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关于戏剧评论的札记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活动从最初的阶段起就遭到反动报刊的无情攻击，从而使剧院的工作大为复杂化了。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献档案材料中，在他的20世纪初年的书信、笔记本和手稿中，时常可以读到他论述现代戏剧评论界令人不满的状况，他们的倾向性和局限性，以及他们竭力想贬低艺术剧院在创作上的探索而使之威信扫地的企图。这一章所包括的大部分材料是1909年所写，除第一段外，均为初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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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稿上没有标题和日期（第1100／1号）。第一部分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稍作修订后发表于《谈谈评论和评论家》的文集，（《曙光》出版社，莫斯科，第134—135页），该稿全文曾发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讲演、谈话、书信集》一书。（第216—217页）

据在《谈谈评论和评论家》文集中发表的修改稿刊印。

〔2〕以下原文没有在《谈谈评论和评论家》文集中发表过，据手稿刊印。

〔3〕这里发表的以“评论”为题的四份草稿，是1909年上半年所写。（第545号，第81和88页）

〔4〕作为对契诃夫的创作进行片面而偏颇的阐释的例子，可以举出那些就1901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初次上演的《三姊妹》所作的批评反应。多数评论家都指出契诃夫创作的“悲观主义”，他们写道，剧中那种“绝望的、看不到一线光明的沮丧情绪”（《每日新闻》），“消沉的、走投无路的忧愁”（《净土》）压倒了一切，契诃夫描写的是腐朽的社会和他个人的情绪——“一种潜伏很深的、无望的，顽固的悲观主义”（《新时代》）。反动报刊中最有代表性的评语系刊登在《公民》上的一篇文章里，文中竟把对契诃夫创作的片面而偏激的评价和“病态”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似乎这个特点是契诃夫本人和他的创作方法所固有的。（关于这一点，见谢·巴鲁哈蒂所著《剧作家契诃夫》，列宁格勒，1936，第188—197页）

〔5〕据1907—1908年演剧季时所写的手稿发表，标题是：《就演员和报刊的关系答记者问》。（第773号，第31、32页）

〔6〕在1899—1902年的笔记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报刊的态度真是岂有此理，演员成年累月地酝酿角色和戏，可是对他们的评判（正如爱弗罗斯在《克拉梅里》中所写），在演出后马上有人一挥而就，登在走廊的墙报上。”（第627号，第40页）

〔7〕发表的两份手稿是1909年所写。第一份的标题是《评论》，第二份标题是《演员本人的心理状态》。（第545号，第73、106页）

〔8〕据写在另一页纸上的手稿发表，没有标题和日期。（第1096号）

〔9〕发表的是1909年上半年所写的几份手稿（第545号，第80、81页）。第一份的标题是《评论》；最后一份的标题是《评论家不会看戏，他们的眼睛是迟钝的》。

〔10〕尼·瓦·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于1908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弗·费·格利布宁演奥西布一角。

，库兹斯涅杰佐潘夫·列昂尼多维奇（1879—1932），后来是著名的外省演员，自1925年成为小剧院的演员，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自1908至1910年在艺术剧院工作，扮演过八个角色。在《钦差大臣》，中扮演赫列斯达科夫的B角。他初次饰演该角是在1909年2月22日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二十八场演出《钦差大臣》的时候。

在《俄罗斯言论报》刊登的一篇题为《〈钦差大臣〉的第二十九场演出》的剧评中，看过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首演和1909年2月26日演出的谢尔盖·马蒙托夫写道：“第一次观剧时，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几乎都很别扭，评论界简直要控告艺术家们，现在这种感觉消失了。在首演的紧张气氛中曾被抹掉的演出的细节表达出来了，从演员道白中能听出最细微和机智的音调差别，导演方面的一切不足和过分之处也排除了。在另一些演员里我首先要提出的是，扮演奥西布的格利布宁。12月18日那天他演得多么单调和乏味啊，可昨天他又是多么机智和有趣啊……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在首演时所看到的同一个演员所扮演的。”

〔11〕费·伊·夏里亚宾初次扮演阿·拜托的歌剧《梅菲斯特》的主角是1901年在米兰。1907年他在纽约扮演此角时获得极大的成功。

〔12〕关于克隆涅克的这个片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新修改后曾用于《我的艺术生活》一书（见全集第1卷，第130页，中译本第154页），还发表在本卷的《天才》这篇草稿中。

〔13〕据写在另一页纸上的手稿发表，没有标题和日期。（第1458号）

稿子的背面，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附笔：“如果对库格里来说，虚假就是真实，丑就是美，那就只好随他去了。”

〔14〕契诃夫来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排练时，对后台生活的细枝末节以及剧院的技术都很感兴趣。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证明，他对舞台上真实的音响具有特殊的偏爱。”（见本卷第395页）

〔15〕发表的手稿是写在笔记本上的，标题是《观众和报刊》（第545号，第157和160页）。对照该笔记本中的其他笔录，确定日期为1910年10月。

〔16〕据写在另一页纸上的手稿发表，没有日期和标题。同其他材料一起保存在活页夹中。（第1488号，第51页）

〔17〕，库亚格历里山大·拉法伊洛维奇（1863—1928），戏剧评论家和政论家，笔名“荷莫·诺沃斯”（Homo Novus），是《戏剧和艺术》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著有《剧院的建立》、《剧坛肖像》、《俄罗斯剧作家》、《瓦·卡恰洛夫》等一系列书。

库格里以争取“演员的自由”为名同“导演的剧院”作斗争时，在艺术中采取的是保守的立场。他极端敌视莫斯科艺术剧院，只看到它的“梅宁根剧团作风”和“自然主义”、“以生活奴役戏剧”，故而不能领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革新和他在演员创作领域中的发现，库格里的解释是怀有成见的，错误的。

1901年3月1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到彼得堡巡回演出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给谢·瓦·弗列洛夫的信中写道：“在《圣彼得堡报》和《戏剧和艺术》杂志上，库格里不是在写文章，是在粗野地谩骂。”在这封信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当莫斯科艺术剧院演毕谢幕时，库格里和贝利亚耶夫示威地站到第一排去，演员一出场，他们便转过身去，背对舞台，做着各种鬼脸并大声地用不堪入耳的话辱骂我们，这种行为使彼得堡的观众极为气愤。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献档案材料和信件中，有一系列论述是谴责库格里在艺术中的立场和他的极不客观的、不公正的评论方法。

，爱尼弗吉罗拉斯·叶菲莫维奇（1867—1923），记者，戏剧评论家和戏剧史家。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海鸥》（1898）之后，他便成为契诃夫戏剧和莫斯科艺术剧院艺术的热烈拥护者。后来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史学家，著有《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1923）》一书，及论述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契诃夫戏剧和《在底层》等专著。尼·叶·爱弗罗斯还写了关于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18）、瓦·伊·卡恰洛夫（1919）以及关于小剧院卓越演员的许多专论。

把爱弗罗斯同库格里相提并论，是极不恰当的。关于这一点爱弗罗斯的剧评可资证明。他在文章里中肯地告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剧院，不要过分迷恋于生活琐事和历史细节，20世纪初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系列演出中，在这方面都有所表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个人和爱弗罗斯的接近是在1911年，当他们两人同在圣吕奈尔休养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回忆爱弗罗斯时说：“我明白，他的那些文章不是用无情的笔调写的。相反的，这些文章洋溢着真正的深情厚望，告诫人们甚而整个机构不要走上危险的道路。”

〔18〕据写于1908年上半年的手稿发表，标题是《评论》。（第773号，第70页）

〔19〕据手稿发表，题为《论艺术中的三种流派》，该稿是同其他材料一起写在1909年末的笔记本上的。（第545页，第116页）

〔20〕除《海鸥》于1905年后演过63场而未包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上演剧目中，契诃夫其他剧本的演出多年来没有离开过艺术剧院的舞台。1901至1923年期间，《三姊妹》演出297场；1899至1928年，《万尼亚舅舅》演出322场；1904至1950年，《樱桃园》演出1209场。

〔21〕发表的是两份属于1910年的手稿，第一份手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标题为《谈话》。（第545号，第168、169页，第170—173页）

〔2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的是亚·巴连斯基饰演的以下角色：古茨科夫的同名悲剧中的乌里耶尔·阿科斯塔，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培尼狄克，格里勃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中的法穆索夫和易卜生的《王位之争》一剧中的主教尼科拉斯。

〔23〕是科巴拉多·查柯梅蒂的剧本《褫夺公权终身》里的主要剧中人。这个角色是萨尔维尼、罗西和其他悲剧演员的剧目。

〔24〕发表的手稿的第一部分，写于1909年上半年，标题是《评论》。（第545号，第83页）