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得自己的好评

《斯切潘奇科沃村》

第二年年初，猎人俱乐部在沃兹德维仁卡租到一所漂亮的房子（过去是莫斯科市议会所在地），并着手进行修缮。俱乐部新会址竣工后，我们恢复了为它的会员们举办的每周一次的定期演出；这替我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而为了求得精神上畅快，我们决定按照《教育的果实》的例子，上演一些能够显示出我们艺术成就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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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定了由我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斯切潘奇科活村及其居民》改编的剧本，来进行这样的演出〔90〕。我决心要把它搬上舞台，特别是因为这位已故作家的夫人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开头并没有想把这个题材写成中篇小说，而是想把它写成剧本的，后来由于在舞台上演出和取得检查机关批准会有重重困难，而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又需款救急，所以才打消了写剧本的念头。我的改编剧本也被检查机关禁止上演。后来，听从有经验人士的劝告，我把剧中人的名字改变了，把浮玛·奥匹斯金改成浮玛·奥普列夫金，把奥布诺斯柯夫改成奥特列皮耶夫，把密金契科夫改成巴里契科夫等。这样改了一改以后，剧本终于被检查机关通过了，几乎没有什么删节。

叔叔一角和《斯切潘奇科沃村》全剧对于作为演员的我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这是因为在一个演员的剧目中，在他扮演过的许多角色当中，有一些角色早已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创造好了。一旦接触到这样的角色，它就会活跃起来，而不必经历创作的痛苦，不必经过探索，也几乎不必再去做一番技术上的工作了。这是因为内心材料和这些材料的形成过程，由于机缘和巧合，已经由生活本身事先准备好了。角色和形象已经由天性本身有机地创造好了。它们必须是这样，不可能是别样。要去分析它们，就跟分析自己的心灵同样困难。

《斯切潘奇科沃村》中的叔叔一角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角色。我和它已经自然地完全融合为一了，彼此的观点、思想、愿望都一样。当有人对我说他是天真的、有点愚蠢的人，说他终日无事自扰时，我并不觉得如此。照我看，使剧中人叔叔激动的那一切，从人的尊严这一观点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相反，当我演这角色时，我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一个老头子——竟爱上了一位少女！我和她难道是一对吗！有人说，浮玛是个骗子手。但既然他真的关心我，夜夜祈祷，既然他是为我好而教育我，他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有人问：为什么我不把浮玛赶走？然而，没有他，难道我能对付得了那些老太婆、食客和好吃懒做的人们？他们会把我吃掉的！有人说，在剧本的结尾部分，叔叔身上狮子般的脾气发作了。但我把这一点看得比较简单。他所做的是任何一个在恋爱的人都能做出来的。深入了剧本的生活以后，我除了叔叔自己选择的那条出路以外，再看不到别的出路了。总之，在剧本生活范围之内，我已变成和他一样了。要很好地去理解这个对演员很有魔力的字眼：“变成”。果戈理说过：“去摹仿和抓住步态和动作”，赋予“角色以外衣和躯体”，这是第二流演员都能够做到的，但要“抓住角色的心灵”，变艺成术形象，那就只有真正有才能的演员才做得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我是有才能的，因为我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了变成叔叔，而在其他角色中却是或多或少地“摹仿”（抄袭、照搬）别人的或自己的形象。

能够体验到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在舞台上所应该感受到和做到的事情，哪怕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该是多么幸福啊！这种心境对演员说来就是幸福的乐园，我在这次演出中体验到了；既然已经体验到了，我就再也不愿意在艺术中跟其他任何东西妥协了。难道真就没有一种能使演员不是偶然地而是随心所欲地走进乐园的技术手段吗？唯有当技术能有这样的作为时，才能变我们演员的匠艺为真正的艺术。但究竟从哪里着手，又怎样去寻找这种技术手段赖以创立的基础呢？这不能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最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演这个角色的，我并不想去批评或赞美自己，但我却以获得了演员的真正幸福而感到愉快。这次公演不怎么卖座，没有使我们增加什么收入，而我并未因此惶惑不安。

只有极少数几个人重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改编作品和我们的演出工作。

著名的小说家季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利哥罗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朋友和同辈，曾非常兴奋地跑到后台来，大声说，在《钦差大臣》上演以来，舞台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鲜明多彩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抓住了他的心，使他回想起某些往事，但我不准备提到这些事，因为格利哥罗维奇既然认为不应该把它公开，我也就没有权利这样做了。

我就是这样在《斯切潘奇科沃村》的演出中体验到一个真正的演员——创造者的真正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