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十年艺术活动的报告

艺术剧院十周年纪念日获得社会上广泛的响应。在1908年10月14日的庆祝会上，在许多人的祝贺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致了答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自己的答辞中说：“十年间你们乐于把你们的爱心和信赖赋予了艺术剧院……对俄国社会这种关怀，用语言表达感谢是不可能的——我没有那些语言……我写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十年艺术活动的报告，认为为了社会这种关怀，我们的责任是向你们汇报我们的十年艺术活动。”（《莫斯科之声》，1908年10月15日）然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十年的工作报告。报告的简要叙述曾在许多报刊发表。

报告的原文（有删节）曾在《文学与艺术》（1943年8月7日）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演说、谈话、书信集》（莫斯科，1953）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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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按照手稿（第1098／1号）刊印。

在手稿中有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用铅笔作的修改，修改是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考虑过的。这次出版改正了前次发表时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正文中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删去的个别片断已收入注释中，一些有争议的地方，即经作者删掉后又用铅笔作上记号表示要恢复的地方，都加了括号。

〔1〕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定稿时删去的原文如下：“由我作纯粹艺术部门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以及它的成果是取决于四个主要的条件，它们是：

（1）剧院诞生时给它提出的目标；

（2）精神上和形体上发展演员天性的规律；

（3）我们的工作在其中进行的剧院里已形成的内部生活条件；

（4）影响剧院艺术工作的外部条件。”

〔2〕下面在手稿中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删掉的原文是：“同时必须巧妙地掩饰自己缺乏经验，树立在剧团中的威信。对于演员们，这种课程不可能是徒劳的，从这里获得经验，因为精致的演员精神材料在领导人错误的迷恋之下往往受到强制。”

〔3〕报告的草稿材料中有以下的补充文字：

“当然我们不能够克服现代舞台建筑学的不完善和不可避免的舞台程式。我们安于小规模，限制自己的任务，尽可能使舞台程式少些，而不是多些。导演们努力尽可能更好更准确地执行这种外部的任务，因此在同粗俗的程式的斗争中大量运用一切小物件和细节，它们是在我们的支配下，一刻也不怀疑这些细节比重要的思想和契诃夫本人的使人神往的魅力更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况且契诃夫本人在自己的舞台指示中也并不惧怕这些程式。他写道：远处可听见谈话、唱歌、犬吠、看守人的唠叨、风声、琴音。当然，我们努力很好地自然地，而不是不好地程式地和剧场性地执行这一切舞台指示。”（第1098／2）

〔4〕我们加上尖括号的这段文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根据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铅笔记号删掉了。但是这里也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较晚后修改的痕迹，表明他想加以恢复。

〔5〕剧院在其活动的初年，上演了契诃夫一切主要的剧作：《海鸥》（1898年12月17日），《万尼亚舅舅》（1899年10月26日），《三姊妹》（1901年1月31日），《樱桃园》（1904年1月17日），《伊万诺夫》（1904年10月19日）和根据契诃夫短篇小说改编的晚会节目（1904年12月21日）。契诃夫的剧作确定了剧院在成立初年的面貌，深刻地影响了它后来的创作生活。

〔6〕易卜生的《斯多克芒医生》上演于1900年10月24日，《当我们死者醒来时》上演于1900年11月28日，《野鸭》上演于1901年9月19日；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在幻想中》上演于1901年12月21日；霍普特曼的《米加尔·克拉梅里》上演于1901年10月27日。

〔7〕高尔基的剧本《小市民》和《在底层》于1902年在艺术剧院上演（《小市民》——3月26日，《在底层》——12月18日）。

〔8〕往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改变了这个看法，例如在1913年10月联系到艺术剧院十五周年他说，高尔基是“以他的宣传”使剧院“感到亲切的。我们从中看见了演员的新的道路。”在《我的艺术生活》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高尔基称作艺术剧院社路会线政治的主要倡始者和奠基人，这个路线在艺术剧院历史上苏维埃时期的生活中成为了主导的路线。排演契诃夫和高尔基剧作的经验帮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识到演员创作的规律，这些规律在他所创立的“体系”中获得深刻的阐述。

〔9〕说的是1904—1905年“倒霉的”演剧季，在这期间演出了梅特林克的独幕剧，亚尔采夫的剧本（《修道院旁》）、纳依坚诺夫的剧本（《浪子》）、契利柯夫的剧本（《伊万·米伦内奇》）、易卜生的剧本（《群鬼》）以及契诃夫的《伊万诺夫》和根据他短篇小说改编的剧本（《凶犯》、《外科》、《军官普里希别耶夫》）。1905年10月演出了高尔基的剧本《太阳的孩子们》。

〔10〕这是指在波瓦尔斯卡娅讲习所。（见第631页注〔11〕）。

〔11〕在纸的背面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加的铅笔字：“在革命时期剧不需院要。”

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知道在革命的日子里戏剧是人民所需要的，必需的。在193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撰文时他写道，在国内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困难时期，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艺术，包括戏剧在内。“戏剧并没有毁灭。戏剧深入到我国的各个角落，”而且在外省小剧团“成为人民真正的财富。”（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演说、谈话、书信集》，第375页）

〔12〕格里勃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上演于1906年9月26日，易卜生的《布朗德》——1906年12月20日，汉姆森的《生活的戏剧》——1907年2月8日，纳依坚诺夫的《墙》——1907年4月2日，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1907年10月10日，安德烈耶夫的《人之一生》——1907年12月12日，易卜生的《罗斯马庄》——1908年3月5日，梅特林克的《青鸟》——1908年9月30日。

〔13〕这段已被斯坦尼斯拉夫新基删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剧院这个时期的工作成果和艺术剧院的“契诃夫时期”相比较，是就这方面而言，即1906—1908年对他来说是建立那确定了艺术中的“正确道路”的“体系”的开始，正像在艺术剧院创立的初年，契诃夫的剧作曾帮助剧院革新了过时的传统，并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就艺术的积社会的成果而言，艺术剧院演出契诃夫的剧本的巨大成就当然不能和这后来的时期的成果作任何比较，这时期演出了两个在思想上有缺陷的剧本：《生活的戏剧》和《人之一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

〔14〕我们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手稿的最后稿本上删去的一段文字引载如下：“谈成果还为时过早，它们也不能早几年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艺术的专门问题中，《生活的戏剧》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为作者本人在剧中给剧院提出了几乎不能解决的课题。”

〔15〕《生活的戏剧》初演后几天，1907年2月15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维·弗·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写道：“我对一些尝试和探索的结果感到满意。它们向我们显示出了许多有趣的原则。”在往后的一封信中他指出：“现在已经可以更自由地谈论风格化，谈论情感的节奏以及正在诞生的那一切暂时还带有丑陋形式的新东西。这是正号。演员们懂得了不应当打瞌睡，而且似乎都醒来了。我自己逐一回忆两年间在奔波和探寻中收集起来的那一切，便看到任何重要的也没有发现。这是负号。”

后来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在《生活的戏剧》演出之后，我的心情异常沮丧。我先前所做的实验工作本来有可能把我引上新艺术的正确道路的，可是如今看起来都毫无结果了，我又走进了死胡同，找不到出路。”（全集第1卷，第310页，中译本323页）

〔16〕我们引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手稿的最后稿本上删去的如下一段文字：“如果观众知道这有多么可怕和困难就好了：整幕戏几乎没有动作地坐着，努力依靠不明确的思想和抽象的感情来生活，借此支持气质的毅力和上千人群的注意。”

〔17〕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时期从事的是“在创作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作一系列准备性的试验和研究”，这已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诞生所证实。

1908年5月5日给维·弗·科特利亚列夫斯卡娅的信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他“已忽然发现一些新原则的痕迹。这些原则能够转变演员创作的全部心理学。我每天拿自己做试验。也拿别人做试验，经常获得极有趣的成果。我最入迷的是情感的节奏，激情记忆的发展和创作的心理生理学……似乎剧团嗅到了新东西，就不再嘲笑探索，而且很注意听我的话。”

其有表征意义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艺术剧院十周年在自己的总结中承认，“体系”的进一步提高要求回到“普通的和现实的舞台作品的形式上来”，因为最初的实验的经验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深刻的现实主义方法运用到“抽象的”、象征的《生活的戏剧》和《人之一生》这类作品上，就没有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18〕建立真正大众的人民剧院的思想，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意的中心是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引证刊载于1908年《戏剧》杂志第294期的谈话片断如下：

“在总结我作为演员和导演的十年工作的时候，我想谈谈那个很久以来就使我不安的现在已深入我的身心而且一心向往的想法。

“这就是幻想建立大众的人民剧院……”

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在艺术剧院十周年纪念会上致闭幕词时，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样，也呼吁建立大众剧院。“现在我们的幻想完全向往着扩大我们的事业，即我们迄今没敢认真加以考虑的事业：建立真正人民的、真正大众的剧院——我们为此而期待着社会的支援。”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这样说。（见柳·古列维奇：《艺术剧院纪念日》，载《言论》报，1908年10月16日）

艺术剧院创始人要建立人民剧院的这些呼吁在革命前时期的条件下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

〔19〕这段是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删去的。我们根据作者表示要恢复此段所作的铅笔记号给它加上尖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