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安·巴·契诃夫纪念碑的揭幕式

年7月12日（25日）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赋予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契诃夫纪念碑——外国为俄国作家树立的第一座纪念碑——揭幕式这一事实以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原打算将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原文归入他的随笔，对巴登威勒纪念契诃夫的盛会作详尽的描绘，并将随笔付印。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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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安·巴·契诃夫纪念碑的揭幕式》这篇手稿是在1908年7月写于洪堡。

据手稿（第1087—1号）初次发表。

〔1〕维，谢阿洛列夫克斯谢基·尼古拉耶维奇（1843—1918），文学史家，教授，院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的兄弟。

〔2〕，鲍彼鲍得雷·金德米特里耶维奇（1836—1921），作家，著有大量中篇、长篇小说，剧本和有关文艺问题的论文。

1901年鲍鲍雷金在《欧罗巴信使》杂志上刊登了中篇小说《同班同学》。安·巴·契诃夫于1901年1月7日给奥·列·克尼佩尔写信道：“小说很糟糕，枯燥无味，但有趣的是，其中描写了艺术剧院并称赞了玛·彼·李琳娜……还谈到《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全集第19卷，第14页）。鲍鲍雷金和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后者曾不止一次向他请教过有关上演剧目的问题。

〔3〕，埃赫德勒米特里阿多里福维奇，俄国驻巴登宫廷的公使（代办）。埃赫勒被委任主持契诃夫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同时将纪念碑移交给地方当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会见埃赫勒是在1906年，正值莫斯科艺术剧院在国外巡回演出的时候。

〔4〕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里还存有用德语刊印的“契诃夫纪念会”（“Tsche‐choff—Feiefr”）程序单和用俄语石拓的程序单，上面写有：“7月12日（25日）星期六于巴登威勒举行契诃夫纪念碑揭幕式。上午10点45分在公园的纪念碑旁召开追悼会。纪念碑移交大公政权。”

接着是日场和晚场音乐会的节目，有格林卡、柴可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阿连斯基、塔涅耶夫、达维多夫和其他音乐家的作品。晚场音乐会的结尾还用德语演出了安·巴·契诃夫的剧本《蠢货》。

〔5〕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里没有发现埃赫勒的演讲稿（巴登政府的代表费连巴赫的演讲稿亦未发现）。

〔6〕1908年7月18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写给阿·尼·维谢洛夫斯基的信中，对他寄来的在契诃夫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讲内容提要表示感谢。

〔7〕彼·德·鲍鲍雷金的演讲主要内容已写入《在巴登威勒》一文，刊载于1908年7月23日的《俄罗斯言论报》（1910年该文被收入回忆安·巴·契诃夫的文集，再次刊印），现援引如下：

“我以自己不长的发言奉献给生不逢时的诗人，并借问：契诃夫若能活至1905年所爆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他将怎样看待俄国社会的新生力量呢？他们是如此突然地，好似在魔杖的感召下，刹那间一涌而出，从而接替了那些社会的失败者那些被时代所淘汰的各阶级的庸夫俗子、神经衰弱患者和无病呻吟者。

“他固然有些消沉，但他始终相信会诞生另一些人，另一个时代。而他，对于朝气蓬勃、充满着热烈希望的人，当然是持有好感的。

“然而，倘若他活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时刻，看到在反动时期趾高气扬的那一切又暂时占据上风，他会深感痛心的。”（《论契诃夫。回忆和论文》，莫斯科，1910，第328页）

〔8〕1908年7月15日（28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洪堡寄给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中，描写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契诃夫纪念会时报道说，纪念碑揭幕式上阿·尼·维谢洛夫斯基作了冗长而枯燥的讲演，鲍鲍雷金的演说生动、热情，像一篇讽刺杂文。接着他写道：“真可怕！我不得不讲活，并且作了长篇发言，不知为什么怎么也停不下来（居然是在阿哈林娜不在场的情况下！！！(62)）”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档案里存有在巴登威勒举行的纪念碑揭幕式上他的演讲的三种异文：1﹒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的演讲的最初的草稿。2﹒誊清的全文，系用钢笔誊写在两页纸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它们粘贴在一个记事簿里，这里还存有给约热特·勒勃兰和柳涅‐波的信件底稿和其他于1908年夏所作的笔记（第774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该文所加标题是：《1908年7月12日（25日）。巴登威勒。在安·巴·契诃夫纪念碑揭幕式上的演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讲稿的个别字和用语下划了线，大概是为了在读稿时加强语气。3﹒演讲词在最后定稿时，有小小的补充和修辞方面的改动，此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供发表用的手稿，题为《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安·巴·契诃夫纪念碑的揭幕式》。

〔9〕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为把契诃夫纪念碑的青铜用于军事目的，因而毁掉了它。

〔10〕，日罗瓦戈曼·瓦西里耶维奇，业余小提琴手，稀有乐器的收藏家，猎人俱乐部和莫斯科音乐协会的会员。

〔11〕“在这里给我治病的是一个聪明、博学的好医生，即Schw9hrer（斯威列尔）博士，他同我们莫斯科的日瓦戈结了婚，”契诃夫于1904年6月12日（25日）自巴登威勒给弗·米·索鲍列夫斯基写信这样说。（全集第20卷，莫斯科，1951，第297页）

〔1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08年7月15日（28日）给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信中报导了在巴登威勒举行的契诃夫纪念会的下一步程序：白天在公园举行演奏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晚上8点半钟在文化宫举行“纪念契诃夫音乐会”。“参加者有莫斯科的阿斯佩尔格尔（大提琴）、日瓦戈（小提琴）；一位来自美国的出类拔萃的钢琴家〔克·柳勃涅尔教授〕；一位非凡的女歌唱家（贝·拉乌尔‐科特拉尔，来自斯特拉斯堡），虽然是德国人，却演唱了柴可夫斯基和达维多夫的作品。还有三重唱，重唱，四重唱。第二部分是当地的剧团用德语演出《蠢货》（着俄罗斯式的红衬衫），演得很卖力，也很幼稚”。

〔1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和《俄罗斯言论报》的柏林记者谈话时所援引的以下一件事，足以说明外国人对待契诃夫的态度：“在举行纪念碑揭幕式的那天晚上，他的影子始终萦绕着艺术剧院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尼佩尔‐契诃娃，还有其他几个人决定到他的身边去坐一坐。走近纪念碑，他们发现那里有一群外国人，正在轻声地谈论着什么。其中有瑞士人、美国人和德国人。突然，有位年老的瑞士人认出克尼佩尔女士是契诃夫的妻子，便走到她面前，含着眼泪吻她的手，为她丧失亲爱的人而宽慰她。他滔滔不绝地谈到契诃夫创作的巨大意义，它对欧洲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以及已故作家为后代所遗留的取之不尽的美和艺术的源泉。

英国人向克尼佩尔女士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对他们说来，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名字也是十分亲切的。这个偶然事件发生在作家极为陌生的国家，正说明已故契诃夫创作的影响。”（《俄罗斯言论》190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