言道:“孩子们的幻想是善变的、意想不到的,可是作为一个戏剧舞台的机械师的幻想却是一成不变的,已是人们十分熟悉并早已料到的。”接着他又说:“记得吗,在上演《汉娜莉》时,观众被意外的、不寻常的剧场特技弄得莫明其妙。观众对这一切简直信以为真,听任其错觉的摆布。”
〔4〕梅特林克认为,《青鸟》的许多角色的扮演者,包括贴贴儿和弥贴儿,部应当是儿童,而不是演员。此外,在“蔚蓝色的国度”(“未来之国”)一景里,依他的看法,应当由儿童来扮演那些尚未诞生的精灵。1911年在巴黎的莱让剧院公演的《青鸟》中,弥贴儿和尚未诞生的精灵等角色均由儿童们扮演。在伦敦,有五十名儿童参加《青鸟》的演出。(参见《戏剧》杂志,巴黎,1910年,第279期,第18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决不容许儿童参加《青鸟》的演出,这不仅是从美学的而且从伦理的观点来考虑,他认为让儿童“在剧院坚持到夜晚十二点,是不道德的”。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贴贴儿和弥贴儿这两个角色由索·瓦·哈柳季娜和阿·格·柯奥年扮演。稍后,1916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给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一封信中曾提出过一个想法:是否可以由侏儒来扮演这些角色,但没有付诸实现。
〔5〕“……舞台指示的要点,对于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逐字逐句地照办也无必要,因为作者常侵犯导演的领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初稿中写道。“我要对他(指梅特林克——原编者注)说,他固然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在服装,布景和舞台机械方面是缺乏经验的。我能体会到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同时我也知道,他所选择的舞台手段是达不到他所预期的效果的”。(第1094—3号)
尽管梅特林克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谈话中全然同意他的意见,接受艺术剧院将他的剧本从梦幻剧改为童话剧的全部革新,但他本人在巴黎排演《青鸟》时,仍坚持运用艺术剧院所排斥的梦幻剧的手法。关于这一情况,苏列尔日茨基于1911年2月21日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中曾详尽地谈到。
〔6〕按照梅特林克的舞台指示,面包应着“巴沙穿的华丽的服装。一种用金线缝制的红绸或丝绒的宽袍。头缠一条大头巾,佩带腰刀”。糖穿的是“丝绸大袍,与太监的服装相似,半蓝半白,有如糖塔的包纸。头饰亦如太监”等等。
“不久前我的侄儿,一个伶俐的十岁男孩。对梅特林克这位服装师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裁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讲话稿中曾这样写道,但这一段文字没有包括进最后稿本中去,“我讲给他听《青鸟》的内容,叫他画一个面包人。他画了一个人,大肚皮,又给他添了两只胳臂,类似我们俄罗斯的‘锁形面包’,脑袋画得像个环形面包。
“‘应当给他穿件衣服,’我说。
“‘干吗?’小男孩问,‘面包什么时候穿过衣服来着?’
“我提出要他画一个土耳其面包人。
“为了表示非常吃惊,小男孩用小手蒙住脸,好像很害臊的样子,然后他无力地仰躺下来。
“‘叔叔,’他以非凡的儿童的常理来说服我,‘难道面包是土耳其人吗?’
“最后他终于同意用餐巾,看来像是毛巾,把面包的头缠起来。
“当然,我们没有采纳他的主意,但也不能拒绝孩子的逻辑。
“不瞒您说,拜读作者的舞台指示时,我感到束手无策。”
〔7〕“也应该为《青鸟》找到一种特技,使之能简化变换的机械设备和复杂的演出布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手稿的异文中写道。
“我有一个办法,能使观众如堕五里雾中,迫使他们真正相信舞台上的幻境……布景应当是意想不到的,”他接着写道,“假若整个舞台,犹如上演绚丽夺目的舞台剧那样摆满平台、侧幕、辅助布景,那么这出戏必然是冗长而过分庞大的。这个戏应宛如梦境一般飘逝过去……”
这个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忙于寻求新的舞台表现手段和演出布景手法。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艺术生活》的《黑丝绒》一章中有过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